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承擔

    昨夜看美國導演馬力克(Terrence Malick)的《生命樹》，行雲流水，用宇宙之大的規模看一屋之內的小事，以地球的漫長歷史印證男孩一瞬即逝的成長。不見得人事就渺小不重要，也不見得成長遇見的挫敗、沮喪與愧疚就可輕視。果真如此，馬力克也不用把電影拍出來了。

晚上回家已是深夜，但思緒七零八落，閃著許多畫面，譬如是父親過分龐大的手，手上過分顯眼的指環。是這隻手一直緊握著男孩的後頸，如那指環，亦如緊箍咒，苦苦把人牽制。所以父親遠行時，大家才回復成完整的人，小孩終於歡樂狂奔。那頸後的緊握，也像父親對他多次的拍打，溫柔同時暴力，似近還遠。我也想起了在電影裡好像連繫著純美的腳掌，然後又想起了男孩的眼神，恍惚，猶疑，倔強，結果卻成了長大後在大廈出神回望時的茫然。好些流麗宏闊的畫面，如大海，如火山，如風吹草動，也讓我想起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電影，像他鏡頭下科威特那些給縱火的油田，南極的冰塊底層的另一海洋世界，法國南部山洞內最早的人類壁畫。

上網找了幾篇影評，老牌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的兩篇留在最後才看，因我推斷他的寫得最好，果然如此。雖然他對上一本著作還在教人如何老實用好電飯煲(The Pot and How to Use It: The Mystery and Romance of the Rice Cooker)，但明年七十的他，另一身份，其實是首位拿得普立茲評論奬的影評人，評論至今不輟。他寫的文章叫〈生命樹下的禱告〉(A Prayer Beneath the Tree of Life)，說《生命樹》像禱告，文章寫來亦像禱文。

電影背景設在五十年代，也就是馬力克與伊拔的童年，噩耗總從電報而來, 如同影片的開場。伊拔自言看《生命樹》時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馬力克看宇宙與人生的方法，竟與他若合符契：小時候，誰不會無端想起永恆和上帝等大問題？明明不知答案，我們卻會繼續追問。伊拔說，相對於宇宙這個上下四方與古往今來的結合，我們實在無法想像自己佔據的時和空之渺小，雖然我們總以為自己舉足輕重。所以有時能抽一抽身，調整一下比例，試圖明白自己在這宇宙的位置，也是件大好的事。

這位影評人由此而心生感慨：許多電影都在貶損我們，只顧刺激觀眾的感官，蔑視生命的價值。難得有如《生命樹》的電影讓我們還感受到生活經驗的奇妙，也就如同禱告，不為祈求什麼，而在感恩；像站在海邊、立在樹下、聞到花香、愛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在在把我們從無意義的生活規律中拉出來，感到自己的真實存在。

戲中那小鎮的場境，也讓伊拔憶起童年往事，然後每句均以 “I know”開始，讀來實在動人：我認得樹上掛著韆鞦的大草坪，我認得在夏日長開的窗戶，我認得大門永不上鎖的家庭，我認得屋前的門廊和搖椅，我認得表面都因裡頭的冰紅茶和檸檬水而不斷流汗的鋁杯，我認得那些野餐桌，我認得五十年代的車，我認得擁有無限精力不斷跑來跑去的小孩，我認得看著家人吵架的感覺，在黃昏裡隱形一樣站在草坪聽見從窗口游出的字句，我認得看著家人互相指罵的恐懼，因為世界的根基因此動搖...... 

這“I know”很豐富，除了認得，也是明白。什麼是藝術的感通？這就是了。《生命樹》的故事看似散亂，但因呈現眼前的是個如嬰孩腳掌一樣充滿紋理和細節的世界，所以就算沒有馬力克和伊拔的生活經歷，我們心裡也會有這樣的“I know”, 成長就是這樣的一回事。伊拔與馬力克投入了自己的生命去思考生命，倚仗的正是屬於自己的藝術媒界，前者是影像，後者是文字。那些玄妙的問題，如我們從何而來、世上為何有人不幸、為何總有把小孩頭髮燒焦的火災、為何有罪、為何人有欺善怕惡的特質、為何有那麼多東西我們不能明白、為何時間總是一去不返、為何情感表達總是如此困難等等，或許終無答案，但還有導演願意在人前思考這些問題，也是宏大的承擔，在這狹小輕浮的世界，尤其光芒四射。

