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出來無端說了一通令人費解的話，四字詞連環拼湊，當然是「語無倫次」；看到結語的一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更覺得有點《老夫子》的「耐人尋味」。
句子仿效莎士比亞的名句 “Friends, Romans, countrymen, lend me your ears”，出自劇作Julius Ceasar。有人把他譯做《凱撒大帝》，但梁實秋與朱生豪二家都只是音譯了姓名，不譯大帝，比較忠實。凱撒其實不是主角，過不了第三幕就給人行刺，其死正是此劇重點。
莎劇難讀，容易點可以先選讀經典段落，例如是此劇兩段著名的演說。故事骨幹來源自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羅馬內戰過後，凱撒凱旋而歸，勢力如日中天。可是他年時漸高，而妻子不育也令繼承的問題撲朔迷離，反對者更恐怕他剛愎自用，自立為皇，正密謀刺殺行動。主角布魯特斯(Marcus Brutus)本是凱撒的親信，受聳恿後卻參與計劃，所以當眾人一擁而上，刺死凱撒時，凱撒才會說“Et tu, Brute？”—「你也有份，布魯特斯？」
但莎士比亞沒把布魯特斯寫成萬惡的奸臣。他充滿掙扎與疑惑，更有難得的風度，譬如會讓擁護凱撒的安東尼(Mark Anthony)，在凱撒的喪禮上致辭：布魯斯特先說，安東尼後說。兩篇演辭重要，因為布魯斯特需要清楚說明刺殺的原因，讓民眾明白他們不是亂臣，而是真心為了羅馬著想，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相反，安東尼要令民眾相信，為人民貢獻一生的凱撒，已給奸人謀害，大家要群起反抗，為凱撒復仇。
只此兩段演說，便見莎士比亞的匠心獨運。布魯斯特的演說這樣開始：“Romans, countrymen, and lovers, hear me for my cause, and be silent, that you may hear”看來不過不失。然後接著說：“Not that I loved Ceasar less, but I loved Rome more. Had you rather Caesar were living, and die all slaves, than that Ceasar were dead, to live all men?” 梁實秋譯做：「並非是我愛西撒少些，而是我愛羅馬多些。你們寧願西撒活著，大家作奴隸死，而不願西撒死，大家作自由人活著麼？」布魯斯特刻意把凱撒和羅馬、群眾對立，繼而强調凱撒的野心，不無文采。但他所以輸給安東尼的，其實除了內容，還有形式。莎士比亞分發給布魯斯特的一整段話，特意純用散文體(prose)寫成。對比安東尼通篇由格律體(blank verse)組成的演辭，美感上便有雲泥之別。
格律體指句子由固定的音部(meter)組成，建基於輕音和重音(stress)，最常見的就是一直輕重輕重下去的抑揚格(iambus)，譬如當安東尼表示自己仍心繫已死的凱撒時，便說 “My heart is in the coffin there with Ceasar”；責罵民眾忘本，不來哀悼大家曾經擁戴的凱撒，則說 “What cause withholds you then to mourn for him?” 音色穩定地輕重交織，而且每行均由五音部組成(pentameter)，基本上一行十音節，文氣充沛，成敗早就暗寓在兩種文體當中。
安東尼的演辭志在鼓動人心，從起首那親切的 “Friends, Romans, countrymen, lend me your ears”開始，讓民眾相信凱撒不單沒與羅馬為敵，更視民眾為繼承人。安東尼拿著凱撒的遺囑，卻一直不讀出內容，引得群眾「遺囑，遺囑」地叫喊，他才說：“You are not wood, you are not stones, but men;/ And being men, hearing the will of Caesar, /It will inflame you, it will make you mad.” 人非木石，聽了遺囑，定必發狂。然後，莎士比亞連用了二十個單音節字，斬釘截鐵： “ ’Tis good you know not that you are his heirs;/ For if you should, O, what should come of it?” 你們就是他的繼承人，明白嗎？於是安東尼從講台下來，帶領民眾圍著凱撒的屍體，檢視他那件給布魯特斯刺穿的外袍。到了這一刻，民眾的情緒已一發不可收拾，齊聲呼喊： “Revenge! About! Seek! Burn! Fire! Kill! Slay! Let not a traitor live!” 誓要懲處亂臣，以洩心頭之恨。
安東尼雖為凱撒昭雪，但也煽動了民眾的怒火。莎士比亞在劇中刻意描繪民眾的盲從和愚昧，如流氓一樣，才會誤把與叛徒同名的詩人辛納(Cinna)殺害。這大概與莎士比亞的寫作背景有關。一五九九年，仍然在位的伊利莎伯一世年時已高，又遲遲未解決承繼的問題，時人恐怕英國會再次捲入內戰裡頭。莎士比亞看來不相信民眾，但也可能在提示政局若有差池，民情的背向可大可小，以之反映時代的憂慮。
事有湊巧，高官說那番話的背景，好像也與凱撒和莎士比亞的差不多。二十一世紀過了十二年的時候，我們還是不能投票選出領袖，繼續看點指兵兵。一日未到最後的「兵！」和隨後的一哄而散，一日有人焦躁不安。但要用言語來刺激一些人，籠絡一些人，都是閣下自己的事。還要說這樣魚肉菜園村的村民是合法合情合理？ Leave me my ears。夠了，真的。
《明報》二０一一年一月廿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