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24, 2014

奧威爾是告密者?


上月寫完〈求真──奧威爾的散文〉後,有兩位朋友分別傳來兩篇據聞最近頗給轉發的舊文,都是關於「文化冷戰」著作的書介。較著名的是英國學者桑達斯(Frances S. Saunders)寫的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書介由王紹光所寫,大意指冷戰期間,包括奧威爾等反共作家,如何給美國一手捧紅,例如中央情報局便曾大力資助《動物農莊》及《一九八四》的流佈,以扺抗共產陣營,方使之成為近代的文化經典。

這我都是知道的,並不詫異。但書介裏有一節關乎奧威爾一生榮辱,下判斷前,不妨先把細節弄清。奧威爾過身前一年的一九四九,曾開列名單,將他懷疑在文化界的地下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 or inclined that way”)記下,交給了英國外交部的「資訊研究部」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後世稱之為「奧威爾名單」。名單曾引起猜疑,於二○○三年後卻成為公開資料,如史學家卡爾(E. H. Carr)、演員雷格夫(Michael Redgrave)、導演查理卓別寧(Charlie Chaplin)等榜上有名。在《一九八四》痛詆極權、告密、思想監控的奧威爾,在現實生活卻似乎檢舉逼害政見相異者,他是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嗎?

我想從數年前過身的惹火作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說起,因他一直努力為奧威爾辯護。要知希欽斯有多惹火,看看老牌評論家伊戈頓(Terry Eagleton)的“Reach-me-down Romantics”便可以了,那是一篇曾使我大開眼界的書評。時為二○○三,奧威爾誕辰一百年,伊戈頓評論三本乘勢出版的奧威爾傳記。文章開段很有趣,先用了一大段逐點數落一個不知名的「他」:國家公僕之子,少讀名校卻學能不足,似乎投身左翼卻一身中產氣質,鄙棄個人崇拜卻不經意為自己樹立個人形象,不無知識但嚴格而言又算不上知識份子,晚年對專制國家之恨還使之背棄左翼立場。

那既是篇關於奧威爾傳記的書評,這個「他」,肯定就是伊戈頓素無好感的奧威爾嗎?錯了。第二段開頭即說:“Such, no doubt, is how Christopher Hitchens will be remembered. The resemblances to George Orwell, on whom Hitchens has written so admiringly, are obvious enough, though so are some key differences.”接下來,伊戈頓就力數奧威爾較希欽斯勤懇老實之處。問題是,希欽斯跟文章要評論的三本書實無關係,伊戈頓卻用了書評的開頭三段來詆毀他,我才發現,原來可借書評駡人而駡得這樣理所當然旁若無人。

伊戈頓謂希欽斯曾歌頌奧威爾的著作,正是他在二○○二年寫的Why Orwell Matters。第二章名為 “Orwell and the Left”, 希欽斯記載了各路人物對奧威爾的攻評,或謂其所謂左翼關懷都不真實,或謂《一九八四》的反共色彩強烈,結局更是悲觀到底,全無出路。然則有時也保守和傳統、重視自由的奧威爾算是右派嗎?第三章“Orwell and the Right”便接着討論這問題。

第七章 “The List”便專門討論「奧威爾名單」。希欽斯先說奧威爾早在二戰時,已擔心作家易成極權的同謀者,跟友人向來在玩一遊戲,就是在筆記簿列出人名,估計假使英國被入侵或成獨裁統治,哪些公眾人物會變節支持新政權。一九四九年,為對抗蘇共宣傳和滲透的「資訊研究部」成立不久,奧威爾的舊朋友琪溫(Celia Kirwan)在其中工作,那年到了醫院探訪卧病的奧威爾,希望他能推介可信的人任職其中。奧威爾便從筆記簿上的一串人名,錄下三十八人,後附片言隻字的描述,交予琪溫,以示他們都不合用。

舉例而言,奧威爾在名單上懷疑是蘇聯間諜的史慕列(Peter Smollett),二戰時便為英國資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蘇聯支部的頭目,在英國散佈過不少親蘇共的政治宣傳。後來的考證發現,這位史慕列,很可能就是曾因《動物農莊》的反蘇共傾向而阻止其出版的官員;及後也證實,他果然是位蘇聯間諜。奧威爾在給琪溫的信中說,如及早提防史慕列等人,就可阻止傷害。

