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子彈

上周六在北角Booska書店做了一場活動，講奧威爾（George Orwell) 的兩篇散文，寫他年少時在緬甸這英國殖民地做警察的經歷，對權力的敏感一直貫穿往後著作。〈絞刑〉記他一次旁觀死刑而驚覺其荒謬，〈射象記〉也寫死亡，荒謬的卻成了自己，雖是唯一手持長槍的白人，在村民的圍攏和壓力下卻最無力，為了不被取笑，不得不殺掉一隻走失的大象，慢鏡般看著牠中槍後下跪、喘息、瞬間衰老。那一發子彈令他耿耿於懷。

有些人終身都在洗脫原罪。奧威爾在印度出生，父親是當地殖民官，負責售賣鴉片給中國。他一歲返英生活，後入讀伊頓公校，十九歲重回亞洲，在緬甸做了五年警察，前半生都站在帝國、中產、權勢的一方，這統統成為他後半生攻擊的對象，並像方法演技派的演員般重視經驗，寫流浪漢前真去做流浪漢，寫打仗前先打仗。

離緬甸後兩年，他用真名Eric Blair發表法文文章批評大英帝國在緬甸的剝削（曾在伊頓教他法文的正是《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出版第一本書才用筆名George Orwell，三十年代的四本小說都不出色，兩本壞得他死前表明不許重印。散文和紀實報導倒得心應手，靠近社會主義，卻常批評英國左派，對蘇聯及其代表的共產主義尤其懷疑，最明顯是寫西班牙內戰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那時奧威爾為了對抗佛朗哥而親赴戰場，目睹蘇聯不單沒幫忙，還鎮壓理應同反法西斯的自己人，見識到政治宣傳的威力，有天也在戰壕喉嚨中槍，差點喪命。那一發子彈令他立志把政治著作變成藝術。

《動物農莊》是奧威爾小說上的突破，命運卻完全受時代決定。對於史達林的真面目，奧威爾看得要比邱吉爾高明，四四年邱吉爾仍被史達林的魅力迷倒，屢說喜歡這位Uncle Joe，覺得只要二人每周同吃一頓晚飯就可解決波蘭問題。

奧威爾同年卻寫成《動物農莊》，但當時英美與蘇聯友好，書中諷刺太敏感，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拒絕過的包括詩人艾略特（T.S.Eliot），在英國「資訊部」（這Ministry of Information即《一九八四》裡「真理部」的原型）任職的史慕列（Peter Smollett）也從中作梗，後來才發現這人是蘇聯間諜。《動物農莊》四五年出版，時來運到，對應冷戰新格局下的猜疑氣氛，不久便一紙風行。「冷戰」一詞本就由奧威爾在同年的散文所創，比邱吉爾那象徴冷戰開始的「鐵幕演說」早一年，五十年代美國中情局出資把《動物農莊》改編成動畫作抗共宣傳，更是後話。

那晚在Booska由此提到英國自由派學者屈臣（George Watson）的文章〈史達林騙了知識人？〉（“Did Stalin Dupe the Intellectuals?”）。三十年代歐洲那堆曾傾慕蘇聯的左派，只因不知史達林的殘暴才誤信？屈臣說，才不，這不是開脫的辦法，蘇聯勞改營的規模和慘況在英文世界早有報導，誰視若無睹？正是讀書人，包括名重學林的韋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在「大清洗」（Great Purge）前後還著書推許蘇聯是人類新文明，維護秘密警察，法國作家紀德（Andre Gide)甚至嫌史達林不夠殘忍。不過紀德三六年受邀訪蘇後實有很大的失望與質疑，屈臣一筆抹去並不公道。

奧威爾是這潮流中的異數，從未踏足蘇聯，卻以先見之明看到極權的可怖，跟當時歐洲的左翼打對台。在散文〈在鯨魚中〉(Inside the Whale)他便譴責英國三十年代的文藝界，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奧登(W.H. Auden）等詩人迷戀蘇式暴力，但只有在公校成長、衣食無憂、不知謀殺為何物的人才會奢談謀殺，雖沒明言，卻隱見奧威爾嫌這批作家不如自己懂得反省出身，了解權力迷人之處，射過象，中過槍。

他對那兩發子彈一定心存感激。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2月22日

帶子狼的孤寂

多年前有個舊生進了演藝，說起上馮慶強的課，問她他教什麼，她答：「佢教熱血。」我不常看漫畫，卻喜歡聽阿強講漫畫，他說話有股勁，彷彿是幾十年生活的艱苦經驗磨練出來，屬於上一個年代，語氣間常嫌今日香港整套意識太乾淨太安全，「連想像都咁規矩」，少了一種天然的生命力和膽識，創作的故事於是也懦弱，「好淋，睇到人蠢晒」。

他最近在北角開二手書店「Booska古本屋」，也賣漫畫，有次聽他介紹七十年代的漫畫《帶子狼》，眉飛色舞，說這本是日漫巔峰，便找他上周日在九龍城書節做講座。我預了人少，但沒料到那麼少，心中歉疚，但他開始講了幾分鐘，聽到他話中那股勁，又釋懷了點。

阿強由二戰後日本漫畫的發展說起：關西等地生活環境惡劣，當時漫畫的中心在東京，關西漫畫家便取描繪社會現實一路，用這傾向成人的「劇畫」來挑戰以手塚治虫為代表、重視小孩的「漫畫」。經過陰暗的辰巳嘉裕、左翼的白土三平、更詩化和個人化的柘植義春等，日本漫畫的向度大大拉闊，分眾更精細，編劇小池一夫就在這背景下寫成《帶子狼》，背景設在江戶時代，手法傳統，重視劇情和人性矛盾，阿強說現在會嫌這些老套或太商業而看不起，反易忽視當中說故事的高超技藝，「你做到先算啦」。

強人一面倒強大並不好看，因沒張力，《帶子狼》裡被陷害而要復仇的主角拜一刀也要有他的負累和牽掛，那就是坐在手推車裡跟他一起浪跡天涯的小兒。我原以為對《帶子狼》全無認識，但阿強播了漫畫改編成電視劇的主題曲，不就是「月亮光光月亮光光」？當年香港版由鄭少秋翻唱，名為〈天涯孤客〉，「行遍天涯離開家園，沉痛看月亮」寫的便是拜一刀，忽然有種後知後覺的喜悅，如同上周知道《男子當入樽》的觀眾席上竟然坐著Sailor Moon——那時井上雄彥憑畫寄意希望追求《美少女戰士》的作者武內直子，結果不敵畫《幽游白書》的冨樫義博，比湘北大敗還要黯然。

阿強提到漫畫裡幾個段落，有段關於狗仔我印象最深，他說單是準備講座時把漫畫放在電腦掃描也「毛管戙，眼濕濕」。那回沒解釋流浪的父子二人為何收養了一隻狗仔，只見拜一刀用箭射狗，狗被打中倒地，哀鳴，又再中箭倒地。他不是好人嗎？原來箭頭包了布，狗沒大礙。為何拿狗出氣？沒解釋。轉眼間狗已長大，能自如地避箭。畫面一跳，幾個貴族在練習策馬射箭，用活狗作靶，到狗一一死去無狗可用，下人便外出搜尋，見拜一刀父子帶著狗就要沒收，兒子當然傷心。阿強說這裡的處理高妙，父親那麼cool，怎會安慰兒子說道理？他只把兒子放回手推車，沒對白，但單是個抱起那畫面，父子情已盡在不言中。那狗訓練有素，可避開貴族的箭，最終還能逃脫找回主人，卻在跑回兒子身旁時被追上射死。特別是這段畫面並不煽情，兒子對狗死的哀傷，很快變成對人的仇恨，拜一刀殺了人，葬了狗，父子又要往別處繼續漂泊。

阿強說現在沒這種漫畫了，人在劣境，知道連狗也須適應，但現實殘酷，無論多不甘心也要把狗交走，狗最終還是被殺，但小孩就在過程中變得堅強，痛恨是被容許的，現在則可能覺得太負面，「連最初射狗都會覺得嘩虐待動物唔啱喎」，結果想像力也收窄。他引大島渚說，「人道主義解決不了階級矛盾」，到最後你只可靠自己來對抗嚴苛的現實和失敗，不需可憐或同情。故事令你傷心，但同時告訴你人生往往不由自主，深愛的東西會離你而去，所以漫畫的象徵就是孤寂的狼，快意恩仇，有種特立獨行的氣慨。聽到這裡我再度後知後覺：講座那樣孤清，原來也是應景的。

「Booska古本屋」: 北角英皇道294號五洲大廈地下E舖，周五、六、日開門。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2月8日

極端的由來— —訪覃俊基

曾聽此傳聞：十多年前，在中大石元康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堂上，學生覃俊基說自己很久沒買衫，石生回應，身上那件衫已穿了廿年，像在鬥不消費。覃俊基才廿歲，當然輸，但補充：「我呢件衫雖然冇著廿年，但著咗十日冇洗。」扳回一局。石生笑說：「如果世界都係我同你，資本主義聽日就滅亡。」

覃俊基也叫Cham，八三年生，馬克思主義者，去年曾在《哲學有偈傾》節目跟施永青辯論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近數月則常在左翼網媒「夜貓」的短片，批判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評論拉丁美洲向右轉等國際形勢。我跟他此前從未交談，但十多年前已因其鮮明形象而留意，長髮散亂，不著鞋四處走，不過印章最深還是他的文章，好些寫在《中大學生報》，太硬的政治論述我沒興趣，反而偶爾寫寫生活，常有神來之筆，熾熱得來有種異樣的敏感，至今還記得他借Shine的〈曼谷瑪利亞〉寫與性工作者交流的經歷，或禁煙時回顧自己吸煙的大學生活。這樣說他肯定覺得奇怪，但他一直是我很欣賞的香港作家。