說到宏大的承擔，實在不能不想起荷索。聽過他略帶德國口音的英語旁白，誰都忘不了他的聲線，沉雄、自信、不失幽默，總是帶著我們去思考更深刻的問題。看《生命樹》時想起荷索，除因個別的影像，還因電影與荷索的一貫關懷非常接近：人這個種類，究竟是些什麼來的，何以走到現在這地步？人類在這世界又佔有怎樣的位置？

荷索在去年的《忘夢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即走進了法國南部的山洞拍攝最早的人類壁畫。三萬年前的人類，為何要在山洞畫畫？他們發過怎樣的夢？後來從訪問得知，因為法國文化部長是荷索影迷，荷索才有機會走進平時並不開放的山洞。不是他用了半生來拍電影，他就成不了文化部長敬仰的導演，我們也就看不見那些壁畫了。在這意義下，電影都是為我們而拍的。我想起了荷索在拍攝《陸上行舟》時在日記寫的。Conquest of the Useless記他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如是寫道： 「我現在三十八歲，已經歷了全部事情。我的工作給了我所有東西，我的工作拿走我所有東西。」這樣虔誠為一己的志業和夢委身，大概只因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些人會發什麼夢」也是荷索往南極拍攝《在世界盡頭相遇》(Encounter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時的問題。荷索並沒有歌頌人類在南極那些惡劣環境下的頑強生命力，也沒有把南極拍得像未被人類污染的世外桃源。他只是抽離地樣觀察人類在南極的生活痕跡，觀看大自然的現況，然後由此思考問題。記得數年前看這部極富詩意的紀錄片時，最感動的，除了一隻離群的企鵝，便是片末的一行字：“For Roger Ebert”。對一個影評人來說，這三個字或許就是對他半生努力的最佳評價了。

為了 “For Roger Ebert”幾字，與荷索同年出生、相識四十年的伊拔後來寫了封公開信給荷索。伊拔說，這信是寫給一位別具視野的電影導演的，因你不斷挑戰觀眾，要求他們問自己問題，除了戲內的問題，也問生命的問題；除了問關於自己生命的問題，也問關於你戲中人物生命的問題，也問關於你的生命的問題。

其時已得悉自己患癌的伊拔，在信末也提及戲中那隻正往另一方向踽踽獨行的企鵝。不是因為落後大隊而失群，這企鵝可能是精神錯亂，也可能是別有想法，總之，他就這樣獨個在雪地上蹣跚步往內陸，形同自殺。人類固然不可幫忙，但就算抱起了他，他也會堅持走回原先的方向，依舊走進內陸，迎接死亡。伊拔說，那企鵝快樂地步向終結的畫面，實在教人心碎，雖然他是如此肯定自己方向正確。「但朋友，現在我也開始如那企鵝走向歧途了。」（“But I have started to wander off like the penguin, my friend.”)信雖然不是寫給我的，但伊拔自感生命已到尾聲，這樣把自己扣連到那畫面，讀著還是不勝噓唏。

我們很多時都羞於問宏大的問題，社會環境也不鼓勵我們思考。所以每次發現有人肩負責任，如《生命樹》一樣讓大家不適應與好奇；如荷索的電影一樣以其壯美震懾心靈，感受世界之大，把人還原到他適當的位置；如伊拔一樣做好稱職的守門人，以評論認真思考和回應，促進交流，便總是如今天一樣，充滿感恩。

《明報》二０一一年七月十日

今之視昔

  

  余嘉錫先生在國事蜩螗之際撰寫的《世說新語箋疏》，處處都見用心。那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後。身處困阨，卻投身另一個困阨的時代，讓撒鹽似的風雨都有註腳：一點一滴都是淚。難怪余先生在題記慨嘆，讀《世說新語》一過，「深有感於永嘉之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他日重讀，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為何如也」。 

