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地作家

波赫斯（左）與魏德拉（右）

「呢個世界上，有精仔、有懵仔、有叻仔、散仔、賭仔、重有戇居仔」，但其實這統統可寄居同一人身上。近世作家中，阿根廷的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就常被視為「寫作天才，政治白痴」。上月過身的占士（Clive James）曾撰文討論他，題目即是〈出色作家能對世事盲目嗎？〉（Can a great writer be blind to the world around him?）

用離地來形容波赫斯也恰切。離地屬貶義，但波赫斯恐怕會嫌常人離地得還不夠徹底，仍太依戀人間，他的故事就不同了，一離就離地到宇宙去，總在探索像時間、自我、無限等大問題，重智性，少人間煙火，遑論反映社會現實，卻為短篇小說開出新門路，開啟新奇閱讀經驗。受人非議的不是寫作的這個他，不是作品，而是現實中的那個他，有多離地？

他說自己從不讀報、屢屢表達反民主言論還屬小事，自稱不懂政治，晚年公開稱讚過的統治者卻包括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和阿根廷的魏德拉（Jorge Videla），全是上世紀殺人如麻的著名獨裁者。皮諾切特畢竟屬於鄰國，波赫斯接受他頒發的文學獎後讚他君子也算了。但魏德拉？

七六年，魏德拉靠軍事政變在阿根廷上台，發動「骯髒戰爭」（The Dirty War）剷除異己，常在深夜進門將人綁架虐待，數年間「失踪」人口以萬計。波赫斯此時已享盛名，占士說他雖已失明，但應知悉社會鉅變，有個拘留中心還要在他家附近，他對民間疾苦卻無動於衷，對右翼獨裁者的稱許，只令國際覺得阿根廷一切如常。

波赫斯這政治立場沒什麼好辯護，但為波赫斯作傳的蒙尼哥（Emir Monegal）曾在文章〈波赫斯與政治〉交代背景，嘗試令人理解波赫斯為何如此。時間線拉長點，他也不是從來離地，曾入世關心政治，相繼傾慕俄國革命，信奉無政府主義，反納粹，又因深信貝隆（Juan Peron）是納粹和法西斯支持者，當貝隆四六年在阿根廷上台，他才數度在反貝隆聲明簽名，最終被革除在市立圖書館的職務，「升職」到街市擔任家禽稽查員，看管雞和兔，翌日憤而辭職，及後他母親和妹妹也因反貝隆示威曾被監禁。

貝隆五五年下台，波赫斯應新政府之邀出任國立圖書館館長，但貝隆七三年再度執政，他就宣告退休。七四年貝隆過身，貝隆妻代理總統，她包庇的「阿根廷反共同盟」以重建國家之名大肆殺害異己，兩年後魏德拉靠政變登場，暫時結束了貝隆的影響力。波赫斯此時已年近八十，失明已二十多年，資訊受照顧他的母親左右，他對魏德拉的支持，似乎是前半生不快經歷的反彈。蒙尼哥再進一步，認為許多人根本看輕了波赫斯故事中的政治含意，如其短篇〈德意志安魂曲〉（Deutsches Requiem）等的反納粹傾向甚明，亦因惋惜他敬愛的德國文化竟孕育出希特拉。

寫故事的波赫斯跟真人波赫斯的角力，他早於六零年就已用故事的形式寫過，題目就叫〈波赫斯與我〉（Borges and I）：有血有肉這個「我」現在寫的每一句話，結果都會歸在作家「波赫斯」名下，最終也不過是語文和傳統的交匯。「我」注定被忘記，愈來愈難在「波赫斯」作品中認出自己，語氣帶點寂寞，最後甚至不知到底是「我」還是「波赫斯」在寫這故事。

王國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這出出入入的也是同一人。能熱衷於世或反映時代固然好，但離地會否是藝術的責任，帶人離開習以為常的世界，揭露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2月21日

這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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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來到十二月，2019真難過，半年好像過了幾年。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外有許多小日子，因有寫日記，重看才記得可予人時間感的細節，否則會更錯亂。

六月十日和十三日：細閱對家的報紙，尤其是社論和專欄，看看平行時空的彼岸，事情如何被詮釋和傳達。大家一直低估了報紙的影響力，碰巧S說起彷彿超然於世看透習主席跟美國佬在捉一盤什麼棋的「大局撚」，跟他說：《XX》對大局人的培養肯定比TVB厲害，因為有現成答案給你記，記完就可行走江湖不被看扁，有「識啲嘢喎阿叔」的虛榮感，絕不介意自我棋子化和卒仔化，反會嫌只看TVB的師奶沒論述——想起自己去旅行，買了Lonely Planet總要比女友早些看，好似就比她認識世界。

六月十六日：前一周日全巴士的人白色衫，這周日全巴士的人黑色衫，背囊上幾點白花。

七月十五日：神秘的鄰居不交垃圾費半年了，垃圾佬總是大力拍我家門，問有否見過他們。想過代交，又不甘心。別說社會大事，小事也可使人折騰。前一天的示威有警察斷了手指，有警察家人打上電台，發出林鄭欲送警察入浩園的SOS。

七月廿六日：知道翌日元朗遊行，將有休班消防員自組急救隊代警察執勤，首次發現「休班」連繫的，不必然是偷呃拐騙等壞事。

八月二日：見網上有過來人憶述監獄生活，大概想給人一點心理準備，提及坐監時收到陌生人來信會開心，但更加會覺得傷心：「因咁會提醒我，我依家係受困嘅。」同日見晚明人有一印章，用陸游句「儲淚一升悲世事」，借來說當下極恰切。

八月四日：大罷工。學校暑假無工可罷，卻發現暑假移民外國的舊同事（這「舊」字真新）已在彼邦先我復工，當天要上班，感覺奇異。

八月十八日：家姐和我約了父親，他人生首次。同行有女友和友人。出時代廣場發現橫風橫雨，家姐問父親「點啊怕唔怕」，駕船近五十年今年剛退休的父親說「有咩風浪未見過」。等待時有人派「良知」貼紙，隨口說「有喇多謝」（其實沒有，只是不想拿，留給別人），蘇珏笑笑：「係囉本身有良知就唔駛攞，哈。」

九月二日：友人O憶述某次遇上催淚彈，沒gear，也不逃跑，只回頭一步一步流着淚慢行：「只為咗嗰少少嘅Pride」。

九月十五日：覺得生活太被動，總被新聞牽着走，不想每日看着傷亡報告過日子，拿別人的愚昧作樂也太低級，生活都虛耗在這裏。

九月十八日：友人D說，要「極悲觀地上進」，很好。

十月一日：在人人攝衫的銅鑼灣，坐下休息時，看見一對白髮夫婦經過。頭後竟各綁着一個V煞面具。

十一月七日：九龍城「蘭英」印尼串燒結業，告示標明「不開新店」、「不授徒」。

上環太子臺難得地不姿整的Cafe Lavande也早一步結業了。好東西靜靜消亡。

十一月十日：居港猶太作家說，看見示威者用納粹屠猶等類比，覺得比擬不倫和冒犯，"inappropriate appropriation"兩字說得巧妙。

十一月十二日：警察攻入中大。盲的盲、姦的姦、死的死，醫院、教堂、大學逐一失守，還有更嚴重的下一步嗎？現實生活沒有《殘缺的和聲》式的急停，扯開布簾後乍見一個瘦骨嶙峋的赤裸老人加上配樂，已足喚起惻隱。還是場面仍未夠戲劇性、催淚彈不夠璀璨？

晚上由威爾斯步行回中大，想起那時住研究生宿舍，房間對着吐露港，深夜極靜，有時是聽到早班火車經過知道天光才去睡。二號橋就在不遠處，一直想走過橋的對面看看，到畢業還沒有。那時生活十分自由，許多個周三早上先到湖邊餵餵鴨，再到尖沙咀吃早餐，然後坐船到灣仔影藝看十二時半場，在別人都在忙的「閒日」來閒，感覺份外閒。印象最深的一套是意大利電影《燦爛人生》（The Best of Youth），六個小時，分兩周播，全場只有四個觀眾，看完我老了六小時，戲中人老了四十年。「燦爛人生」之於今日，多麼諷刺。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2月7日

放涼了的大閘蟹

                                                                               攝：TimTim

周一那晚尖沙咀的氣氛太危險，到了某處照顧幾個有需要的年青人，碰巧都是中五學生。問他們是否肚餓要否買飯，每個都淡淡地答「還可以」，後來知道這等於「好×餓就嚟死，唔該快啲買。」幾個學生都有驚人又若無其事的求生本能，有的剛才拍熄旁人身上的火種，有的在逃跑中走進陌生人的家，受惠於別人的衣服和食物，唯一缺憾是太過趕忙忘記在哪，回不去拿東西了。

心神稍定，說起家中情況，女孩的阿媽買了大閘蟹，但因自己不在家，阿媽一直哭，過一會阿爸傳來訊息：阿媽喊到眼腫，現已太累睡着。「好掛住屋企隻貓。」她說，不提阿爸阿媽不提大閘蟹，繞了一圈，才能恰切表達對家的掛念。結果她說任何話，我也不期然聯想到桌上放涼了的那盤大閘蟹。

大閘蟹是他們幾人最傻的一個，常被取笑，反覆說自己有多臭，卻一再嗅自己的背囊和衣物，顯出痛苦表情，證明TG味果然噁心。他們不斷在滑手機看理工的狀況，也擔心其他仍在街上的同學，對警察的兇殘了然於心，不存半絲幻想。掌握資訊能力最高、看直播時一下知道誰是曾鈺成的另一女孩，突然緊張起來，「阿爺打嚟！」立即躲進一處講電話。

她阿媽和阿爸雖然同在家中，坐得不遠，卻總是分開傳她短訊，一個說太危險快點回家，一個說太危險不要回家，她回覆阿媽的話阿爸不知道，反之亦然，然後又分別傳來短訊再問，現在冷不防還有阿爺。「功課都未做。」男孩竟在這樣的時空突然說。其他人笑他總掛着功課，他想否認，但的確想返學，不為上課，只想見見同學，半說笑半羨慕地跟女孩們說：「你哋就好，有屋企人打嚟。」

一隊防暴警察此時就在樓下推進，他們探頭往下看和錄影，嘭嘭嘭的槍聲，空氣裏劃出一條條煙霧，從對面太廈玻璃的倒影，也看見遠處氣油彈的火光。夜已深，仍有來匯合的同學，也有同伴想來但路線太危險被他們勸退。大家都為理工內的人憂心，油麻地街頭的情況同樣惡劣，一路看直播，有時還質疑槍聲是電腦抑或街上傳來。

翌日總算安全了點，但仍以避開警察為妙。「年青是罪」的感覺我以為自己知道，但總在跟年青人一起才感受到。跟他們沿爛掉的彌敦道走，找車回家，街上一股刺鼻TG味，混着隨街飄揚的沙塵，人人掩鼻而行。我走在他們後面，看着一個迎面而來的阿嬸見他們走過，便無端大罵：「你哋有報應㗎，你哋實死㗎！」大閘蟹受不住氣正打算回罵過去，唯有推開她，繼續走自己的路。

連同街上敗絮其外的背景，這畫面實在蒼涼。阿嬸的恨，是覺得所愛的香港正被奸人破壞吧？年青人會否希望建設某種更合理、更有尊嚴的生活，而她只看見眼前的破壞？不想簡化為代際問題，只覺得這種價值觀的對戰會綿延不息。早前問學生最近在想什麼，其中一位的問題便是：「怎樣才能令父母覺得內疚？」

早兩年，中四五學生還在羨慕師兄師姐經歷過雨傘運動，覺得自己只能聽，不能說，中學生涯未免欠了點什麼。誰知今年就這樣史無前例。早兩月，友人還說有種怪異的喜悅感，覺得香港人的生活終於不營營役役，只得食瞓屙和買車買樓，彷彿腳踏實地起來，有「價值」和「意義」──陌生到只在看偉人傳記才觸及的詞語。但當時代來了，價值和意義太深重，代價太大，「犧牲」等詞不再是比喻，卻如此難以承受，常常在窒息感中無話可說。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1月23日

麵包與玫瑰——訪周諾恆

周諾恆十年前投身社運，常在拉鐵馬和跟警察推撞的前線，今日則在後線做被捕支援。我覺得這位置的轉換有意思，約他訪談，很快察覺到他自覺好些意見不合時宜，不是恐怕影響軍心、太負面、就是怕引起爭辯，往往話到嘴邊又停一停，找個比較安全的表達方式。

問他狀態如何，他搖搖頭說：「唔好」。幾次話剛說完又自嘲：「係咪太負面，駛唔駛陽光正面啲？」但他說得最多的卻不是心情，不是轉變，而是基層。

工人的力量

郭：講講你最初怎樣開始參與社運。

周：零九年六四二十周年，純粹不想跟支聯會或政黨，在高登開了個post，不如自己到中聯辦門口抗議。幾個高登仔一起去，有些社運朋友如「自治八樓」的人留意到就來照顧。很快就是菜園村和反高鐵，論述上不完全同意，因touch我的從來不是人地情或種田，而是基層住屋權。但當時還未有那套語言來表達，純粹無feel，去集會也只為等機會衝。例如當時會強調我們不是廢青，讀好多書可搵錢，只為公義而不追求物質，我聽了就不舒服，也不知為什麼。

媒體也寫什麼八十後後物質一代，好像任何年代的青年都好理想，不用吃飯最浪漫。要到運動完了大檢討，聽師兄師姐講才知道，對家這樣攻擊我們，我們為何就要跟廢青割席？是他廢，還是社會本身排拒了某些人？那些想法本來也不懂跟自己說。

郭：在這之前你會去參加集會遊行？

周：六四集會未去過，從小不喜歡那氣氛。但會去「五一」，主要覺得打工仔常被欺負。想法轉變是一三年的碼頭工潮，老土地講是見到工人的力量，也覺得之前走來走去好虛好浮，有議題你才走去衝，從不own整件事，也沒位置，好像等運到。

郭：為何會特別關心基層和工人?

