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與哭﹣﹣訪關子尹

有幸曾旁聽關子尹先生三門哲學課，受益良多。他在中文大學哲學系教學三十年，專攻康德及海德格等德國哲學家，因常常負責哲學概論及西方哲學史等課，不少外系同學最初接觸哲學，可能也與他有關。他今年退休了，早前的榮休講座「十年磨一劍」一貫謹嚴，便把人生劃分做六個十年，一一評論，當年兒子因癌去世之事他沒多提，只以典故「西河之痛」幾句帶過；重點則放在最近十年，磨成的一劍，便是耗用許多精神研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為的是展示中國文化的厚實，古為今用。

訪談前，關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不擅辭令，沒急才。結果他談到的內容卻出奇豐富，有時歡笑，有時哽咽，使我想起他在課上曾論笑與哭的哲學意味，宜乎訪談終以對飲他喜愛的威士忌作結。

關：關子尹

郭：郭梓祺

生物與哲學

郭：你還記得最初知道世上有「哲學」這東西，是哪時嗎？

關：應是小學。小五時，教中文的馮爕彪老師，說起河圖洛書，講「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那些口訣。

郭：小學就教這些？

關：對。當時固然一知半解，但大了一接觸，就立即記起小時學過的東西。真正知道哲學和感有興趣，則是經歷中學一個crisis之後。中三那年，家中有突變，曾考慮輟學，打擊很大。結果那年成績很差，要留班，但留班後完全改變了讀書的態度，看了很多課外參考書，終於那年考全級第一。而考第二的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朋友，談起來，發現大家興趣相投，他對哲學有素仰，故彼此有很大激發。

郭：但怎樣開始？

關：自學。似懂非懂甚麼都看，包括羅素和存在主義。碰巧當時的老師，也會提到些有衝擊性的書籍，啟發了我們關注不同事情。班主任曾傑成老師把柏陽的《高山滾鼓集》、《道貌岸然集》等放在班會，讓大家傳閱，另外李敖的書也看很多。這都是側面的衝擊，打開了世界觀。

但留級那年因讀書太用功，染了肺病，加上那時父母都在海外，心情抑鬱，以為自己命不久矣。後來病情轉穩定，已不敢像先前一樣苦讀，但到考會考時還是全校成績最好，中六便轉去小學時未能如願考取的皇仁。我一直對理科有很高興趣，但因不想做醫生，故在皇仁讀了一年便轉入中大。

郭：你初入中大是讀生物對嗎？

關：對，當年我是以第二成續考上中大生物系的，但由於自己一直是文、理雙線發展，生物讀了大半年終於又遇上crisis，如跟系主任說，應增開「生物學史」，一如牛津劍橋的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老師說他們從來沒這想法，而我終於知道自己當走另一路，讀更理論集中的學科，便決定轉系。

轉到哲學系後，有幸遇到許多好老師，特別是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康德、知識論都是他教，另外如陳特和何秀煌先生也很大影響。幾年間讀得很如意，獲得多個學術奬項，只是最後很不忿要另考學位試。

郭：那時大家都覺得學位試多餘？

關：心中覺得多餘就肯定，但大家都不敢輕視，唯獨我在考試前還跟朋友通宵在捉圍棋，哈哈，以行動來表示輕蔑。但結果當然還是考到。

在天棚撒傳單

郭：那年代的保釣和中文運動，你有參與嗎？

關：我不在前線，只是小嘍囉，但都有參加。保釣運動時，便與洪清田到銅鑼灣一些大廈的天棚撒傳單下來，離開時，下面已有人在監視。另外因為中大校園鞭長莫及，故有些師兄師姐在農圃道的舊新亞，設了總後勤部，支援受傷的同學。

郭：你那時不是入新亞。

關：我當年入的是崇基，崇基與新亞哲學課程不接軌，原則上不用修對方的課，故新亞老師中，我只旁聽過牟宗三先生暑假開的佛學，上了兩個暑假。大四那年，是中大正式各院合併的階段，故讀碩士時便可修其他書院的課，如劉述先教授開的詮釋學和形上學。