    任俳調的再好笑，簡傲的再不經，文句跌宕，畫面空靈，劉義慶記錄的都是個出奇悲涼的時代。楊修嵇康不用說，孔融兩個心知不妙的小兒也不用說，讀到《言語》篇第十九條，便無端感到那蒼涼。晉武帝司馬炎剛登帝位，探抽籤籌，欲知天子傳世之數，數字當然愈大愈好。怎料天意弄人，一抽卻得了個「一」，大吉利是。要到風神高邁的裴楷出言解窘，場面才由「帝既不說，群臣失色」，一下變成「帝說，群臣歎服」。沒有他脫口而出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眾人當日不知要圍著失色到何時。言語，正是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成為藝術，把瞬間的心血來潮冷卻封存。 

  

    長久真難。王敦寵愛年方十歲的王羲之，常與他同榻而眠。一次這位有奪權之意的大將軍先起，與部下商量造反之事，談到中途才想起王羲之還在帳中。王敦大驚，先前的寵愛，即時變成「不得不除之」的決絕。只是聽見風聲的少年聰明，一早以手指撥口水弄污臉龐和被褥，打開床帳的王敦才以為他真在熟睡。最後一句「于時稱其有智」，看似讚譽，其實也很悲哀，似乎蠢一點就長不大了。余嘉錫先生於此條下引書證明《世說新語》有誤，這少年人實當為王允之。也好，王羲之可以在動盪的時勢專注練字。

  

    魏晉之世代如此，時人猶尚玄虛，澆薄輕浮，同樣處身亂世的余先生才不禁深惡痛絕。一個接一個的「嘉錫案」，結果便顯得那樣拘束，偶爾甚而有種近於掃興的格格不入。這在《任誕》一篇尤為明顯。 余先生於篇首即下案語，由國家興亡一直寫下去，崇節義，貶斥阮藉諸人。結尾的「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又讓人想起他在題記所言。 

    可恨余先生於一九五五年謝世，未能手定《世說新語箋疏》，那個「他日重讀」的願望終於落空。在他離世三十週年，史學家牟潤孫先生寫下〈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以箋注一般的用心，試圖讀出《世說新語箋疏》字裡行間的心迹。譬如讀到《賢媛》篇，牟先生便謂：「季老抨擊婦職不修，很像是指責因裙帶關係，導致宋子文、孔祥熙貪污誤國。何況東北淪陷後，國內盛傳九一八事變之夜，張學良正與明星跳舞，在交際名媛群中周旋」。容或扯得有點遠，但沒有這鉤沉探賾，後來的人就難為蜿蜒的悲戚考鏡源流了。牟先生不免也想起昔年在輔仁大學旁聽季豫先生講授《世說新語》的時光。只是向之所欣，轉瞬亦為陳迹：「如今同事諸友久已天各一方，季老、讓之又皆謝世，我則是歲近八旬的老叟，走筆至此，悵惘無限！」 

  

　  回頭想想，當下早成了前人的「後」，再與後人的「昔」兩相交逼，便不得已「今」了起來。當然要慶幸沒有戰爭，不用逃難。但我們這個「今」又很好嗎？忽爾想起的，竟是朋友有次輕輕提及的經歷：一晩她獨個走進公廁，赫然發現地上有一團東西。原來，是個正在睡覺的婦人。同樣因為各自的原因露宿街頭，這婦人卻再要從街頭逃到更安全也更濕滑的公廁地上。

     與此同時，不是民選的政府，卻仍舊置別人的生死於度外，任他們被剝削、被壓迫、被奪去生活空間和休息時間。有需要時，還好意思叫人齊心協力，雖然你與我加起來，總是你們，而非我們。結果世界雖然不斷發展、發達又發脹，卻是愈來愈小，因為他容不下的人正愈來愈多。我的願望如塵土卑微：後來的人，請千萬不要把今天當做成功。

  

 　　《世說新語》的「帝說，群臣歎服」和「于時稱其有智」，都一針見血，滴滴如雨落在余先生的時代。最近翻閱這些前人著述，覺得一代有一代的困難，不易說清。但把一時一地的心事寫到最好，有時卻有普世意義。總算明白〈蘭亭集序〉何以如此收結：「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０一一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