周：我也不知道，可能受阿爸影響，家境不算最窮，住居屋，他卻好有窮人的身份認同，香港很少人會自稱「我地啲窮人」。後來有朋友說新界東北要人，同時也認識到些台灣社運朋友，像桃園產業總工會和「樂生」，行動很激烈，會卧軌和封高速公路，衝擊了我對做基層議題幹事的刻板印象，原來可以很戰鬥性，很左。台灣反服貿時，他們便認為反服貿而不反WTO有問題，和工友也有長久緊密的關係。你想群眾具戰鬥性必須這關係，先前有人怨工人不罷工，但這當然，你為工人做過什麼？沒有建立起罷工的基礎，這是社會的共孽。

那時覺得東北可做基地，地方大，方便聚人，又有不同議題，覺得爆得起。直到一五年尾因內部合作問題而離開。社運是非常風格化的，style不同就容易漸行漸遠。然後看見長毛被DQ，想陪這班朋友面對難關。原初對加入政黨也掙扎，但最後還是入了社民連。先是會員，後來做副主席。

李嘉誠不是自己人

郭：做被捕支援的源起又如何？

周：以前做過不同支援工作，覺得可以幫手。加上對反送中我沒很大動力，主要是多人搞的東西我就覺得不用我，且老實說，議題本身真的不touch，這樣說可能別人覺得怪，那麼大件事你沒感覺？當然不是覺得送中無問題，但調轉，社會一天到晚也發生許多死人冧樓的事，不見那麼多人博命？全民退休保障和藥物名冊夠關你事。

用香港人做身份的運動我是抗拒的。政治上香港的確受中共壓逼，但下一步就要問所謂香港人是哪些人，李嘉誠和我受的壓迫是否一樣？用民族或地域去frame的問題是，我和許多人本身就被李生壓迫了許多年，現在好像突然又變成同胞。他今天來反中共，我們就成了命運共同體？但大佬，以他的權勢，向來屬於統治階級的一員、是奴隸主；而我們是蟻民、是樓奴。命運怎會共同。近年傳統港資受中資排斥，在我看來就像中共權鬥，薄熙來被鬥，難道又成了我們盟友？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香港人」對別人也有壓迫，香港資本會去壓搾別國工人，在港外傭也無權利可言。支援位置簡單點，不用想太多這些政治問題。

郭：那你怎看 We connect，不是在聯繫不同人？

周：有connect當然是好開始，但當我潑冷水，那熱情有多長久我真不知道。自盤古初開，凡有遊行，媒體就喜歡拍攝小數族裔和外傭團體參與，更愛報導殘疾人士和老人家，一定好多like。但消費完，回到爭取殘疾人士權益或全民退保之類，幾多人會出來？那種他們是condom的感覺就特別強。但當然，自己也沒跟足，也是仆街的一分子。

再說得大點，現在這種connect的身份認同，是因為抗議，平日卻總看不見這些人。像先前常說有堆年青人很窮，沒錢開飯，大家很肉緊，但他們不是抗議時才窮，為什麼那麼多青年會沒飯開？又像司法制度的不公義，或那些被拋在法律制度外面的人，你平日去法院一號庭坐一天，就見很多人傻傻地認罪，一個朝早就十幾人判坐監。這些年來我有時會收到與運動完全無關的人的法律求助，會照做，因為平民出了事，完全不知可問誰。

左翼的失語和妒忌

郭：你這種距離感，令我想起覃俊基幾個月前寫的〈左翼的失語〉，群眾都出來了，左翼怎樣才可介入其中，不自我邊緣。

周：這是我未走得出來的負面情緒，因我share那些困難和限制。但如果連這樣說說也被圈內人狠批就有點麻煩。又沒說不想辦法，一定要文革式「形勢一片大好」那樣？大家對大型政治議題的投入我理解，但可能有些個人情緒，會「妒忌」。遊行也去得不多，會想不如看多兩篇關於老人院的文章，因那真的少人看，看了就知道需要的地其實很少，政府不興建其實是怕影響地價，可能怕常有黑車和白車出入，觀感不好，私人發展商不想要。政府常說社區配套不足，不可起公屋，但這些社福設施需要的資源其實沒他們說的多。

郭：那「妒忌」可否再說說。

周：那是一種出於議題的妒忌，自己覺得想做的東西重要，希望別人也這樣覺得，也是一種ego。只能繼續做，等時勢改變。這種無力感應該不止我有，只差在大家認不認。

當我顯得對群眾有距離感時，反過來，大家可能也看不起基層的動員能力。是階級論述注定不行，還是根本從沒用推政治運動的力，去推基層議題？一提基層已趕客，雖然多數人都屬於基層。英國工黨的Corbyn選到黨魁前，也沒有人覺得這種老派、死硬的左傾路線會上到政治舞台，吸引後生仔和基層。

你看外傭工會，撐了香港社運許多年，她們不懂看中文反應可能慢些，但任何議題，就像跟她們沒關的爭取起老人院，只要叫到，起碼十人八人來。他們是不是香港人？人數三十萬，日日照顧我們的子女和老人家。人家一周只有一天假，碼頭工人罷工時也買米買水來，說沒太多錢，一起有粥食粥有飯食飯。他們當然會怕犯法被送返鄉下，很難在前線衝。但換著你在外面打工，會否參與別人的運動？

驚是人性

郭：說說做被捕支援的具體情況。

周：原先是見做的朋友人少，太辛苦，我本來做反東北「十三加三」的基金，以前因示威被拉過好多次，也經歷過警暴。支援並不只是交資料給律師，他們的家人會擔心，保釋出來也會問許多問題，我們比較理解那需要。另一原因是，在這場運動如沒任何位置投入，出聲很容易被人X，哈哈。

今次被捕人數實在太多，也有許多以往沒提供的服務，除了找律師，還有醫療，或被人炒了返不到工的經濟援助， 和解釋一些程序問題。以往社運仔的家人總有些基本認知，今次則未必，太突然，有更多不同需要，也特別多基層的人，年紀小，又窮，或單親，十六七歲自己住，日常生活上根本不知哪裡有支援。

從一開始大家就很强調示威者「唔驚」或民不畏死，但不驚怎會有那麼多人走去遊學？傳媒報導七月已走百多人，仍不斷走。真實的講法應是：雖然驚，但大家仍去博，這才準確，否則有點虛偽。Nothing to lose，但依然會驚。這就是人，很正常。

對外的形勢可能不打不行，要有人頂住前線，但內部需要更多支援，而前線外還有東西未做盡。當然問題是那些東西慢，但總需開始，就如文宣，現在說服到的人可能都已說服了，marginal的收益少，還是應去講些結構性的問題，警察一年用我們幾多錢之類？但好似好左膠。或者日常警察的濫權，如強姦報案人、打劫鳳姐、老屈智障人士、假口供，或能打動更多市民憎警察。又或者，藍絲可能會反對你爭普選，但很少敢鬧你爭取起公屋和起老人院。如果運動只看到前線，很難有持續性，無論個人或民間，都有會頹會謝的時候，但這樣說又好影響軍心。

郭：繼續說。

周：問題是不論古今中外，大運動後的退潮可以好誇張，現在的建制派六七年也可能是理想主義青年，或美國的嬉皮和法國六八那堆，多厲害，但結果許多成了中產化的Yuppies，雖則人家可能識多一點次文化，有些會投票給Bernie Sanders囉。

如純論反送中，已經撤回了，只是大家不會停下，被政府逼了去搞「港獨」，因你做什麼都被打成港獨。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多迷惘。當石禮謙等建制派也在說，示威者沒要求政府給他一間屋，我覺得才是問題。雖然現在都說攬抄，但爭取基層權益，是正當並應該發生的，現在卻好像去物質才浪漫，才閃令令。

郭：但施政報告和建制派，至少姿態上都在主打民生。

周：這就要看民間態度有多硬淨。五大訴求假如政府七月已答應三樣，大家也可能會軟化。舉例，如爭取全港市民的公屋權，也可以寸步不讓，這就關乎民間有幾易收貨，基層議題不是本質上比較soft。回看六四，多數著重神聖的學生如何追求民主自由，但原本也關乎反官倒。看外國或歷史的大型抗爭，文宣總是ideal，但看紀錄，哪怕是維基，也從來強調民生因素。

個人層面，我最終會想去做議題倡議，把基層agenda推出去。但是否真抵得住寂寞，我也不肯定。

前輩的身影

郭：你性格上是否適合？

周：的確可能不適合。未試過像本土研究社般和土地正義聯盟，定好了位置就在同一地方待幾年。我之後可能要學專心。我不甘心小議題就永遠小眾和個別。有多個別？就算像要住院舍的殘疾人士，也有萬幾人在輪侯，一等就十幾年。萬幾人就是萬幾個家庭。問題大不大？我覺得好大，但為何永遠做不起？

說得白點，如果大家是準備博命，除了這一刻也有另一選擇，就是預支幾十年去投入一些運動，那也是委身。像先前過身的前輩陳錦康，做工業傷亡權益，一做幾十年，還有同樣剛過身的陸潔玲，當初做社工時關注天台屋和拆遷，後來是婦女議題，同時教書影響學生。我覺得他們很「烈士」。今日聽到博士生去暴動大家會覺得大犧牲，那當然是。但這些前輩當年也是知識份子，把人生放了在運動裡，無名無利，只是做的不是大政治議題。

所以我反對中老年人說什麼「我地上一代人冇做咩咩咩」，你沒做啫，你那代有人做了一世的，四五行動那班人也被打到爆眼。你沒做只是你契弟，不要說你那一代。

郭：你最初也沒想過自己有這改變吧。

周：當然沒有，那時心中的社運就只有衝，覺得看文件和跟政府計數那些總有別人會做，但後來覺得也有責任去學。

現在聽到年青人說「你哋呢啲坐喺冷氣房嘅」，我明白他說什麼，但支援工作量也很甘，初頭不夠人是日日做十六個鐘，當然不是為了愚蠢的比較，只是位置不同。不過人大了也驚死，不習慣那暴力的程度，可能是不倫的比喻，但就好像放一個冷兵器時代的士兵在一個拿AK47的戰場，真的會驚。

郭：哈哈。

周：但如果真說愛香港，除了前線不是condom，所有弱勢都不應是社會和歷史裡的condom。積極正面地講，民間不同群體間平時也要多connect，否則每次要等大事發生，好像太撞彩。像南亞人，如社會文化或制度的排拒少些，平時已融入，南亞巴絲一早就多些，對家要找南亞刀手斬示威者也更困難。

不過自己也和人connect得不夠，不論基層還是示威者。哈。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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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諾恆：喜歡飲食、音樂和藝術的社運人。說起Punk，覺得這形式是有選擇下的簡單，放在社運，就是希望每個人也在運動中做到自己的東西。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警察文藝

 