郭：後來為何選擇到德國讀博士？

關：這裡頗有趣。大二那年，我曾被選拔參加美國國務院一個Asian and Pacific Student Leader Project，每年兩次，每次在亞太地區各選一代表成團，在美國不同大學巡迴訪問，為時七十日，費用全免。可想像，目的當然是鎖定些未來或有影響力的人，讓他們及早認識美國。我當時是《崇基學生報》主編，經美領事館面試而被選中，我那屆的印尼代表後來便成了國會議長，台灣代表是李大維，後來是駐美大使，剛成了蔡英文政府的外交部長。他當時常提及他前一任的APSL代表，姓馬的，對，就是馬英九。

所以我常戲言美國政府在我身上的投資都白費了。當時如我要去美國升學，簡直輕而易舉，但那時卻對美國文化有很深反思，算不上反美，卻意識到美國是一強權，與我傾慕的cosmopolitanism 有些距離，故知道如深造便會選歐洲。因我一轉入哲學系便學德文，後來知道德國有一DAAD奬學金，結果申請成功了，是那奬學金首次發給人文學科，德國文化參贊還約了我和我的德文老師到Holiday Inn吃德國鹹魚，只覺很難吃，雖然後來喜歡到不得了。

郭：你說過到德國讀書時也很刻苦，五年內沒回港，跟家境有關嗎？

關：無關。說出來你也不相信，離開香港時，我跟自己立下誓言，不完成學位，便不返香港，其實有很大壓力。初到德國，有時一聽到有中國情調的音樂，如〈江南春早〉，便哭出來，因不知何時才可回香港。

郭：哈，好像古時被貶到老遠的人。我很記得你上堂曾說，初次用德文讀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讀了三個月，每天讀，不論到那裡都拿著書，卻沒法讀懂。結果三個月後便找金庸的小說來看，覺得文字還是可愛的。

關：你竟記得，我還說，我讀金庸是要重建我對文字的信心。

郭：這也令我想到你對文藝的興趣。你有時上課會提些小說和電影，如談悲劇喜劇和笑的關係，便順帶講起艾柯《玫瑰的名字》。

一部深刻的電影

關：跟專攻文藝的朋友比較，我這方面的浸淫當然差得遠。我看得較多的是古文，有時讀完重讀，如〈諫逐客書〉、〈弔古戰場文〉、〈陳情表〉都讀過許多次。電影我其實看得不多，但看了覺得深刻的便細細回味，如艾慕度華的All About my Mother，你看過嗎？

郭：看過，香港譯《論盡我阿媽》。

關：我欣賞艾慕杜華的才華。這部戲觸及變性、易服癖等議題，坦白說看時一直有很大的排拒感，也不認為是好戲，一直想，what’s the point？懷著抗拒和懷疑看下去，終於連片末鳴謝都看完，還在想，好在哪裡呢？直至離開座位，走了幾步，忽然想通了，有一陣莫名的震撼，立刻和太太講：「我想到了！這齣真是好戲啊！」

我明白了，電影是講寬恕。明了這點，電影的骨節便全出來了。有一幕是這樣的：戲中的兒子追著一個女演員拿簽名，不幸被車撞死了。媽媽早就跟兒子的父親斷了聯絡，直到她找兒子的遺物時，打開其日記來讀，見兒子在日記說一直不知爸爸是怎樣的，媽媽從來不說，自己也不敢問，因知道一定有很多不堪的經歷。爸爸可能不是好人，但無論如何，也希望見見他，了解父親的生活......

(此時關先生哽咽起來了，離開座椅，拿杯喝水，放下，又再喝水，慢慢復歸平靜）

......那媽媽本已全不理會那不肖的丈夫，慢慢卻改變想法，找他出來，和顏悅色地告訴他有一兒子，並把一直珍惜的兒子的遺照送他，即是說，藉著相片這媒介，圓了兒子的心願。若不因為此，她斷不會饒恕丈夫；因為兒子，乃達成饒恕。看得通與看不通，對戲的評價便是兩回事。

郭：你看此戲時，你已經歷了兒子過世對嗎？

關：對，那時他已走了多年。

郭：你的感覺想必特別大。

關：當然。全戲最可貴，就是那親情的流露。

哲學的無力感

郭：兒子過身一事，對你人生觀最大影響是什麼？

關：首先是無人能真正把我激怒了。我只隨緣而活，比較無所謂，見不合理的事會不忿，但很快便淡然處之。但我也知道，有這種經歷的夫妻，很多最後不能再一起生活，因不能共同面對這記憶。這種事，是要積極地消化的，不要只當是不幸和不堪的事，要從痛苦經驗中提煉出一些讓生命顯得高貴的價值。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的兒子，在《教我心醉‧教我心碎》，我便引了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話：只要在記憶中，死者便雖死猶活。