左翼思想離常識頗遠，尤其在「左膠」的污名下，在香港似乎難有市場。覃俊基說：「不能說注定小眾，但注定艱難。」相比政治，我其實更想知道他對世事那愛與恨的因緣，在林村某涼亭一談四五小時。數日後他說：「那天沒機會談我其他愛好，如電競、籃球、尤其是文學，實在有點可惜。這樣的我還是顯得有點刻板。」

郭：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可先簡單說說你對當前香港的看法？

覃：我認為反對派路線上是錯誤的。長期問題是投票率低，如果有六七成人不理，還說什麼民主？泛民沒法將經濟和民主訴求結合，受基本法所限，議會也做不到任何財富再分配，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政治冷感」其實是最理性的選擇。我原則上不反對任何獨立運動，但第一，不可用族群仇恨帶動，第二，目前這個根本不可行，你看蘇格蘭、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的例子，全部有經濟基礎。香港單靠地產和金融，地產依附大陸，金融又跟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直接關係，怎搞？要獨立只可跟中國南方一起。

科學家性格

郭：談談你的過去。印象中你寫過自己出身中產家庭？

覃：或應說我從小就不怎樣想搵食的問題。父親是工程師，家中生活沒壓力，於是小時思維裡其實沒有「錢」的概念，在父親鼓勵下，最大的娛樂就是看書，他買很多偉人傳記給我看。我後來才明白，偉人都是不用搵錢的，就算寫愛恩斯坦在專利局返工，也強調他快速完成手上工作，便可省出時間去研究相對論。我極端的性格也可能由此而來：意義不在錢這些地方。於是只顧投入興趣，小學是捉棋，中學是天文，還有橋牌，是典型科學家傾向。

郭：中學有沒有留意政治？

覃：起初是六四。但這也是「科學家想像」的問題，因在主流論述，科學家是不碰政治的，偉人傳記不會跟小學生說愛恩斯坦是社會主義者。我最喜歡物理學和數學，因最基本，由這便自然去到哲學追尋，開始接觸更多面向，包括政治哲學。關於六四，自己的極端也在這裡顯現，對壓逼我有很raw、很passionate的感受。

郭：為什麼？

覃：懷疑跟科學家性格有關，因為純粹，而真理就是值得用盡氣力去追求。見到這樣不對的事，便直接覺得 this is sick。中學有段時間也借了堆講香港政治的書，介紹議會和民主，又嫌說得不好，相對於我看的哲學書，講什麼是對錯或效益主義，這些明顯沒尋根究底。大學順理成章選哲學，因從來不想搵錢的問題，而且深信這些東西沒錢也要做，因意義就在那裡。

郭：你起初好像傾向自由主義？

哲學面前的人生抉擇

覃：在香港長大又對政治感興趣，除非你是建制派，否則任何人都會是liberal。你總是被你的時代定義。九十年代是民主派最巔峰的年代，我到大學才接觸到左翼思想。我從來有三面，像羅素在自傳說他有三種熱愛：一是對愛的渴望，二是知性探求，三是對人世苦難的憐憫，將他從天上拉下來，希望自己可去處理。十七八歲看到這番話，覺得太powerful了，簡直符合我的所有。於是哲學的追求也混沌，一面對抽象的東西極感興趣，如什麼是知識、或本體論的問題。另一面是道德，什麼是對，合理的社會制度應如何，知道出錯了會想扭轉他。常在這兩者之間搖擺，最後慢慢偏離純知性那面。

我還記得那畫面。大二那年，去旁聽王啟義老師開給研究生的「語言哲學」，由Frege和Kripke那些一路學，多抽象。我一年級的邏輯是王生教的，很喜歡這老師，但一去到這門課，what the fxck？

郭：哈哈。

覃：是我成長中極少面對的經歷，雖然也樂在其中。同時我又去上周保松的政治哲學，發現根本沒可能處理這兩邊，想專精，排除沙石鑽下去。回想其實十分荒謬，一個十八九歲的學生，突然要想人生終極追求是知性還是政治問題，但那時很自然。然後就Bye，完全放棄語言哲學那些。記得選擇後的頭幾天，好怪，好像身上有個洞。不過沒多久，問題又變成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之間的拉扯，究竟要處理個人還是集體行動，又選了政治哲學，但因兩者的內在連繫較強，才沒完全摒除。

郭：為何不著鞋、不沖涼？

覃：或因我中學讀九龍華仁，有個自由的傳統。那時我會跟坐在旁邊的天主教學會主席在校內空地辯論神是否存在，找數學和天主教的老師做裁判，很多人來聽。但中學已種下一些習慣，例如我用好少錢，因不想他日要花時間想搵錢問題。大學變本加厲，不買衫，只著O-camp tee，而且不沖涼所以不用換，也不打算用外觀來表達自己。赤腳則是覺得不著鞋舒服些。

郭：這些跟要反資本主義沒關係？

覃：無關。但我有一個執著：如果有東西我覺得是對的，無論其他人怎想，也應該學識如何無視他們的目光，當然會不舒服，但修行就在這裡來。之後因我的關節有長期病，便再著，很自然。也會問自己，不沖涼，是否潛意識為了標奇立異？於是便試試一整個月每天沖涼。然後發現不沖也可。長期會做實驗和自我反省，到現在又沖多了。但當你違反某些常規，身邊就會有壓力不斷出現，精神爽利時沒事，但一旦失戀、或出問題，就會辛苦。

郭：你是很少懷疑自己的？

覃：我常懷疑自己。跟人討論，我其實常說「我這樣想可能有問題」，唯有在這過程中，信念才會變得強大。我中學有玩辯論，後來很不喜歡，因發現只志在贏，而不在真理。人大了發現最大的心魔就是ego，我接受自己是錯的。

郭：你家人對你沒有什麼意見？

覃：當然有，所以很少回家。現在多了少許，人大了跟父母關係也有變化。

左翼起點：工場那盞大光燈

郭：你左翼的起點在哪裡？

覃：回想是中學一次工作經歷種下的。那時一份工也沒返過，覺得不應這樣，但又不齒單純「返吓工攞經驗」那種說法，心想不是所有工都有經驗的，你去行山都有經驗，這根本是邏輯謬誤。然後到A Level的暑假，碰巧有個家境有點壓力的同學說，元朗有間染布廠請散工，夜更，返晚七朝七，包飯。

郭：應可滿足你的幻想。

覃：哈沒錯，一返就要返最變態的。食飯時完全無人說話，人人吃極多，因太餓。我和同學負責捲布機，當見到染好的布匹旁有marking，便按停機，剪布入袋。問題是機旁有盞太陽一樣的光燈，看marking時要直望，眼都盲。印象最深是常想合起雙眼，那光太誇張，而我本身很憎光——小時愛天文，看星要暗。我從沒試過可連續返兩天，因太累了，便想這是什麼生活 ？過程中明白人工作為何要偷懶，同學不斷提醒，Cham，不要做得太快，因深夜沒監工，他說返多些工你就明。我肯定工廠有許多違法東西，例如有一個負責染布的長工，勞工假和紅假都不能放，連續四個月，一天也沒放假。那時只想：一定不要這樣生活。

還記得這畫面：黑雨，早上放工和同學離開工廠，已開了傘，但雨太大，全身濕透。回頭一看，整條路是藍色的——染料都沾在身上。於是想起那個長工，怎會不短命十年？那些都是化學品。你可想像對一個從不憂柴憂米、只追求知性的高中生，這是什麼經歷？我後來想政治問題也多了一點理解。工廠這些人不去投票，不參與政治，你批評他們政治冷感？抑或是你的社會制度有根本問題？

郭：大學之後如何？

覃：在中大雖然也讀了些馬克思，但要到畢業到英國讀碩士時才真正接觸，如Socialist Worker Party，每年有馬克思節，大開眼界，對傳統的哲學思考愈來愈不感興趣。碩士還在寫自由主義的東西，但太痛苦，我總無法逼自己完成自覺沒意思的事，也對自由主義和John Rawls有很大質疑，結果學位沒完成，當然有拙敗感，本想走學術路，但現在怎辦呢？後來回中大再讀一次碩士，再沒畢業。我有信心自己才智上可應付，但仍然是性格弱點，知道是不想將時間放在論文，覺得那些抽象思考跟改變社會太割離，想把時間放在直接政治行動。當然，知性思考和社會行動並不對立，現在的政治行動往往最缺抽象和整體的思考。

但無論如何，那時便逐步抽離於純知性的興趣，最終更不想處身在學院，因知道環境會塑造我的性格。

郭：有沒有一個跨越階級的幻想或困難？

覃：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身為左翼，心中有改變社會的計劃或想像。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已成功，所有東西都平等，我可能會走學院路。既然現實不是，就覺得必須身處改變社會的前線，這裡有不同位置，但總之不能站得太後。畢業後做了多年《中大學生報》職員，雖然也影響到新進來的大學生，令他們對左翼有認識，但不甘心只在這位置，知性上太悶了，自己不斷進步，不想太重複。「夜貓」比較接近，但更希望是辦一份左翼雜誌，既關於香港，也有國際部份，結合理論、抽象分析和宏觀策略，參考對象是美國左翼雜誌Jacobin，因為香港的左翼的基礎實在太淺薄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享受在一個相對貧窮的狀態，雖然那會有生活壓力，但我覺得這樣比較貼近群眾，因世上大部份人也是這樣。

郭：但分別會否是你有選擇，他們沒有？很記得Ken Loach的 “Bread and Roses”那個由Adrian Brody飾演的工會領袖，大學生出身，有餘裕。你看過？

覃：看過。講他去跟工人搞工會。

郭：我覺得任何低手一點的導演，都會忍不住嘲諷Brody，但Ken Loach沒有，或很輕微，只拍他房內貼著張巨型馬克思海報。但知識份子跟被迫返工廠的低下層之間的分別，你有否想過？

覃：還未有機會。我不是可以做這種組織的人，不喜歡也不擅長跟陌生人說話，因大部份的對話都無聊。我其實是個孤僻的人。曾有這慘痛經驗：有次罷工我去了支持，天天跟工友傾計，到第三天他終於跟我談多些。同日有些新朋友也來支持，那工友立即嗶哩吧啦跟她們說話，哈，那刻真是沮喪。

超越George Orwell

郭：但這性格跟你要做的事有沒有矛盾？

覃：你看George Orwell也要面對這問題。看過他採訪工人的Road to Wigan Pier?