六位記者在警察記者會以頭盔上的「查警暴，止警謊 」無聲抗議那天，無端回想自己最初怎樣認識記者這行業。答案是港產片《神行太保》，八九年五月上映，陳俊賢、劉德華和苗僑偉主演，貪得意重看，有一兩枝節最有意思。

當年自然不知道「神行太保」是《水滸傳》典故，只知電影強調做記者的劉德華跑得快，也博命，是反建制的叛迹英雄。主角卻是富家子陳俊賢，初出茅廬當記者，有一幕他接到報館通知後，和劉德華鬥快跑到事發現場，他先到，開門衝進去，就見兩人正持刀打刧。他呆了呆，傻傻地拿起相機影相，並說：「我唔係差人，係記者。」賊人接著的對白，天啊，竟是：「記，記你老母！」速龍果然卧虎藏龍，六一二喝駡記者那位或許是資深影迷，脫口就是電影典故。

陳俊賢和劉德華文武全才，順勢擒賊，上了報紙當新聞，題目是「記者相機當警棍」。一眾行家飲酒慶祝，中途說起記者這行業，邊說笑邊吐苦水。一個莫名其妙地說：「唔知記者幾時先可以做到執法者咁，可以捉賊，仲可以就地處決。」另一個說：「快喇，九七後仲做埋高幹。」另一個說：「我話到時全部做晒揮春佬就真，人地叫你寫咩就寫咩。」《神行太保》上映時離六四還有十日，新聞行業的情緒應極高漲，但片中這些記者都沒料到，三十年後的香港，記者的首要任務，是避開警察的子彈。

後來友人榮仔提起，才知道警察記者會最終在沒記者的情形下於facebook播出，暗用典故，文采蜚然。好奇下一看，警察講稿有段這樣說：「起初暴徒四處放火堵路，大家沒出聲。跟住他們破壞中資商店，大家沒出聲。後來他們毆打不同意見的途人，大家仍然沒出聲。最後，當他們向你襲擊的時侯，就不會再有人為你發聲。」句子形式當然是借用德國牧師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短詩 “First They Came...”，中譯〈起初他們......〉。

尼莫拉本來是希特拉支持者，希特拉曾向他承諾不會立法逼害教會，他亦被認為有反猶傾向，貼近官方意識形態。但後來納粹對教會逐步收編，他不滿而成立“Confessing Church”反抗，被捕入獄。二戰後，尼莫拉寫〈起初他們......〉懺悔當初眼見納粹黨在國內横行，總是袖手旁觀，社會主義者受迫害時沒出聲、工會領袖受迫害時沒出聲、猶太人受迫害時也沒出聲，最後就輪到自己了。

榮仔對警察記者會那段話的回應一針見血：「都莫講話你屈藍絲無出聲，人地明明多次出埋刀。」我倒想起那位撰稿者，明顯用心於修辭，否則寫不出「示威者星期六在維園搬走個龍門，但事實上其實佢地一直在搬龍門」這種虛實相間的句子。警察說納粹言論太沒創意，那作者不屑為之。警察直接自比受納粹逼害的猶太人，兩年前七警判案後在會員大會試過了，一下connect德國和猶太領事館，被嚴辭譴責。唯有把反納粹的言論倒轉過來化為己用，才最具震撼力量。

這也早有先例。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寫過，七六年阿根廷軍事政變後，新上場的將軍Iberico Saint-Jean曾說：「起初我們會殺死反叛者。然後我們會殺死其同謀者。然後是其同情者。然後是未決定的人。最後，是那些漠不關心的人。」形式的變奏更加徹底，〈起初他們...〉的「他們」成了「我們」。

要令大眾明白警察記者會的荒謬，每天寫些沒人相信的謊話並不足夠，重複久了也覺浪費才華。那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撰稿者，似乎覺得唯有暗借文學典故，才能把荒謬昇華到另一境界。他成功了，謝謝。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1月9日

荷索的背囊

兩年前在南美旅行遇到一個美國女子，一晚閒聊時她提起《魔戒》，有多鍾愛？她說高中有幾年，每天上學都把全套三冊放在背囊，不為看，只為那重量。聽時想，她父母一定曾問為何日日擔泥一樣，她應只笑而不答，深情最難解釋。

剛看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新完成的紀錄片，才知道他有一個珍重的背囊，是英國作家積榮（Bruce Chatwin）死前送他的；那背囊本來長期放著的，正是荷索的一本書。

積榮的成名作《在巴塔哥尼亞》（In Patagonia）我去南美前讀過，最深刻是開頭他憶述小時在祖母家見過、一小片從巴塔哥尼亞送到英國的「雷龍皮毛」，史前奇珍，積榮深受吸引，朝思暮想，「有時那頭雷龍會撞向睡房的牆壁，把我吵醒。」不過祖母搬家，那片皮毛就遺失了，他後來知道恐龍不是哺乳類，根本沒毛——恐龍有羽毛要到近十年才成科普常識。無論如何，他長大後還是去了巴塔哥尼亞找這條不存在的雷龍，書的原題就是《一片雷龍》（A Piece of Brontosaurus）。

書我不算著迷，但穿插的軼事都有趣，像寫到美國舊西部的著名悍匪卡西廸（Butch Cassidy，犯罪集團 “Wild Bunch”主腦）往巴塔哥尼亞隱居的片段，傳聞為避人耳目，為自己虛構了一場轟烈的死亡。積榮訪問卡西迪的妹妹，她記得卡西迪「死」後仍回家一起吃藍莓批，不知孰真孰假。但維基說，兩年前有人再到卡西廸墳墓驗屍，發現DNA不符。

積榮有些散文也好看，如寫到年少時在蘇富比拍賣行工作的經歷，遇過一些奇特客人，但自己樣子太好也是煩惱，據說他自覺被上司利用其外貌吸引富人，終於辭工不幹，到異地遊歷走訪原始部落，除了好奇心，不知多少屬他這段上流社會經歷的反彈。但他令我印象最深的散文，正是〈荷索在加納〉。

二人在澳洲初見，志趣相投，互相吸引，不斷有些來來回回的影響。那年荷索把積榮一本寫西非奴隸主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綠色眼鏡蛇》，染上愛滋已衰弱的積榮趁機到加納看荷索拍戲，旁觀他如何跟瘋狂的演員金斯基（Klaus Kinski）周旋。說起自己和荷索同樣相信步行的宗教力量，積榮提到一段往事：荷索的伯樂影評人艾斯拿（Lotte Eisner)有年病重，荷索不是張羅醫生，不是祈禱，而是走路，決心在風雪中從慕尼克步行到巴黎，深信可靠步行為友人驅病。大半個月後行至巴黎，到達艾斯拿的住處時，發現她果然痊癒。後來荷索把這段行程的日記輯錄成書，名為《冰裡行走》（Of Walking in Ice)。

荷索早前應BBC邀請，在積榮逝世三十周年拍成紀錄片，名為《遊牧：積榮的足跡》（Nomad: In The Footsteps Of Bruce Chatwin）。想起「履歷」二字，履是鞋，歷是禾田下面一隻腳（「止」的金文是腳掌，上下兩「止」成兩腳掌，就是「步」），人的所履所歷，總較一張A4紙豐富。

積榮一生只活了四十八年，臨終將自己一個啡色皮製、曾長期袋著《冰裡行走》的背囊交予荷索，荷索在鏡頭前一時感觸，說不出「背囊」，只能指指另一邊那實物。積榮死後，荷索接著那部劇情片即在巴塔哥尼亞的山區拍攝，特意安排主角在戲中背著積榮那背囊，拍攝中途卻遇暴風雪，零下二十度被困山上五十五小時，沒睡袋或帳幕，荷索就一直坐在背囊上保暖。

別人都說背囊救他一命。在那個可以要多煽情有多煽情的時刻，荷索倒是淡淡地笑笑說：但同組其他人都沒死啊。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0月26日

她的口罩

那周五心情沉重。前一晚，跟九二九被告暴動後保釋的朋友吃飯，此前一個周四晚，她才有份煮飯給大家吃，一切如常。但隔了一周，便輪到其他朋友在同一地方煮飯她吃。九二九當日她只有一個口罩，正在金鐘等人，以萬計的人跟她在同一地方經過，因為時間不同，可能早了出門或走得更慢才平安歸家。

周五早上，知道政府會用急緊法通過「禁蒙面法」，老想起 “Blind chance”兩字，機遇總是盲目，不知輪到誰又會被政權和命運任意拋擲。文明的目的似乎是盡量減少不幸，單是天災和重病已夠慘，現在卻是一波波人禍，使不幸密集地降臨，被捕被打被辱、情緒崩潰、與親友離散。這才暴力。

那天午後剛進課室，已有學生急著問「今日會做咩？」我明白她的意思，想三時看記者會直播。一起看，起初他們還有反應，當林鄭說「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會大笑，會鼓噪，但慢慢也散渙了，呆了。接著就收到教育局發給全港學生的通告，明顯借著記者會趁火打劫，使人誤以為他真有法律或任何權力，能說出「原則上，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口罩」這種話。要為政權服務我理解，幾句已完，通告偏要加些明知不相干的社交教育作鋪墊：「事實上，人與人的交往，一般慣常、合理做法是不會為避免讓人認別而遮蓋臉孔的......」簡直一片苦心。

放學鐘聲在戒嚴的氣氛中響起，後面有一把聲音說：「你覺得點啊？」回頭看，竟是如常戴著口罩的學生S。教了她兩年多，她從沒主動跟我說話，平時問她東西也多是幾句答完。她再問：「我戴咗口罩五年喇。點算？」

最初認識S，她總是坐到最後排和最邊遠的地方，請她坐近些，她會象徵式地移前少許。看見她的口罩還以為她身體欠佳，問她是否感冒或說聲保重，她雙眼會禮貌地微微一彎。後來才知是苦笑，根本不是病，我也停了問。長戴口罩的學生我遇過，可以是自我掩藏或抗世的象徵，因為是穿戴和表達的自由，不覺得是問題，順其自然也不錯，加上從S的文章也知道她的想法，裡頭總有股憤恨，反復出現的詞語是「嘔心」——大概受「作嘔」影響，她總誤把「惡心」寫作「嘔心」，改正了又會再錯。後來推介她看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覺得她會是知音。

為何長戴口罩？那天問她，以為會答「唔想講嘢」之類，她卻說是「某種精神潔癖，覺得個世界好污糟。」就連吃飯也不脫掉，只扯高，假使不能戴口罩會渾身不自在。受過誰的說法或哪些動漫影響嗎？她說不，純屬自發，她還說曾寫下一些想法，後來給我看，原來是詩，寫在一叠原稿紙上，其中有這樣幾句：

「為何要戴口罩/ 是呢，為何/ 回答是鼻敏感和習慣/ 是，習慣/ 明明是謊言/甚麼時候開始的/ 大概是那時候/ 已經不想再接觸這個世界/ 想要把那個體內細微純淨的自己分離」。隔幾句繼續說：「我拼了命想把那污穢洗掉，洗不掉呀/ 我拼了命去洗，他就印在我的腦袋骨髓/ 在我的血管裡，我只能割開皮肉/ 心急如焚地咬著血液，好癢好癢好癢好癢好癢/ 我著狂地抓我的頸椎/ 沒用呀沒用呀好癢呀好痛呀好煩呀/ 割不掉，呀？」

六月初，她肯定沒料到反送中運動輾轉會影響到她的口罩。太荒謬，問可否將她的故事和文章公開，她說好。順著她世界好污糟的想法，到了2047，若地球還在，她這代剛步入中年的人不少都應拐著腳，或斷了手，扯高衣服都是彈孔和縫了七針的刀疤，肺都灰黑，常常咳。親友三分一在海外、三分一放監出來生活艱難、三分一靜靜苟活，香港人早成了香港的少數族裔。會這樣嗎？不知道，只知林鄭月娥說自己非常關心中學生。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0月12日

笑很重要

差利卓別靈曾說《大獨裁者》能夠出現，只因當時還未確知納粹邪惡的程度，要是知道就不會拍喜劇。戲完成了，納粹在歐洲已勢如破竹，他一度想過把戲收起不放映。有這對照，猶太裔德國導演劉別謙（Ernst Lubitsch)一九四二年的黑色喜劇《戲諜人生》（To Be or Not to Be）對「笑」的態度，就更教人吃驚。記得初看時單是開場頭幾分鐘即被震攝，人要多張狂，心要多寛廣，才能在最悲苦的時代這樣目空一切，肆無忌憚地嬉戲，保留笑的權利。