郭：你做「漢語多功能字庫」跟兒子過身也有關係？上次演講，你只提到那時中文大學希望國際化而貶中文的背景。

關：兩樣都有關。中大國際化涉及理，兒子過身則關乎情。「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九三年成立，那時互聯網也未普遍。我兒子九四年染病，九六年過身，我有很長時間對哲學失去了信心，如我在〈論悲劇情懷〉寫的，就是哲學的無力感，那是真心話。而我又不是個尸位素餐的人，那四年我一篇哲學文章也沒寫過，要四年後寫〈論悲劇情懷〉才打破這片空白，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先道破哲學的無力感，才找回哲學於無力之餘的力量，不過這是後來的事了。

郭：那四年生活，你是怎樣過的？

關：兒子在生時需要照顧，故還能抖擻精神，他一離開，我便崩潰了。我在〈既醉〉一文談過，整體而言就是四字：行屍走肉。先是大病一場，之後好一點，但也只有半日體力，下午二時許便筋疲力盡，唯有喝喝啤酒那樣。由於感情的困頓，那幾年盡了教務責任後，便找劉創馥一起去開發「人文電算」的研究，編寫程式，排遣愁緒，也為日後的計劃建立了許多技術條件。這點跟兒子的事不無關係。

郭：傷心時做這種東西應會好一點。

關：電算對我，像麻醉藥。做哲學要用生命力，而我那時已沒燃料了，如何能燃點和支撐哲學工作呢？所以要做些不用燃點生命的事。人文電算的工作是死板的，後來做有意義的計劃當然也需熱情，但做的過程很技術性，如計數那樣，不會造成感情的困頓，又有智性的滿足感，做出來對天下又有少許意義。有了技術條件，可做的東西很多，如曾試過做哲學文本等。到後來中文大學出現語文爭議，我便鎖定要做漢語字庫，因覺得文化的歷史沉積很關鍵，我甚至從其他計劃抽調人力來做字庫，這是我看通了客觀價值後的決定。

「哲」與人的處境

郭：我想問問字庫的問題。你不是訓詁出身，做文字解釋這些工作，會有什麼問題或局限嗎？舉個例，你幾門課開始時都會提到「哲」字的來源，可能傳統訓詁的解釋會較簡單，就是折中、能斷，引伸為智。你卻有多一重演繹，如謂從理論層面看，指概念的區別，從實踐上看，則是行為的抉擇等等。

關：對，文字學非我專業，故只能不斷自修，如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等。但我在字庫的責任，是訂定字庫的整體規範，並確保其運作順利。最初我自己也寫了幾百條詞條，因不落手做，便難知道困難何在。後來請到中文系的人，便尊重他們的學術自由，每周請兩個助手把有興趣的例子拿出來討論，我也可從中學習，或補充意見。

如你提及我對「哲」字的解釋，便正正因我不是文字學出身，而是哲學專業而興趣旁及於古文字，才有這種互動，我看到的正是他們沒法看到的。這不是誰輕視誰，而是不同視域引伸出不同的考慮，故「哲」字於我，便是一種人於處境中求明辨的共同渴求。那種智性的搏動，在西方有西方的表述，在中國則有中國的表達，尤其是當我看見大克鼎和史牆盤的「哲」字，那寫法後來雖再無出現，但那曇花一現的構造，如有「彳」和「心」，處處可與西方的討論相比擬，正正顯示哲學的追求是跨國族跨語言的。

郭：記得你強調「彳」之為「四達之衢」，人總是處於某環境，去回應他的問題，使我想起你曾在書中引用奧特嘉(José Ortega y Gasset)的一句 “I am I and my circumstances”，如用這句話來歸納你一路做哲學和教學的經歷，有何想法嗎？例如我知道，中大語文爭議時你會寫文章回應，佔中時，你到德國做研討會又特意讓與會者知道香港的情況等等。