郭：看過。記得他寫工人很臭。結果資助他的左傾出版社很有意見，幾乎出不成。

覃：他對工人階級那樣傾慕，中產性格卻令他做不到。但他又會去打西班牙內戰，對整個revolutionary politics、由工人階級支持的整套理論並無質疑。但因為出身，生活上就是不能和工人打成一片。

郭：你接近他？

覃：我覺得我超越了Orwell。最少比他走多了幾步。基本問題當然還在，屋太小會辛苦，因不慣，但許多積習和感受世界的方式，經過長年累月都給我硬生生扭轉了。例如以前對說話不清晰的人，很快反感。但說話sharp和decent，隱隱然是中產價值，最諷刺的是，I am good at those，有極多資源做最好的中產。

無產階級就是不出賣勞動就要面對極大生活壓力，如我現在。做「夜貓」的都是義工，想向人說資本主義是個血腥制度，為利潤不惜一切，但也會想起自己戶口的錢越來越少，偶爾會想應該吃少一頓飯，而且我有痛風，有時又想是否應花點錢看私家。我沒覺得生活特別艱辛，畢竟已不用供養父母，但當然也會想身體這樣，又窮，老來不知怎過。我雖然沒停下，但這些焦慮會不斷徘徊、累積。不過很多人都在經歷同樣的掙扎，窮人健康差些也正常，但可能只有少數人在想整個左翼運動，或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的問題而已。

你問我想不想有大點的屋？想。吃好些？想。那沒問題，社會主義希望人類解放，不是大家一樣慘，而是一樣富足。問題是中產價值裡附帶的判斷許多都錯，令人沒法安貧樂道，因不自覺會對貧窮有極大抗拒。我不是追求貧窮，而是希望跟在華仁影響過我、讓我明白什麼叫委身的耶穌會神父的Father Naylor一樣，be with the poor。馬克思也要有恩格斯接濟，只是我不想做恩格斯。

郭：有什麼還是戒不掉？

覃：可能是對流行文化中庸俗部分的抗拒，有段時間因此狂看港產爛片。不過現在最觸動我的音樂，沒辦法，仍然是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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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俊基，左翼網媒「夜貓」編輯，「左翼廿一」成員。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11月25日

記憶隨身

最近看《余英時回憶錄》，序言說多得採訪者窮追不捨，「許多久已忘懷的事竟都在這種窮究過程中復活了」。記憶真神秘，彷彿毋須耶穌，只要不斷拍打拉撒路的墳墓，他就自然從死裡復活。也有另一種記憶，名叫「非自主記憶」(Involuntary memory)，不用「追」，「憶」便自動拍門，無法勉強，純屬偶然，經典例子是普魯斯特那件瑪特蓮蛋糕，浸熱茶後溢出的氣味霎時喚回一個舊世界，驚鴻一瞥，浸茶再試已不成功。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我沒讀過，但更喜歡朋友有次轉述的另一段落：主人翁的外婆過身時他沒哭泣，覺得自己太冷酷無情。多年後有天行街，見鞋帶鬆了俯身綁，手指碰到鞋帶的一刻，便自動流淚——小時正是外婆教他綁鞋帶，指頭那觸覺勾起了記憶。當下總是惘然，鈍胎一般無慟於衷，時間成了唯一拯救，讓人在距離裡看見過去，跟當年的自己團圓。（網上一時找不到原文，後來問熟悉法國文學的朋友，他說細節並非如此，沒有鞋帶，外婆當年只是幫他脫鞋。道聽塗說、以訛傳訛總更有趣，記憶的本質也可能類近。）

去年看過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這本科普書，作者說普魯斯特對記憶的許多直覺，都出奇符合腦神經科學的發現，例如他特重嗅覺與味覺，科學家後來便發現在各種感官中，唯有嗅覺與味覺直接連往負責長期記憶的海馬體，這也解釋了為何食物常常喚起舊日記憶。普魯斯特偏愛「非自主記憶」，認為那較少受「現在」影響和干擾，比較忠實。這種記憶乍聽浪漫，但拉遠點，心理學研究也說，部分有創傷經驗的人會有遇上 “Involuntary images”的病況，腦海不能自控地出現創傷經驗，例如撞車。這些回憶跟「非自主記憶」一樣，彷彿可以回到過去，所以每次出現都會將當時的痛苦倒帶重播，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若單靠「非自主記憶」，世上不會有自傳和回憶錄。《余英時回憶錄》自謂倚靠窮究，我最喜歡他寫香港經歷的部分，兜兜轉轉，五零年終在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從學於錢穆（不遠處就是剛在大南街落腳的葉問，同年《細路祥》上映，結局是李小龍偕家人離棄香港沿路軌北上返鄉，跟這批南來者方向剛剛相反）。他寫四九年從大陸來港，越過羅湖橋的剎那尤具文學色彩：「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余英時很重視這靈光一閃的一秒鐘，在別的訪問也曾提及。這條經過象徵化的羅湖橋，幾乎是他的「通往自由之路」，甚至可概括他往後的治學和人生方向——尤其他在數月後本打算返回北京升學，只因火車故障才改變心意再度來港，否則學術生命尚未開始已經終結，江湖寥落爾安歸，世事的偶然也如此。

余英時自言當時還無法明白過橋時「頭上一鬆」這奇異經驗，因不覺得香港象徵自由，多年後才明白這情感的時差：那年他剛在大陸「入團」，在顯意識的層面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自由」的渴盼只藏在潛意識，那刻環境改變壓力消失，便有精神變異。但回憶不是錄影過去，是用過去做藝術創作，在當下的許多取捨之間，凸顯甚或塑造某些記憶，接通羅湖橋的彼岸。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11月25日 （原文有錯漏，現已修正。）

回校教書

《吊吊揈》劇照

早前網上見此圖：「學生時代，你收過最感人的紙條是什麼？」旁邊一行英文字：「AACAB CDACB BACCA」。最枯燥的最動人，串起來沒意思的英文字，卻最能解救燃眉之急。

中學後讀大學，大學後又回中學，一教十年多，像沒怎樣離開過，雖然身分和時代都變了。早前有晚無聊，到舊日中學（我從來說不出「母校」）網站一看，發現有位教我的老師年將六十仍未退休，覺得難以想像：他初出道，中學禁止的怕且還是金庸小說，不知世風日下了幾多回，才下到人人斷髮紋身的今日。

友人有天問我，學生知不知道某單大陸新聞。我說，以前常埋怨報章和大台影響力太大，「總之報紙寫乜我就信乜，電視做乜我就睇乜」，周一至五是「笑聲笑聲，滿載溫馨」（現在聽到音樂仍打冷震），周日就是「We are the奬門人」（這樣的音準竟可填詞），帝力於我何有哉。今日恰恰相反，化整為零，學生很分散，每件事只有五分一人知道，甚少公因數，連劉德華「明日大嶼」的片段也有人沒聽過，許多東西都要從頭說起。他好奇，學生平日做什麼？我說，全民打機是事實，但有些只是上網hea，因為不想出街。不過每隔一段日子，又總有人突然想通，要做些事，找點興趣或目標，就算最後做不成想像的那個自己，也至少離開了原地。倒常覺得學生無辜，社會複雜了，更多互相監視，以前好像沒那麼高和多的要求，不學壞就可以。

曾問學生為何要上學，一個答：「為了受氣的日子慢一點來。」真老實。對什麼最有希望？一個答：「對打機最有希望，不論玩什麼RPG，主人公死了都可復活。」哈哈。最近港台「獅子山下」系列中黄瑋納導演的《那日上午》，就很能道出中學生活的抑壓，總有許多人生病戴口罩，學生老師各有各心煩，露出水面的一角下都藏著冰山，到爆發了，才知道那原來是火山。但平日礙於時空限制、永不足夠的耐性與敏感，溝通總如猜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無法或無謂突破那條相安無事一切如常的界線，望窗的望窗，樓梯轉角哭泣的背影繼續哭泣。

