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今年一月在「獨立電影節」上映，導演是「香港紀錄片工作者」。電影我六月在「影意志」的放映看了，覺得影像上有些獨特敏感。九月，兩片從電檢處收到申請電檢證明書結果，《理大圍城》評為三級，並須於兩片開頭加插警告說明內容或涉刑事，《理》的還包括：「影片部分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從電檢處寄回來的電影DVD，是一堆光碟碎片。
九月底，台灣金馬奬公布《佔領立法會》入圍「最佳紀錄片」。理大事件下月就是一年，上周跟拍攝團隊詳談，幾人觀點之間不時相左。放映場地不足問題他們一直知道，已考慮其他渠道，想看的觀眾請耐心等候。
訪談完了那傍晚，我碰巧去看智利導演古茲曼（Patricio Guzman）紀錄片《崇山夢魘》，七三年軍政府上台後流亡多年的他，訪問了在智利用攝錄機紀錄抗爭廿多年的沙拉斯（Pablo Salas），沙拉斯說，一直拍，之後的人就沒法說：「我不知道。」
情緒上Hardcore
郭：你們是一早計劃還是偶然？
A： 緣起是去年七一，現場見到他們都在拍，本身認識，後來才問他們可否把片段給我剪，便成了一小組，想為運動建立一個影像檔案。有了這基礎，《理》也這樣運作，但現場拍時是各依自己興趣，做不做得成是後話。
郭：我理解不出真名有安全考慮，但你們為何會去映後談？
A：不出真名原因是運動繼續在行，我們是誰其實不重要，只想有最大自由度繼續拍。當然安全的隱憂也有，你用自己名，別人要搞你的成本也降低。所幸疫情時期戴口罩或戴帽比較平常。
郭：有否想過不去？
A：之前會去是擔心放映之後，情緒上很Hardcore，出現在現場可以回應觀眾。年頭時我給人看也有人頂唔順，覺得不應這樣做。不過現在暫時都不會出席映後談。
B：處理上我們也不肯定。開始時已決定用集體名，沒去映後談，只坐在最後一行聽，但覺得沒人回應觀眾，而且條片其實未完成，想再修改，尤其那時距離理大的事仍只有兩個月。但最初覺得要回應觀眾也是映後online問答 ，又用變聲器，但很多技術問題，也有點怪，便決定真身去。
郭：即我看那版本也未完成。正式完成是幾時？
A：是最近，起初因為比較赤裸地呈現，最擔心會將創傷再次揭開，真係好驚，First cut是我最沒保留的，放進所有狀態和反應，但我們幾人討論後覺得太情緒化，就修改了。
C：不斷有轉變是因見到大家反應之極端。平時的映後談多數圍繞內容或技術，但我們去了發現不少人像告解，或尋問，都很個人，希望導演可分享些對運動的見解，那時是二三月，氣氛跟現在很不同，便令我們覺得要交流。尤其條片沒太大導向，會令觀眾更易連繫自己回憶，譬如會說看到一幕，說那時自己在做什麼。
郭：你說的極端是什麼意思？
觀眾間的爭拗
C：初期映後談，觀眾之間甚至會鬧交，拗政見，已跟電影無關。
A：但有次關電影事。有觀眾問為什麼理大沒拍游繩，我入來就是看游繩。
郭：吓？
B：然後有一觀眾就很憤怒，閙他獵奇心態，只是想來看Marvel。
C：最初還有一大質疑：是否要現在看？一月放映，整件事近到就像昨天。我們也疑惑，但任何作品都要經過觀眾吸收才完整。
A：我自己的一大難題，是應否將理大那去留爭執赤裸呈現，但後來相信觀眾能夠理解，或會開放去看這事。曾有老師來看，說自己是戲中那些「教畜」，十八號晚有入理大帶學生走，也不理解大家情緒的激烈，但看了片他說開始明白。所以我也將自己的恐懼慢慢放下，應該相信條片。
郭：那恐懼可否再說說。
