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以外

上月波蘭政要空難離世之後，找了波蘭導演華以達（Andrzej Wajda)的《卡廷》（Katyn)來看。歷史總有教人不敢正視的時候，所以戰後掌控波蘭的蘇聯，不得不將卡廷的屠殺諉過納粹德國，盡力遺忘。如此看來，最近關於林彬之死的爭辯，便半點不難明白，雖然看見還是令人難堪。我想起了《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今年是他離世六十週年。他特別關心真實與歷史。

一九四八年，奧威爾在肺病的糾纏中寫成了原先名為The Last Man in Europe的小說。他後來改換了書名，四八對調，就成了八四。《一九八四》在四九年面世，奧威爾則在半年之後溘然而逝，只活了四十六年。他晚年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立意同樣在反專制反獨裁，反共黨反史大林。這跟他在散文 “Why I Write”自言的“to make political writing into art”遙相對應。《動物農莊》家傳戶曉，連從前的保安局長訓斥本地傳媒時也特意以豬為喻，雖然我總不肯定是那些動物善忘，還是香港人善忘；她本來差點就要立大功了。而且我也不太明白，她怎能夠看見傳媒中的Napoleon，而看不見官場中比比皆是的Squealer(s)? 

以小說論小說，奧威爾這兩本著作的造詣或不至太高。董橋先生在〈時代的留影〉說得中肯：「他的小說也許也夠清白了，卻喪失了小說的韻致：《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只是寓言故事不是小說。」但我想對很多七十年代打後翻閱《一九八四》的中國讀者來說，那都不是小說，不是寓言故事，而只能是歷史。

一般認為，奧威爾的最大成就，在散文與紀實的寫作而不在小說，詩更不要提了。他的散文寫得好，似乎是他對簡單的迷戀與散文的文類要求兩者交叠的結果。在他心目中，真善美似乎都不複雜，所以他鄙棄理論，與「真實」唇齒相依的散文最方便他用簡單的方法說真話。一直覺得，由姓氏而成為形容詞的Orwellian，深義除了在“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高度壓制、以及“Doubleplusungood”的Newspeak等等，還在他這種行文「透明如玻璃窗」的苦心孤詣。當然，誰都不會相信他脫口便是澄明如水的句子，正如誰都不會相信玻璃窗其實是空氣，打磨拂拭自然不在話下。

隨便翻看奧威爾的散文集如Shooting An Elephant，很快便看得順心，因為我們不難看出面容：一個誠懇的人，說他相信的話。例如他晚年的佳構 “Reflections on Gandhi”, 走筆月旦甘地生平，雖然不無保留，中間卻有這樣一句：“and I believe that even Gandhi's worst enemies would admit that he was an interesting and unusual man who enriched the world simply by being alive.” 文句雖長，無礙清晰有力。只有明白他律己以嚴的文字要求，我們才能更仔細把握《一九八四》中語言的荒謬程度。

奧威爾一生的轉捩點可算是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年，戰事爆發沒多久，他便棄筆從戎，跑到西班牙打仗對抗法西斯。這還不止，因他還給子彈射中，需在醫院療傷。《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即是奧威爾在此戰爭中見聞的總結。戰事對他的最大打擊不在皮肉之苦，也不在等待的無聊，而在他發現了謊言壓倒性的威力，所以字裏行間，都見他對真理行將消失的恐懼。這次實戰經歷徹底動搖了奧威爾對未來世界的希望，理應是援兵的蘇聯不單沒有派兵攻打佛朗哥，還不斷造謠誣害，輾轉讓法西斯取勝。英國導演簡盧治（Ken Loach)拍攝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便向此書借鑑，拍攝休戰時的無所事事與眾人的爭辯尤其出色。兩個投入了敵對陣營的英國人，深宵在一街之隔的天台上站崗時隔空對駡的一幕，更是畫龍點睛。

