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鍾書先生的著作中，文言的無疑較白話的好。文類容或不同，但《圍城》和《人獸鬼》等，感覺都遠遜用文言寫的《談藝錄》和我只讀過少許的《管錐編》。除了語文，這也關乎對讀者的估算，連帶影響到表達的自由：信你會明便可免解釋，知你有興趣就不怕你悶，如同對學徒充滿信心的長跑教練，總不會時時回頭；有幾多人老早氣喘投降自然是後話。但錢鍾書可能沒打算做教練，不過是如《阿甘正傳》的主角，純粹地跑，無日無夜，穿州過省；如入無人之境，跨越古今。
《七綴集》或屬例外。七篇散文雖屬白話，但寫法和語氣都像其文言，部分段落，更似在解釋《談藝錄》和《管錐編》的寫法。自覺無力讀文言，又想認識錢鍾書，此書應是理想入門，以下淺說其中三篇，談的都是藝術。
開首的〈中國詩與中國畫〉不是藝術簡論，而是澄清。讀過「中國文化科」的人都會記得「詩畫同源」，但錢鍾書要說的，正是詩畫各有傳統，賞析的標準不單不同，甚至相反。簡單說，就是畫的傳統以南宗為尚，重乎神韻和簡約空靈等意境，輕工筆；詩之傳統剛好相反，重刻畫。所以詩畫俱佳的王維，在畫壇的地位便遠高於詩壇。
論點再強也要鋪陳，錢鍾書先從文藝作品不免受時代風氣影響這一點入手。但前代的風氣飄渺難測，他的建議是多讀作者同代人的評價，以及他們服膺之理論，比喻簡練如詩：「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裏看出了風的姿態」。何以一開場就要解釋風氣呢？接着讀就明白了：「一時期的風氣經過長時期而能持續，沒有根本的變動，那就是傳統。傳統有惰性，不肯變，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變應變，於是產生了一個相反相成的現象」。由這現象便引申到詩與畫這兩個傳統，可算是嚴密而不嚴肅，甚至可親得令人忘卻這短文題目之巨大。
《七綴集》是錢鍾書晚年把舊文合併而成，出版時借機改動。重讀〈中國詩與中國畫〉發現，改動後的詳略和語氣都有不同。提到神韻派的詩在傳統始終是弱勢，例如清人就普遍看輕王漁洋，《七綴集》作：「這已是文學史常識」。我最初讀的卻是原來版本，同處作：「稍有國學常識的學僮都知道這一點，不必例證」，更似錢鍾書會說的話，讀時笑了出來，竟成了全文最記得的一句。改動後卻是收了收，較持重。
〈讀《拉奧孔》〉討論的也是詩和畫，不過用的是外國例子。拉奧孔(Laocoön)是特洛伊祭師，因警告同胞城門前的木馬或含奸計，觸怒了袒護希臘人的阿波羅，被害慘死，後來希臘人乃以雕像刻劃其苦相。德國作家萊辛(Gotthold Lessing)寫了《拉奧孔》討論造型藝術與文學各自之界限。錢鍾書由此引申，比對畫與詩的長短，拿來與宗白華就相同題目而發的美學文章對讀，就更豐富。
撇開論點，錢鍾書似把兩段自辯嵌在文章首節。他先說，也許有人認為文學作品裏三言兩語的見解，總像雞零狗碎不成氣候；重點卻其實是之後幾句：「不過，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
這不是夫子自道嗎？他的《談藝錄》屬筆記體，欠系統，葉恭綽讀後謂有「散錢無串之憾」。〈讀《拉奧孔》〉接下來的一段，便似表明這取捨的因由：「更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築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何況古時的木石磚瓦，到今日也可能成為值得賞玩的文物。至於「散錢無串」這批評，余英時先生在訪談錄曾代答：「與其用不牢固的繩子把散錢勉強串起來，不如讓錢散置地上，一錢有一錢的用處，比想串錢卻都遺失了要好得多。」回應得很精警。
《七綴集》或屬例外。七篇散文雖屬白話，但寫法和語氣都像其文言，部分段落，更似在解釋《談藝錄》和《管錐編》的寫法。自覺無力讀文言，又想認識錢鍾書，此書應是理想入門，以下淺說其中三篇，談的都是藝術。
開首的〈中國詩與中國畫〉不是藝術簡論，而是澄清。讀過「中國文化科」的人都會記得「詩畫同源」，但錢鍾書要說的，正是詩畫各有傳統，賞析的標準不單不同，甚至相反。簡單說，就是畫的傳統以南宗為尚，重乎神韻和簡約空靈等意境，輕工筆；詩之傳統剛好相反，重刻畫。所以詩畫俱佳的王維，在畫壇的地位便遠高於詩壇。
論點再強也要鋪陳，錢鍾書先從文藝作品不免受時代風氣影響這一點入手。但前代的風氣飄渺難測，他的建議是多讀作者同代人的評價，以及他們服膺之理論，比喻簡練如詩：「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裏看出了風的姿態」。何以一開場就要解釋風氣呢？接着讀就明白了：「一時期的風氣經過長時期而能持續，沒有根本的變動，那就是傳統。傳統有惰性，不肯變，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變應變，於是產生了一個相反相成的現象」。由這現象便引申到詩與畫這兩個傳統，可算是嚴密而不嚴肅，甚至可親得令人忘卻這短文題目之巨大。
《七綴集》是錢鍾書晚年把舊文合併而成，出版時借機改動。重讀〈中國詩與中國畫〉發現，改動後的詳略和語氣都有不同。提到神韻派的詩在傳統始終是弱勢，例如清人就普遍看輕王漁洋，《七綴集》作：「這已是文學史常識」。我最初讀的卻是原來版本，同處作：「稍有國學常識的學僮都知道這一點，不必例證」，更似錢鍾書會說的話，讀時笑了出來，竟成了全文最記得的一句。改動後卻是收了收，較持重。