A：處理素材跟我在現場的感覺不一樣。校長們走了，大家有幾日漫長等待，感受到大家那種頂唔順，令我最有重量。那裡還有不少中學生，有些同伴已離去，一直以來是手足之間的小隊，參與運動不全因為民主自由，也在這命運共同體中感受到信念和感情，一旦瓦解，就不明白為何落得如此田地，容易進入虛幻的狀態。我本身也沒用完成作品的心態去拍，後來離開理大，只是想回顧素材，嘗試處理和疏解自己一些情緒， 慢慢才覺得可變成電影讓大家看。那恐懼包括這會否「人血」？因那是創傷。還有時機問題，呈現圍內爭執，對場運動有沒有幫助或負面影響？
郭：一月在獨立電影節上映時，你們怎樣理解這問題？
A：記得第一二場觀眾是很情緒化的，我坐在觀眾席最後，心跳加速。本想過如一月放映後搞唔掂就停，等半年一年才出。
B：但我記得不是這樣。覺得要快些放令更多人看到的觀眾佔多數。
郭：《佔》比較少這類掙扎對嗎？
C：這也是最初較意外的，《佔》有些位大家笑得很開心。如梁耀宗出場，哈哈。但那笑也很複雜。
A：《佔》有一場戲是考慮了很久但沒剪進去的。當大家討論衝時，議員已說不會攬他們，站在一旁圍成兩個圓圈，有點事不關己，但影像上太強，放出來明顯是對議會極度不信任。
B：哈或者現在可擺，「35+」已沒了。但看《理》，可能不出聲的人才最有情緒。
C：當時在理大入面和出面的人恐懼也不一樣。我到現在也沒看過十八號晚在理大外的任何消息，因我已經歷入面的恐懼，反而不敢再看外面情況有多恐怖，一直避開那些畫面。我們幾人過十八號，雖仍在入面，但不約而同已再拍不到了。本已進入了些迷幻狀態，校長來那晚有個嚴重情緒衝擊，覺得要放下攝影機，斷了道氣，只能拍拍死物或空鏡。
尤其知道十八號已有人游繩走，或各路人用不同方法，但那空間留下的人因訊息來源較窄，可能只看連登，特別無助無奈。
參與社運心路歷程
郭：版本改動上我想知多些細節。
A：《理》現在多近二十分鐘，多了些靜下來的時間，如何舖墊，控制節奏，都是電影語言的考慮。《佔》也加長，如陳虹秀保護大家撤退時，向著警察講，你們的警棍和武力對年青人造成的創傷，不單是身體上，更會在記憶中保存一世。
最初Hardcore的選擇也掙扎，當你見到那麼多人情緒崩澮，而你仍然紀錄，就要迫自己delay和抽離，在那一刻收起任何judgement或想法，否則拍不下去，因為一跟他們對上眼已自然想放低部機，之後幾日什麼都拍不到跟這delay也很大關係。我們雖依自己興趣各自企位，但都傾向拍激進或前線之間的相處或爭拗，素材所限就是拍到這些，校園內有較soft的東西就沒拍到。七一也類近，結果聚焦在想衝但衝不到的那班人，或者跟我自己從一四年的心路歷程有關。
雨傘時，有人在龍和道想佔馬路，旁道有人海在叫「唔好啊，唔好畀政府有籍口」，我也有份叫他們返來，還放低部機，因我是好驚chaos的人——雖然現在好渴望chaos，個社會就是太想有秩序。記得最後有兩個人站在龍和道，一個因人群壓力走了，只餘下另一人，他說「就算淨返一個人，我都要企係度霸住一條馬路」，那是我在雨傘運動最重的Hit，到後來的低潮或DQ，許多情緒累積，覺得這班人好慘，而我也曾不認同他們，常會回想起。反送中一開始我沒拍，只出現在現場，到七一才拿起機，到看見衝立法會的意志，就令我想全程去紀錄。
B：有些觀眾意見是沒拍和理非，甚至覺得右翼，只聚焦在最激進的，要「劏狗」。
A：記得有個牧師看完跟我說，一直對前線最不理解的，是要「黑警死全家」，令他最過不到自己、沒法認同前線，看完他說未必會接受到，但會想他們背後的情緒或經歷。
