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會可能緣於不理解，同時令理解愈不可能。有時見人談及愛爾蘭作家喬哀斯(James Joyce)，一不小心就會稱頌他那磚頭厚的《尤利西斯》，然後每每以其艱澀難懂又或自己沒有讀完而嗟嘆。久而久之，喬哀斯彷彿就是一個寫了些無人明白、卻又異常重要的作家；總之很重要。這種誤會是可惜的。喬哀斯不能跟難懂畫上等號，因他最少寫過不太難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相當動人。
幾乎是一百年前的書了。喬哀斯是都柏林人，跟故事裡的都柏林人一樣，都活在一個壓抑的環境裡頭。那既牽涉天主教教會的嚴苛，也關乎英國的殖民統治與本土熾熱的民族情緒，還要綰連生活本身的苦悶。上班的想抗工，上學的想逃學，戀愛的想私奔，誰都捱不住麻痺滯悶的都柏林。例如〈阿拉比〉(Araby)的起首幾句寫窮巷環境，就接連用上blind，quiet，uninhabited，detached等字，一片孤絶。唯一的出口，便只有放學時，學校終於讓學生自由。
阿拉比是故事裡頭那個遙遠市集的名稱。一年冬天，故事裡的小男孩喜歡了一個女孩，想在周末到阿拉比給她買點東西。沒有金錢，只好等候家人發落。思緒起落了大半天，天都黑了，卻只聽見叔叔醉酒回來的聲音，顯然是忘記了先前無心的許諾。好不容易拿到錢，一個人在途上，世界很黑，人很疏落，但他腦海中就只有阿拉比。幾經折騰，抵達時許多店舖業已關門，碰見的大人都在說些沒靈魂的話。然後，又一盞燈熄滅了。漆黑中，男孩終於發現自己的虛妄：“Gazing up into the darkness I saw myself as a creature driven and derided by vanity; and my eyes burned with anguish and anger”。苦痛而憤怒，成長就是對於生命的發現：自己原來是如此義無反顧地戇居。但回頭想想，沒有承擔就沒有成長。最少他有真切想做的事情，讓慾望如花綻放，真誠，美麗。
喬哀斯的筆觸有時要比愛爾蘭的冬天更冷，似乎非如此便無法把握時代的陰鬱。〈一對一〉(Counterparts)講一個事事不如意的文員，在公司被上司責駡，到酒吧又被羞辱。到他終於回家，喬哀斯只以一句就濃縮了他與太太的關係："His wife was a little sharp-faced woman who bullied her husband when he was sober and was bullied by him when he was drunk"。這是看穿塵世的冷峻。真要歸納，這對夫婦餘下的還不過是這組醉與醒、欺壓與被虐的關係。如此一來，緊接看來平白的一句便更絕望："They have five children."究竟誰比誰不幸呢？難怪故事要以虐兒結束，彷彿連不幸都可遺傳。
到了壓卷的〈死者〉(The Dead)，那逃逸的衝動即更強烈。在衣冠楚楚的新年宴會中，主角總是格格不入，簡單如準備席間的一段演說，他也再三猶疑，從簡固嫌普通，從雅引詩又懼人不識，恐怕親友還會以為他在炫耀學歷，總之渾身不自在。但他就是與別不同，譬如他不覺得一定就要擁抱愛爾蘭。別人追問得兇了，他甚至衝口而出："I’m sick of my country, sick of it!" 所以他渴望離開，如同二十歲打後便再沒返回愛爾蘭的喬哀斯，雖然他畢生都只在寫愛爾蘭。
《都伯林人》讓我想起去年一次讀書組的經驗。幾個朋友讀的雖然是南轅北轍的東西，但還是輪流分享，各盡所長。最後輪到我講文學，才發現原來正在背負整個學科，而且責無旁貸，因為他們身邊就只有我讀文學。講得糟糕的後果，就是他們可能會以為文學就是如此糟糕。結果我選的便是令人安心的《都伯林人》。
厲害的人卻能跨越界別，打通知識的藩籬，幫人解除誤會。英國作家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便是一例。有人天生的才具在其原創能力，有的則在於複述。狄波頓去年又出書講工作、講機場，十幾年前出道不久，則寫過法國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他那綿長到據說只有在獄中才能讀完的《追憶似水年華》。
狄波頓則試圖讓普魯斯特可親一點。書題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很聰明，「普魯斯特」與「如何改變你的生命」並置，竟有蒙太奇的威力，打破小眾大眾、嚴肅通俗的區分，又好像有點戲謔。開篇首句「人類最熱衷的莫過於不快樂」，已為普魯斯特和人類描了個大概。然後，狄波頓做的便是一層一層的翻譯，將龐大的材料，化約成日常的問答，包括如何承受痛苦，如何快樂地戀愛，再以普魯斯特的生平和作品穿插其間，有情緻有實學，讓如我這些暫時不覺得有能力讀《追憶似水年華》的人，都有種退而求其次的滿足。固然比不上閱讀原書，但正如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法文原文，所以我們才需要翻譯。
有趣的是，狄波頓在書中提到普魯斯特曾與漂浮國外的喬哀斯相遇。那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巴黎。五十一歲的普魯斯特幾個月之後就要病逝了，剛完成整部《尤利西斯》的喬哀斯則剛好四十。但二人的對話說不上圓滿，只是一個接一個的「沒有」。喬哀斯聽過某某公爵嗎？「沒有」。普魯斯特讀過《尤利西斯》的某段嗎？「沒有」。現實教人遺憾，於是狄波頓別出心裁，為二人虛擬了一場更理想的對話。但最後還得歸結，正因為對話的局限，我們才有容讓人停頓、思考、無言、修改，僻靜安寧又總有餘裕的文學創作。
《明報》二０一０年十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