關：入世的問題可分幾層。如六四，我覺得用香港這場所去喚醒我們的記憶是責無旁貸。另一面社會要分工，人有不同角色。字庫的工作，跨越任何政治主張都應該能理解其意義，因語言文字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財產，這事如我不做，便沒有人這樣做，故我甘願投放精力和時間。當年申請資助，字庫計劃的副題是「通向未來漢語教育的一項基礎建設」，整個模式，包括那些「部件樹」的設計都是創新的，將來還會修訂，希望對未來的教學有點刺激，使文字古老的意義根源信手可得，和再不是文字學家所專有。我欣賞明末黄宗羲「明夷待訪」的想法，做好了，待有朝一日有興趣的人可自己找來看看。我這糅合漢宋，讓漢字研究與現象學理論接軌的嘗試，雖較艱深，也希望將來對後學有所啟迪。

郭：真好，謝謝你。

關：對了，你飲威士忌的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六年六月廿六日

漢語多功能字庫：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

賈寶玉與蠟筆小新

《紅樓夢》最好的評論自然是脂硯齋的批語，好起來時高山流水，忘我者如第三回某處，便繞過原文自顧自說笑話去。再讀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頓覺失色，雖說梗概應早由曹雪芹草定，行文節奏卻太像趕收工，匆匆要為眾人分派結局，情節、情節、情節，完，未免煞風景，頗異於頭八十回那無事驚心的從容，胡菊人的《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對此有扼要批評，「雲端的冷笑」一節甚有王國維的悲劇感，很動人。

孫述宇在《小說內外》的短文〈《紅樓夢》的傳統藝術感性〉也寫得好，語氣安閒，但要看得通透，才能抵住積累下來的定見，說出較有原創性的話，而又不為標新。他說年青人會覺得《紅樓夢》充滿缺憾：「書中幾個最重要的角色都只有幾分像人，大半本書﹣﹣從黛玉入榮府到接近人家說高鶚續貂之處﹣﹣只說了幾個故事，整體的進展幾乎是沒有的，全篇盡是些不重要甚而不相干的枝節，等等，等等。但從前有些人是可以抱着這書就能過日子的」。孫述宇解釋，元明戲曲大大提高了愛情與女子的地位，《紅樓夢》受此影響，故寫小姐丫鬟用的是戲曲的浪漫主義，總是美化，跟寫男人和婦人的現實主義不同。

他另一觀點，關乎詩在《紅樓夢》的意義。詩出現得這樣頻密，就算不推進劇情，最少也透露各人禀性吧？他反對，謂曹雪芹既在寫一本美的小說，詩尤能增加其可欣賞的總量：「要是詩作與書中人物的身份相稱，當然是好極了，要是不大相稱，也只是小瑕，無傷大雅。至於說這些詩是多餘的、堆砌上去的、使讀者分心的，他們會覺得這樣的批評沒甚麼道理。」我們今日讀小說重視主題和整體，「他們是用遊戲、消遣的心情，拿一段來細細品嘗一下，不急於把小說讀完」。這大概是前段「抱著這書就能過日子」的意思，但現代人普遍不熟詩畫戲曲，對書中的傳統藝術感性，自然阻隔重重。

早前重讀《紅樓夢》，碰巧特別受書中遊戲和消遣的特質吸引。一如平時讀小說，我會在覺得好笑的地方旁邊寫上「哈」，頭八十回便不時有這哈哈的眉批。因賈寶玉年紀小小而色迷迷，有一兩處覺得簡直是蠟筆小新。小新多是口惠而實不至，寶玉較幸福，不單早試雲雨，更總有辦法在夏娃叢中扭來扭去。

寶玉和小新有何共通點？可能是「天真而有邪」。這結合有「矛盾修飾」（oxymoron)的味道，不少小朋友都有這一點邪，可能受動物性影響，或兇殘，或自私，寶玉和小新則是好色。小新平時是天真小孩，有次去買漢堡包，一掏就是張自己畫的千元紙幣。店員問：「這是什麼？」小新答：「一千元。你不知道嗎？你家裡一定很窮。」視糞土如錢財。寶玉不作詩不意淫時也天真，不過為人樂道的，當然是二人無賴及「有邪」那部份。《紅樓夢》第十九回可作範例。寶玉本到寧府看戲，可惜戲文太喧嘩：「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玩耍。」旁人賭錢的賭錢、猜枚的猜枚，他沒興趣，獨個在府中閒逛，想起這寧府不久前來過，事見第五回。

