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們選出來的政府，甘為一個缺德而又以摧殘我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政權舐癰吮痔，推出的所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八字名目，唯一童叟無欺的，自然只有中間那個「及」字。中國文化因為政局變遷而幾經中斷，能對前人留下來的好東西著緊一些，已是很好的教育，何必挖空心思推陳出新。
且舉關心吾國吾民的林語堂為例。他幾本重要的著作都用英文寫成，《蘇東坡傳》即是其一。書名原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中譯本一般隱去「快樂天才」，也不見「時代」。此書成於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還未結束，其時旅居美國的林語堂，於書中便屢借批評王安石來諷刺共產黨。一直想擁有此書英文原著，一直沒找到，唯有半信半疑在網上訂購Hesperides Press的昂貴版本。得書才發現那大概是個盜印本，拿了某個孤本影印編成就是，原書的間線及圈點一併收存，圖片模糊不清，還要漏印了兩頁。但有書可讀總是值得高興的，於是也找來通行的兩個中譯本對讀，一本由遠景出版的宋碧雲翻譯，一本由天地圖書出版的張振玉操刀。
林語堂在書的首句開宗明義：“There is really no reason for my writing the life of Su Tungpo except I want to do it”。他對東坡熱愛又熟悉，在書中信手引用了大量東坡詩文信札，並把他們譯成英文。可惜他沒有另寫一部中文本，引文要一一找回出處，便苦了中譯者。張振玉在譯者序說，書譯到中途，才得知宋碧雲的譯本剛剛出版，嘉許之餘，也借用了許多資料，並申謝意。宋碧雲則在譯者序說，有時候譯一頁原文，動筆的時間不到一個鐘頭，查書倒花了五六小時。在電腦還未那麼先進的時代做這樣的差事，除非對東坡的一字一句了然於胸，否則其難可知。
論譯筆，宋碧雲平穩而力求不失，張振玉則訛誤頗多，文句壞起來時也壞得一發不可收拾，如「韓愈降生也是屬於同樣的星座」(頁十九)，如「雖然不需大才即可預知，蘇東坡卻在事前早有準備」(頁三一０)。但張譯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在處理引文時的粗疏，顯然易見的錯誤不少。對照他在序言說，幸得宋碧雲譯本作前車之鑑，可資參詳，就尤其難以接受。
舉例而言，東坡在黃州曾提三十二字自儆，林語堂譯首句作“To go about by carriage is a good way to acquire infirm legs”。張振玉的版本竟作：「出與入聲，厥脛之機」。吟安入聲字，最多使人搖頭晃腦，何以會雙腳殘廢？原來是「出輿入輦」，說的是達官貴人整天坐車不走路。東坡屢受政敵攻訐，有次引《詩經》〈民勞〉兩句形容王安石為相時之民生苦況，即給對手拿來做文章，說他誹謗神宗。張振玉引此兩句作「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宋碧雲則作「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很明顯，宋碧雲查過東坡原文，張振玉沒有。
除了翻譯水準之高下，比對原書與兩個譯本，還有不少有趣發現。首先，《蘇東坡傳》既然是寫給外國讀者的，不少解釋自然會遷就西人，以便理解。是以述及東坡出生地四川，林語堂便謂其「跟德國差不多大」；東坡貶謫惠州時在紹聖元年，林語堂也於句下補充，「即十字軍東征前兩年」。為傳神故，兩位譯者都將之翻譯回來，一般問題不大。但有些獨特的枝節，卻是度身訂造一樣寫給美國讀者的，照譯成中文的話，中文讀者反而不會明白。
林語堂在譯介東坡之餘，也致力宏揚中國傳統文化，所以談到三蘇的名字時，便像為西人補課一樣旁岔一筆，講解古人名、字和號的分別，最後還提到，假使是全國知名的大人物，大家便會以其故鄉之名稱之，然後舉例說：“A Chinese Wendell Willkie might have been known as “Indiana Willkie””。問題是，誰是Wendell Willkie?原來是羅斯福在一九四０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對手。宋碧雲緊貼原文，譯做「中國的溫德維基也許會被人稱為『印第安』維基」；正確，但不好。張振玉則把這位美國人換成曾國藩，把這句簡單改譯做「如曾湘鄉」。單看此句，張譯似更照顧中文讀者，也更能發揮這句在原文的闡釋作用，所以較佳。
另一問題則是古文。林語堂在書中引錄東坡的尺牘詩文，譯成英文，自不難懂。但面對中文讀者，譯者應該引錄東坡原文，還是將之語譯成白話？這牽涉對讀者的估量與要求：古文太多或會拒人門外，白話太多又易糟塌東坡文辭之美。相較而言，宋碧雲的譯本文白佈置較佳，往往更能保持東坡原文風貌。反之，張振玉的譯本則屢有突兀的文白夾雜。例如呂晦意欲彈劾王安石一段，便有以下幾句：「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儼然跨時空對話，可算是真正的代溝。又例如，林語堂曾引錄〈後赤壁賦〉原文，張振玉如此翻譯：「不久，一個人說：『月白風清，如何度此良夜，方為不虛？我們好友相聚，竟沒有酒菜，豈非美中不足？』」。按東坡原文有「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兩句，「方為不虛」乃譯者所加，後三句則是其語譯。這樣相混起來，便不倫不類。
最後還有個地方不得不提。林語堂在第二十一章談到東坡受政敵誣陷，並謂以謠言中場論敵、不予人自辯機會的卑鄙手法，實是古已有之，然後筆鋒一轉：“Only in modern days has it been elevated into a part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tactics.”宋碧雲譯作「只是現在升格為共黨革命的戰術之一而已」，平白無誤。再看張振玉的翻譯：「只是到了現代，這種方法身價提高，變成某些人的戰術罷了」。撇開譯筆，“Communist revolutionary”一下就變成不知名的「某些人」了。譯者自甘毀棄學術誠信，無話可說，但這似乎也配合出版社路線——天地版的《蘇東坡傳》於書末特附梅中泉的〈編餘絮語〉，最後一段，煞有介事批評林語堂對熙寧變法的評述，謂其「持的是保守派觀點」，強調王安石實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云云，最後則當然是以「瑕不掩瑜」作結，否則書也一定出版不成。
諷刺的是，林語堂在書中曾大段引述東坡的〈上皇帝書〉，提及台諫存在之由，正在「天下公議」四字。我想，文化事業如翻譯及出版，同樣當遵從天下公議，既然付梓出書，便當相信讀者自己的判斷，前題自然是確保內容不經竄改。若連基本事實都無由知道，不容討論，談更多文化，更多教育，都是空話。
今次簡單討論了《蘇東坡傳》的兩個譯本。至於林語堂的文筆與蘇東坡這個快樂天才，下回再續。
《明報》二０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