Wednesday, February 17, 2010

英瑪褒曼對鏡猜謎

  
           上回寫塔可夫斯基的《魯布烈夫》,提到他的電影筆記《雕刻時光》。他在書中雖然提及多位自己欣賞的導演,但最能惺惺相惜的,始終是瑞典導演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塔可夫斯基臨終拍攝《犧牲》時用的攝影師Sven Nykvist既是褒曼的老拍檔,拍攝地方更在瑞典東南。褒曼後來在訪問憶述,其時本來想過前往探訪,車程不過二十分鐘,但掙扎過後並未起行。結果二人終身不曾見面,只以電影來互通消息。 
  
        褒曼說他看《魯布烈夫》時雖然沒有字幕,卻一看難忘,印象極深。那麼,他那時一定不知道魯布烈夫有一整段獨白,其實出自《聖經》〈哥林多前書〉。當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一句,更是褒曼於1961年完成的作品名稱,中文譯名則似乎《對鏡猜謎》比《猶在鏡中》貼切,大陸的譯名《穿過黑暗的玻璃》就無謂多說了。 
  
        不知塔可夫斯基這參照屬有心無意,可能這也是一種對鏡猜謎。不過可以肯定,兩位導演懷抱相近,關心的幾乎就是最永恆的問題,例如生死與信仰,家庭和愛。這都與《對鏡猜謎》有關。主題雖然深廣,但電影拍來卻出奇簡單:一個海灘,四個演員。一間小屋,半艘破船。舉重若輕,這樣就開展了褒曼的「沉默三部曲」。 
  
        女主角卡蓮患有精神病,聽覺特佳,一開始已不時聽見雜音。故事就在卡蓮、她的小說家父親、看來持重的丈夫、步入成年的弟弟四人之間發展,全在一天之內完成。電影開始時,有水中倒影如鏡,所以我們看見了天空。莫非天國就在人間?何況褒曼的父親雖是虔誠牧師,他自己卻八歲已不信神,長大後彷彿就依靠電影和戲劇來思考出路。 
  
        電影由表面的和平開始,四人並排從海上歸來。然後步步進深,及於四人各自的關懷,也及於他們之間的張力,所以褒曼將《對鏡猜謎》類比為室內樂;如同一場弦樂四重奏,有高低起伏,也有節奏。我倒無端想起小時候的一道益智題目:一對父母帶同一子一女,需要划船到達河之彼岸。小艇一次只能容下二人,只有父母懂得划艇,但父親打女,母親打子,所以都不能單獨相處。問這古怪的家庭將要如何安排才能舉家過岸。 
  
        並非所有相遇都是幸福的。在電影裏頭,不論是關係曖昧的姐弟,還是若即若離的父女,還是一直有點爭鋒的父婿,還是總不能好好溝通的父子,彷彿聚合就是不安。來回往復,對白精微,例如女婿斥責父親自私時說的:“it’s always about you and yours”。配合Sven Nykvist的鏡頭運用,小屋空洞,天空蒼茫,種種面容的特寫尤其準確。直到雜音愈來愈大,卡蓮深信上帝一定就藏在閣樓。 

       那一段真精彩。家人因卡蓮病發而致電醫院,正有救護車前來把她接走。眾人收拾之際,卡蓮突然又聽見聲音召喚,走到閣樓,凝視著密室的木門,覺得上帝要在裏頭走出來了。然後,我們竟然聽見像戰爭或螺旋槳的聲音愈來愈大。密室的木門就在那刻緩緩打開——究竟是什麼?故弄玄虛,因為電影的由虛而實,兩個世界的互相穿插,真是無過於此了。回想起來,片初路上的鳥聲,真是卡蓮幻聽,還不過是弟弟一時沒有聽見? 

        看不清上帝,褒曼似乎便在猜種種關於如果的謎:如果沒有神,愛的源頭在哪裏?如果神是愛,如卡蓮一樣被愛包圍就是被神包圍?如果上帝默不作聲?到第三部曲《沉默》(The Silence),那沉默就更徹底了。所以《對鏡猜謎》結尾兒子的一句對白,更是語帶相關:“Papa spoke to me”。忽爾想起塔可夫斯基遲二十五年才拍成的《犧牲》,同樣以兒子的對白作結,引用了〈約翰福音〉首句,對象仍然是爸爸:“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hy is that, Papa?” 這是心氣相通,還是繼續猜謎? 
  