〈讀《拉奧孔》〉討論的也是詩和畫，不過用的是外國例子。拉奧孔(Laocoön)是特洛伊祭師，因警告同胞城門前的木馬或含奸計，觸怒了袒護希臘人的阿波羅，被害慘死，後來希臘人乃以雕像刻劃其苦相。德國作家萊辛(Gotthold Lessing)寫了《拉奧孔》討論造型藝術與文學各自之界限。錢鍾書由此引申，比對畫與詩的長短，拿來與宗白華就相同題目而發的美學文章對讀，就更豐富。
撇開論點，錢鍾書似把兩段自辯嵌在文章首節。他先說，也許有人認為文學作品裏三言兩語的見解，總像雞零狗碎不成氣候；重點卻其實是之後幾句：「不過，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
這不是夫子自道嗎？他的《談藝錄》屬筆記體，欠系統，葉恭綽讀後謂有「散錢無串之憾」。〈讀《拉奧孔》〉接下來的一段，便似表明這取捨的因由：「更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築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何況古時的木石磚瓦，到今日也可能成為值得賞玩的文物。至於「散錢無串」這批評，余英時先生在訪談錄曾代答：「與其用不牢固的繩子把散錢勉強串起來，不如讓錢散置地上，一錢有一錢的用處，比想串錢卻都遺失了要好得多。」回應得很精警。
文中還有另一段自辯。錢鍾書以東徵西引七國語文而著名，是單純為了炫學嗎？〈讀《拉奧孔》〉從理論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關於演戲的詭論說起：「演員必須自己內心冷靜，才能維妙維肖地體現所扮角色的熱烈情感，他先得學會不『動於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樂生動地『形於外』」。由這洋人理論，錢鍾書一跳就回到中國「先學無情後學戲」的諺語，之後幾句最少說明了比附的用意：「狄德羅的理論使我們回過頭來，對這句中國老話刮目相看，認識到它的深厚的義蘊；同時，這句中國老話也彷彿在十萬八千里外給狄德羅以聲援，我們因而認識到他那理論不是一個洋人的偏見和詭辯。」融會中外，似是希望在相異的傳統中尋得共相，用《談藝錄》序的說法就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除了證明人類思維果然有相通處，也是覺得他山之石或能使人回頭，庸常的諺語也可看出深意來，何況那道理也不一定要用諺語來盛載。
或有人嫌這種找相同的做法意義不大，那把貌似相同的道理區分開來又如何？〈詩可以怨〉便是二者兼重的示範。文章本是錢鍾書一九八○年到日本訪問的講稿，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人在困阨中才創作嗎？寫憂的作品何以普遍較寫樂的深刻？
對於第一問，司馬遷成了當然的主角，既因《報任少卿書》記載了他無出其右的悲苦，也因在創作的問題上，他把話說得最盡，撇開樂而獨重哀，列舉歷代作家後只說：「此人皆意有所鬱結。」錢鍾書反覆提及《文心雕龍》裏「蚌病成珠」這比喻，不是外物侵擾傷害，珍珠也不成其珍珠。然後引名人來支援，中途忽作轉折：「在某一點上，鍾嶸和弗洛伊德可以對話，而有時候韓愈和司馬遷也會說不到一處去。」韓愈在《送孟東野序》的「不平則鳴」夠出名了，卻易給誤解，貌似呼應司馬遷，其實不然，因韓愈的不平是苦樂並舉，鳴的除了不幸，也包括「國家之盛」，對照錢鍾書沒引用的一句「秦之興，李斯鳴之」就更清晰。
區分過後，錢鍾書便聯合中外聰明人，回答第二問。他引述了清人陳兆侖的意見：「蓋樂主散，一發而無餘；憂主留，輾轉而不盡。」回歸到哀樂的特質，他接着的幾句有近代認知語言學的色彩：「我們常說：『心花怒放』，『開心』，『快活得骨頭都輕了』，和『心裏打個結』、『心上有了塊石頭』、『一口氣憋在肚子裏』等等，都表達了樂的特徵是發散，輕揚，而憂的特徵是凝聚、滯重。」如此，寫憂自然比寫樂更易於餘味無窮。翻此句注釋，錢鍾書援引的正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書剛在他演講那年出版，他補訂《談藝錄》時亦曾徵引，不知是否覺得這兩位在比喻裏尋找「心理攸同」的外國學者，跟自己也有攸同處。
錢鍾書一九三八年在巴黎寫好《石語》後半年，便鴻漸於陸，從歐洲乘船返國，在戰爭中完成《談藝錄》這部「憂患之書」，接着在幾十年的文攻武衛中過活、讀書、寫《管錐編》，至一九七八年才再度出國訪問。一來一往之間是整整四十年，不知經歷了多少困阨。日本之行是最後一趟訪問了，〈詩可以怨〉卻無怨氣，末處還不忘提醒人文學科之須融會貫通，綻放一流學者那珍珠之光。
錢鍾書一九三八年在巴黎寫好《石語》後半年，便鴻漸於陸，從歐洲乘船返國，在戰爭中完成《談藝錄》這部「憂患之書」，接着在幾十年的文攻武衛中過活、讀書、寫《管錐編》，至一九七八年才再度出國訪問。一來一往之間是整整四十年，不知經歷了多少困阨。日本之行是最後一趟訪問了，〈詩可以怨〉卻無怨氣，末處還不忘提醒人文學科之須融會貫通，綻放一流學者那珍珠之光。
《明報》 二○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