當然鏡頭本身都有取態，如理大那晚校長來那場，校長之間的討論或對學生的關心都存在，但我們沒拍到，因現場有太多事發生，主要是前線的掙扎。所以剪時也會想，聲音上是否不平衡。
兩片是否文宣？
郭：那你們會否當這兩部戲是文宣一部份，還是會為意想他比較獨立？初出來時時間還那樣接近。
A：這問題在剪完First cut後我們幾人討論了極久。第一下覺得應該是文宣一部份，只不過用紀錄片形式。但如果當文宣，有些令大家消沉的就不應出現。
郭：然後怎樣？
A：鬧交。
D：（此時剛到達，坐下）最少是分歧。因那時理大那場去留討論佔很重比例，就會想呈現他的意義何在。另一討論最多是提早離開的手足，如看到這片會怎樣面對這件事。所以初次放映也很不確定。
B：記得討論中有人說，你強調這些喊苦喊忽，會否即是說年青人不應出來？但藍媒也是這訊息。
C：擔心條片對許多東西的確沒有全面詮釋，例如前線暴躁的一面，像X張達明，或如他們的軟弱、被動、衝動，都不是文宣式勇武形像。
這跟許多紀錄片不同。平時就算講個犯毒的人，通常你了解完他的生活，就會明白更多。但現在我們是拍一堆身分，而不是獨立人物，就變成一個label。但我覺得尤其在上年，大家看了太多文宣，訊息不周全，對那現場狀態尤其陌生，這也是條片會造成刺激的原因，真會走上街了解的人其實很少。
A：我有朋友看完說，他心目中的勇武就是梁繼平那種，看完片發現，原來是這樣的，要消化一下先。
企在哪裡拍攝
C：有人也批評過，現場其實有很多精英，而我們沒拍到，不止衝動或情緒化的行為。真正的回應可能是任性，有自己情緒在。這兩個月也重新思考，為何自己總是企在那些位，拍來拍去都是這些，我覺得是身體反應，因拍攝除了是紀錄也是參與。但也會想這樣好不好呢？我跟記者也不一樣，他們會有一定專業，保持住roll機狀態，我有時只是不知在做什麼地行來行去。
D是唯一會保持理智的人，較平和，譬如七一我們都在裡面，只有他提提不如拍拍出面，便出去了，考慮到整體呈現，我記得自己在那幾個月，沒一天有這種考慮。
D：但關於企位，我記得由六月到十月一直轉變。由第一次見橡膠子彈槍的懼怕，保持距離，到七一很想知道前線究竟是什麼，無論如何要拍他們與議員衝突，是因為清楚知道，將來如人們說裡頭有「鬼」時，我卻肯定不是，到八九月，便不再旁觀，已跟前線企在一齊，整個紀錄便不斷在累積和演變中，很難純粹從電影角度去想。
郭：結果怎樣處理與文宣的距離這問題？
A：因我負責剪，本想一下就跳去最本質、最人性的東西，不需太多舖排，但平衡幾人意見後調整了。對我來說他是文宣，只是不屬意志高昂那種，並不容易消化，是需要思考、沉澱，再幫助我們理解運動和前線，因我覺得在街頭最大的能量就是這班人，是否不應太浪漫化或神化呢，應該知道我們的現實是什麼，才知怎樣行下去，所以我會稱他是文宣。
郭：有趣，通常好像會想作品上有多點獨立性。
A：但我說的文宣跟外面說的可能不一樣。當然我覺得這是重要紀錄和見證，除了和現實直接對話，作為電影他的意義在哪裡？我為何想投入運動，是因為電影工作者以外我也是個香港人，想推動這場運動、反抗，不論能否更自由地創作、拍片，或在香港能否更自由地生活。文宣具備一定政治反抗內涵，除了鼓舞人心的事，紀錄參與運動的人的精神迷惘與探尋，都很緊要。
B：總有人行快有人行慢，文宣的意義可能是將不同人拉近，知道別人的情況，自己也可能改變。但我不會用文宣來形容這兩條片。
D：記得看完First cut我有的問題是，那樣痛苦，為什麼要看？然後討論到是否是時候直接面對當下真相。
C：我沒怎樣考慮過這問題。只覺得，片段已拍完放在電腦，要不整整他，要不就不整。整他的話就自然是他應有的形態。想得太多社會責任等反而是干擾，因本心不是要造文宣，而是造影像。
