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

數年前一晚深夜，作興連看了兩部主題相連的德國電影，看完已是清晨。第一部是《蘇菲最後的五天》(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講二戰時期，德國慕尼黑大學一個散佈反納粹傳單的女子之真實故事。電影主要拍蘇菲索爾被捕後的審訊過程，沒有虐打沒有哭號，氣氛平靜而沉鬱。

第二部是《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Downfall)，看前不知他跟《蘇菲最後的五天》竟有如此深刻之扣連：不在希特拉，而在希特拉的秘書容格(Traudl Junge)在電影末段的自白。容格說當年少不更事，至戰後才了解猶太人受害的情況。但直至一天，她偶在街上經過了蘇菲索爾的紀念碑，赫然看見二人原來同年出生，並發現索爾為公義被處死那一年，二十一歲，她正當上了希特拉的秘書。她最後說：直到那刻才真正感到，年青不能是藉口。

兩周前在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看完中國導演胡杰的紀錄片《星火》，竟想到了數年前那清晨，兩部德國歷史電影給我之震撼。

希特拉掌權時，德國有學生反抗至死；在毛澤東的指爪下，又有學生曾為種種人禍抗議嗎？是有的，只是街上不會有他們的紀念碑，胡杰便是以電影為其人立碑。胡杰的前作《尋找林昭的靈魂》紀念的林昭，是個本來熱愛毛澤東的學生，考入北京大學之後，因在山雨欲來的「大鳴大放」時期，公開支持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跟北大十分之一學生一樣，被劃為右派，及後更因參與反暴政的地下刊物《星火》而被收監。在獄中，林昭不屈地以血寫成數十萬字的聲明和詩，重申人性與自由之可貴，終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處決。

胡杰去年完成的《星火》，正是取名自大饑荒時期學生創辦的那份刊物。電影拍攝耗時六年，重尋《星火》那短暫而光輝的歷史。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卻燒起官僚的憤怒，收監的收監，處決的處決，胡杰走訪曾參與《星火》的人，後來也找回他們當年寫下的文章，兩相結合，試圖勾勒一代年青人在極大壓迫中的思考與生活。倖存者不少已垂垂老矣，及時紀錄尤其重要。電影在大陸禁播，這次是全球首映，胡杰還來了映後談。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後，一批在蘭州大學被劃為右派的師生，被送到甘肅省武山和天水兩縣勞動改造。他們目睹了「大躍進」的荒謬，官僚為政治命令不理村民死活，引發大饑荒。其中數人因此創辦《星火》，紀錄農村的貧困，批評人民公社制度，指控新興的利益集團。學生湊錢買油印機，刻蠟版，首期三十多頁，發表了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本打算寄給各省市的領導人，希望引發他們互相猜忌。但刊物尚未寄出，學生已因告密而被捕。創辦者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其餘撰文者多被判監十年以上。

胡杰的電影從甘肅開始，訪問了村民當年的情況。至於《星火》當年的作者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化學系學生向承鑒。他的話裏有種動人的倔強，如他憶述被捕後，斥責幹部的兩句話：「你們是人嗎？你們不配。」向承鑒回憶當年他在《星火》的文章〈目前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時，胡杰以畫外音說，後來找到原文，才驚訝於向承鑒記憶之精確。即是說，訪問時，胡杰尚未找到最為關鍵的《星火》影印稿。這既可見在中國要尋回文物多麼困難，也似乎解釋了，電影何以會側重於重現《星火》各篇文章的內容，一心是以電影保留歷史文獻，敍事脈絡間受犧牲也是在所難免。

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話，或會覺得這電影不易消化。他不重在交代背景，回溯史事，而意在重現在漆黑裏頭，自由思想之光輝。說話簡潔深沉的胡杰，在映後談說得精準：他想拍的，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史。看看《星火》那些文章提出的觀念，像農民如何被剝削而成奴隸，官僚體制如何使幹部成了特權階級，會發現不單切中要害，而且一早就有學生提出，雖然不少問題至今仍在。何況大饑荒那段日子，幾乎沒留下相片，遑論影片，今人連以影像紀念和憑弔都不可以，胡杰可援引的資源其實少之又少。

在今日中國，拍攝這類關乎近代史的電影，自是無比困難。電影中有這樣的一幕：胡杰到了北京訪問當年《星火》一位作者，才說了兩句，他家中電話便響起。胡杰在鏡頭後說不要緊，老先生過去接聽。一個剪接，卻影着晚上的北京城樓。胡杰以畫外音說，或許是自己在北京被跟蹤，訪問開始不久，老先生的家人便致電回家，叫他不要受訪。北京的城樓更顯得荒涼，但胡杰自言體諒他人的處境，在映後談，被問及拍攝與放映的困難，他也只是淡然地說，都沒多想這些，那些見證過歷史的人尚在人世，就要以電影去紀錄他們。