在幾乎透露了全本小說的第五回，寶玉在寧府玩累了要睡，先給秦可卿領到一本正經的房間，畫是勸人勤學的燃藜圖，對聯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寶玉自然不肯，脂批隔空和應：「如此畫聯，焉能入夢」。秦可卿只好把這小姪兒帶到自己房間，房內一股甜香，掛的是唐伯虎海棠春睡圖，寶玉不覺入夢，經警幻教授雲雨之事，與可卿難分難解。到下回襲人幫寶玉整理衣衫：「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不久後，寶玉就真跟襲人雲雨起來，余國藩在《重讀石頭記》尤其重視這以夢遺為幻與真之過度。

從前看亞視播的《蠟筆小新》，最深刻的一集也關於夢，夢境跟現實的聯繫卻不是夢遺。開場是超現實風格，畫面中間有一座極大的水龍頭，關不緊，在滴水，底下一個可憐女孩被怪獸逼至牆角，此時小新化身動感超人將她救出。鏡頭一轉，女孩已脫衣在浴盆中，叫全裸的小新過去一起洗澡。小新急尿，大腿向內扭扭扭，女孩說，在浴盆解決不就可以了。小新跳進去，小便後水色一變，兇惡的媽媽突然從水底冒出，鏡頭一轉，夢醒，原來晚上瀨了尿，小新只好靜靜把濕掉的內褲塞進衣櫃，並將媽媽慢慢推到自己床褥上，再打開水龍頭倒了杯水，淋在媽媽褲上，以便明日諉過於她。再睡，小新在半空看見三位仙女般的泳裝姐姐飄過，最終又急尿，再瀨尿。童話格局般的第三覺，三位短裙少女在招手，小新今次雖已向著馬桶小便，結果仍然是幻，一晚三遺尿，簡直是噩夢中之噩夢，要一次次把媽媽、爸爸和小白推到濕掉的床褥，到翌日自然都給拆穿。這夢應是日有所思的結果。除了心儀的娜娜子姐姐，小新對街上的美女、漂亮新聞報導員、泳衣姐姐、寫真集中的大胸女人都有興趣。水龍頭、美女、瀨尿這組合要多色情有多色情，臼井儀人卻用了若無其事的童稚方法來表現，跟電視旁在大人監視下似懂非懂的小孩單一單眼。

但寶玉比小新更富想像力，對畫中大概並不性感的女子都有遐想。第十九回寶玉無心聽戲獨個在府中亂走，便想起那幅海棠春睡圖：「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走到那房間，「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韵，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美人竟從畫中走了出來，豈不妙極？「乃乍著膽子，舚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一聲：了不得了。一脚踹進門去」。這「了不得了」和撞門似乎充滿快感，二人嚇得半死，急急跪求寶玉。寶玉著二人快跑，之後幾句曹雪芹寫得幽默，「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這應是《家有囍事》末段，毛舜筠在花園大叫「唔好咁大聲呀！唔好俾老人家知呀！」三百年前之先聲。

小新在故事裡不會長大，寶玉則經歷成長，初試雲雨後，先後撞破男、女同志的性愛，情感亦日益複雜。第二十八回，黛玉正如常在呷醋，刻意跟寶玉說起「草木」（寶玉與黛玉）與「金玉」（寶玉與寶釵）等語，寶玉聽見話中有話，便起誓說，要是心裡真有「金玉」這想頭，便天誅地滅。但下一頁，寶玉見寶釵來了，說想看看她那串紅麝香珠，寶釵便從腕上褪下來：「寶玉在旁邊看著雪白的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羨慕之心」。這「羨慕」真妙，使我想起豐子愷漫畫中，一個手抱的小孩，夜裡被光潔的一彎新月吸引，手指月亮，口裡只嚷「要！」。寶玉接著暗想：「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人不是樹，不能截枝嫁接。明明一頁前方立誓，慾念一起即忘，接下數句，鏡頭便從白手臂升高，給寶釵一個特寫，結論是：「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獃了，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他也忘了接。」胡菊人說「賈寶玉之大患在求全」，各形態的女子他都喜歡，不能割捨，終成極大的心理壓力。那是很有道理的。

反過來想，還是永遠童稚的小新幸福些？雖也是永遠的實不至，卻少許多選擇的煩惱，不用負責任。色迷迷最多使書中的大人尷尬，但也令書外的大人在苦悶生活裡多了點點安全的諧趣。寶玉的世界，時間如川流逝，小說中人對此半點不比讀者遲鈍，寶玉和女孩都目睹家族和旁人慢慢興盛，慢慢消亡，沒法停下，無從複製。大自然是冬天來了春天不遠，人世卻到處是變幻無常。《紅樓夢》的消遣性質獨立看固然有趣，但各種作詩猜謎的無聊遊戲，卻一直反襯在這惘惘的底色之上，愈尋常而愈黯然－－曹雪芹不用說，臼井儀人數年前行山時疑失足墮崖而死，遺下了未完的《蠟筆小新》。