希欽斯特別提到,奧威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明言,名單上的人物各有不同,需逐一審視,故跟後來美國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尤不能一併而談。希欽斯對桑達斯在Who Paid the Pipers暗示奧威爾描述人物時的性別和種族歧視,也不以為然,覺得小題大做,回應了幾下,便進而指出名單上的人物在事後的前途並無大礙,不宜誇大其影響。

二○○三年,「奧威爾名單」終成開放的資料,歷史學者亞殊(Timothy Garton Ash)研究後寫了“Orwell’s List”一文,補充了好些背景資料。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試圖推斷奧威爾當時的心境。奧威爾一九四五年在散文“You and the Atomic bomb”發明了cold war一詞,到一九四九年,冷戰果真來了。他擔心西方陣營落敗,因大眾似乎還是昧於蘇共的實況,仍為其幫手打敗納粹德國而心懷感激。奧威爾其時苦病在床,絕望可想而知。亞殊特別從奧威爾對琪溫的書信中,點出他對琪溫的情愫,幾方面的原因結合起來,似乎就解釋了奧威爾為何會開列那名單。

第二部他試圖追蹤「奧威爾名單」的命運,交到哪個部門,又引發了甚麼後果嗎?大體是無甚影響,如史慕列等不單沒受制裁,還竟然給英國政府授勳。但因檔案不周,名單的命運查無下落。亞殊進而追查「資訊研究部」的來龍去脈,並訪問其舊職員,包括琪溫當年的上司。亞殊把這部門形容為semisecret,既列明隸屬於外交部,卻隱藏部分職員的身份。最初目的是為抵抗蘇共於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情報局Cominform,主要職責是為信賴的作家和出版社提供蘇聯的資料,也資助反共作家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出版著作,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則離此溫和路線,會抹黑和騷擾親共人士。 但奧威爾於一九五○年早就過身了,這自然都是後話。亞殊在文章第三部分便為「奧威爾名單」下判斷:若指控奧威爾因其政治立場促進冷戰,則罪名成立;但若指控他向秘密警察告密,擔任上《一九八四》中的「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則不符事實。

跟所有「普通人」一樣,奧威爾固然也有虛怯軟弱的時候,但「奧威爾名單」就足以證明他為虎作倀假仁假義嗎?王紹光在Who Paid the Piper的書介有這樣一段話:「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

荒謬的是,奧威爾幾經辛苦為《動物農莊》找到出版商後,在一九四五年出來時其實並無序言。是奧威爾沒寫序嗎?不。學者在七十年代發現原序手稿,名為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指責其時英國傳媒之自我審查,壓制批評蘇聯的聲音。為何沒刊出呢?那還是一單文學懸案,雖然當時共產陣營都把《動物農莊》列為禁書,而在德國地下出版的《動物農莊》若給美軍撿得,充公後要不燒掉,要不轉交蘇軍。話說回來,讀了一些學者對「奧威爾名單」抽絲剝繭的研究,知道更多細節之後,我會跟王先生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


《明報》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錄:
〈奧威爾的子彈〉
〈偏門奧威爾〉



輕逸與深情——讀《宋淇傳奇》



多年前讀宋以朗先生的網誌「東南西北」,有一篇文章印象特別深。他用英文寫,題目是“Besieged Fortress”,即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由《圍城》出奇地引申到全球化的問題。第二部說《圍城》受歡迎,不過是因為錢鍾書太出名,但大家又讀不懂他的文言作品,唯有將就。他連帶說,《管錐編》廣博是廣博了,但高見不多,並引同樣堪稱博學的波赫斯來比較:“Borges uses literary devices to challenge our cultural assumptions in unexpected ways and that is not what I get from Qian.”