胡杰這純粹真不容易。想深一層，功不唐捐，歷史之累積就是如此。前事一去無跡，如今只好儘量留些東西給未來。不是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我也斷不會知道，五六十年代曾有這樣勇敢明慧的學生，對那段歷史的印象自然大有差別。博群電影節剛剛結束，從選播的電影可看出主辦者的承擔，無負大學的責任。

回頭想，若要拍攝香港歷史，限制還不算多，但我們有幾多具氣魄的導演，會拍一部《尋找林彬的靈魂》？在唐書璇女士一九七四年的《再見中國》之後，四十年間，我們又可數出幾多部在歷史視野上，足與之比肩的香港電影？

《明報》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出游從容《魚之樂》

網上討論愈是喧囂，幾個沉穩的網誌就愈顯得澄明。這幾年，讀王偉雄的網誌「魚之樂」，是其中一件生活樂事。

王偉雄是香港人，在美國教哲學，網誌文章不少卻跟香港近況有關。讀「魚之樂」，最大的感覺，就是概念果然容易遭混淆，或有心或無意，都阻礙我們看清真像。他願花時間做釐清的工夫，示範如何發現和分析問題，深入淺出，我覺得很具教育意義，故一直心存感念。何況他討論的對象，不時還是香港最熾熱的社會議題，如何不受主流意見或情緒所惑，既需思辨能力，也要有體察他人處境的觸覺，以及一點捱罵的勇氣。

例如他去年在〈知其不合時宜而為之〉的一段話，便頗能反映這幾種特質。說的本是他兩篇提醒香港人勿忘持平的文章：

「我寫那兩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指出「大陸人也有好人」、「不要以偏概全」、「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則一句講完），也不是講思考和科學方法（否則要長篇大論），而是希望大家能多加警惕，不要由反陸客變成仇視大陸人，殃及一些無辜的大陸人和新移民。這不是在傷口灑鹽，更不是否認你受了傷、傷口痛，只是不想你將所受的苦發洩在不恰當的對象上，令更多人受苦。

對，我沒能力治你的傷、止你的痛，對解決香港政治民生的種種問題，亦幫不了甚麼忙，但我不想見到一些人受的苦，因為誤解和偏見，無端擴散到另一些人身上。不是我特別的悲天憫人，我只是設身處地替一些大陸人和新移民着想，心有不忍，雖然預了文章一出必有人痛罵，也就知其不合時宜而為之了。」

寫得好是一回事，能被合理地閱讀是另一回事。可以想像，要寫這類文章多麼吃力不討好，但無懼地思考也就是如此。當然，他似乎也深明鼓動民粹的效用，不過明白不等如認同，此中有重要分別。

除了時事，「魚之樂」也有不少關於知識的討論，重視證據和推論過程，間或旁及人類認知的局限，有時還以科學實驗的短片輔助，很益智。不過，「魚之樂」更常見的，則是王偉雄的生活感悟。他最近結集的《魚之樂》一書，即以這些生活感悟為主軸，從童年回憶，家庭生活，教學經歷，閱讀、飲酒、習武等興趣，及於由生活觀察引發之反省，整體感覺比他的網誌恬淡得多，少了牢騷，唯筆下總是情理兼備，而且真誠。

《魚之樂》前部的散文，清通樸實，但或許礙於篇幅，不算特別深刻。又因不少文章其實是重讀，起初竟覺得不太滿足。讀到中後部分，才發現他如此編選結集的懷抱，似乎可用兩篇文章貫穿起來， 一篇是〈學生問智慧〉，一篇是〈清而不激〉。

〈學生問智慧〉寫的是王偉雄一次與學生的對話，以問答形式寫成。他既然是哲學教授，教的又是知識論，一定知道何謂智慧了？當然不是，故王偉雄說，哲學雖是愛智慧，但追尋卻不保證找到，那位失望的學生只好追問智慧的定義。他說：「讓我這樣說吧，但不要當這是個定義，當是我約略解釋甚麼是智慧好了––智慧是知道在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和應該怎樣做，而且不只是知道，還能做到。」學生追問：「但怎樣才知道？怎樣才做到？」他答：「你是又在問我怎樣才可得到智慧了！我已答了你不知道啊！」

回頭看《魚之樂》收錄的文章，不正是以他自己生活體驗為例，去丈量與智慧的距離？求而不得，他才更察覺自己性格的缺點。又例如他在〈細味人生〉，談論弘一法師如何吃鹹菜喝開水，亦正是以具體而微的例子來講道理。看來像老生常談，但勿忘記，我們總是用上經年的時間，才能明白一句老生常談，要時刻做到就更困難。

