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讀《白鯨記》

人若能完全條件反射地生活，雖然麻木，但至少無選擇的負擔。意識到自己還有大片選擇餘地可以是幸福，也可以很沉重：人生種種重要決定只能自己負責，一切後果得獨力承擔，無法推諉別人。但世事偏偏充滿偶然，任何取捨都無保證，而且不能回頭。然則，如何才能消解這壓力，不至陷入懷疑與拖延的迷霧？

數年前出版的All Things Shining﹣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便立意對應這虛無。書出來後評價不算理想，不少人嫌作者提供的出路太草率。但我覺得論《白鯨記》的一章寫得實在精彩，能在短小篇幅內，由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予友人書信中“evil art”的自況與啞謎引發，發掘小說潛藏的可能，提出具說服力的另類見解，以回應當下。碰巧早前在網上看見一張圖畫，題為 “Abridged Classics”，下面是幾本外國文學經典和精簡歸納，《戰爭與和平》是 “Everyone is sad. It snows”，《唐吉訶德》是“Guy attacks windmills. Also, he’s mad”，都有趣。但《白鯨記》的“Man vs whale. Whale wins.”未免太重勝負，不妨改做：“Man vs whale. The horror! The horror!" 恐怖的既是鯨魚，也是人。

人的魅力有很多種，有一種跟「魅」的字面意思扣連，彷彿迷人力量正源於鬼氣。小說也如此，有些特別陰暗瘋狂，《白鯨記》（Moby Dick)是代表。簡單說，這個十九世紀的美國故事，講年青主角一次在捕鯨船的經歷。重點落船長阿哈（Ahab)身上，因為他遠航的目的異於尋常，不為捕鯨賺錢，不為流浪見識世界，也不為失意而寄生滄海。目標只有一個：復仇。

阿哈多年前在海上遇見形相獨特的白鯨Moby Dick，搏鬥後給牠吃掉一條腿，往後須仗著鯨骨製的義肢過活。正如小王子心裡只有一朵玫瑰，阿哈心中也只有一條鯨魚，殺掉再多別的鯨魚、賺再多的錢、贏得更大的稱譽都無意義，唯一願望是在茫茫大海找牠出來，報了仇，才罷休。所以，本為排遣鬱悶和見識捕鯨生活的主角，無疑誤上賊船，捲進了那巨大的慾望漩渦，終點就是大海之心，黑暗之心。

阿哈有多狂傲？船上大偈是虔誠教徒斯塔巴克（Starbuck，後來那咖啡店創辦人因喜歡這角色而借用其名），曾質疑找動物報仇跡近褻聖。阿哈這樣回答：不要跟我談褻不褻瀆，太陽侮辱我的話，我一樣會復仇。到了故事後段，船上的象限儀、指南針、計程儀偏跟他作對，相繼壞掉，他都不上心，因他慢慢已用自己來丈量世界，權衡萬物。但阿哈也不是一味張狂，沒理智和圓融的一面，沒一點個人魅力，一船人早就作反，才不會跟他冒險，了此自私的心願。況且，阿哈對白鯨的執念，亦自有其純粹和堅貞，超越世間一切利害，無懼死亡，並提升到深富象徵意義的層面。這便扣連到小說對白鯨的描述，恐怖並不在兇殘，而在其朦朧、潔白、無臉，隱在深海使人無法看清，象徵意義卻多到泛濫，其恐怖與壯麗，正緣於這種把握不住的特質。阿哈就是欲與上帝抗衡的撒旦嗎？

All Things Shining試圖解釋梅爾維爾為何自言此書是“A wicked book” ，也點出他在信中用一拉丁文句子提到這小說時，為何只寫了「我非因父之名來為你施洗」便刻意停下；因下半句隱去的謎底，正是「乃以魔鬼之名」。不過，此書不單沒把阿哈等同撒旦，更認為他們其實相反：阿哈根本不志在違抗上帝，而為尋找究竟有沒有上帝可給他違抗。他如此一心一意，渴望尋得最終的真相和依歸，刺穿世界隱藏的意義，明白自己這不幸遭遇的啟示﹣﹣卻可能統統沒有，沒主宰、沒真相、沒啟示。沒有神，連魔鬼也無目標，失去存在意義。這才是小說真正顛覆和邪惡之處。