第三部最有趣。問題很尋常:當世還會有如錢鍾書般的人物,通曉七國語言嗎?答案卻巧妙,因宋以朗是先比對了家中三代人。祖父精通多國語言,專研戲劇,見識非凡,曾出現在毛姆書中。父親只精中英文,卻是集翻譯、評論、電影監製與編劇、紅學研究等專長於一身。到了自己,懂數國語言,並在統計學、翻譯、電腦程式、傳媒研究等領域略有所成。結論是,要如錢鍾書一樣精通外語引經據典其實不難,但世界變了,比從前複雜得多,要真正通博,就不能限於文藝。世間能再有錢鍾書的問題未免多餘:“I believe that they are everywhere, but on very different terms that reflect the multivalent realities of today.”

後來查資料,知道那位祖父便是藏書家宋春舫先生,那父親則是宋淇先生。我最初好像就是這樣知道宋以朗的家世,還怪不得他文字裏會有種舉重若輕的雍容。前年他開始為父親作傳,定期連載,我只讀了部分,因總想待編成一冊才捧着看。書最近出版了,名為《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首章寫祖父宋春舫,次章寫父母宋淇與鄺文美,大大補充了那篇“Besieged Fortress”第三部分的寥寥數語,感覺是,中國真曾有那麼多不簡單的人。

書的餘下四章,分別寫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和張愛玲這幾位傳奇人物。他們跟宋淇都有深交,這也可見宋淇之奇:既以低調著稱,著作早已絕跡書肆,卻深為識者稱許;又能在電影圈打滾多年,先任職電懋,再進邵氏,必深諳行走江湖之道。加起來,便有素處以默大隱於市的氣質,同時還要跟相異如錢鍾書與張愛玲的作家相往來,難怪錢鍾書會稱之為「大通人」。

宋以朗主要從宋淇留下的書信追溯父親與這四位作家的交情,於兒子、偵探、文學評論家、傳記作者這幾重身份之間,來回往復,勤懇搜證,寫來輕逸而時見深情,筆觸總能隨對象遷化:寫錢鍾書時疎放生動,但偶爾似為其炫學與世故所隔;寫傅雷是平實而多生活瑣事,以顯其剛直;寫吳興華時不掩偏愛,極能表現吳興華的才華與真摯,以及時不我與之憾;寫張愛玲最詳盡,尤多抽絲剝繭的澄清與辨析,〈相見歡〉一段更是文學評論的上佳範例。限於篇幅,以下只集中說說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

宋以朗家世如此,卻難得絕無望之儼然的凌人氣勢,語氣親切平白,偶然還有閒情隔空跟前輩開玩笑。例如寫到錢鍾書因知多病的宋淇身體轉好,來信恭賀:「雖兄榮獲諾貝爾奬金,任法蘭西學院院士,或加冕為香港獨立國王,不如此可喜可賀也」。宋以朗即謂:「錢鍾書的癡氣,其實也有幾分周星馳式『無厘頭』。」又例如,宋淇曾向錢鍾書請教兩句詩的出處,錢鍾書東徵西引,還是沒答,宋以朗便謂:「我覺得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會簡簡單單說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錢鍾書有問題不懂得答,也會旁徵博引,妙語連珠,好像他不懂的時候比他懂的時候還要博學」。宋以朗說相對起來,吳興華的書信則沒那麼張揚,比較深刻和耐看。

看錢鍾書與宋淇在信中評點學人的段落尤有趣。我們的前輩都是他們眼中的後輩,錢鍾書稱許余英時的學問博而兼雅,「國內亦無倫比」。宋淇把劉殿爵的英譯《論語》寄給錢鍾書,謂「此人為學者中之隱俠,不可輕視。」錢鍾書答曰:「真深思卓識之通人,豈僅迻譯之高手而已!書前介紹未言其生年,想極四十許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宋以朗曾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送給多病的父親,誰知宋淇讀後將之轉寄錢鍾書。錢鍾書原來也讀過桑塔格,評語是「矜小聰明,亦不失為可觀也」,讀贈書後則謂「Sontag書極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鋒甚銳,而立說未圓。」最耐人尋味的當然是評張愛玲,宋淇厚愛之,於一信中特別稱許其紅學造詣。聞說錢鍾書對張愛玲無好感,見好友點名讚賞,將如何回覆?宋以朗的勾勒精警:「結果沒有甚麼戲劇性,也是意料之內。錢鍾書的回信,只若無其事地講別的話題」。