三九年八月，和平的華沙街頭，所有路人突然停住，見鬼一般目瞪口呆，因希特拉獨個站在一家雜貨店的櫥窗外。我們知道歷史上，納粹在同年九月才攻打華沙，這開場究竟在做什麼？一個倒敍，回到柏林蓋世太堡總部，幾個納粹軍官在手起手落的 “Hail Hitler!” (「希特拉萬歲！」）敬禮中，正在哄一個小孩供出父親，轉瞬間各人緊張起來，元首來了。甫進門，希特拉在眾人的 “Hail Hitler!”中，只緩緩的揚手說： “Hail myself”（我自己萬歲）。

看時呆了呆。鏡頭一轉，導演拍枱站起就罵，背後是空蕩蕩的劇場，原來總部只是場景，排戲途中，「希特拉」臨場爆肚加對白，覺得這樣好笑。導演解釋這裡不需要笑啊，一個高瘦閒角卻在旁說： “A laugh is nothing to be sneezed at”，單是這句「笑很重要」已可歸納全套電影。那劇場導演接著批評希特拉的扮相不像，希特拉不服，為證明自己，一怒之下才穿著這元首戲服走進華沙街頭，以始料不及的方式解釋了開場的懸念。

六月後無甚心情看電影，最近想學生看看前人與極權周旋的不同取態，笑中有淚的《戲諜人生》適合不過。際此時勢，笑很奢侈，也很重要，雖然要強調「笑很重要」本身就令人不安。戲中說「笑很重要」那高瘦閒角名叫Greenberg正是猶太人，抱怨自己只行行企企，渴望演莎劇《威尼斯商人》裡猶太財主夏洛克（Shylock）。他在戲中出場不多，卻三次唸出夏洛克的經典對白，一次比一次沉重：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梁實秋譯：你若刺我們一下，我們能不流血嗎？你若搔著我們癢處，我們能不笑嗎？你若毒害我們，我們能不死嗎？你若欺負我們，我們能不報仇嗎？）

最終全靠他在危難中唸好夏洛克的臺詞，整個劇團才能合演好戲，以機智和演藝騙過納粹黨，Greenberg雖然強調笑，在銀幕上說的最後一字，卻是Revenge，報仇。但他沒成功。劉別謙在歡閙的表面下補上沉痛一筆。臨尾全團人都脫險飛到英國去，唯獨這個猶太人下落不明，含蓄交代了他的犧牲，再異想天開也沒法逃過民族的命運。

《戲諜人生》四二年出來後，電影和部份對白都給人批評，覺得過了火，拿波蘭開玩笑，壞品味。能不怕人覺得自己涼薄需要自信，劉別謙後來在《紐約時報》撰文自辯，最深印象是他的一句「我的納粹黨是不同的」（My Nazis are different） ，他說戲裡沒納粹刑室沒鞭打，因為他們要是談起種種暴行也不過如售貨員說起手袋銷量，幽默感都建基於集中營和受害者的苦難。

那時二戰的結局仍無人知曉，希特拉要三年後才自殺，劉別謙卻用他最拿手的電影、演藝、笑，先報仇，幽他們這種幽默一默。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28日

大獨裁者與小鳥

                                                                             圖：Nick Ma

有個罷課的學生選了些電影跟同學一起看，其一是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找我講解，樂意為之，今次重溫也有得著。

有聲電影在一九二八年來臨後，差利不為所動，《城市之光》和《摩登時代》仍是默片，到四零年這部《大獨裁者》他終於發聲，才有片末那段關於人類未來的激昂演說。電影背後的故事同樣豐富。差利的兒子曾說，差利對希特拉一直有種鏡像般的驚詑，二人同年同月生，均出身寒微，最終一成暴君使千萬人流淚，一成笑匠為世界帶來歡欣，但差利深深意識到，只要陰差陽錯便可對調。

希特拉老早知道差利的影響力，三一年差利到訪柏林，極受擁戴，納粹黨幾年後便印製《猶大人在看著你》誣陷差利為可惡的猶太小丑。差利雖非猶太人，但二十年代起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四處張羅，試圖證明他真身是個名為Israel Thonstein的猶太人及蘇聯間諜。三五年，納粹黨最著名的政治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Triump of the Will)面世，據說法國導演雷克萊亞（Rene Clair）跟差利一起在紐約看了，萊亞極驚恐，深被電影的威力震攝，覺得公映的話西方世界必然輸掉。差利倒是大笑。

莫說差利獨具慧眼，困於時局中，沒別過頭裝看不見已是勇氣。當歐洲諸國仍覺得希特拉是自己人，奉行姑息政策，差利已預視到納粹禍害。三八年著手寫《大獨裁者》劇本，英國知道了，不想觸怒希特拉，便謂將禁播電影。三九年二戰爆發不久，拍攝開始，電影一年後上映，美國尚未參戰，有影評人更認為戲中納粹對猶大人的暴力太誇張——其時外界仍未知道納粹屠猶的嚴重，電影裡的「集中營」便寛敞得像私家醫院。

今回重看，特別欣賞差利看出理獨裁者虛妄與虛怯的矛盾心情，那Hynkel自卑的時間原來佔那麼多，尤其遇上鄰國狂人領袖相形見絀時。另一邊寫受逼迫者的苦況，有個鏡頭之前沒留意：猶太理髮師被德軍搜捕，女友趕緊把他推進屋內逃命。門關上，鏡頭移到門旁，用十多秒影著籠裡的一隻小鳥，畫外音則是德軍在大肆破壞和女子尖叫的聲音。這是片末那演說以外，全套電影最不像喜劇的時刻。

看時不期然想起別的小鳥。不是被囚，而是被禁，不在籠內，須偷運進去。之前重讀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火之記憶》，有段寫到七三年烏拉圭軍事政變後的受害者。加萊亞諾是過來人，因那場政變先被囚禁，後來流亡國外十二年，但書中記下的卻是這個優美的故事，對抗暴政可如差利的嘲笑，也可像這個題為〈被禁的小鳥〉般微笑。

在囚的烏拉圭政治犯未經准許不可吹口哨、笑、唱歌、急步、跟其他囚犯打招呼，也不許製作或接收有孕婦、情侶、蝴蝶、星星或小鳥的圖畫。某周日，因「有意識形態想法」被囚禁和虐待的中學老師佩雷斯，得到五歲女兒米尼的探訪。她帶來一幅畫了小鳥的圖畫，獄卒看見，在門口摧毀了。

下一周日，米尼帶來一幅畫了樹的圖畫。樹不違禁，圖畫進去了，佩雷斯稱讚女兒畫得好，問起那些散佈樹上、半隱於枝葉間那些的繽紛圓圈：「是橙嗎？還是什麼生果？」女兒一隻手指放他嘴前：「殊......」跟爸爸耳語：「傻瓜，你難道看不到那是眼睛嗎？是我偷運給你那些小鳥的眼睛。」

最後重複兩次的，是眼睛。江山代有暴君出，極權如何嚴密，想像力仍是重要的自衛武器，要培養在樹枝間看出小鳥的眼光。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14日

開學

                                                                                  圖：蘇珏

在網上看到 “The Saddest Phras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最悲傷的英文片語是什麼？有幾個答案較特別。一個是 “If only”，「要是......就好了」。一個是 “What party?”，這party不是黨，是派對，沒被邀請的人才這樣問。另一個是“Back to school”，誰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何況還是今年，只有馬能安樂放暑假。

去年課堂說過一個關於馬的小故事。那天說起陶淵明，提到〈歸園田居〉「羈鳥戀舊林」那「羈」字的結構真妙，本就是右下角的一匹馬，沒事沒幹給人找捕，上面的「罒」不是四，而是個向下罩的網，纏住牠，左邊的「革」就是皮革器具，束縛牠。《說文》解「羈」作「馬絡頭也」，套在頭上，方向任人決定，失去自由。有此認知，加點想像，「不羈」的意思也就顯而易見：把「羈」的罒和革都「不」了，逐一刷掉，右下角的馬便不再瑟縮一角，還原為獨立一匹馬，雄立天地間，在曠野奔馳，或在草地滾來滾去。羈鳥還原為鳥，囚還原為人，「復得返自然」，回復身心的閒靜自主，不受制於「他然」。後來偶見有本談及中國藝術的書，把「無羈」譯做 “untrammelled”，沒見過，查字典才發現trammel既指魚網，也指套在馬腳教馬緩步的馬梏， "un”了他們，恰巧跟去掉罒和革的意思匹配。

身體上的羈絆顯而易見，要掙脫卻非易事。思想上的羈絆就更麻煩，如果說校園不准討論XX，你即時會想起什麼？討論不等於支持，但白色恐怖、互相監視和舉報，開學後恐怕會愈來愈多，更多的掣肘，更深的冷漠，若全都逆來順受，久而久之，世界只會變得愈來愈小，人就變成卡夫卡筆下那隻老鼠。

那故事名叫〈小寓言〉（A Little Fable)，篇幅不足半版，只兩部分，先是老鼠的自述，慨嘆世界在每天縮小，開頭明明很大的，大得牠心慌，不斷跑，見到遠方有牆壁才稍為安心。但牆壁很快收窄，順著走，竟就到了最後的房間，角落還放著待自己走進的陷阱。「你只需改變方向。」貓說，然後把老鼠吃掉。故事完了，有何寓意？可能是「逃避自由」吧，才甘願由曠野走到樊籠裡，世界最終變得跟自己身體一樣小。令人悲傷的”If only”總是來得太遲。

陳馮富珍已倡議將「愛國愛港」列作教師任職的必備資格，一下虛晃，離下一步「愛黨」還會遠嗎？到時自然不用問：“What party?” 思想上的羈絆當然有另一層意義，包括名利、地位和各種造作，將習慣了的不自然拿走，往往需要極大覺察力，不簡單。

據說School的希臘文字源Schole指的是「閒暇」，這閒暇本來是在學校求真、用知識擺脫馬絡頭的偏見、學做人等等應有的氣氛，只因貨不對辦，“Back to school”才如此令人傷心，也方會有De-schooling的想法。沒有人想去掉閒暇，但許多從學校學回來的羈絆，卻應努力去掉，偷點閒，不讓世界縮小，把自己還原。

《蘋果日報》2019年8月31日

血腥周日

Bloody Sunday 壁畫

七二一元朗恐襲是周日。八一一，也是周日，警察向急救義工頭部開槍打爆眼球、地鐵站口極近射人推人落電梯、打爆男子門牙仍按地持續虐待、在地鐵站內射催淚彈、三十名被捕者疑遭私刑給打至骨折，血迹斑斑，謀殺級數，沒出人命純屬好運，但運氣能持續多久？

想起愛爾蘭歷史上有兩個 “Bloody Sunday”，較近的一次在一九七二年一月，於北愛爾蘭的Bogside發生，簡言之，是這個早跟英國軍警有衝突的天主教社區，因不滿英國未審先囚禁的政策而發起遊行，期間遭英國傘兵開槍射殺，十三位平民當場死亡。仇恨的淵源要上溯英國殖民統治，頗複雜，倒想由一首詩引申開去。

關於Bloody Sunday，最廣為人知的歌曲當然是愛爾蘭樂隊U2的 “Sunday, Bloody Sunday”，為此而發的詩也不少，堅士拿（Thomas Kinsella）的“Butcher’s dozen：A Lesson for the Octave of Widgery”是其中著名者。

我原以為詩題這樣解：Butcher’s dozen直譯是「屠夫的一打」，一打是十二，但屠夫有習慣呃秤的形象，這裡指的是十一。誰呃秤？副題這位韋謝利（Widgery）不是屠夫，而是英國法官，於Bloody Sunday後奉命負責審裁案件，報告書在同年四月完成，被指偏袒英軍，漂白慘案，堅士拿覺得是侮辱，同月寫詩抨擊。但後來朋友引書指正：這Butcher’s dozen不是十一，而是十三，取Baker’s dozen之意，因中世紀麵包師傅怕被指呃稱而受罰，故一打麵包常多給一個，這十三，就是紀念十三個喪生的平民。

詩頗長，只說兩小段。開頭「我」帶著腳底的憤恨前行，回到案發現場，景象肅殺淒清，突然卻有鬼魂從一灘血裡說： “Once there lived a hooligan./A pig came up, and away he ran./Here lies one in blood and bones,/Who lost his life for throwing stones.” Hooligan指流氓，是英軍當時對示威者的稱呼，開槍的英軍抗辯說先受槍擊才開火，但鬼魂卻說，一攤血肉死在這裡的，只扔過石頭，武力絕不對等。