至於〈清而不激〉一文，則可從另一篇主題相近的〈從偏激到中庸〉談起。文章提到他已不如年少時偏執輕狂，以下一段文字平淡而有味：

「這不是說我現在眼中的世界就盡是美好，只不過我的看法較以前平衡多了。這個世界固然複雜，但有些事情可以很簡單；這個世界的確有不少邪惡勢力，可是正義間中也會得到伸張；世上多的是自私自利的人，然而人間有時真的有情；人生於世即使是苦多樂少，也不必因苦而忘樂。要看清這個世界，不能盡用放大鏡，也要望遠鏡並用，還要提醒自己，就是如此，也未必能窺全貌。

我現在寫文章，追求的是平淡而有味，中庸而得道（不過距離這個地步仍遠）。你可以說我是無復當年勇，但我當年的勇，其實不過是胸前寫着的一個「勇」字。」

查「魚之樂」網誌，此文是二○一○年寫的，他真的做到了嗎？不肯定，但那追求，與三年後的〈清而不激〉互相呼應。

「清而不激」一語出自明人呂坤的《呻吟語》，王偉雄先摘錄其中幾句，謂唯有「清而不激」四字有新意。我喜歡看王偉雄擷取古文加以發揮的文章，既能字斟句酌，說來亦公道，不盲目崇古或抑古。從「清而不激」引發開來的幾段文字，點出了《魚之樂》全書之格調：文章能夠以理勝人，自能省卻許多詆毀；對讀者真有信心，也不用加鹽加醋怕人嫌淡。文章末段似有警世作用：

「對於有政治野心、甚或只是關心政治的人，這「清而不激」特別難做到，因為這些人往往是企圖改變社會或是改變一些人的看法，難免有興波作浪之心，往同一方面着力太過太久，便容易產生偏執，有些甚至以為自己已經做到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其實不過是眼前一片迷糊而已，卻還沾沾自喜；由清而激而濁，便一路迷失下去了。所以說，跳脫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清而不激，或出游從容，看來都是《魚之樂》嚮往的境界。

曾旁聽關子尹先生的哲學課，對他講 “concept”一字的印象頗深。此字源自拉丁文的concipio, 前面的con有綜合之意，後面capio則指掌握。故「概念」就如一隻無形之手，使我們從蒙昧之中，把握看見與看不見的東西。記得他接着說，讀哲學的人，關鍵工作就是概念區分(conceptual distinction)，務求令紛亂的物象，條分理析。看王偉雄的網誌，讀他的書，都覺得他是在示範如何把這概念區分的能力，應用到不同層面之上，使人從混亂中看清事物。淺白是一種能力，他有，又樂意在學術工作以外，以寫作回饋香港，予人一點生活之樂，實在是件可喜的事。


《明報》　二○一四年四月六日

也說《十七帖》

曠世藝術品在港聞版見報，常因以下三途：展覽，拍賣，被盜。後多附銀碼，使大眾一眼知其珍貴程度。離此三途的便屬離奇。上周讀報，見一位男藝術家懷疑非禮，事緣他要求一女模特兒裸體仿王羲之《十七帖》之字形擺姿勢，供他拍照，中途自己也脫去衣服，事情最後告上法庭，但依無罪推定且不多說。有趣的，是報章另有短文介紹《十七帖》，顯然是編輯覺得有責任順勢推廣藝術。

王羲之《十七帖》的字形有何特點？手邊有本由曹大民和曹之瞻編著的《王羲之十七帖解析》，平實簡明，不妨並借另外兩書，淺談王羲之與《十七帖》。

史學家朱傑勤，於一九四○年曾著《王羲之評傳》，以淺白文言寫成，薄薄一冊，文筆清通。他在〈引言〉說：「我國雖市井之徒，苟問其誰為我國之大書家，則必曰：『王羲之哉！鐵畫銀鉤之王羲之哉！』其實彼等多未能覩王羲之字蹟，且或未知王羲之為何代人物，不過耳熟能詳，信口而出耳。」接着便為王羲之叫屈：「以如此偉大之美術家，倘在海外文明諸國，則必有人為人刱立紀念會矣，提倡王羲之奬金矣，為之舉行百年祭矣，而關於彼人之年譜列傳，尤多至不可勝數，至少亦視之為拉飛耳(Raphael)、米克郎啓洛(Michelangelo)等儔，為人撏撦殆盡矣。」實情當然不是如此，所以朱傑勤才為之作評傳，文中這忿忿不平，似可解釋書何以有點神化王羲之，反少了人間的掙扎與苦楚。

正因魏晉艱難時局，才尤見王羲之在「坦腹東床」和「寫字換鵝」等故事之清真，永和九年蘭亭修禊之可貴。人才濟濟，都未遇害，碰巧還要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誰敢肯定還有下次？讀《王羲之評傳》才留意，當時有十五人未能即席賦詩，見所列賦詩者二十六人之作，有些亦不過爾爾，想像眾人見王羲之一揮而就寫成〈蘭亭集序〉，一定目瞪口呆，有感於斯文。何況魏晉特別多天地棄才，美而無用的人一時紛起。但人又不是美玉，總不甘待着給人賞玩，如何安頓便成問題。