相映成趣的是李駿碩編導的《吊吊揈》，同樣以高中生為題，片長半小時，是近兩三年看過最有靈光的短片，自由奔放，賞心悅目。內容關於一班學生性慾的萌動與釋放，難得那反叛非由怨恨或憤怒驅使，校長、訓導主任或老師不是奸角，而是根本從無現身——要打倒他們也嫌多餘，太當一回事了，真正的輕蔑不是看不起，是看不見。於是，那就個學生自為的世界，時代不在當下，而是A Level與DSE交界的二零一二年，還有「預科生」這個可堪憑弔的身分，雖不擁抱考試，卻不賤視知識，其中一男孩雅好中國古典文化，會離奇地在無人的隧道用粵曲賣唱，全片也以一道道中英數社科健的高考試題作支柱，再用極高速的對白使之顯得有點滑稽，營造喘不過氣的節奏，配合風格化的畫面和音樂，嘭嘭嘭嘭，充滿力量。那群中學生要反抗的甚至不是人，不是「教育制度」，而是更無形但也更普遍的限制，像慾望、同學之間的比較忌恨、人的膽怯虛偽。片中有同性戀情節，卻沒當議題標舉出來，人人充滿魅力，性別流動自如，放心讓潛意識甚或無意識走出來，搗蛋的搗蛋，發夢的發夢，連犯規都特別充滿快感——《吊吊揈》的男孩為減壓會在圖書館偷走一本又一本金庸，《那日上午》的女孩則在書店用塗改液破壞新書，二人看來規行矩步，卻同屬芸芸學生裡以點點怪癖向世界報復的越界小眾。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11月10日

回家吃飯

小時有段時間返教會，為表聖潔，農曆新年死口不說「恭喜發財」，親戚拍門「恭喜發財」，開門時便以「新年快樂」回應，非常九唔撘八。現在相反，每逢回家吃飯，不論日子，或裡頭有沒有麻雀聲，進門就叫「恭喜發財」。

那天在反「明日大嶼」遊行中途離去，匆匆去學琴，學完匆匆去買蛋糕，趕回順天村老家，吃姑丈和家姐的生日飯，未入門已聽到麻雀聲，穩腳是阿爸、家姐、小時把我凑大的姑媽和姑丈，那晚芳表姐也來了，我才不用早點回去戥腳，讓阿爸離場專心煮飯。收麻雀的總是我和智障的伯父，他喜歡把麻雀一隻隻放到鐵皮盒去，做完很滿足，他見我入門時拿著蛋糕也興奮，全晚小聲重複：「有蛋糕食。」把木板蓋到麻雀枱上就可開飯，主角除了湯，就是那碟魚。家裡無大無細得過分，阿爸總說：「睇吓姑媽又買左咩魚孝敬你？」水上人對魚特別講究，少吃斑，冬天有時吃懵仔，那晚則是金䱽，每隔幾次就有我從沒聽過的魚。他們食頭食尾，啖啖肉的留給都已幾十歲的小朋友。旁邊通常有小碟霉香馬友或魚乾，笑說從前說的「鹹魚青菜」，現在不知多昂貴。表姐在家中煮好一隻雞拿過來，阿爸前天臨收工也在船邊撈（不用釣）了條墨魚，灼熟切片雪凍。

話題起初總關於麻雀，輸了的姑丈說家姐如何欺騙老人家，然後如常轉到他們舊日在艇和黄大仙的生活。那晚比較特別，姑媽說書只讀到小三，和阿爸爭辯天台學校究竟在三十一座還是三十二座，手比指劃，靠回憶把黄大仙七層大廈一幢幢還原出來。姑媽說，沒再讀，因沒心機，況且那時還要替伯父做功課，一人做兩份，結果走去玩，此後識字都靠聽中文歌，像羅文，「做咩唔話我有品味？」小時是她教我識字，教會小學要學背主禱文，記得她有好幾個字要去問我的唐兄，應是那刻才發現大人原來也會不識字。她突然說，我前一天的專欄文章，她看了。我和女友幾乎同聲說：「吓？咁難！」上回我寫英瑪褒曼。她本來說因為那周六有馬跑，姑丈看《蘋果》馬經（平時不看《蘋果》），過了一會才說，你兩星期寫一次嘛，都在掛牆月曆打星記下了。啊。

她笑說，你下次寫：「屋企有幾個老人家，好鬼爛賭，沉迷打麻雀，成日要我早啲返屋企戥腳，我雖然唔鍾意打麻雀，又成日冇糊食，都要同佢地打......」內容似乎一早想好，為什麼要寫這些？天曉得。雖是說笑，但複述她的原話在這裡，代她寫文章，嚇她一跳，博她一笑，好像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她問，彩雲村十九那個陳生你記不記得？我說不記得，但故事聽她說過太多遍，好像也記得了。她前天在𨋢遇到陳生，陳生問，你個仔現是不是很大個。她知道陳生指的是我，說那個是姪仔，已好大。然後陳生提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時我讀幼稚園，有天跟姑媽撘𨋢，到十一樓，她大意，自己先出𨋢，留下我一個，𨋢就走了。幸好陳生在旁，到十九樓，又陪我回十一樓把我送返，才安然無恙。我驚訝陳生會記住咸豐年的事，此時呷著白蘭地、開口就一擊即中的姑丈說：「哈老人癡呆係咁上下。」

話題回去姑媽當年不讀書，那玩什麼呢？沒錢，玩的就是石仔和繩。繩有什麼好玩？「穿黎穿去嗰啲囉」，她雙手在空中來回，大家雖不知名堂，卻一下明白她指什麼，隨手找來一條繩，打好結，左手右手勾幾下，纏在一起如被上手扣——繩太短，解了再結。起好長方陣，傳給下位，這是蜻蜓，勾幾勾再傳，這是彈床，但來回傳幾下已到盡頭，又變回蜻蜓，誰都不記得更多花式，一致肯定這遊戲就是如此無聊。阿伯說：「有蛋糕食。」

拿出蛋糕，我負責撕開紙盒當碟用，但手腳太慢，被大家取笑；插蠟燭，又忘記先在底下加膠托，蠟就掉到蛋糕上。「衰仔真係爭你唔落」，阿爸說。「冇法啦孻仔係咁」，我說。關燈，阿伯心急爭著吹蠟燭。呼！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無愁無慮。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0月27日

人如何成為自己？

大學攻讀物理的友人L說過這故事，解釋自己如何從頹廢青年變成物理迷：中學有天吃過午飯，沒事幹，回課室閒坐。旁邊的同學飲完汽水，在桌上把玩可樂樽，滾來滾去，一下大力了，他眼看樽凌空飛走，就在這瞬間意識到，只要數據充足、數學夠好，便可完美地預視玻璃樽以什麼角度著地，每塊玻璃用什麼速度往哪方向走多遠。在玻璃爆破聲、驚呼、找掃帚免得老師發現等等之前，他的人生起了重大變化。

這故事接近電影或漫畫橋段，玻璃樽的翻騰如慢鏡，突然有光從天打到頭上而得頓悟，是庸常生活中的神性時刻。但後來不禁想，這種如此完美的故事真可靠嗎？絕非質疑友人誠信，生活中固然有刻骨銘心的片刻，但誰都知道記憶難以捉摸，為了令自己的人生更明白可解，人往往從後向前，在混雜的關係網絡中，挑出畫鬼腳般有跡可尋的因果線索。假如他高考失手，結果沒考上大學讀物理，這玻璃樽種下的因，還會同樣重要、閃閃生光？

再進一步，人能把旁觀的經歷當成自身回憶，用來說自己的過去嗎？這是最近看完關於英瑪褒曼的紀錄片“Bergman：A Year in a Life”想到的問題，八月在瑞典烏普薩拉過百年歷史、格局本身充滿電影感的戲院Fyrisbiografen初見，但無英文字幕，等到上周日才在Cinefan的節目看了。紀錄片題目的「一年」指一九五七，褒曼那年拍成《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另一邊在拍電視劇，還導演四個舞台劇，周旋於四個女人之間。紀錄片問的除了「怎麼可能？」，還在意他如何把自己放進電影去，主角對死亡的恐懼，對只顧工作而忽略家人的懊悔，都是他本人的困惑。

紀錄片中最精彩的一段，卻正是對這個「自己」的質疑：褒曼哥哥Dag晚年在訪問說，不，褒曼一些自傳式電影中，主角成長所受的欺壓，都是假的，因褒曼是家中幼子，既乖巧，也受愛護，自己才是反叛者，常遭父親痛打，褒曼只是旁觀。然後電影剪接到褒曼晚年的《芬尼與阿歷山大》，主角阿歷山大是個小男孩，因哈姆雷特式的不忿，一再觸怒做主教的繼父，先被拍頭，再被打藤，完了還要尋求原諒，不屈服就繼續打。此時，紀錄片導演巧妙地把焦點移到站在後面不作聲的妹妹芬尼，看，那才是真正的褒曼，所謂成長的反抗與屈辱都不屬於他的。我從未如此細看戲中芬尼的臉容，多麼倔強而敏感，每一下打藤聲劃過，臉上都微微顫震，感同身受。

Dag的話有多可信？從褒曼的反應可見端倪。他知道哥哥竟在訪問說了這些，大怒，禁止片段出街，如今二人都已過身，觀眾才在紀錄片首次看見內容。在斯德哥爾摩時參加由電影學者Mikaela Kindblom帶路的褒曼城市遊踪，路經褒曼發跡的小劇場，她也說他從初出道編寫的劇本《折磨》開始，便一路誇大自己小時被折磨的形象，成為自我理解的重要部分。

但再想，褒曼電影裡反父權色彩那麼強烈，真正的屈辱，會否正是沒有哥哥承受過的屈辱，不能理所當然地解釋性格？可能恨不得被打的是自己，才那麼介懷哥哥若無其事就破壞了他小心經營的人生劇本。對部分創作人來說，無創傷的童年都是蒼白的，一帆風順才是魔咒，成功需要故事，有陰影才有可以挖掘下去的根，借也要借回來，一生持續創造的不單是作品，更是自我，真相與謊話的界線模糊起來，在三分欺騙與二分自欺之間，像張愛玲說的：「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圖：Fyrisbiografen大堂，作者攝。