書中記錢鍾書的部分,有兩段話尤因其深情而凸出。第一段提到宋淇曾討論學術界接班人的問題,頗為之擔心。那是一九八二年,宋淇在信中說:「中國年輕學者中尚一時無人可以承接志清和英時兩兄之成就」,幾句之後又謂,「我們都已愧對前輩,誰知我們以勤補拙得來的一點粗知淺學,都難以覓到接棒人?」錢先生回信說,生才難,育才更難,因飢寒與富貴同樣是大問題:「無以為生,不得世知,固如嚴霜之殺草;過早享盛名,發大財,亦如烈日之蔫花。」也可見錢先生之愛才,故信末忍不住責難宋淇為人太謙虛。這跟傅雷責難宋淇糟蹋才華,欠缺投身翻譯之恆心,以及吳興華責難宋淇之不夠專精而浪費文學才華,同有一份愛之深責之切的着緊。

第二段是宋以朗寫到錢鍾書信札的歸宿。他覺得最應交回楊絳女士手中,或整理後代為出版。他說:「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歸宿,我喜歡看見他們團圓,所以既是錢先生的信札,我就覺得要回到楊先生的手裏才對,正如我的父母和他們已逝的朋友們,也應該已在彼岸重逢,那裏有一個永恆的派對,他們談笑風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這令我想起馮睎乾在〈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的一段話。

在文中,馮睎乾注釋了錢先生送給宋淇的一首〈贈宋悌芬君索觀《談藝錄》稿〉,以示二人相知之深,宋以朗寫錢鍾書一章的開段,即大幅徵引此文。馮睎乾在原文寫到他往宋以朗家讀前人信札之情況,用張愛玲的名句作結,很妙:「這不比塵世的刻意經營的文學博物館,大作家的手稿擱在這兒不會淪為標本,而是一直悄無聲息地活着,受靈氣滋潤,直到某天被你無意一翻,便漫天滿地的化作蝴蝶,翩然舞入那超時空的蟲洞,然後輕盈抵達那太虛幻境,到時錢鍾書、吳興華、宋淇便一個接一個地登場,所有對話都是格言和引文,最後張愛玲也來了:『噢,你也在這裏嗎?』」是的,沒有早一步,沒有遲一步,他們剛巧都在這場流動的盛宴裏,或擦身而過,或相視而笑。

讀《宋淇傳奇》,我覺得還有一力量貫穿全書,名為命運。一九四九年,宋淇攜親人來港,五六十年代活躍於香港影壇;也是一九四九年,傅雷選擇了相反方向,攜親人從炮台山搬回大陸,陰差陽錯,終在一九六六年與妻子雙雙自殺。吳興華與宋淇在燕大任助教時,學校本打算送二人到國外留學,卻無奈遇上珍珠港事變,吳興華此後留在中國,跟傅雷一樣,終點都是一九六六年,不是自殺,而是給紅衛兵批鬥致死。張愛玲五十年代到了美國,篤信算命結果,覺得一九六三年會轉運,可惜沒有。錢鍾書大概能預示在塔可夫斯基《鄉愁》中那離鄉詩人之惘然,始終不願離開中國用外語寫作,幾十年來卻不知吃了多少苦頭。

命運也使宋以朗與宋淇先後走上相同的路,這大概是書中結語〈宋淇見過徐志摩,我也遇上張愛玲〉的重點。一九二六年夏天,徐志摩到訪宋春舫的藏書樓春潤廬,恰在其中遇見蔡元培。那年宋淇七歲。宋以朗好奇,父親小時也見過這些傳奇人物嗎?他後來從宋淇遺物中發現了三封信,一輪研究,結論是,父親對這些傳奇人物的第一手經歷不多,都要靠勤懇查證才能說有意思的話,跟自己寫《宋淇傳奇》,可謂一模一樣。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更古遠之昔;代代承傳,便成文化。故宋以朗在文末還比較了祖父、父親和自己的經歷,以窺見社會變化,很像他多年前那篇 “Besieged Fortress ”的第三部分,以小見大,步履輕盈地在新時代漫步,沒掉進抱殘守缺的懷舊漩渦。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