聲音愈來愈多，「我」沿路遇上一個又一個亡魂，有一位疑遭插贜嫁禍，雖沒開名，卻明顯指青年多納希（Gerard Donaghy）：“When the bullet stopped my breath/A doctor sought the cause of death./He upped my shirt, undid my fly,/Twice he moved my limbs awry,/And noticed nothing. By and by” 不論送他往醫院的英兵或醫生都沒在其遺體發現異樣，但那半句By and by 的「最終」後卻有文章，英軍宣稱在他遺體搜得幾個土製炸彈，坐實恐怖襲擊的指控 ：“Yes, they must be strict with us, /Even in death so treacherous!” 人雖死了，還得提防其陰險詭詐。

許多不明不白，韋謝利的審訊都沒澄清，事情還未解決，屍骨繼續哀鳴。到九八年，貝里雅政府再委派法官沙維耶（Lord Saville）主持獨立調查，用上十二年，重召證人，翻查檔案，報告書於二零一零年公佈，駁倒英軍是受襲還擊的說法，證實死者十三人沒一位對英軍構成傷亡的危險，並謂英軍製造謊言掩蓋罪行。時任首相卡梅倫代為道歉。報告出來後，四十七年前那周日參與了行動的英兵”Soldier F”，今年初被控謀殺，九月將回到北愛爾蘭的法庭受審，未知料已垂老的他會否出席聆訊。

反觀目下香港，連爭取最合法合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如此艱難，要求他有公信力、不胡亂搪塞虛應故事，或像緣木求魚，但有兩個非常簡單的字，叫公道，你可迴避、可忘記、甚至可禁人提起，只要人心不死，歷史的債務總得償還。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8月17日

總掣在元朗

幾年前有天身處一個冷氣太大的劇場。我知道那劇場因設計問題，冷氣掣在場外的遠處，來回要幾分鐘才能調校。有朋友說太冷了，建議關掉冷氣一會。熟悉劇場設計的K即打趣說：「總掣喺元朗。」我跟K不熟，瞬間卻有「咿咦？」的驚歎，像因暗語而認出同道，哈哈笑，朋友一臉茫然。解釋笑話最吃力不討好，只叫他回家溫習《整蠱專家》開場成奎安被虐待那一幕。

因為七二一白衫軍的恐襲，元朗才從邊緣成了中心。給我很深印象的，還有七二二下午，那位到元朗警署外抗議的青年，拿著咪邊哭邊說自己對元朗的感情，流著淚用「元朗人騎牛返學」這種地區歧視的笑話來自嘲，聽得人更心酸。這悲喜反差，就像去年看過潘源良的一段影片，他非常深情地翻唱「我直入元朗，你老豆叠羅漢......」

我不熟元朗，如沒記錯，上周才去了人生第三次。那天出門前，有一秒想過穿黑衣會否太危險，但轉念一想，連穿什麼顏色的自由也沒有，又是什麼世界。早上要先到大埔墟，午後打算坐紅Van進元朗，遠離小巴站已見一條黑色人龍，有人經過會說加油。車太疏，慢慢有人建議轉乘巴士。有自己駕車或租車去的人，開始向人龍豎手指，還有一個空位、兩個空位，有人上車。等近半小時仍未上到小巴，我卻已慢慢到了站頭。一輛七人車忽停下，開門，向人龍展示一張紙，大字寫著「元朗」，原來是義載。

上了車，司機頗熱情，說平日載遊客，但最近看不過眼，覺得賺少些也要幫手，七二一那晚在上環一帶載人回家，過不到元朗，唯有逼自己不要再看網上片段，否則很易發瘋。他不斷叫我們拿水，殷勤說「想睇風景可打開個簾」，雖然車窗其實沒簾。他解釋應是元朗那邊紅Van站頭故意不放車過大埔，才要等那麼久：「撐政府就有車接有錢收有衫著，普通市民你就食蕉啦，車都冇得你撘。」坐車頭的是個拿著行山杖的阿伯，也說「唔係打女人，我都唔會出嚟」，坐後排的兩個年青人笑笑說，去元朗行山拿行山杖，好合理。兩個年青人原來今次才首次出來，語氣反而好像帶點興奮。

司機先生說，放下我們後又將回大埔，看看可走幾轉。差不多到達元朗市中心，他指著空蕩蕩的大街駡「你睇吓呢個政府」，意思是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惶惶。險惡的環境逼出這許多好人好事、萍水相逢，晚上聽到據說有便衣警員扮義載，破壞這些信任與情誼，只覺特別可惡。

下車的一刻覺得街上異常寧靜，靜得有點令人不安，會不自覺地懷疑街上比較健碩或樣子欠佳的人。約了兩個朋友們在「生活書社」會合，商場已經落閘，仍開門的店舖不多，找了一會，店主Eason和琳都在，如常看舖賣書，喇叭播的卻不是音樂，而是網上那種刻意地誇張的信息，很能緩和緊張氣氛，其中一段這樣說：「今晚真係唔好出元朗，我大佬同我講，南生圍個邊所有動物已經失晒控，啲彈塗魚啊、牛啊、白鴿啊全部都會出嚟，吹晒雞啦......」臨走，Eason不忘叮囑我們：「記得小心彈塗魚」。

後來再跟另一朋友會合，甫見面他即向我們派發他自製的一叠「元朗公國外國人入境紀錄」，說剛才乘巴士來時本想在車上派，但不知幾多是同路人，不敢亂來。細看表格，「入境目的」分別有「保衛香港」、「爭取香港自由自主」、「爭取雙普選」及「反對警黑聯盟」。啊，警黑聯盟，總掣果然在元朗。

令人無眠的何止元朗黑夜，被控暴動的竟不是那堆白衫軍。是時候一起停下，支持八月五日的罷工，再前行。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8月3日

浮板盾牌

Stevie Smith為"Not Waving but Drowning"畫的配圖

有些東西不應相遇，例如浮板與警棍。那是七一晚立法會外，新聞說議員嘗試勸退年青人，有人回答「我這條命唔X要啦」，一位則以塑膠帶綁起兩塊浮板，自製盾牌，因驚慌，雙手不斷顫抖。那兩塊互相依存的浮板，肯定沒料到存在意義會經此巨變，不可思議地負責抵擋警棍。

結果這浮板最近常浮在腦海，乍聽有點兒戲，夏日炎炎，本應給人快樂拿著去海灘，竟成了絕望中的水泡，雖說臨時製作，卻總比紙皮好，在載浮載沉的一瞬變成苦海中唯一把握，很富象徵意義。拉遠點看不免既滑稽，又殘酷，當中的落差使我想起英國作家史密夫(Stevie Smith)的一首詩，名為〈不是揮手而是遇溺〉（Not Waving but Drowning）。

詩寫在五十年代，用字淺白，分三段，每段四行。場景大概是海灘，首段這樣說： “Nobody heard him, the dead man,/ But still he lay moaning:/ I was much further out than you thought/ And not waving but drowning.” 主角第一行即以死者的姿態出現，雖然怪異地仍在呻吟，聲音一直陰魂不散，下兩行便轉換成他的第一人稱：「我比你想像的離得更遠/不是揮手而是遇溺」。

第二段離開死者的視角: “Poor chap, he always loved larking/ And now he’s dead/ It must have been too cold for him his heart gave away,/ They said.” 這傢伙總愛嬉閙，一定因為太冷了心臟支撐不住，最後獨立成行的「他們說」，真有塘邊鶴見人死了道聽塗說的意味。

但第三段開頭就反駁這想法： “Oh, no no no, it was too cold always/ (Still the dead one lay moaning)/ I was much too far out all my life/ And not waving but drowning.”不，與冷無關，因為一直也太冷，這又是誰說的呢？應是死者（仍用殘存的力氣在括號裡呻吟），最後「我」又開口：「我畢生都離得太遠/不是揮手而是遇溺」。

冷的不單是水，況且不在水中也可遇溺，從來看似正正常常，困難都往心內埋藏，只有自己知道。詩到此而止，Waving快樂，Drowning傷心，在海灘閒躺的人還以為我寫意揮手，原來那已是最後的求救訊號，正不由自去地下沉，可惜世人一如既往，再度誤會了，傷逝總是太遲。

這全是旁人的責任嗎？未必。與其說譴責旁人總不夠機警、太不細心，此詩點出的毋寧是生活的荒謬感，人和人、或個人表裡的距離都渺不可知，我的最莊是你的最諧，最痛苦時又往往最樂的笑容遮掩，總隔著半個海洋。Youtube有段史密夫解釋此詩緣起的錄音可參考，她有天在報上讀到這種因誤會而溺斃的新聞，心中不安，由此想到人生也類近，幾多人裝作快樂，事實卻從未在這娑婆世界得安頓，唯有說說笑笑，但那看似堅毅的外衣有時剝落，人就如詩中那可憐的主角般消失。

幾多人正在揮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段日子才最自覺到存在，不溺斃於苦無出路的庸碌生活，慶幸親歷大時代？幾多人又在遇溺，在恐懼或這波「精神健康疫症」中沒頂，於臨界點前犧牲前途、自毀地衝擊，或被迫跳橋？不肯定，甚至同一人在不同階段也會時而揮手，時而遇溺。沙田遊行當日，不少居民把一塊塊色彩繽紛的浮板從家中窗戶拋到街上給人自衛，心情應很沉重。想起《左傳》有「視民如傷」四字，政府當把人民當傷病者照顧才是正道。偏偏今日反其道而行，恨不得出現嚴重傷亡，刻意用仇恨的洪水淹沒所有人。但願天佑香港，有志者平安無恙。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7月20日 

人各有體

程展緯作品

關於王羲之的故事，我最喜歡的偏是最不可信的那個，叫做「人各有體」。故事說王羲之崇拜張芝，日夜臨暮，常常手比指劃，都在想張芝的字。一晚太太郗夫人側身往另一邊睡著了，他繼續憑空練字，不為意就寫到她的背上，太太轉身說：「人各有體」。說的本是身體，但一語雙關，羲之頓悟，這才創出自己的書體。按常理，王太太說的更可能是「唔好搞我後面」，「人各有體」這對白太生硬，但故事的趣味在於給弄醒的不止夫人，還有沉醉於張芝夢的王羲之。

繞了一圈，只因最近有句話常在腦中浮現：年青人有很多種。有人走得前，有人走得後，認識幾位，雖已在別處默默支持，卻總覺得沒符合期望，辜負了誰而自責起來。上回文章刊出後翌日，收到多年沒見的舊生A傳來的電郵。她以前在學校算不上出眾，一直靜靜讀書，印象中我偶爾還暗自嫌她太著重考試，希望她把眼界放遠些。像她這類學生，總使我想起一次和同事的對話。

我和這同事都教過舊生B，那次我說覺得B總是拿著試卷，出來逐題斤斤計較地「搲分數」，有點沒趣。同事冷冷反問：「你讀書係咪好好彩㗎？」她很明白B為何這樣，因她自己正是這樣長大，為了前路，每一分都重要，每個機會都要抓緊，只因生活裡可倚傍的東西實在太少。一言驚醒夢中人，性格可以是許多偶然條件的結果，像家境、父母、運氣，別說溫柔地體察，往往全沒為意已下判斷，傷了人也不知道，那刻真像當頭棒喝。

看舊生A的電郵發現，她已改變不少，說因政見和父母相反，只能做鍵盤戰士，不斷看直播，為在場的朋友擔心：「我只想為香港出一分力，也自私點想自己行多一步，六一二偷偷請假去發夢，但必須早過爸爸收工前回家，所以沒有一起經歷到尾，然後又因為好似甚麼也做不到，覺得自己很無用，雖然中間一有時間就會到煲底靜坐，不過都係覺得自己好廢。」不單評斷他人時不夠體貼，看待自己更是如此，一不小心就拿了不適合的尺來量度。

然後A說起父母，以及她在家中的努力：「為了令佢地不小心看到面書的真新聞，我便無限地re-post，硬不行，唯有軟，看到便看，吸收到幾多就幾多，我想佢地知道真相，當為青年人還一個清白也好。」我回覆：「各人有自己的處境，不說你也不信，六一二那天，父親是打來跟我說，如果姑媽（她凑大我）打畀我要說我沒出去。現在似乎較多提及年青人勇敢向前的一面，當然好，不過許多比較無力、比較dark、覺得自己一事無成的感覺可能無處安放，但這也是普遍且重要的情感吧，而事情一冷卻，可能又會有另一輪失落。」結果跟她繼續電郵來往，剛剛才提起友人這巧妙的策略：不久前他給父母訂Netflix，好奇問，他們喜歡看歐美劇？他答，不，只是他們退休了時間多，又希望他們上少點面書、看少點假新聞，正如小時他們不想你終日打機，就特意給你買滑板，現在是時候調轉。