《明報》二0一六年六月十九日

外向的文學－－重讀《浮光》

科學那麼強大，進步又快，如何能為日益邊緣的人文學科辯護，說說文學和藝術對人的價值？這是一位朋友數月前的問題。這麼宏大，自然不懂回答，但因那時台灣作家吳明益來港到中大演講，便叫朋友不妨讀讀他論攝影的《浮光》。恰巧昨天在《聯合文學》六月號，見攝影師汪正翔訪問吳明益，題為〈我的相機放在包包裡〉，為《浮光》添補了注腳。吳明益說，寫《浮光》不是為了特殊的文學形式，也不是為了寫攝影，而是為了寫小說《單車失竊記》，因書裡有一個角色是攝影師，便到圖書館研究起攝影來。

這種虛構與真實的因緣，令人羨慕，彷彿為了文學，奮力把自己一推，就多了一門專業，正如他為寫《單車失竊記》，成了台灣舊單車的收藏家。當然，吳明益本身鍾情攝影，也一直喜歡自然生態，「大自然」跟「人類觀察底下的大自然」難分難解，攝影的發展對此影響極大，難怪《浮光》用了許多篇幅討論攝影史：一面是科技發展，一面是文化選擇，都左右我們觀看世界的方法。

《浮光》分六章，每章設「正片」和「負片」兩部。「正片」處理攝影史，也討論人與自然的互動史，頗宏闊，版圖主要是歐美。「負片」較個人和細膩，寫他學習攝影的歷程，地點變成台北舊日的中華商場，及深夜時不知名的街角，可說以攝影為中心，扣連最大與最小。

我不懂攝影，兩年前讀《浮光》，感覺獨特。書的設想與懷抱，並不多見於中文書，論攝影，卻不僅從理論或文化入手，而運用大量演化和生物學的知識，借其強大的解釋力為論題建立基礎，再回到人文面向。這種跨領域的寫法，頗像外國一些益智暢銷書，但此書的特點，是沒讓研究和知識壓低感情，寫出了非常個人和真摯的段落。文筆好的科學家不會這樣寫，抗拒科學的文學家也寫不出來。

《浮光》的文字，多是步履沉穩的描述，然後到結尾一跳而富詩意，流露對世界的哀歎或提醒。有些推論可能側重於科學解釋，但因其寫法上的文藝，便產生了微妙的張力，例如首章論夜間活動野生動物，或被捏暈的蝴蝶兩段。

且借首章〈光與相機所捕捉的〉，說明《浮光》的寫法。在「正片」，吳明益先從銀版攝影法說起，主軸是攝影如何幫人了解大自然的原理，一八四零年，便有人拍攝到首張月球的照片。稍後，自然提到麥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用十二部相機拍跑馬的傳奇故事：的確有四腳離地的一刻，卻不是前後伸直。但此章最精彩的，是寫夏伊拉斯三世（George Shiras III)之處，因為他，人類首次拍攝到夜間活動的野生動物：「由於相機觸發的瞬間，動物被驚嚇而立即想要逃離的反應，讓照片充滿一種暗中窺視與緊張氣氛的動態感。另一些照片，則是動物被強大的光源照射得短暫喪失視覺，仍靜靜地站在水邊，展露軀體的優雅，仿若希臘神話中的森林之神。」說的本是攝影科技的進步，創造出新的視覺經驗。但「森林之神」的比喻，不也在暗示，我們實難攞脫文化的連繫和聯想？此部末處即從攝影技術的發展，轉向美學與倫理的考量：生態攝影究竟是是侵害，還是愛？