除了肉丸和臭魚

十五年前曾在瑞典讀書，今年八月初次重返。在斯德哥爾摩的最後一天，跟多年不見的友人Danielle相約重聚，這幾天跟她繼續談中國遊客的鬧劇。她覺得中國刻意將之上升到外交層面，因瑞典幾個文藝單位公開邀請了桂民海出席哥德堡書展，中國才拿平時避談的人權先發制人。

她是瑞中混血兒，告訴我幾年前有款名為“Kina”（即中國）的糖果，因包裝上是個黄臉細眼笑哈哈的公仔，事涉歧視，須轉換包裝。我說香港的情況有點扭曲，因對中共或大陸人的厭惡太大，不時蓋過對歧視本身的判斷，容易站在歧視者的一方跟著笑。瑞典電視台的糞便諷刺節目，她覺得前段雖屬瑞典人的自嘲，但放上「優酷」那段無論如何大有問題，更令她不安的是背景：重聚那天，她說城內有新納粹組織NMR（英譯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遊行，全部白恤衫配綠領帶，著我小心。我說要是早知，會去看看。雖然NMR終被反納粹的團體圍堵，在剛剛的瑞典大選，極右的“Swedish Democrats”還是拿了史上最高的一成七選票。

那天她先帶我到遊人不多的小島Skeppsholmen。「你沒來過吧？」她問。我知道答沒有她會更開心，但沒理由講大話，便說起幾天前到島上「東方博物院」的緣故：臨行前讀了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用中文寫的《另一種鄉愁》，知道他老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那裡做了二十年院長。書中也提到中國上一波民族情緒如何燒到瑞典去。馬悅然當初讀到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對道教和禪宗感興趣，跟高本漢請教《道德經》譯本，自此踏上漢學之路，在中國和歐洲等地學成後回國教學，文革的影響在瑞典達到高峰時，一個研究班的學生說他們要自選課程。想讀什麼？是《人民日報》和《紅旗》的社論。一個學期下來，黨八股讀來無甚得著，才回到先秦文獻。那時的氣氛，可從馬悅然的自況透露。他說沒被打，沒被駡，覺得搖著紅旗唱《東方紅》的學生「還是對我很容忍」。這種容忍，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

Danielle關心瑞典新納粹的動向，我認識極少，回港後才上網補習，知道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是恩達爾（Per Engdahl），二戰後協助納粹黨人遠渡南美，逃離搜捕，自言「拯救」者多達四千，像黑暗版《舒特拉的名單》。他過身後，書信遭公開，「宜家」創辧人琴帕(Ingvar Kamprad)跟他的交往比本來宣稱的深厚，琴帕跟納粹關係亦非年少無知所能推搪。但瑞典反納粹的意志一直頑強，經典照片“A Woman Hitting a Neo-Nazi With Her Handbag”尤具象徵意義。八五年，瑞典攝影師隆臣(Hans Runesson) 在新納粹遊行期間，拍下一位婦人用手袋拍打新納粹份子頭殻的瞬間，姿態散發無限憤怒，充分發揮手袋潛藏的功能。

重遊斯德哥爾摩，我也從各種博物館感到他們對常道的堅持，展館不論大小，都有格調。「東方博物院」仍有專櫃擺放高本漢的著作和藏書，展覽「中國之前的中國」和「中國圖書史」都用心。「歷史博物館」令我印象最深的大堂的一段簡介，並非「XX文化源遠流長」之類的空話，首句就說：「歷史對民主至關重要」，因歷史令人看見社會總是可改變的。之後拿北歐維京人說故事，不在其威武或傳奇，而在這形象在歷史如何給人利用：旁邊有張納粹黨在挪威的宣傳海報，是個拿著劍盾的士兵站在維京船上，借此號召挪威人加入德軍。「軍事博物館」沒迴避瑞典二戰時「中立」的可疑，明言讓納粹德國用境內鐵路運兵是助紂為虐。瑞典除了宜家、肉丸與臭魚，實在有許多更有趣的東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9月29日

餐桌悲歌

有段日子，下午吃飯多數叫奶茶，偶爾叫茶走，伙記遞來，可能正跟同事聊天分了心，不止一次下了砂糖，才猛然記得那天叫的是茶走，徒勞地用鐵匙把未溶的糖拯救上來，他們卻早沉底融掉，無影無蹤。跟同事說，這樣下去，一定糖尿。

在熟悉的環境還好，一旦遠行，在餐桌遭遇不測的機會大大提高，猶如李小龍在《猛龍過江》因不懂外文胡亂點菜，迫不得已喝掉滿桌西湯。真正的文化衝擊總是肉體的，味蕾覺醒，因驚詫而瞳孔放大的一刻，才反襯出平日那套習焉不察卻根深蒂固的飲食習慣。去年在秘魯首都利馬住進了一家小旅館，首天起床，見大廳桌上已放好早餐，麵包旁是兩樽果醬，一樽藍色，一樽橙色。睡眼惺忪，掰開麵包，便塗那樽橙色果醬。一吃，辣的！什麼世界。回頭看樽蓋，原來有兩條辣椒。平素吃不得辣，還可惡地塗得那麼均勻，奮力多吃一口已是極限。跟在旁看報的店主還未熟落，不想他看見我浪費只咬了兩口的麵包，怎好呢？人急弱智生，想到另外那樽藍色的，看清楚是藍莓，不就可以塗上面，用甜來掩蓋辣？店主一定奇怪這亞洲人那麼喜歡吃果醬。再吃，本來只是辣，現在是噁心，繼續放碟上很不安樂，唯有趁店主不為意，到廚房快手把那又橙又藍的麵包丟到垃圾桶，連忙撕了抹手紙掩蓋屍體，才鬆一口氣。翌日，拿麵包塗藍果醬後，拿著橙的那樽把玩，若無其事跟店主說，你們真有趣，果醬是辣的，他應沒發現前一天的凶案，施施然說這是印加特產，樽蓋寫著的Aji Amarillo即 “Yellow pepper”，然後問：「你要試試？」

今年七月前往拉脫維亞，在芬蘭轉機，早上到埗，因等侯轉機的時間稍長，肚餓，又不想吃生冷東西，只好在不便宜的機場覓食。以前旅行，初段總是太過節儉，彷彿去旅行是為了儲錢甚或發達，到最後一天才發現還餘下那麼多人生可能只換一次的小國貨幣，覺得太像某種人生的隱喻，近年便對自己寬鬆了些，會買一公升以下的飲品，也不再因一次旅行而吃掉三十斤飽肚的香蕉。

但錢還是花得謹慎，夾芝士的硬包都放雪櫃，可以不理，倒看見一大鍋麥皮，最便宜了，但一碗也近五歐元，自己舀後付錢，因餓和貴，復仇一樣盛得滿滿。坐下，放進口，鹹的！恐怖極了。鹹爆谷只是小兒科，鹹麥皮難吃得多。看著那一大碗東西，應幻想他是甜的，抑或接受他是鹹的？再吃兩口，還有95%。這才親身體驗到那麼多外國人恐懼中式糖水，大概被Sweet Soup之譯所累。湯當然是鹹的，乾脆音譯Tong Shui，沒想像，沒比附，完全陌生或更易接受。再吃幾口。80%。旁邊買了麥皮的人似乎都吃得滿意，就當他是鹹粥吧。70%。不想浪費食物，吃剩太多也不好看。60%。早已不再餓。50%。遠方的飢民畫面。30%。小林尊上身。最後還是吃剩10%。再吃會嘔。

甲之肉糜，乙之砒霜。想起有晚在油麻地一間茶餐廳，看見鄰桌坐著兩位中年西人夫婦，一人叫了一碟咕嚕肉，重點是白飯來到時，都一下把飯覆到那兩碟很多汁的咕嚕肉旁，畫面非常震撼，應是受主菜與伴碟的想法影響。那刻覺得這樣油膩很易肚痛，也浪費了白飯之為白飯的精妙，似乎應提提他們，但想不到任何禮貌的方法，只好放棄，何況他們不也吃得津津有味。認識一位居港多年性格幽默的愛爾蘭人，很怕到酒樓吃中菜，問題卻不在食物，而在Lazy Susan。誰是Susan? 原來不是人，而是桌上的玻璃轉盤。他說從前不少女傭名叫Susan，轉盤就像偷懶不想來回捧餐的女傭，在英文乃得此名。他笑稱自己手腳慢，一見轉盤就緊張，轉轉轉，永遠夾不到想吃的餸菜，沒一次吃得飽，回家總是身心俱疲，可說另一種不為人知的餐桌悲歌。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9月15日

轉載：抬起頭

圖：鄧樂滔

［郭梓祺按：去年中五中國文學作文考試，其中一題是〈抬起頭〉。兩位中學才從大陸來港的同學，恰巧都寫了自身經歷，都好看。］

〈抬起頭〉易嘉汶

我來自深圳，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只是很小的時候，父親便把我的戶籍轉到了香港，於是在深圳無法參加需要「計劃生育証」的大型考試，又或者只是我媽懶得幫我辦証，總之，我最終被丟來了香港讀書，然而很不凑巧的是，我來香港的那幾年，正好是中港矛盾最嚴重的時候。

內地旅客來港大量掃貨，旅客在港的劣行等，將香港人的憤怒推到極點，挑了這個時間來香港，還是在廣東話不標準、一聽就知道我是內地人的情況下，我能活下來，也實屬不易。不過活著歸活著，頭卻是抬不起來了，「低頭垂眼你說什麼我不知道」是我來港後養成的第一個習慣。