這跟《十七帖》有何關係呢？那首先要知道碑與帖的分別，簡單說，他們是兩種不同書風，碑莊重樸拙，較認真；帖輕鬆俊逸，可無聊。魏晉文人的帖，感覺則尤近《世說新語》那些短篇。古人之中，歐陽修的〈論古法帖〉最可歸納帖之獨特處：「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今人之中，蔣勳在《漢字書法之美》中〈帖與生活〉一章的結語，是我見過對「帖」最好的形容：

「「帖」把「天下興亡」的重責大任，四兩撥千斤地輕輕轉回到生活現實裏微不足道的小事。

「帖」用正楷書寫是不恰當的，正楷還是留給文天祥的〈正氣歌〉，或韓愈的〈師說〉。

「帖」有一點調皮，有一點小小得意，有一點百無聊賴的茫然或虛無，不想長篇大論議論是非，只是想回來做真實的自己。」

建功立業或文以載道若均非所好，閒時便多提筆寫信過日子。《十七帖》就是王羲之寫給友人的二十九封信札，收信人多是好友周撫。因第一信起首二字是「十七」，便名為《十七帖》。王羲之所有真迹都已湮沒，故《十七帖》也是摹本。

匆匆幾句的信札，字體自易傾向潦草。但要了解王羲之在《十七帖》的草書，則宜知一點書法源流。王羲之以前之草書以「章草」為主，字形依乎隸書，保留波磔，字字獨立。王羲之亦擅章草，但於書法史之關鍵，則是發展「今草」，使之圓熟。「今草」字形以楷書為本，重視線條流動，以及字與字間的起伏和呼應，正因以楷書為本，故《王羲之十七帖解析》不忘提醒讀者，「由於《十七帖》難度較高，必須注意楷書和草書兩種書體的密切關係。若無楷書基礎而寫草書，乃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必成野狐禪。」

《王羲之十七帖解析》比對了《十七帖》的三個版本，謂厚重的「上圖本」和雄強的「三井本」較宜學習，然後便於每帖並列此二版本，逐帖講解，注釋信中字詞，解析背景，欣賞書法之餘，也當留意古人信札之精煉。如〈積雪凝寒帖〉言：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王羲之時年五十餘，與周撫已分別了二十六年，雖已經常寫信，仍因思念不能釋懷，連讀周撫兩封信還徒增慨歎。碰巧遇上五十年一遇之大雪，便想對方也安康如故，惟希望夏秋間再收書信，最後自言日覺憂愁，不知如何是好。書中解析謂，此帖字數多，且特別精彩：「用筆方折厚重，雄健恢宏，可稱《十七帖》中上上之品。」

尋常生活自然細碎。如〈服食帖〉，王羲之謂自己久服五石散，身體仍不好，但年紀如此，想想也算過得去吧，最後跟周撫說「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又如〈青李來禽帖〉，全信只二十字：「青李、來禽、櫻桃、日給滕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頭九字分別為四種果樹，王羲之欲向周撫取這四樹之種子，提醒他最好將種子放在布袋，封於箱內多不發芽。書中解析謂，此帖係《十七帖》中唯一以楷書寫的，很特別，推斷乃為另一信之附言，故用別體來寫，且真想對方留意，楷書感覺較慎重。不知王羲之最終能否種樹，但他的《十七帖》卻無疑成了種子，在後代開花結果。

在古代，「創新」尚未如今日之成包袱甚或魔咒，要亟亟建立新風格，結果惡劣的作品似乎較少。曾見香港一設計師兼水墨畫家，喜以字嵌於畫中，如畫幾座山來嵌出一「山」字，或借畫山石砌出「小天下」三字，感覺幼稚和俗氣，卻頗受賞識。我當然不反對創新，蔣勳在《漢字書法之美》以「雲門舞集」的舞蹈《行草》和《狂草》作結，我覺得便極恰宜，他在〈帖與生活〉歧出的一段話，也寫出了書法在怡養性情外可有之寄託：

「〈正氣歌〉是要亡一次國才能有的文章。從青少年天真爛漫年齡就開始背誦〈正氣歌〉，總潛藏着做不成「烈士」的遺憾與悲哀。莊嚴老師與臺靜農老師是經歷過「亡國」的，然而在長達三四十年南方的歲月，他們喜歡的文字似乎不是〈正氣歌〉，而是南朝文人彼此問候的短信。」

臺靜農的字我尤鍾愛，從倪元璐創出了跌宕古拙的面目，底蘊卻承舊統。這似乎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更有益於後學。

《明報》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