「負片」承繼議題，但換了一種更個人的筆調，談論攝影與情感的關係，進路頗曲折，由吳明益服兵役時的拍攝經歷，引伸到一些攝影師如何為了佈置構圖，把蝴蝶捏暈放在花上：「略懂蝴蝶生理反應的人都知道，如果稍微用力捏住蝴蝶的胸部，幾秒鐘後牠就會因為血液循環與呼吸受阻而暫時失去行動力，就像暈了一樣。不過，如果使勁不當，就會聽到牠的胸部碎裂的聲音。」吳明益曾著《迷蝶誌》，熟悉蝴蝶生態，這裡由靜態的畫面聯繫到聲音，同樣是指間的「咔嚓」，卻不是照片之生，而是蝴蝶之死。他跟汪正翔的訪談，這樣歸結生態攝影的痛苦：「到最後拍生態的人常會走向兩個道路，一種是狂熱追求美麗的照片，像獵物一樣，一種去參與生態運動。」愛是什麼？不易回答，但吳明益繼以科學家哈洛(Harry Harlow)恆河猴的實驗，說明愛之需學習，最後寫到自己到柬埔寨旅行時拍下的一個女孩的眼神：「而後我們發現，我們被照片注視著，我們曾經以相機之眼對準照片裡生命的時間僅有一瞬，而他們的眼卻凝視我們一輩子。」攝影不單是愛的投射，反過來也是情感教育。

首章比上述的遠為豐富旁雜，讀書時就偶有看幻燈片的感覺，有時提及的攝影師或作品只是驚鴻一瞥，未及進深討論，唯其觸類旁通卻不時教人驚喜。全書最打動我的是〈對場所的回應〉之「負片」，寫得最緊密，承《空間詩學》的啟發，靠回憶和他十九歲時拍下的幾張黑白照，重塑已拆缷的台北中華商場。那是他的舊居，也是他前一本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場景。其中一張相片，則是他尚未出生時幾個兄姐正在鞋舖吃飯，很能展示家庭照的特質－－凝下曾經那一瞬，記錄了否則沒法看見的家人的年歲，而尚未出生的自己，卻沒有任何原因一定會投進他們的世界。

但這種跳脫的寫法也有不利。今回重讀，便覺得末章〈論美〉雖然提出了很多關於「美」的有趣看法，或從演化入手與生存掛勾，或以人類學例子點出與愉悅的關係，但總括而言似乎少了作者更強的判斷，且尤其輕忽文化和價值系統的影響，觸及較淺的一層，卻無法捕捉美之為美這現象，不知跟配合全書跳脫的寫法有多大關係。

吳明益在中大的演講，異常清晰地談到他對文學前途的想法，如認為不久之後，中港台大學的中文系，將縮減成某種古語言的學系，讀文學的人須擴闊範圍接觸世界，否則必被有文學觸覺的科學家遠遠拋離。簡言之，是覺得文學需更外向，作家要成博學家，兼有一兩門專精的行當。他跟汪正翔也談到，寫作不能脫離真實的世界：「這就像文學只關注文學本身的價值，那你怎麼奢求人家來讀文學呢？我們怎麼奢求文學在日常之中？ 又譬如近年來讀文學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這是合理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當文學越來越專業，這就跟五四以來的解放有一點背道而馳。」因為他身體力行，這樣的話別具說服力。不是很多人如他剛健，但看見還是很鼓舞，因他示範了虛與實的著作能如何互相激發，研究能怎樣輔助創作，而且總要綿長的努力，成如容易卻艱難。

《明報》二0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鳥兒輕輕在歌唱

［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寫的］

去年底收樊善標老師電郵，邀約做「以寫作為職業及志業的經驗分享」研討會講者，當時反應只是覺得不配。寫作既非職業，說志業也好像太沉重，打算推辭。老師再傳來電郵，引余英時先生「陀山鸚鵡」之寓言，謂有些事是由感情而生的責任，不僅因個人心態決定做不做。因先前已推過老師另一些邀請，今次他這樣寫，我知道是不應拒絕了，想來更應感激他才是。

在香港談「志業」有點超現實，一不小心就給人聽錯作「置業」。但對我來說，樊生那幾句話正好解釋了何謂「志業」。原初或是個人選擇，但一旦投入其中，便可能成為感召與個人意願的拉扯，或須減少自我來成就他，慢慢混同合異為一。若要從寫作經驗說起，想到的比喻碰巧是雀鳥：不是勞碌入水沾羽救火的陀山鸚鵡，而是清晨待在樹上不知名的小鳥。