我記得在學校期間，最高記錄是一天內被問了三次「你會不會也隨地大小便啊。」哎喲當時給我氣的，你說我要是一個激動就地給你表演一個怎麼辦，嚇不死你。有時候上通識課，一些將私人感情代入教學中的老師，在講內地問題上，簡直超乎我的想像，我當時都懷疑他是編的了。你可拉倒吧，我在內地生活了那麼多年，你說的情況我一個沒遇上。但這些也只是我的腦內風暴，不滿的話我都不敢說，更不敢去解釋什麼，因為所謂內地旅客的劣行也是真實的，被分類到這個群體中，我也很羞愧，那些行為，我也很討厭，所以那些嘲笑給我最大的影響，便是低頭不敢看人這一習慣罷了。

那麼抬起頭又是什麼時候呢，我不知道，大概是長大了些，心智成熟了些，又或是香港較內地開放的教育所致，雖然別人駡我後，我還是要回家洗個澡在床上躺好了才想起要怎樣駡回去，但至少，我有了解釋的意識。那個被你們所分類到一個群體中嘲諷的我，也厭惡這種行為。錯的是那些沒素質的人，和一概而論帶有偏見的人，我沒有做錯什麼事，不需要自卑，不需要低頭。

其實呢，這一生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比起低頭當沒聽到，我現在更會選擇解釋，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請不要隨便定義「我」。能解釋得明白最好，不能的話，隨便，反正我又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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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頭〉王家禧

路，很長很長的路，有多長？我怎麼知道，但我猜是很長的，長得望不到盡頭。什麼路？人生路嘛我還是知道的，不過我只知道終點，沒去看過程，很過份嗎？我覺得還好吧，我一向都這樣。我還小的時候，也就是倒退個十來年，小區和學校就是我的整個世界，我不需要向前看，也沒有人要求我這麼做，可能大家都覺得，來日方長吧。

於是我繼續走，低著頭，看着脚下走。我長大一些了，住在以前的小區，去了以前學校的初中部，一樣的同學。於是我便可以繼續低著頭，盯著腳下，走得照樣平緩又通暢。只有一點，多年的好友打算海外留學，父母的安排，她似乎也沒什麼留戀或強烈的不滿，太令人費解了。

早在小學時，學校已經拓展國際高中部，按道理，我該是往那走的，這樣就是一樣的小區，一樣的學校，熟悉的同學了，這樣我就可以還低著頭，亦步步趨地往前走了。可我就是抽了不知哪門子的風，硬生生在康莊大道上拐了個彎，主動被動地，去了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沒有了世外桃源般的小區，沒有了幾步路就能到達的學校，同學的性格與以前的不甚挨近。但我依舊妄想著繼續俯著頭，眼著腳下，於是我便繼續俯著頭走，眼著腳下。於是我扑了筋斗，安慰自己不過一時不察，轉眼，又一個筋斗。不得已地，時不時稍稍往上瞅一眼，不用抬頭，轉轉眼珠，看個大概就行了，至於再往前，遠一些的前方，眼不見為淨嘛。

但由不得我做主了，家裡人逼著我抬頭，用手推搡我走快些。想都別想，我向來都是低著頭，還不是相安無事，這已經是生存之道了。別人若問我：前方風景如何？我便十分肯定地瞎編，自己也分不清楚說得什麼，分明知道行不通，一段時間裡卻催眠得連自己都信了。

身邊的人也開始講了，同我說他們的前方，有龐然巨獸，也有緣水青山，我呢？我說不出之前瞎扯的鬼話了，因為和親眼所見相比，顯得虛空。我看見自己終於走到另一條岔口，有兩條路，一條是我曾經熟悉的康莊大道，不知為何再看卻顯得有些狹窄，一條卻是霧裡行船，廣垠無邊，令人心頭微震。

到了選擇的時候了。曾經一時的衝動讓我莫名地拐彎，而現在的選擇卻無比清晰。

請抬起頭看前方；我對自己說。

請抬起頭。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九月二日 「同場加映」

共產主義鴨

港督葛量洪在回憶錄有這樣一段：冷戰期間，韓戰爆發，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並確保中國貨不經香港外流。問題出在臘鴨。鴨在港孵化和長大，但鴨蛋來自大陸，一時不知怎辦。葛量洪的問題很幽默：那是共產主義鴨，還是忠誠的英國鴨？結果，鴨孵化時要有檢察員在鴨腳上蓋印，長大後另加記號，才可宰殺曬乾，變成臘鴨運往美國。

沒料到旅行會遇上冷戰餘波。那晚在聖彼得堡閒逛，巴士站貼著大海報，俄文看不懂，但鬍鬚佬很面善，不是寇比力克？原來走入幾步，昏暗的拱廊後別有洞天，立著一座叫Abpopa的舊式戲院，正做寇比力克回顧展，原裝對白配俄文字幕，忽想能跟俄人同看神采飛揚的冷戰黑色喜劇《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也有趣，幸好頭三行還有空位。

此前幾日曾問一位俄女子，年青人還看塔可夫斯基嗎？她笑說，深受文青歡迎，看不懂又再看，每次回顧都爆滿。那晚看戲也類近，文青佔多數，開場前有影評人上台簡介，除了 “Kubrick”我只聽懂 “Peter Sellers”，大概在說他在戲中一人分演三角的壯舉？俄羅斯天熱的時間短，室內沒冷氣很正常，但人多，通風差，大家流著汗邊聽邊拿小冊子搧涼，有的一直搧到散場。

電影說，美帝亡共之心不死，口裡總是 “Commie” 的美國狂人將軍，深信食水加氟是蘇聯陰謀，有天擅自下令戰機把核彈投到蘇聯，取消行動的密碼只他知道。溫文的總統嚇呆了，急召蘇聯大使到心戰室，欲與蘇聯總理商討對策，這才知道蘇聯剛研發了叮當法寶般的「末日機器」，若受核襲會自動還擊，威力足以摧毀地球。

電影不時嘲諷美國，幾個部長不在越南、老撾就在墨西哥。但觀眾笑得最大聲都是取笑蘇聯時，如美國總統叫蘇聯大使致電領導人，告訴他美國正來襲擊，大使在電話跟他用俄文說了幾句，便尷尬跟美國總統說：「小心，我想他醉了。」大家都樂於拿這刻版民族印象自嘲。蘇聯大使解釋，研發「末日機器」是為減輕核競賽軍費，人民更想要尼龍和洗衣機。但何不及早公告天下？大使說：「下周公布了，領導人最愛驚喜。」眾大笑。

《奇愛博士》在風起雲湧的六四年公映。古巴導彈危機過了沒多久，電影本來在六三年底首映，但原訂那天甘乃廸遇刺身亡，考慮到大眾情緒，才押後和更改部分對白。另一邊廂，赫魯曉夫同年下台，史達林路線有回歸之勢。《奇愛博士》看似狂想，卻處處取材現實，也反過來影響現實。在美蘇同守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名符其實）的前提下，因意外促使人類滅亡不無可能，電影出來後，美國即改良制度免得橋段在現實重演。攝製隊在格陵蘭高空拍攝時，意外拍得美軍秘密基地，一度被懷疑是蘇聯間諜，戲裡戲外同樣荒誕。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新作《廿一世紀的廿一堂課》說到民族主義在各地捲土重來時有這觀察：拜冷戰所賜，民族主義才在歷史裡一度消減，全人類滅亡的危機，逼使大家從全球格局想問題。甘乃廸死後接任總統的莊臣，六四年在新一屆總統選舉的電視宣傳 “Daisy advertisement” 以小女孩和與末日倒數作對比，旁白說： “We must either love each other, or we must die.” 果真是奇怪的愛。

《奇愛博士》最後在爆炸影像中輕奏的We Will Meet Again，本是英國人選作他朝因核彈避難地底時解悶的歌曲，竟預示了今日形勢：從前承諾已變了樣，愛意那可強，美俄又因特朗普與普京，在核武賽道一再遇上。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9月1日）

圖：作者攝。 "We Will Meet Aga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pOSzcy0Vk&ab_channel=HDFilmTributes

隔

人的阻隔，通常沒電影裡的戲劇化，甚至連這隔也消化了，早當作生活一部分，懶得改變，遑論落毒，繼續每周打網球。英國詩人Roger McGough有首圖像詩，主角是一對中年情侶，名為 “40-Love”。這Love字面是愛，在網球場上指的是零分，據說由法文雞蛋 “l’ oeuf”轉化過來。詩分左右兩行，恍如網球場的兩邊，讀詩時視線也像打網球，一左一右，一來一回：

  middle     aged

  couple      playing

  ten-          nis 

  when       the

  game       ends

  and          they

  go            home

  the           net

  will         still

  be            be-

  tween      them

四十比零的網球賽不見得刺激，這一局也快結束，可能只是無無聊聊打發時間，行禮如儀。分隔你我的網不單在球場，中間的一行空白，無處不在。

若嫌此詩偏重形式不夠韻味，英國詩人和音樂人Molly Drake有首名叫 “I remember”的歌，五十年代自家錄音，近年才給重新錄製發表，歌詞細緻動人，甜中有苦。分隔歌中情人的，不是網，而是記憶。沒人忘記，卻因千差萬別的因緣，各自記住截然不同的現實。

歌詞由 “We”開始，大家都未忘往日四處浪蕩，「我」總記住途上的好，記住鄉郊旅舍取暖的火光，「你」卻記住煙；我記住夏日河邊的柳樹，你記住咬人的蚊蟲；我記住西班牙市場上亮麗的橙，你記住灰塵。經歷一起經歷，回憶各自回憶，也不知是一起去還是分別去。四季過去，生活裡種種微小差別，令兩人拍出兩套調子迥異的電影，累積成歌詞結語：When I had thought that we were “we”. But we were "you and me.” 這兩句她特意放慢，餘音嫋嫋。這才發現，尋常的 “you and me”也可以如此傷感， “and”不是連接，是分隔。但不禁幻想，若從歌詞中的「你」來寫，又會是怎樣？那個「我」，會記得你總無法在不同步裡仍自得其樂？記得你身處當下，卻已沉溺於事物消逝的哀愁、他日的懷舊？記得你老在問：到底有沒有 “we remember”? 