《白鯨記》文字本身的魅力，跟主題互相呼應，否則實難誘使廿一世紀的讀者放棄許多生活樂趣，費神把這本寫法極其浩瀚、且不時旁岔到捕鯨業和鯨魚生理的小說讀完。阿哈的雄辯滔滔有時會轉用「無韻詩體」(blank verse），主角一氣而下的聯想則每如浪接浪翻滾下去。有幾處本在寫日常生活，卻如白日夢般出了神，魂魄升空中又猛然回頭俯看萬物。例如，有次主角正在船上用機杼織紗墊，以手作梭，來來回回，沉默看著經緯相交，重複久了，卻突然想到面前不就是時間的機杼，自己就是那梭子，正織出命運，但經緯的數目既是定數，人的自由又在哪裡？另一處本來討論鯨魚生理，說明鯨脂的保溫作用，然後又是一個騰躍，謂人類應學習鯨魚，在北極覺火熱，在赤道感清涼，“live in this world without being of it”。

回到文首提及的人生抉擇問題。All Things Shining在序言提及有兩種人可以逃避選擇的重擔。一種是完全受慾望和癡迷役使的人，根本無選擇可言。另一種是極自信的人，對世界有清晰看法，朝目標勇往直前，希望外物都配合自己，終致成功。但這自信的出發點可能陰暗，不過是自大結合野心，以及自我欺騙，既不能面對現實，也不能接受失敗，所舉例子分別是船長阿哈，和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大國民」（Charles Foster Kane)。

這兩個引例真好，因對這類張狂人物尤感興趣的奧遜威爾斯，確曾把《白鯨記》改編成舞台劇和電影。一九五五年在倫敦的舞台劇，他安排自己演阿哈。電影的構思奇特，拍了一次不滿意，底片遺失；再拍一次也沒完成，只留下零碎片段。當世導演誰適合再拍呢？荷索（Werner Herzog)似乎是自然之選，最能營造那種具自毀傾向的蠻力，或反過來如他在Incident at Loch Ness，拍出一個詼諧版本。美國影評人沙馳（Matt Zoller Seitz）則曾幻想他深喜的馬力克（Terrence Malick)改編《白鯨記》，並為這只存於他腦海的電影寫了兩段影評，可謂別出心栽。但我想，馬力克要是改編《白鯨記》，會把阿哈復仇的願望顯得徹底無聊。他的電影不時觸及當代的虛無，關心人在這境況中如何能超脫，與道合一，所以電影的重心應不在阿哈，也不在人鯨搏鬥，而用另一雙詩意的眼，觀察船上眾生、空中飛鳥、水中游魚，凝望海面的鱗波、黑夜的繁星，拍出一個萬物真在閃閃發光的世界。

《明報》二0一六年一月廿四日

旅途與書

許多年前，在西班牙南陲知道海的後面就是摩洛哥，去年暑假終至彼岸。途上帶了美國作家鮑爾斯的文集Travels，末處有篇名為 “Paul Bowles, His Life”的未刊稿，是他晚年用第三人稱，順時序點列式回顧一生。想來這的確是遊記，只是目的地不是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而就是這世界，用一生遊一次，不可重遊。他這長途旅程有樂有悲，如年青時：「他快樂，寫了些字，幻想那就是詩」。

但世界畢竟是殘酷的，他往巴黎拜訪藝壇領袖Gertrude Stein：「她說他不是詩人，他便停了嘗試。他於是專注於音樂。Stein也不喜歡他的音樂。」幸好他沒給摧毀，幾條之後說：「Orson Welles有兩個劇作需要音樂，他便寫。」那年鮑爾斯才廿六歲，威爾斯只廿一，要多等四年才開拍《大國民》。鮑爾斯聽從Stein之見到了摩洛哥，從此與這地方結緣，成下半生寄居之處，代表作The Sheltering Sky是他與妻子在沙漠經歷的側寫，倦怠，虛空，彷彿也預示了二人日後的悵惘。