B：我自己最感動正正是看他們脆弱的時候，而不是多勇敢。反而是那刻才拉近了距離，大家一樣那麼害怕。
國際線的困難
郭：是《佔》而不是《理》入圍金馬影展，我有點驚奇。
A：我也是。但嘗試理解，《佔》背景很清晰，由朝到晚，對立分明。《理》卻牽涉很多脈絡，如「黎明行動」等形態，或理大地理特點，香港人容易理解，但外國觀眾就難了。
D：我們後來的結論是，要解說這場運動不是用這兩條片去做，也做不到，而要靠其他紀錄片去補充。
C：有人看完就說覺得是「手足拍嘅」。一路都以個人狀態進入現場，那不一定是限制，反而是個獨立視角。為何大家會覺得七一有故事性，也因那件事本身如此，雖然前一晚煲底的策略討論因不准拍也沒呈現。但《理》本身複雜得多，而我們作為在入面的人，根本沒能力看遍所有情況。
A：我從來都不以全面地交代背景為優先考慮，本來還更少脈絡。雖然想推向國際時又會有些技術考量，但也改不到什麼，素材上有限制，向新聞機構買片我又不想，現在結構上已較平衡，減少了些我自己個人意識或情緒，較近歷史紀錄。
C：雖然影像本身也很個人，我們的興趣、關注、和拍攝風格都各有不同，一眼就知道哪些是誰拍的。
郭：但在現場看見其他人在拍相同東西，會否說你行開，我拍就可以了？
A：不會，經常如此，哪怕那是同一個Close-up，但因大家是自由的，都在做自己的紀錄或創作，概念不過是最後抽取出來做另一條片，誰想剪大家就給他片。也想起，很多人曾問《佔》最後回立法會拿書包那鏡頭，是否為拍攝需要設計出來。
郭：吓？你怎答？
A：照直答，我真是漏了。因大家衝入來抬走留守者時，我太激動，只跟住他們一路衝出去。
D：《理》和《佔》也可對照看。《佔》真正呈現了勇武與和理非的分野，直視勇武就是會這樣走下去，和理非你就自己選擇了。《理》再次審視這種對峙，故可前後對照，而都關乎佔領。
「手足拍嘅」？
郭：剛才你提到「手足拍嘅」，聽到這句你覺得怎樣？
C：我從來不會稱自己是手足，一路覺得自己是懦夫。信念上，我去年經歷了蛻變，覺得上戰場是改變現況的最好方法，且時機來了，但你拿住部機跟你full gear會有不同待遇和心理，我由初期就貼到最前，雖然本身對衝突場面不特別感興趣，但即使已在最前，拿著機，也不會覺得任何崗位也會幫到運動，我甚至反對這種講法。
B：每個位置都幫到手，但每個人都企到最後。
C：拍時有情緒，因為抱住較嚴肅和愧疚的心情，會見到認識的人或拍東西的人，他們正正是不拍，全副武裝落場，我沒有，已是明確選擇。也不會覺得拍了就有什麼傳播作用，在當刻，成功才最有意義，而我沒去到心中認為最應當去的位置，所以不覺得是手足。這身分不能穿越，你的軀體和行動已決定所有，那關乎意志。你就是明知有無數跟你有同樣情況的人企了出來，其餘一切都是花言巧語。
A：我們也有很多這方面的爭執。不如不拍了，就只是出去。但後來知道，如我不是拿住機，就不會出現在最前線，不夠膽。這是我的懦弱，也給我身位退後一步，才有勇氣去到最前。
D：我是調轉。最初很清楚拿攝錄機是為什麼，在現場沒掙扎要放下機，因我選擇了攝錄機，那是我最好的選擇。但經歷了一年，再接觸不同人，會想可能攝錄機不是我唯一的選擇。我最初也很和理非，一四年拍攝時，還會用身體擋住勇武嘗試令他不能勇武。
因我取態是這樣，便自動企在那位置，拍攝之餘也在擋。但去到去年九月某日，忍不住拿住部機駡警察，拍攝完十月一日，我情緒完全崩潰，之後有好長時間無法在現場拍攝，理大我沒進去，剛好有事要離港，在理大前一日上機，心中百般掙扎，拿著行李出門口還想著是否該去。