最後想記下一個無關的夢，算是在這段日子裡美妙的時刻：金鐘月台上，都站著趕乘尾班車回家的人。車還有三分鐘才來，突然傳來女人的叫喊，提醒人「戴返口罩」，然後另一邊又有叫聲，人頭往那邊望過去，不知是什麼，「生日！」誰人帶頭唱了第一句Happy Birthday，月台上都戴著口罩的黑衣人，就一起為那位遠得看不見的朋友唱起歌來，到尾二一句 “Happy Birthday to...”頓一頓，跳過了，把歌唱完，又睡過去。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7月6日

年青人會自己來

九二八後不久，見廿歲出頭的舊生Kensa用鉛筆畫了一幅畫，三個人掩著口鼻流淚咳嗽、擁作一團，鉛筆掃出灰黑背景，再用擦膠擦出幾條交錯的白色煙霧，下面一行字寫著「不用再扔那個了，我們自己來」，妙在方向倒轉，不是「走」，而是「來」，我覺得畫得好，用書跟他交換，一直將這畫放在學校書桌旁，五年了。

催淚彈再來，人也自己來了。這段日子不時收到年青人的電郵，多少鬱悶與自責，也有的天真爛漫。以下所有內容都徵得他們同意，看看政府究竟怎樣「與青年同行」。六月十一日晚，吃飯中途得悉青年在金鐘地鐵一字排開，給警察以搜身為名凌辱，繼承前天凌晨將他們圍困在灣仔警署外，不許飲食上廁所，還須踎低被白燈照射數小時示眾。說是恐嚇年青人固然可以，但更似刻意針對和挑釁，激起憤怒，使他們更期望暴力，甚至有犧牲的意欲，在絕望中只能用最原始的身體來反抗，只要生亂即可坐實暴動的劇情。

那晚回家即收到中五學生A的電郵。她愛思考，對未來有憧憬，平時跟同學有點隔閡：「呢排覺得好迷茫，有好多雜亂既思緒解決唔到，我好想守護呢個香港，我願意用一切方法去守護，亦都做好曬最嚴重嘅打算、心理準備。」後附照片，是她在筆記簿寫下的幾段話，害怕在紛攘的世界無法認清自己。我只如實回覆了心情，在如此時勢不見得比她清晰和勇敢，在衝突現場，無事發生我會悶，有事發生我會驚，也常不知可做什麼，對比不知所措地身處陌生的群體，更喜歡一個人，但覺得能承認自己往往不是那麼強，也是重要起步。最後說，「確切的建議我沒法給你，但坦白說，我才不希望你們時時刻刻『都做好曬最嚴重嘅打算、心理準備』。」

六一二當日，中途從夏慤道躲進太古廣場避難，忽有同事經過拍肩，憂心地問有否看見學生，傳聞統一中心將落閘拉人，幾百人正從天橋湧過來。同晚收到中四學生B的電郵，說下午在現場受了傷，翌日不能考試，「我知道我這樣做是有點不負責任，但希望你能體諒。」然後是雙手合十的emoji，還列表交代會回來考試的同學，兩人將因傷病缺席，上學情況奇異地比平日還積極。學生請假在程序上其實不用告訴我，收到這電郵卻不知怎的感到欣慰。

部分人經歷過這沒死人已算奇蹟的一天，翌晨又回來坐著背《詩經》《楚辭》，真不容易。考完試，收卷，我本來不想先開口，但見他們把文具收拾了很久仍未拾完，或一直扮㩒電話就是不走，便問他們有何想法。有人前一天不許外出，在家中看了八九小時直播，問催淚彈是什麼味道。有人瞞著家人出去了，回家要訛稱她沒做過的那份數學卷有多艱深，也提到誤打誤撞跑到IFC買物資，見人繼續優雅地喝咖啡看看書，彷彿平行時空。他們都被迫在一天內急速長大。

六一五下午，遊行前一天，內向寡言的舊生C傳來電郵，自言陷入沉鬱，覺得因家境和工作沒怎樣付出過：「我承認我有怕事逃避嘅一面，作為一個27歲嘅人真係好羞恥。」因要外出，只簡單回覆幾句，就乘巴士到上環，路經太古廣場。早已知道有人站在棚架外抗議，巴士緩慢駛過，看見氣墊，也沒想過會出人命。

晚上回家知道消息，不一會就收到C的電郵，開頭有點嚇人：「完了。我所做過的，都不足掛齒。人們一個接一個，證明了自己的無私。」不禁擔心起來，連忙回覆，自責比憤怒還麻煩，也掛心翌日遊行，氣氛將不同了，假若人數少於一百萬，形勢可能急轉直下，林鄭將繼續那嘴臉，不知幾多人會受不來，一拳打爆電視，情緒出問題。

這都只是開始。聽到林鄭在記者會上說「與青年同行」，哈哈笑了出來，虧你講得出口。同行？不必，他們會自己來，找你算帳。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6月22日

將頭髮向上拉

"Munchausen", Oscar Herrfurth

且從一幅去年旅行看見的畫說起。那時路經愛沙尼亞大學城塔圖（Tartu）的 “AHHAA”科學館，大堂有座銀色高塔，教小朋友力學原理，坐在塔邊櫈上，只要不斷上下拉動面前的鐵鏈，在小齒輪扣大齒輪的作用下，不用電，不消十秒就可把自己升到二樓高。塔的名字是 “Munchausen Tower”，但這人不是捐錢冠名的善長仁翁，旁邊有文字說明，並附畫作：一個穿古裝的將軍連人帶馬掉進沼澤，雙手卻捉著自己的頭髮向上拉，希望能違反引力把自己拯救出來。他就是十八世紀德國作家拉斯伯（Rudolf Erich Raspe）筆下的奇人孟楚生男爵（Baron Munchausen），科學館以此命名高塔，結合科學與人文，別出心裁。

看時覺得孟楚生昧於世事得這樣形象化，很像「守株待兔」或「削足適履」等先秦寓言。雖然他的自救注定無望，卻非單純的可笑或可悲，因徒勞裡自有壯麗，也幽默得令人微笑。後來上網查，知道他身處的畢竟是奇情世界，果然這樣脫險，而原來尼采一早用這典故來說自由意志，似乎也取其褒義，立即自覺更有道理起來。尼采哲學我不懂，但他寫得實在有型：“to pull oneself up into existence by the hair, out of the swamps of nothingness.”（從虛無的沼澤中，以上拉頭髮把自己拉進存在。）可能尼采用過這典故，才啟發正為改名苦惱的科學館職員。

最近常想起那張拉頭髮的畫。「沉淪」的隱喻又再湧現，香港人事實也沉得夠低，形勢如此，人人都是孟楚生，任何自救或許都像他枉然。誰都知道「送中法」會因民間行動撤回的機會極微，但這可能才是周日遊行奇妙之處。說得徹底些，對成功沒奢望，不被奇蹟誘惑，只是不得不在必將降臨的命運面前，站出來壯麗或幽默一下。

歷史常教我們認識失敗。有天讀到陳健民用英文寫的獄中書，行文平實動人，像信末簡單的一句“Thanks for keeping me in your thought”（「多謝記掛」，雖然文法上這 “thought”似應作 “thoughts”。）印出來堂上跟學生一起看學英文，兩班學生已無人知他是誰，唯一應該聽過那位前一夜去了派「反送中」傳單，太累，講完才遲到回來。陳健民說剛賺夠工資買鞋跑步，希望出獄後參加柏林馬拉松，穿越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跟他們看這大門的幾張歷史照片，六十年代開始門前横擱著柏林圍牆，八九年因「蘇東波」（他們聽了起初發笑，以為我亂講）才起轉機。

成功的故事並不陌生：五六月受天安門集會鼓舞，六四當日則是波蘭「團結工聯」在選舉勝出，同年底圍牆終受動搖，有人站到牆上，羅斯卓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獨個拿著大提琴在牆邊拉巴哈，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則在布蘭登堡門外幾百米的演奏廳，改動貝多芬《快樂頌》成《自由頌》。但東看西看時卻更留意幾個「失敗者」：二月，東柏林青年Chris Gueffroy以為士兵不會開槍，只因早走幾步，便成了最後一個給圍牆守衛射殺的人。三月，Winfried Freudenberg乘自製的熱氣球越過圍牆，卻因風向改變吹回東柏林墮地而死。這都是歷史的註腳，姑且可叫歷史感。

跟友人榮仔說起孟楚生拉頭髮的故事，他倒想起高登一個長年笑話：常有人問，如果升降機不幸意外墜下，是否在墜地一刻跳高，就不會死？然後有人一本正經地回答，正確的自救方法，是盡快背靠牆壁保護脊柱，同時公事包放腳底、雙手抱頸、曲膝及提起腳跟站立。問題是不過幾秒時間，怎做到這許多東西？他說得真好：「我估我都係照跳，就好似反送中遊行一樣。」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6月8日

男人與狗

奇洛李維斯在訪問裡邊玩狗，邊答影迷問保持腳踏實地的秘密，笑笑說：「地心吸力。」我沒看過他的John Wick系列，據說主角為狗報仇，好奇下找回第一集看看，以為細寫人狗情深，誰知狗只出場幾分鐘就死了；片種不同，預期落空。想起先前看了一個短篇故事，反地心吸力、飄飄然愈升愈高的，卻不是人，而是狗。

故事名為 “The Dog”，作者是蘇聯小說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多年前見梁文道提及，年初才找來看，收在文集The Road。初段鏡頭貼著地面，追蹤一隻流浪狗的生活，她喜歡童年，眷戀五月，渴望自由，但童年會過，世界也總有冬天。城市太危險了，這不知名的母狗仗著聰明才能應付，學識分辨汽車的不同速度、懂得看紅燈、知道電線比毒蛇危險，然後作者說：「這狗知道的科技，比一個三百年前的聰明人可能還多。」

這短短一句裡的時空跳躍，很配合接下來的故事發展：斑點有晚被人捉走，送往實驗室，遇到對她情有獨鍾的瘦削主人，還給改名成「斑點」，將要成為首隻圍繞地球並生還回來的太空狗。格羅斯曼未明言背景：四十年代末，冷戰展開，美國先把果蠅、猴子、老鼠等動物放上太空船做試驗，五十年代輪到蘇聯把狗送上太空，但首隻進入軌道的母狗「萊卡」（Laika）因船艙過熱，升空幾小時就沒命，享年三歲。故事裡的斑點正要接替她，目標是平安歸來。為何跟萊卡一樣要選流浪母狗？編者兼譯者錢德勒（Robert Chandler）在注釋說，其時科學家覺得流浪狗較能忍受飛行的壓力，且覺得母狗更有耐性，又不需曲起腳小便。

主人跟斑點朝夕相對，對她心肝脾肺的一切機能瞭如指掌，為她打針注射，看她辛苦訓練，太空競賽的時代背景，都壓縮成實驗室裡逐漸建立的人狗情，主人以往因脾氣太壞跟同事、家人甚至自己都過不去，此刻終於找到安寧，斑點也完全委身於他：「像基督，她以善報惡，用愛來回報他施加在身上的痛苦。」

眼神是這人狗相處的關鍵。主人常常注視斑點的雙眼，離開大氣層之後，這雙眼將會目睹無風、無雲、無燕子的太空，「康德的太空，愛恩斯坦的太空，哲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的太空；不藉著猜想，不靠方程式，而是如實看見，沒山或樹，沒高樓沒小屋。」在人類對太空的認識遠不如今日的五十年代，主人相信可跟斑點以眼傳眼，動物傳心，待她回來之後，從她的靈魂之窗親眼看見太空。

斑點升空了。主人深信與斑點心有靈犀，同事告訴他，斑點孤獨地在太空嗥叫，太可怕了，然後說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主人沒心招呼他，一心到太空密封倉墜落的地方尋找斑點，渴望趕在他人到埗前第一個看見她，看見她眼裡的太空。斑點平安著陸，搖尾走向主人，但因不斷低頭舔他的手，主人一直未能看清她的雙眼。故事在六十年代面世時，就以這人狗團圓的畫面完場，找過一些網上版本也如此作結。但注釋說，這其實是蘇聯審查的結果，覺得結局太悲觀不合主旋律，刪去了。格羅斯曼原來的版本最後還有兩行：「但他終於看到她的眼睛——一隻心情激動、和善服從的可憐動物那雙如霧一般、無法穿透的眼睛。」任務完成了，也失敗了，斑點真看到什麼嗎？捉摸不透，無從領受，近乎神性的太空經驗，還原為獸性的身體接觸，到這刻，主人的神思似乎才從浩瀚的太空回來，被迫腳踏實地。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5月25日 