但所謂不隔，不見得就是拈花微笑，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可能根本是妄想，或許世界向來如此，卻無礙人幸福相處。導演大衛連治（David Lynch）以怪誕見稱，但偶然能在生活的無聊中道出這隔而不隔。劇集Twin Peaks第三季有此沒頭沒尾的一幕：男警員與太太在同一辦工室工作，太太坐前面，正在網上看梳化，選了款式，看中米色，走到後面，丈夫卻愛紅色。二人前後來來回回，要米色，要紅色，爭持不下。最後丈夫走前，以為他堅持紅色嗎？他卻在太太耳邊輕輕說：「還是米色那張吧。」在她肩上輕撫幾下，便走回座位。太太笑了笑，在電腦卻又把自己本來選好的米色，換回紅色，才欣然訂貨。算不上什麼生活啟示，但人的關係往往在這有理無理之間，很寫實，也溫柔。

有幾多種關係就有幾多種隔。Molly Drake的才情不為時人知曉，得靠兒子Nick Drake身後之名才給人回頭發現，母子同命，都隔在時代之外。Nick廿六歲自殺身亡，留下三張不好賣的唱碟，音樂雖受母親影響，從歌中所見，二人關係卻有點若即若離。Nick寫過一首“Poor Boy”自道身世，慘淡孤絕，不知為何來到世界： “Things I say/ may seem stranger than Sunday/ changing to Monday”。你慘嗎，我也不弱，Molly用第二人稱再寫 “Poor mum”自況，人生夢沒成真，唯有把渴望跟滿地的書與玩具一併收拾打發。兒子唱「我」，母親說「你」，各有無人明白的冤屈，你我之間隔著的，還是那個叫人又愛又恨的“and”。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8月18日

睏來即眠

朋友移居海外，行前跟她說保重，她回覆：「本也想說保重，但記起向來你是最會保重的。自此要跟你學習，努力睡覺。」果然是朋友，知我向來對睡眠十分尊重，反之，她要兼顧的事情不少，思慮多，常失眠。於是送了她《傳燈錄》這小故事。

有人問慧海禪師如何用功，他說：「飢來喫飯，困來即眠。」這「困」即「睏」。那人又問，其他人如你這樣用功嗎？他答，不同。問：如何不同？他答，凡人「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在這意義下，《叮噹》裡可在0.93秒入睡的大雄其實是得道高僧。人想要、想做的總是太多。樹熊日睡廿二小時，樹懶十八，貓平均只是十四已算勤奮，都很少掙扎於熊生意義、懶生意義和貓生意義的問題，沒有「咁辛苦為咩？」的感歎。人類多可憐，被逐出伊甸園後，用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能減少一點人為與造作，走很遠很遠的路回歸「自然」－－當然，長頸鹿每天只睡兩三小時，一定覺得人類太懶散。不須索計校這些道理說說容易，人的環境千差萬別，我就不敢想像我不知道的憂鬱或眼淚，能睡只因比較幸運。

我和睡覺的緣分，最初也是環境逼出來的。阿爸今日純如綿羊，從前卻很火爆，阿嫲總說他「牛精」，或單字一個「牛」，這形像化的描述早跟錄影機和18503一起式微，卻是那一代男人常見的特質，常覺得可以用萬子良來代表。阿爸自少學蔡李佛，脾氣來時不是說笑，也間接令我培養出獨有能力，每見勢色不對，有人說話開始大聲，便立即放下手上一切，匆匆上床睡覺，不睏也裝睡，只留下聽覺留意風吹草動。有時也來不及單眼提醒家姐，何況小時跟她常處於敵對狀態，多數自顧自逃走。

睡吧，睡覺就可以暫別世界，逃過危難，她多數聽不到呼召，結果給擲爛的玩具也遠比我多。阿爸發怒時愛作勢拿電話聽筒，說要送家姐去寄宿，打給「姑娘」。當然是作的，我四五歲已知道，因為撥電話的速度不對，他太急，插手指進號碼，一撥，未待圓圈格格格格完全褪回來，已撥另一號碼，因硬撥，電話發出刮刮刮的怪聲，家姐只顧哭，完全沒留意。但躺久了，只要情況稍為好轉，總是慢慢便軟綿綿，天昏地暗，醒來已是新的一天。

人在床上輾轉反側，須索計較，有兩句諺語歸納得很好，因他同時點明思慮往往多餘：「一夜生出千條計，明朝依舊賣豆腐。」此話載於清人筆記，人同此心，失眠豈止現代人問題。有些人焦慮生活太平庸，自己太無用，「明朝依舊」乍看像失敗，空想不做，原地踏步，未來全無變化，宿命大於一切。先不說賣豆腐也高貴，在香港幾多人連守住豆腐舖也艱難，千條計正是為了繼續開舖，問題是，沒有那東想西想，可能連那平庸的晚上也捱不過去。就算只是小小的決定，也沒旁人可代為判斷，不做一樣活得下去，而且許多時根本無人知曉，無人介意，各自不知壓住幾多計劃，同時以為其他人都渾渾噩噩，過得一日是一日，幾乎要開口駡人不長進。「你估我想㗎？」是對生活沒餘地的大控訴，人生不應是條單向的鋼線。

另一朋友不是失眠，而是想做的事情太多，每天睡得極少，積壓下來，情緒壞透。先前跟她在電郵零碎談過，有天剛下巴士竟偶然碰面，剛問了「最近點啊？」她便開始流淚，結果散步聊了一會。她在讀大學，什麼都想做，又想做得好，很累很累。她知道是自我期望太高，我說，自我期望太動聽，有部分純粹是自我也說不定，換個詞語，或可把自己鬆動出來，少做事，多睡覺。慚愧，我知道的就只是這些，她笑笑，便各走各路了。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7年8月4日）

五百世勞改

中學時貪得意去過一次書展，趁墟心態買了些不特別喜歡的減價貨，事後心裡空虛，而且人太多，自此再沒去過。今年因「愛情」海報而知道書展，只想：怎忍心？敏感與自重是文化的起點。

想起去年中國文學課談到梁實秋的散文〈書〉，文中提及讀書之趣，中外作家待在書架等候召喚：「行吟澤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飯顆山頭的李白杜甫也會連袂而來；想看外國戲，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關鍵不是課文，而是課本。「天行」出版的課本編得本算用心，這裡卻在「環球劇院」後面加注釋：「即現在的環球片場，位於美國洛杉磯，設有電影院及機動遊戲，供遊人玩樂。」機動遊戲？查另一出版社「教圖」，注釋大同小異，不知誰抄誰，抑或同抄別的來源。

這當然是錯的。梁實秋醉心的不是電影特技和過山車，不是荷里活的「環球片場」（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好戲」也不是《大白鯊》和《侏羅紀》。他用三十多年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裡指的是莎士比亞的「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在倫敦有數百年歷史，九七年於舊址附近重建，長期重演莎劇，是著名景點。編輯在「作者生平」明明提及梁實秋的譯作，這裡卻沒為意，何況那段前面是屈原李杜，後面是阿里士多德，中間不似要勞煩史匹堡。

今天教科書連「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也犯禁不能說，「三權分立」又要遮遮掩掩，相比下這注釋之誤或屬小事，但不也說明，我們對那人文世界，未免麻木了些？說的不是學生，他們無辜。中文補習名師文靜教學如何我不曉得，但先前看過她在短片說，文言文的「我」有幾個講法，分別是吾、余、餘、予：「可以係多餘個餘，或者係姓余個余。」嚇一跳。她應是受電腦的繁簡轉換影響，余變成餘，便誤以為可用「餘」來自稱。知也無涯，出錯人人會，並不是捉到別人出錯而沾沾自喜，只覺得書和教育畢竟都為求真，要自重。香港的淪落只在政治，又全因赤化？

也沒什麼好悲觀。退十步，吳承恩何嘗不曾栽筋斗，《西遊記》屢提及《多心經》，是什麼書？葛兆光說，吳承恩或不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波羅蜜多」是音譯梵文「到彼岸」之意，誤把「多」字多了出來。書名可錯，內文更易出事。佛門對抄經要求極嚴，早料到人性容易馬虎懶散，不時靠恐嚇令寫經生警醒，抄錯一字便大禍臨頭：「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暫時不那麼慈悲。

退百步，書中錯誤，也可引發偉大的藝術品。要列舉大作家很容易，著名編輯也記得兩三個，但校對員能想起誰？只有一位。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自傳式電影《鏡子》有這黑白一幕，看後長留心中：主角的媽媽是位校對員，一晚在大雨中跑回出版社，經過許多電燈泡和巨型印刷機，急急翻查文稿，因她似乎夢見了書中錯字。