他在照片中常拿著煙，似是個疏放的紳士，在摩洛哥的主要工作則是寫作和紀錄民族音樂。我到Casablanca時正值齋戒月，市面活動減少，每天五次由叫拜樓傳出的禱告召喚，更具主宰日常生活的力量，但不知是否口腹影響了心情，碰見的人好像不甚友善。轉往淺藍色的Chefchaouen時齋戒月剛完，人的笑容也如陽光充沛。睡時雖總擔心明朝會喉嚨痛，但早上起來，摸摸晚上才洗的衣物經已乾透，確有說不出的清新。因為乾，熱也熱得明確和公平﹣﹣給陽光曬著酷熱，一躲在蔭處清涼。有天經旅館老闆介紹，跟當地一友善的大叔往山上走，到他位在山腰的小莊園。他不懂英文，我不懂法文，這位提著煙管有俠氣的大叔，還是邊走邊介紹各種植物。山漸高，烈日下幾乎中暑，雖然到達時真像武陵漁人般驚喜。中途看見呆在崖邊等待主人的兩頭驢子，也穿過他鄰居的叢林，一片鮮綠，種的都是大麻。

大麻在摩洛哥十分普遍，後來到Fez那些後巷，便總有人站在街角，孵小雞似的掬著手，待有人經過打開求售手中貨，據說有時還有鴉片。鮑爾斯說只要沒幽閉恐懼，大抵會覺得Fez有中世紀遺風，古老迷人。他說那時城內有位老人從未看過汽車，告訴老人乘車會比乘驢更早到達，老人回答：「但為何要更早到達呢，或許法國人想只要走得夠快，死亡便捉不到他們。」我在Fez沒遇過這種智者，有晚倒在進舊城時遇上一男人，說遊客在迂迴窄路中容易迷路，他順路回家，可一起走。本說不用了，但他自動跟在身旁，笑說自己不是壞人，在小學教《可蘭經》，還開始講解些舊城風俗。街燈昏暗，路又難找，唯有跟著這老師走，中途去了他相熟的商店和餐廳。走了很遠的路，腿都累了，一個高佬突然走近，拍拍我，然後指指小學老師說，在這裡請導遊是要付錢的。一看，老師突然變臉，說就給一點錢大家好過吧。二人趨前作勢恐嚇，幸好看見不遠處就是舊城出口，急步走，逃離時簡直鬆一口氣。

輾轉到了薩哈拉沙漠。不是現代旅遊業之助，我不可能來到這裡，途上在沙漠也看見了些廸士尼那種代表「原始」風格的旅館，很詭異。但一旦待在沙漠，人工物再發達，大自然也不會媚俗了半分。在營幕過夜，帳篷裡太熱，索性在外蓆地而睡。誰知深宵肚痛，獨個起來，旁人枕藉地上，離開營幕走遠一點找地方解決。前面是大石，再看，原來是一列坐下休息的駱駝。抬頭，頓時明白何謂“The Sheltering Sky”，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原來是這意思。鮑爾斯曾以 “Baptism of Solitude”形容薩哈拉。確然如此。見大自然之所以為大，在那絕對和冷漠下，不免感到徬徨。何夜無星無空寂，少的只是肚痛起來的人。

後來從Marrakesh到了Essaouira，既因順路，也因Orson Welles。《大國民》後十二年，他改編莎劇《奧賽羅》，吃盡苦頭，自己監製自編自導自演。序幕那場喪禮便在Essaouira取景，我只看過一次，卻難忘那多雲的天空，那城牆，那很大的風。城內最大的廣場以Orson Welles命名，正中還有一座紀念碑，其肖象卻已給人塗鴉。 日落時，坐在海邊看看海鷗看看遊人，草帽全是戴來給吹走的，否則就無法顯見風之飄忽，也少了舉目那許多呼叫與傻笑。那都是人生中較寫意的時刻吧，連俯身拾帽都像慢鏡。威爾斯忙著籌錢拍戲大概沒此閒情；鮑爾斯中年以後也不見得特別快樂，妻子跟一個他很懷疑的摩洛哥女人一起了，他後來還中風，健康日壞，捱了十幾年後死去。 “Paul Bowles, His Life”如是終結：

“There continued to be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as nothing anyone could do about anything.”

《字花》 二0一六年一月／第五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