美麗的失敗

周二晚，電郵傳了些東西給幾個朋友，友人B大概覺得無聊，回覆：「等睇利記反勝無嘢做？」我答：「今晚唔睇了......睇個勢，都係再度的beautiful failure，一無所有，明明咁嘅分數在別季一早是英超冠軍，成件事太利物浦。」利記在歐聯首回合，零比三不敵巴塞，晉級機會也渺茫。深夜，女友問會否捱夜看，我仍答不會。

最終當然食言。一直沒睡，半想著球賽，也想到要寫今周文章，跟友人S閒聊：「諗緊寫利物浦反勝巴塞和拿聯賽冠軍的平衡時空，但好似太無聊。」他說：「呢個正喎，立法會也可平衡時空，南北分治，足球有何不可？」題目想好，〈美麗的失敗〉出自利記領隊高普（Jurgen Klopp)的在次回合賽前訪問一段話：“Just try, if we can do it, wonderful; and if not, fail in the most beautiful way.” 當然，利記早就很懂得、甚至太懂得輸，招式層出不窮。

我喜歡聽高普訪問，畢竟自稱 “The Normal One”(對比 “The Special One”的摩連奴） ，睿智說不上，但平凡中有種開揚，往往一個笑容兩句閒話，便撥走壓在球隊的憂慮。次回合的困難不單在比數。曼城前一晚再度勝出重回榜首，利記很大機會辛苦一年仍失卻英超冠軍，士氣受挫。加上巴塞早拿聯賽冠軍，上場為留力用上全隊後備，反觀利物浦的「埃及文明」（佩服香港記者的改名方法，「埃及」是沙拿，「文」是文尼，「明」是費明奴）因傷三缺二，要用兩個很少出場的後備頂替。記者問高普，打算入三球還是五球？因在「作客入球優惠」下，只要作客的巴塞入球，利記須入五球才可晉級。高普微笑說： “Five goals? Ah, they scored already in your mind.” 言下之意，是在他心中根本沒想過巴塞會入球，或最少想跟記者和球員展示這氣魄，誰說美斯可再入球？也對，「利物浦鋼門」不再是水火不容的矛盾修飾法（oxymoron），已很感人。記者又問，上次完場，他跟射入世界波的美斯說過什麼。高普答，忘了，但笑說可能是“why did you do that?” 不是how，是why，幽默感真重要。

高普在記者會的結語也精彩，輸贏也好，至少要在這晚“celebrate the situation with good football.” 他當時應不知道這「慶祝」不是比喻，是現實，不用加時，不用十二碼，乾脆四比零反勝，美麗的成功，命運的風向陀一擺，輪到巴塞尷尬出局，步步建立被反勝淘汰的宿命。最有趣的，是利記入兩球的後備中場Wijnaldum，上回合做了臨時前鋒沒入球，今仗也因正選傷出才有機會入替，平時常歡笑，陽光燦爛，今場賽後訪問卻不止一次強調 “angry”，不忿退居後備坐冷板，才乘著這團火一再入球。世事之難料也如此。

英超只餘周日一場，利記就算贏了，雖有驚人的九十七分，也大有機會以一分之微飲恨屈居第二。可幸有歐聯決賽，把這奇特的一季延長至六月。上季利記在歐聯決賽慘敗給皇馬的記憶猶新，難忘在酒吧一起睇波的兩位詩意大叔，出醜的型男門將已給發配海外一整年，據說球會拖糧沒工資，人生好像變得很悲慘。事有凑巧，今年歐聯決賽地點正是馬德里，利記可以別的方式報一戰之仇。會贏嗎？去年歐聯決賽前，曾有記者拿高普開玩笑，他對上五次歐洲賽事的決賽都輸了，今年更彪炳，變成六連敗，高普上回這樣應對：”From now on every body is reminding me that. But you have to go to the final to win it.” 去不到，就連輸的資格也沒有。今次將是終極美麗的失敗、最突兀的反高潮？利迷只好說：呵呵呵！

《蘋果日報》「無腔曲」2019年5月11日

她的移民故事

翹的近作

身邊有兩位同代朋友都在考慮移民。一位為了嬰孩的未來，正苦練英文希望考好IELTS。一位為前路掙扎好幾年，最近終於決定離開。與此同時，卻有另一位未到三十的朋友，基於種種偶然已移居日本大半年。

她叫翹，是舊生，做藝術，畫跟人一樣平和恬淡，四年前找她幫手做設計才相熟起來。兩年前她參加了一個藝術家駐留計劃，到日本短住，不久後知道她結識一個也做藝術的日本男友，再不久就得悉她懷孕、結婚、移居日本的消息，雖然她不特別沉迷日本文化，也不懂日文。

到東京的第二天與她們一家會合。她丈夫K君載我們回家中途，先到舊物店取一張藤製嬰兒椅，她們剛搬家到稍離市中心的新居，正添置家具。新居是一間千呎和式平房，雅緻得很，庭邊還種着一棵櫻花樹。幾錢租呢？不過港幣五千。K君的家族做油站生意，我們笑說他是「油王」，在家工作，二人一起照顧嬰孩。見翹前臂紅了一小片，以為是濕疹，她說是牙印，自小每逢不安就會咬手。她跟K君用英語溝通，間以日文，或許太久沒說廣東話，之後幾日聽她說起許多移居的心情。

的確有許多偶然，生活的一切改變都濃縮在短時間內，不及細想已到下一階段。她去年一月上機到日本前知道懷孕的消息，本打算在送生日禮物的尾聲告知K君，但K君卻在中途求婚。他們六月在香港結婚，拿着結婚證書上機再到日本申請「伴侶簽證」，不一定成功，擔心三個月內拿不到就要遣返回港，幸好八月收到，在日本產子。「醫院沒人說英文，非常恐懼，尤其有時K君走開了，護士過來匆匆說些話，完全聽不明，也不知怎反應。」

語言和文化改變了，翹的形容是「赤裸」，沒了自己習慣那種舒徐的做事節奏：「第一次同居、第一次生孩子、第一次移民，突然壓縮在一起，懷孕時還受荷爾蒙影響，然後又要找地方搬家，剛剛才算安定些。」有什麼文化衝擊？她說：「單是坐着看電視已有很多input，像綜藝節目的一角總有個圓圈反應堆，才明白這也是種『畀反應』的社交教育。日文有『讀空氣』一語，例如見你打呵欠，就知道我要在你說話前說我先回家了，避免你要尷尬開口。要讀通各種眉頭眼額的暗示，溝通才可順滑地發生。但視覺上就像無敵不斷看facebook，資訊極多消化不來，腦中轉了十幾圈，身旁的他卻只平常不過地看電視哈哈笑。但因每天要處理的事太多、太即時，其實也沒空閒坐下細想文化層面的事。」

香港許多打算移民的人都覺得生活環境不好，擔心社會前路，問翹怎樣想。她說：「現在生活環境當然好多了，始終住屋是大問題，但我其實沒有已『逃走』的感覺，聽到香港的壞新聞，雖不影響日常生活，但仍有情緒，感覺跟我在香港時差不多。可能因我跟香港關連仍十分多，例如藝術圈子。我在這沒圈子，所有朋友都是K君的朋友。」

九十後朋友會羨慕移民嗎？「愈年青的愈看不到遠景，很無助，幻想別處很好。說也奇怪，我應算最少想移民的那一群，因為窮，本身連旅行也極少去，至今外國就只去過日本。這裏有東西我享受，但可能是在香港訓練出來的批判吧，也會感到這裏許多東西不對路，例如東京人壓力特別大，拚命工作，好像被洗腦不需想其他事情，也很怕符合不到『正常生活』，K君在家工作，有點離群，這種無形壓力也特別強。而事實上有些東京人因怕地震和輻射，也想移居到西部去。香港朋友就算羨慕我也只是表面那層，因為底那層肯定知道有許多suffering，她們也明白，不過不拿出來說罷了。」除了照顧小孩，工作上有什麼想法？抱着嬰孩行來行去哄睡覺的翹此時指指窗外那棵櫻花樹說，正偷時間繼續創作，畫畫和做裝置，未來如能在走廊和庭中辦個小展覽，請人來參觀也不錯：「到我真在這裏辦個展，你們又可來了。」對，那該多好，期待這個特別的展覽。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04月27日

教育不是賣保險——訪潘宇軒

潘宇軒是與我在同一所高中教書的舊同事，那時他教通識和倫理，很快就知道這是個有趣的人。他對性別研究有興趣，桌上放滿各式避孕套，讓答對性教育問題的同學拿走，玩也好，用也好，起碼不陌生。記得有次問他下一堂講什麼，他笑說：「冇呀都係講吓咸濕嘢」。和他相處，才發覺批判可以用最溫柔的方式出現，常後退一步問問題，延遲判斷，詐傻般說「唔知呀係咪咁呢？」疑問裡總有許多提醒。

他後來去了中大教育學院跟蔡寶瓊老師讀碩士和博士，先前吃飯，才知他正在教育大學教香港教育政策和歷史，聽他說起些研究資料，很動聽。在最近這段教育界不斷「爆煲」的日子，有多點歷史的眼光、別的角度看教育也重要，於是約他再詳談，跟他說：教育政策看來太枯燥，還是聽你講有趣些。他說：「吓咁都得？」

用outcome來管治

郭：近日教育界「爆煲」，你的研究有否給你什麼啟示？

潘：我想到較近的歷史。這波教改雖始自八十年代，但九七後推行得很急，對教育生態造成不少破壞。用我自己做例子，九三年入行，教一間band 5中學，我讀宗教出身，但因為是「閒科」也要兼教別的，先是代課，也不肯定自己是否真要教書，條件一般又沒教育文憑，但有件事現在跟學生說他們也不敢相信，可反映整個行業的形勢。面試時，校長匆匆看了兩眼那張我手寫的履歷，只說：「如請了你，不會中途走的對嗎？」

郭：是八九後的移民潮？

潘：對，而且那時經濟也向好，記得有些老師入行幾個月就走了，很易入行，從學校角度則很難請人。單是這點，現在中小學那些「捽數」已不可能，你捽我就走。

郭：即那時教師的人工不算吃香？

潘：應說教師起薪點高，但教幾年好快會給其他行業追過，教書的好處是穩定，雖然經濟差也試過減新人的起薪點，二千年入行的，就算跟我同學歷也少了五千元。

教改下的學校現象，例如更重視催谷成績、或外評時要做好多文件，都源於商業的一套衡量方法，用賣保險就最容易理解。放權是真的，教育局管少了細節，不會要求學校每步怎樣走，但你要交單，每月很多單就是皇帝，用outcome來管治，也是現時許多老師覺得最辛苦的東西，因為背後的規則好像大眾接受，「既公平，又給你自由怎去做」，但追逐outcome便犧牲了好些教育價值。而且這種自由或靈活，又變成了另外的不公，舉「靈活運用津貼」為例，我做第二間學校，學校就將撥款分拆請許多TA(教學助理)，難讓新人安心發展。

記得我在第一間學校，前輩對我們這些新人很平等，有事會商量，會問你。這詢問是尊重，因感覺自己可說不，當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這氣氛有什麼珍貴，而且還未要「捽數」，有些老師就算未必有很高的教育理想，至少有個安心環境讓他對細路。沒心工作的人固然有，但整體上讓大部份有心人有空間做教育，會比起有心沒心你也不信任他、只要他交數好得多。可惜後來入行的年輕一輩面對不穩定的前景，較難發展出健康的自信，大膽摸索非傳統的教育方法。看到面臨殺校、或有限時的「短命學校」那些沒交數壓力的老師反而有空間作新嘗試，就可理解職業的不穩定怎樣扼殺大家發揮潛能了。注定執笠才有空間，實在荒謬。我感受到不少TA的戰戰兢兢和不忿，最誇張時，香港請TA三個月約的也有，怎say no?