十多年前，讀了很多董橋和梁文道的文章，覺得這種承傳文化的中間人真重要，之後自己讀 到好東西，便總想向外傳揚。最初寫的是電郵，常常深夜傳給朋友，但後來覺得應該接觸更多人，就試寫書話投稿到報章。那時剛專注看藝術電影，有強大的意欲把激動表達出來，故同時也寫影評，談塔可夫斯基等較冷門的導演。初時自然是戰戰兢兢，朋友說在報紙看了文章通常又喜又驚，別人叫我作家總覺得是嘲弄。但一開始便得到發表機會和肯定，都是運氣，因加起來，那就是些難能可貴的存在感了，性格大概因此才不至太扭曲，覺得世界欠了自己。

那段日子剛進中學教中文，每天用瞎子摸象的方法捱到放學，然後再捱到周五，周而復始，寫作可算紓解，如同George Orwell說的：“I felt that this created a sort of private world in which I could get my own back for my failure in everyday life. ” 教書覺得挫敗時，便想幸好還有寫作；自覺文章寫得差，又想既然都是將好東西跟人分享，還是教書直接些。在這種來來回回的自我安慰下，總算應付了開頭一段日子。直到一晚跟一位前輩吃飯，談話間他忽爾說起「鳥兒輕輕在歌唱」。不明白，他解釋：「正因為鳥兒自知不是大鷹，所以才沒有用力把肺都唱破了；所以輕輕歌唱，也所以感人。」我無志願做大鷹，這故事難得把小事情說得如此動聽，就想不妨以此為方向，不用特別聰明或博學，有自知之明地做恰如其分的事就可以了。

心虛只好虛心，寫好一篇是一篇，出發點如我在《積風二集》自序所言：「世界已夠不公平，好東西更沒理由一路沉沒。寫文章，都是將不一定要跌在我身上的知識、想法和喜悅攤分開去」。自我要求是平實，尊重筆下的一字一句，不濫用術語，盡量不說廢話和人云亦云。我的評論框架不強，文章寫來有時更像隨筆或引介，嘗試在文章解釋感受，點出作品易被忽略之處，總之想為我看過古今中外的好書好戲做點事。

我對傳統和經典有敬意，尤其覺得中國文化因近代政治而充滿斷裂，但一地的文化，唯有認識其源流才能自重，不落入自大或自卑的兩端，故希望能用不古肅的方法來談論古典，目標是比我年輕的不打呵欠，比我年長的不皺眉頭。不一定每次理想，失敗了唯有下回再想辦法。慶幸《星期日明報》一直容我寫不合時宜的書和電影，可以新舊夾雜地寫下去﹣﹣如果政治抗爭為的是大家可過更像樣的生活，我相信文化上的多樣化、對陌生事物之包容，也是這美好生活的背景。

那時想，一件小事認真做下去，若做得夠持久，也可能有所建樹的，不宜妄自菲薄。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有天得悉劉殿爵教授過身。我不認識他，在中大離遠見過他幾次，他的英譯《論語》和《道德經》都使我深深受益，只擔心報章無人提及他，一般讀者就不知道香港曾有這麼厲害的人，突然有種「捨我其誰」的感覺﹣﹣比我有能力的人大概在學院裡寫論文，未必會寫報紙文章，於是決心要寫，聊作報答。雖是悼文，記得文章見報那天卻同時感到快慰。

回到大鷹與小鳥的比喻。我們普遍都容易認為做大鷹才是「成功」，做不到就是失敗。如此，現實自然是九成半人注定失敗。何苦呢？於我而言，這正是文學和電影可貴之處。除了予人美感經驗之愉悅，他們都肩負起說故事的責任。人對故事的渴望從沒變更，可惜社會總易受一兩套故事主導，大大局限我們對世界或幸福的認知。此所以好的藝術作品，每能呈現人性與經驗的多元複雜，這對人也是重要提示：故事內容不只一種，形式也變化萬千，找適合的故事框架來理解自己更有益處，不必屈從於主流、現成、單一的故事，若能從中掙脫，減去無謂的比較、嫉妒、自卑，說不定是明白他人和自己的起點。我珍惜藝術無聊無用的部份，但更重視他對人生的啟示。文藝不能只淪為生活品味。

寫作至今將近十年，繼續向前摸索，但回頭一看，卻已成了年輕人的前輩。能為他們開路固然好，就是發現其實正走向死胡同，也至少可揚手示意「此路不通」，應該試試別的路。

文學和寫作曾給予我許多美好時光，以上是一點經驗歸納，希望與有志者共勉。

《童心與夢：文學創作教學論集》 二0一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