順勢讀下去，我們更能明白語言在《一九八四》為何這樣重要，同時也更能體會主角Winston Smith見證語言的扭曲與失效時的困苦。一方面，操控語文，就能操控真實與謊言的分際，所以那個負責政治宣傳的部門，才會叫做Ministry of Truth；如同那個逼供審訊的刑部，名字竟是Minsitry of Love。另一方面，防民之口結果不是長治久安之法，遠不如讓百姓徹底失去語言：失去思考的語言，所以2+2=5；失去反抗的語言，所以War is Peace。

不少關於奧威爾的書，索性用他那張誠懇認真的臉作封面。那好像早就成了追求真理、說實話、反抗專裁強權的象徵。這都是《一九八四》的最大關懷。 “Reflections on Gandhi”結尾一句說得好，借來為這篇或可算是Reflections on Orwell的文章收結也好：“how clean a smell he has managed to leave behind!” 

《明報》二０一０年五月十六日

劉教授的為己之學

世界愈紛亂，我們就愈不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當有人把外文著作中的Mencius信手翻譯做「孟修斯」時，劉殿爵教授(D.C.Lau)的英譯《孟子》，已連同他的英譯《論語》和《道德經》迄立好幾十年了。知道劉教授辭世的消息，雖不認識，還是心存感念，因為他為好翻譯、好學問定下了一個他們應有的標準，仰之彌高，叫人只好繼續努力。

企鵝出版的英文《道德經》、《論語》和《孟子》，都由劉教授翻譯，譯筆雄健雅潔。我更喜歡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雙語版本，中英文左右並排，方便又醒目。誰都聽過《道德經》開首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英文該如何才是？劉教授的譯文精確易懂： “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constant way;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constant name.”又如七十七章的「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他的翻譯貼近原文之質樸： “Is not the way of heaven like the stretching of a bow? The high it presses down, The low it lifts up; The excessive it takes from, The deficient it gives to”。down與up, from與to，精準地譯出抑之舉之，損之補之。明乎此，我們便明白努力「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為何需要自儆了。

劉教授寫的導論與附錄都好看。《孟子》的導論寫到最後，他引用了老莊作比較。說過「玄之又玄」的《道德經》，劉教授覺得最踏實，因為老子立意幫人在亂世中尋得方向。《莊子》雖沒老子踏實，但相較而言還是沒有《孟子》般神秘(mystic)。這結論似乎有別於一般人的理解，但劉教授卻以之說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如何繼承，如何開創。至於譯事之難，則可從《孟子》附錄的 “Some Notes on the Mencius”窺見一二。劉教授引用古今中外的《孟子》注本譯本，逐條比對各本得失，可見他翻譯《孟子》時逐字琢磨的苦心孤詣。

說來奇怪，我第一本擁有的《論語》就是劉教授的譯本。當時一心希望單看白文讀懂《論語》，同時又想學好英文，所以譯本滿足了兩個願望。譯文教人心折首肯，有幾章更是一讀難忘。在陳絕糧時，生性直率的子路慍見孔子，譯本沒有直譯「慍」字微怒之意，而是描摹子路的神態：“Tsu-lu, with resentment written all over his face”，比對孔子「君子固窮」的回答，我們便更明白安貧樂道的意義了。但印象最深，還是要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兩句：“Men of antiquity studied to improve themselves; men today study to impress others”。用improve和impress兩個簡單的動詞，配上自己和他人，便見古今為學之別。難得二字還押了頭韻(alliterative)，對應原文對擧的句式，真是匠心獨運。

翻譯，一方面讓其他文化的人有欣賞好東西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探索自己語文特質的重要過程。讀劉教授的譯著更令我覺得，做學問跟儒家一樣，都是種關乎個人成德的為己之學，努力在學思道路上 “improve themselves”。劉教授學問淵博，成就遠不止上述幾本譯著，我當然不得其門而入。短文一篇，希望讓有志於學的人知道前人的標準實在一點不低，並以茲表達心裡的感謝。

《明報》二０一０零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