因為出生率下降，02、03年小學開始殺校，中學也開始緊張，因六年後就到了，就算不殺校也怕縮班，區內學童人口有數得計，如果學校知道自己是尾一尾二，便清楚明年不是你縮就是我縮，形成惡性競爭。我曾在其中一間學校，見過一個很高級的同事，因知道旁邊的學校出事見報而很開心，邊說邊笑。我當時心裡就不舒服。

郭：近日學校爆煲的報導也類近，隱約有種「嗱，睇住邊間又爆」的氣氛，不太健康。

潘：對。雖可說多餘，但我覺得有些做教育的人始終對這行業有想像，覺得應跟其他行業不同。生存是每行必要的，為生存而做些制度上的事我想多數人也接受，而且制度也可以有用，我只是接受不到整間學校每日努力但不知為了什麼。我會想如有老師在學校受壓迫，不應只視為個人問題，如果說有份工你覺得不適合，要不離開，因去做洗碗也是這樣......

郭：那分別是什麼？

潘：我應是接受不到在這行做政策和管理的人，都會把目標當是跑數。壓迫許多時來自一層一層的控制，令老師難有自主，如怎樣教，分配幾多時間去做哪些工作。

郭：為何唯獨在教育這才不合理？

潘：也不是唯獨教育。有些行業有長遠的社會價值，如公營醫療。我記得應是2010年左右，產房逼爆，有護士打上電台哭訴，讀書時教她們在產房不單是讓BB出來、死不去就完成工作，還要跟媽媽傾幾句，安慰好，鼓勵好，但現實卻令她做不到。這些東西政策上沒標明，但行業甚至社會都覺得是重要價值。其實賣拉麵的也不可隨便，但我想可能教書是直接對人吧，那服務跟食拉麵還是有點分別。

若我遲十年入行

郭：要向納稅人交待的想法又怎樣？

潘：問責是對的，因是公帑，而且這公共事業在影響下一代。問責和指標化當然不單在香港發生，大概是戴卓爾和列根年代開始的世界潮流。曾榮光教授分析教改的理念跟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一脈相承，政府卸下「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只擔起「監管者」角色，近日林老師自殺，家人指教育局躲在辦學團體後面大概就是感到這問題，才會說「校本機制根本就係畀教育局推卸責任的藉口」。教育當局不認為自己有責任直接處理，只說會向辦學團體跟進。這種把服務及其責任外判的流弊，無論在教育社福、抑或清潔保安服務上都愈來愈清楚，或許是時候再次思考政府在公共服務的角色。

指標化可舉香港的中小學的「四範疇廿三指標」為例，將東西量化，問責起來就有證有據，指標理論上甚至經過行內諮詢。但有時老師告訴你有情緒病，或做到好辛苦不知為何，我總覺得重點不只是辛苦，因為好多行都辛苦，雖然也值得問為何行行都這樣辛苦。更重要是那辛苦有沒有意思，這是人的基本追求。如說不過搵啖食，我有時也天真地相信，因為行業的生態不鼓勵你去搵意義，便唯有退一步實際地搵啖食。我想我只要遲十年入行，對教育的想法也很不同。

我知道很多教書的舊同事都有情緒病，長期看醫生，應付了自己的困難，還有幾多氣力去做對人的工作？知道其中一位因抑鬱症，八月賠了三個月人工給學校立即走，既擔心公開試成績，也不認同學校的政治取向，因她覺得要爭取民主自由。是做這行的人特別脆弱？還是行業令他們發揮變差？

郭：教改最熾熱時跟現在有何分別？

潘：質地無甚分別，不過幅度細了，而且行內人有些也適應了做法，比起所有人都在改變中，影響的面就沒那麼大。如果現在才入行，對教改的感覺會很不同，因那已是given，認為這行就是這樣的，不論是否合理，或對社會的將來是否有益。能適應是否就無問題呢？指標化我想學校和老師或可適應，但老師不是拿著螺絲批、鎚和木板工作，而是拿著細路，可怕的是香港從幼稚園就預備細路去適應。

我曾跟兩批教大的學生做個小活動，一批是三年級的未來教師，一批是PGDE（教育文憑），做了兩三年再讀書，多是Assisant Teacher。給他們看了些香港教育發展史，問他們最想在哪年代做老師。兩批答案就不相同，PGDE那批多選九十年代，未工作的同學則選這十年，比較相信現代老師須因應社會而變化，講求多方合作等等。

沒錯，小學BCA（TCA變種)現在會給學校選擇全級考還是抽樣考，好像挺民主。但學校和辦學團體會考慮，如不全級考，是否對學生沒信心，自認輸給人，家長也不歡迎？受家長歡迎成了教育政策下的重要一環，扮給家長有選擇，政府是中立的，不直接管理，只將數字擺出來，家長怎選是他的權利。

扮給家長有選擇

郭：給家長選擇你覺得合不合理？假設知道子女特質，也未必要選最好成績的學校。

潘：用這種方式說出來就好合理。前提是當教育是product。

郭：不一定，也可當是服務。

潘：家長大都沒選擇不求分數的自由或條件吧。現在的確多了家長選happy school，大多不太擔心子女在香港能否升讀大學。有這選擇當然好，好過一起癲，由小一起就看著DSE、甚至是神科，十幾年就這樣斷送。

但背後的假設是，家長需要什麼，你就生產什麼，學校轉型去生產受市場歡迎的服務，這牽涉家長是否真有得選。家長的矛盾是既關心子女的全人發展，又擔心他們的前途，因為學歷仍然是重要的入場券。現實是大學也當自己是人力提供機構，不為培養有獨立判斷的人才，所以不難理解商界在教改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表表者當然是梁錦松那種思維。

王永平做教統局長時，曾在商會晚宴說，現在優秀的畢業生仍然是十分優秀，叫商界不用擔心，言下之意是大學教育普及了，有些學生不濟，但我印象深是他有一句說將會「確保下一輪產品的質素有所提高」。教育的確有為社會提供人才的功能，但回到剛才的問題：家長有沒有選擇呢？如果他們的子女不過是人力市場的產品，家長也不是教育市場的最終用家，受制於市場的力量，其實並無議價能力，很難說子女經過happy school，有某些良好特質，又有人文關懷，所以商家應該請。然則家長的選擇是什麼意思？他們感受到這自由嗎？你可跟他們說，子女將來掃街洗碗一樣可以，但香港的社會結構，掃街洗碗不受尊重又沒保障。

郭：這種不當商品不量化的理想比較高遠，在現實層面可怎樣周旋？現時完全倒向商業式的考量。

潘：這是兩個問題。教育應是不同社會目標的協商，你說得對，現在的確傾斜到一邊去。嚴重的是那種outcome為本的方法正鉅細無遺地引導學校和教師每個行為，無法真正自主。何玉芬訪問過一些老師，說以前教了書便偷時間來關心學生，但教改下形容自己好變得cheap，像在利用自己的魅力說服學生做操練，考好公開試。

目標外還有方法，假設定了一個人本或人文的合理目標，卻仍用這些鉅細無遺的方法來量度他，問題一樣出現。指標從來有，但我想我畢業時還沒那麼重，才有空間古靈精怪一點。

決策者走去問責

郭：現在似乎不是靠人本和人文那邊去抗衡，只不過大家眼見香港教育在自爆，知道出事。

潘：但對於用政策角度來想的人，這些也不是問題，不會覺得需要變。政府不是說了解就說督促，自己沒直接承擔責任。立法會有一個沒約束力的動議檢視校本管理，也沒通過。

最近有兩種要求改革校內管治的方向，一是教育局應管多些，不能讓校長自把自為，壞處是那不代表可解決權力不受制衡的問題，而且政府也未必願意接手；二是民主化的取向，實踐82年國際顧問團的建議，設立教師公會，像大律師公會或醫委會等專業議會，有法定地位，可定立行業的準則和資格，處理投訴，校長也是行業會員，受約束。但對政府來說這當然最敏感，教育能影響下一代思想，不會希望教師有那麼高的專業自主。現在的專業操守議會由特首委任，只是諮詢組織，教師資格則由常任秘書長批准，雖還未有不知為何而不獲資格的情況，但會否出現呢？有人也擔心，等於對逃犯條例的憂慮，就算政治原因，也可找別的原因代替。從社會角度就要問，是否正因為有這些憂心才更要爭取專業自主。

郭：歸納一下，你從教中學到現在這樣研究教育，想法有什麼改變嗎？

潘：教中學是跟人相處的開心，有長時間看著學生不同階段的發展。但假設那是官津一個perm位（常額教席），制度會令人不想離開，人工高，又穩定，不是不好，但可能自己性格反叛，想對抗這感覺。走去讀書是希望沉澱自己，研究則可滿足好奇心。現時在教大，又常想應怎樣教得有意義，困難是想了解在座的人，但時間不夠，有時唯有將功課講到好似好難，學生驚，就逼住來找你傾，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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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宇軒：教大講師，最近有興趣研究香港教育歷史，推介有興趣的朋友看看陸鴻基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 : 香港教育的故事》。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9年4月21日

在太空覓知音

美國天文學家薩根（Carl Sagan）曾說：「宇宙那麼大，若只有人類似乎浪費地方。」（ “The universe is a pretty big place. If it's just us, seems like an awful waste of space.” ）沒外星生物，太空未免太空。七二年，薩根負責設計刻有裸體男女等圖像的鋁片 “Pioneer Plaque”送往太陽系，試圖跟外星生物打招呼。

七七年夏天，他又主持地球人送禮計劃，把兩隻十二吋唱片放在探測器「旅行者」射向太空，並附說明書，以及百多幅地球的圖像（先前的裸體男女遭人投訴，不能再用），看看能否借此瓶中信跟外星生物溝通。唱片由鍍了金的黄銅製造，名字便叫Voyager Golden Record。

金唱片在聯合國代表的開場白後，是五十五種人類語言的問候，始以蘇美爾語、古希臘文、葡萄牙文，然後是廣東話，一把女聲說：「各位好嘛，祝各位平安健康快樂。」中文的代表還有吳語、普通話和閩南話，內容稍有差別，普通話的一段略客套：「各位都好吧？我們都很想念你們，有空請到這來玩。」閔南話的最地道：「恁食飽未？有閒著來阮遮坐喔。」外星生物聽了或會笑笑回答：「食飽，有心。」英文則由薩根七歲的兒子說：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容或出於好意，語言學家Sheri Wells-Jensen卻質疑，若真有外星生物，他們又真有聽覺，不知會如何詮釋這不同語言的問候：怎知道是不同語言？怎肯定不在吵架？但傷知音稀，人際溝通尚且不易，何況星際交流，不禁想起電影Arrival和Ted Chiang原著小說的洞見。

問侯之後是「地球的聲音」。有什麼聲音可代表地球？委員會選了大自然、鳥獸聲、機器聲等，從風聲雨聲到火車巴士聲，全碟已在goldenrecord.org，有興趣不妨易地而處，當自己是外星生物，先聽聽感受一下才查看謎底。這段錄音整體氣氛有種天地悠悠的蒼茫，最溫馨則是親吻聲，種種聲音人類一時也不易辨識，未知外星生物聽了是茫無頭緒還是感動落淚。

然後是音樂。一來就是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美國代表想過Bob Dylan但最終用了Chuck Berry，另外許多是各國的民族音樂。華人代表是什麼？竟是古琴，管平湖彈《流水》。有意思的不是選擇古琴的品味，而是據我所知《流水》在琴曲的地位其實不高，尤其清代加入模擬流水聲「七十二滾拂」後的版本，有琴人就嫌張揚了些。但管先生是古琴名家，彈琴典雅純粹，他的《流水》黑膠轉錄版更是youtube上數一數二的琴曲，很耐聽，而且不論有心無意，放在金唱片自有另一重意義：英文維基在每曲旁列出作者，巴哈和Chuck Berry底下的這位叫Bo Ya，伯牙是也。

《流水》不可能真由伯牙所作，但許多人都聽過他與鍾子期的故事，有不同版本。我喜歡《列子》的前半段：「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對稱的「善」點出這互相成就之難得。接著說「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我喜歡《呂氏春秋》的結尾：「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這個「足」是值得，在伯牙眼中，鍾子期以外的都是牛，何必枉彈。這就是知音。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薩根早已過身，金唱片對他的一大意義，或是跟唱片的創意總監德魯彥（Ann Druyan）結為夫婦，後為電影《超時空接觸》（Contact）合寫大綱。此刻金唱片仍隨「旅行者一號」在太空寂靜漂浮，已離開太陽系，成為距地球最遠的人工物。地球上的伯牙，會在太空遇上鍾子期？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