只是拍攝時會站在手足的角度，嘗試令觀眾明白他們多一點，感受他們的感受，但手足見到的一定不只是這些，我跟他們仍有一大段距離，這不過是觀眾幻想出來的手足畫面。
郭：這講法幾特別。
A：我能走得較近，可能樣子似學生，別人會較少戒心，會問是否在拍live，我說不是，在拍紀錄片，一般問題不大。但觀眾有這想法是因為電影把他帶到現場參與討論，而什麼人可走得這樣近呢，就只有手足。也有觀眾問，當他們討論時我會否參與。我說沒資格，因我跟他們不是在負同一代價。
乜X嘢紀錄片啊？
B：拍紀錄片這身份也值得說說。我們知道有記者，但拍紀錄片的是什麼人？那不是社會很習慣的，因紀錄片本身就不流行。當政府將記者的定義也收窄，而紀錄片導演的身份又含糊，將來拍攝就更困難。
A：一開始想用「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為名，也是想社會知道有這班人存在。講個笑話。有另一朋友在現場拍攝，有人問，「你邊間㗎？」，她答我拍紀錄片，那人就說「乜X嘢紀錄片啊？唔係新聞唔畀拍。」她就答，「你咁講就冇《地厚天高》啦！X你。」那人才收聲。
郭：哈哈，這個好笑。
B：尤其對應現時情況，我會擔心紀錄片工作者這身份未被確立過，就即將消失。
D：他們幾個較似學生，較容易，但可能因我個樣，連和平遊行都被人X，說是鬼。因為現場人的觀念裡多數只有記者，見你拿機就期望你拍衝突，當我想紀錄他後面的東西，他們就會不信。有次在中大，見他們想堵塞火車站入口那隧道，見沒記者在我就好開心，沒人拍我才覺得值得紀錄，想紀錄他們的討論，因很單純，但中途有人就問我為何要在這裡拍，又沒記者，我說我拍紀錄片，他便開始用電筒照我，心中真係嬲。但反過來，警察也會兇我，「記者都唔喺度，你拍咩？冇嘢畀你拍，走。」兩面不是人。
A：無啊同你個樣有關。
B：當然個樣是問題，但我想說的是身份。大家一定知紀錄片這東西，卻未必知我們在現場做事時，會跟記者不一樣。這點大家就不太理解。所以覺得那身份應該被確立。
郭：可以怎樣？
A：以D的例子，理想地是接納他拍攝那些沒人拍的場景，給他電影上或創作上的空間。現在有更多紀錄片出來，情況可能會改善。
D：因過去香港沒有這些大事，也少這些作品，讓大家明白原來紀錄片是這樣處理議題，跟新聞直播不同。當然他們抗拒可以有很多原因，甚至是抗拒攝錄機的存在，會擔心。但我想確立的方法就是令紀錄片被大家看到，不單對運動，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價值。但政府不推動之餘，當然也不想他存在。
A：像大陸一樣消滅所有獨立紀錄片，只餘下官方的。
D：或《暗夜星辰》。
B：所以今次《理》在電檢評為三級，反而令紀錄片更易被人留意。
D：但只是noise，未必會成為討論。
B：我們自己也要有個立場，告訴人我們在做什麼。所以先前也討論過辦工會，牽涉就不止我們幾個。
D：我反而不想跌入去要先有身份，才能拍。能拍就任何身份都能拍。
B：贊成。但現在我們要拍的話，是要拿記者身份。
D：暫時仍沒案例是拉現場拍攝，而抗辯理由是根據《基本法》第三章27條香港居民擁有新聞自由。暫時都用搜到索帶或非法集結等原因。不過，政府要找紀錄片工作者麻煩就肯定。
面對現時政治處境，極度不公的公權力，我們可以有的姿態就是繼續拍攝，確立公民有合法拍攝的權利，如果我們不去爭取和捍衛，這權力就不屬於我們了。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