        褒曼的電影開闔之大,有時幾近「偶開天眼覻紅塵」,好像總能把人事看透,一說就說中要害,冷靜卻不失同情。有幸曾在後來知道是褒曼的出生地烏普薩拉(Uppsala)生活一年,對他電影裹頭的這種蒼茫,算是多了一些體會。 

      他晚年拍攝原為壓卷之作的《芬尼與亞歷山大》時特意重返的烏普薩拉,土地異常平曠,入目常常一半是天,一半是地;衣食無憂,人人都用上一半的人工交稅;一半人結婚以後還是離婚收場,雖然這也是他們少有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一半以上的時間算是秋冬,秋冬裏頭又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天昏地暗,黑得很絕望,連帶在冬天自殺的人也特別多,包括《冬日之光》(Winter Light)裏頭那個語默無常的男人。三四時日落,五時全黑就自然煮飯,六時已經吃完,晚上因而無比漫長。綰合Ingmar和Ingrid兩個褒曼的《秋日奏鳴曲》(Autumn Sonata),尤能曲盡長夜隱含的種種焦慮,所有給病黃的日光抑壓下去的心事,一下都在夜裏傾盆而出。早晨再來,世界已不再一樣。 
  
        或因如此,褒曼才會常常沉醉於夢,觀眾才會沉醉於他的電影。對了,這就是他在自傳The Magic Lantern說的:“When film is not a document, it is dream”。



《信報》二0一0年二月四日

Tuesday, February 16, 2010

從沙林傑到訃文

沙林傑(J. D. Salinger)早前以高壽辭世,這個隱世到幾乎已給忘卻的美國作家才再以新聞和訃文的形式出現。說來慚愧,只讀過他《麥田捕手》一本,倒是想起因為這書才學會旁岔離題的 “Digression”一字,碰巧之前又讀到紐約客專欄作家蘭尼(Anthony Lane)的舊文結集 Nobody’s Perfect,其中有篇專論訃文,很好看,題目就叫做 “Obituaries”。

The Catcher In the Rye是以前一個新加坡朋友借給我看的,讀了近半才突然發現就是早有所聞的《麥田捕手》。原來與農耕、棒球或〈麥田群鴉〉都無關。最深刻的,一是結冰的湖,一是兩個樣子同等醜陋的女孩,心裏卻暗想不能跟對方相像。(I thought the two ugly ones, Marty and Laverne, were sisters, but they got very insulted when I asked them. You could tell neither one of them wanted to look like the other one)間歇會記錯出走的主角Holden Caulfield死了,原來沒有。他結果可能還是要回校上學。所以我們三十年前有約翰連儂的訃文,今年有沙林傑的訃文,卻永遠沒有Caulfield的訃文。

等待死亡可能是訃文作者工作的一部份。在〈訃文〉,蘭尼憶述在報館工作時聽見的匆匆數語,即見訃文作者那種近於職業病的不懷好意: 
“Pity. Anyone else? Obituaries?” A brief pause. “Well, the bad news is that Mother Teresa’s getting better.” “What? But you said…” 
這或許誇張。但除了這灰暗的一面,訃文也可快樂地處理死亡。例如英國摔角手Sir Atholl Oakeley下面這則訃文,就回溯他因曾被欺負而學習摔角,又因牛奶和誤會而成了厲害的摔角手,讀來令人莞爾一笑:
“He started wrestling seriously after being beaten up by a gang of louts and built up his body by drinking eleven pints of milk a day for three years. This regimen had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giant wrestler Hackenschmidt, who later told Oakeley that the quantity of milk prescribed had been a misprint.” 很想知道那個十一,本來是七還不過是一。

大人物大作者,通常是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那不是不好,不過奇聞軼事有時會令這些大人物親近一點,雖然他們比我們厲害,但我們都是人。正因為我們都是人,所以更顯得他們厲害,因為我們總是忘記他們不是一出生就與別不同。蘭尼說得真好:“There is something comic about great lives, but the comedy does not diminish them; on the contrary, we are the ones who feel small.”這大小之辯也有趣:沒有可以拿來嘲笑的大鵬,斥鴳或者就成不了斥鴳。而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有限,大鵬是大鵬,斥鴳是斥鴳,應該也是種安份守己,在一生中做到已不容易。

蘭尼的文章引用艾略特《荒原》的詩句收結,連帶問了個有趣的問題:一篇訃文,可以充滿事實,但出來的結果卻是一堆大話嗎?帶著這個問題,晚上上網看了幾篇沙林傑的訃文,知道了更多沙林傑的故事,同時愈覺疑幻疑真。還是用蘭尼在“Obituaries”的最後一句,送給生活會更清靜的沙林傑: “May he rest in peace.” 



《信報》二0一0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