大不了一個錯字，是什麼書，令所有同事驚惶失措？電影沒說，但放在三十年代的蘇聯，不難想像是領導人的著作。她趕到字粒房，拿著稿坐在窗邊看了又看，幸好噩夢沒成真。然後，塔可夫斯基低調地讓她在一張史達林海報前經過，沒事，過關了。夢見的錯字是什麼？寫字樓只餘下另一同事，她也要先四處張望才敢與之耳語。這幾場戲畫面如夢輕盈，卻深刻道出何謂出版壓力。回頭想，海報做得核突、注書有誤、解錯字詞，而不用五百世如何如何，不用全廠整肅下放勞改，也是非常幸福的。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7月21日）

忘記世界盃

知道阿根廷對法國可能是美斯最後一場世界盃，想找個不斷線的地方看，友人E家中有嬰孩，「係我度要好似圖書館咁睇」，結果幾個人到了酒吧，旁邊還來了個穿著阿根廷球衣的阿根廷人，總由小聲的messi messi愈來愈大聲MESSI MESSI再猛打額頭。今屆完了我會記得什麼？應是最富戲劇性的阿根廷，錯配和性格缺陷都明顯得惹人同情，領隊像無人理會的過氣三線古惑仔，人人期望沉靜內向的美斯顯出隊長、領隊甚至救世主風範，他憂鬱的眼神，唏噓的鬚根，跟場邊馬勒當拿的自由奔放恰成對照。

但奇怪，歲月欺人，上屆不過四年前，我竟一度忘記決賽有阿根廷，以為德國大勝巴西七比一才是，或因巴西是主辦國，也可能受一條名叫 “German Brazil no players”的短片影響，一直覺得是上屆最富詩意的藝術品，間中會重看，原理非常簡單：創作人用電腦把那賽事的所有巴西球員執走，德國球員就在沒對手的球場內走位、傳球、射空門，然後在空蕩蕩的球場慶祝，很能捕捉那場球賽的精髓——巴西球員連雪糕筒也不是，根本沒現身，德國隊恍如小孩踢波不夠人，要在球場空想對手，盤扭空氣。這樣在半空的球場作賽，只屬球迷的狂想嗎？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在《足球往事》（Soccer in Sun and Shadow）說，歷史上真有這樣奇異的畫面。七四年世界盃外圍賽，蘇聯因不滿智利的球場，拒絕出戰，結果智利球員就在空蕩裡射空門，還得到主場球迷歡呼，順利晉級，今日上網仍能翻看部分「精華」。球場是設備太差，草地太多沙？都不是。七三年，美國策動智利九一一政變，獨裁者皮諾徹特(Augusto Pinochet)搜捕大批反對者，聖地牙哥國家體育館成了臨時集中營和殺戮場，蘇聯就是拒絕在同一球場比賽。

足球令人忘記世界，九十分鐘內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世界卻永遠是足球的背景。加萊亞諾寫馬勒當拿，除了寫他的球技和市井狡獪，特別強調他如何劍指權力核心，關懷球員權益，希望成立國際球員工會，八六世界盃開始，又質疑電視轉播權，批評國際足協為遷就歐洲時間，硬要把賽事訂在正午，而墨西哥的正午太陽猛得影子也沒有。但他試圖摧毀的除了後衛和足協，有時也包括自己，結果他告別世界盃的方式也份外黯然。九四世界盃，服食可卡因被禁賽十五個月後，他再度穿上十號球衣帶領球隊，在分組賽贏了首兩場，卻因驗尿驗出麻黄鹼，被逐出賽事。加萊加萊亞諾寫馬勒當拿的文章起首說： “He played, he won; he peed, he lost.”  因一泡尿，球皇給逐出皇國。

但加萊亞諾般也有記錯的時候。去年旅行路經烏拉圭，他們至今引以為榮的，是三零年舉辦首屆世界盃並奪冠軍，在首都蒙特維多輕易就找到那屆海報的明信片。那年只有十二隊，歐洲人嫌路程遠，船費貴，只有四國參加，亞洲非洲一概沒有，「世界」真細小。加萊亞諾當時尚未出生，描述球場盛況都靠資料和想像，他後來憶述《足球往事》問世後，有天收到電話，一個聲音低沉的老人破口大駡，他自知一定犯了大錯，在心裡做好最壞打算。老人問他，三零年世界盃，烏拉圭七月是什麼天氣？他答：「冷。」老人說：「十分冷。你竟寫觀眾席一片草帽？是氊帽啊！」老人解釋，自己畢生造帽，觀眾席上的帽許多就出自他手，他沒忘記。《足球往事》重刊時，果然把看台上那幾萬頂帽改正過來。

回歸基本，正如我認為把足球拍得最深刻的電影，是杜琪峯的《鎗火》——每個型男保鑣心底都有一個足球小將，如沒試過把足球以外的東西當波踢，根本說不上鍾情——足球令人難忘的，往往是純粹的樂趣，兩個書包就是龍門，還有本事對著空氣爭辯射球是高出抑或中楣彈入。若無喜悅，沒陽光，足球就什麼也不是了。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7月7日）

Germany Brazil no play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l47Bvxc984&ab_channel=HeshamAly

釋chill

有時候，只能說「吃冰棍」，不能說「食雪條」，如解釋chill。

那年前往西藏，在成都轉機，等待時在機場四處逛，有家賣英語教學影碟的舖頭，門前放著電視播放卡通片，用土炮方式解釋英文生字，例如chill，字面是寒冷，現在常給人拿來指清閒散慢的有型。卡通怎解釋？好像是在一個夏日炎炎的沙灘旁，主角熊貓經過，正流汗。登登登櫈，變出一支橙色雪條，普通話旁白說「一根冰棍」，打直飄到熊貓身邊，再登登櫈，「兩根冰棍」。熊貓正要吃，畫面停頓，兩支垂直的雪條抽象化成兩個細楷l，熊貓的「吃」則變成拼音chi，飄到前面，合併成chi-ll。所以，chill者，吃冰棍也，而且是兩支，是不是很chill？原來英文也有象形字，而且要用普通話才解得通，結合形音義，簡直用心良苦。此後，每逢聽人說「chill下」或「好chill」，腦裡就自動有把普通話聲音說「吃冰棍」，總忍不住偷笑，旁人應該覺得很怪異，可恨那次沒花幾十元把光碟買回來，一個一個看他怎樣說文解字。

生活悶棍多，誰都愛冰棍。民國初年，詩僧蘇曼殊老早用自己的方法貫通中英，〈燕子龕隨筆〉第三十三則，起首說「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眾」，然後開始舉例：「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等等。開頭幾個例子都是快樂的意外，純屬巧合，結集起來有足以令人一笑的巧思，愈後的例子卻愈站不住腳，「爸爸曰Papa」和「媽媽曰Mama」從語言學的觀點看，不過是嬰孩嘴唇較發達，唇音M和P等最易模仿，最常在旁的父母就以為在呼喚自己，並不限於中英文。再後的「芒果曰Mango」明顯是音譯，上網一查，芒果唐初自印度傳入中國，初譯阿摩落伽，後譯「杧果」，輾轉傳到歐洲英文便成Mango，蘇曼殊將他放得那麼後，似是心中有數，純粹用來充撐場面。我覺得這段話最chill的其實是表達形式，「隨筆」就是隨見隨抄，隨感隨錄，看似手到拿來，卻不知想了幾多個晚上，但一則一則平空而至，容易顯出慧根。如替蘇曼殊續寫這則筆記，應該還有「隨曰Chill」，不是隨波逐流，而是隨心隨性，這就不是販賣生活品味的姿整hipster咖啡店所能提供，比說「潮曰Chill」有意思－－潮進潮退，「潮」已不潮，  “chill”亦將步其後塵，八九十年代的 “high”和 “free”說不定有望捲土重來。

正如道在糞溺，真正的chill一定在看來最不chill的地方，對立統一，「X到盡頭就是型」雖是害人的大話，「鈍到盡頭就是chill」卻應該正確。在這渴求溫暖和熱血的世界，唯有鈍胎對現實懷有熱切的冷漠感，對成規完全麻木，極端起來可以很荒謬。在Youtube打 “Peter eats chips”，會看到美國卡通Family Guy這黑白的一幕：幾個納粹軍人踢門衝入大宅，一個猶太家庭躲在閣樓默默祈禱，希望不被發現，颯，颯，Peter大概太鈍，不知情況危急，泰山崩於前，繼續食薯片，大聲地颯，颯，颯，嚇得大家張開口，真正是心遠地自偏。

幾年前購得美國樂隊Brokeback的舊碟“Looks at the Bird”後，看過Nitsuh Abebe一篇樂評，他給了七分，不高不低，有意思的是比喻：大碟就如焗薯，吃前已知道喜不喜歡，也清楚自己現在想不想吃，沒驚喜，不是主菜，但有這伴碟也可以令人滿足，既可幻想身處2100年的巴黎或東京，又能在空蕩蕩的家中懷懷舊。他這形容真精彩，正是沒銳意做浪尖，放下野心，甘於像薯仔平實和遲鈍，不扮大蝦，不扮牛排，對時代有些抽離，對潮流帶點冷漠，反能站在時間之外，不in所以不out，無古無今，顯出薯仔的尊嚴，才是真chill。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6月24日）

在以色列，應否領奬？

在最近的以巴衝突中，阿根廷國家隊取消了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友誼賽。再早些，猶太裔影星Natalie Portman拒到以色列領取 The Genesis Prize，使得主辦者取消了本月的頒獎禮。此外還有一則新聞，以色列作家告魯斯曼(David Grossman）的高中文學老師Eli Yassif，撰文訓斥他不如Portman果斷，竟從首相内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等人手中領取「以色列文學奬」。問題是，告魯斯曼非但不昩於時局，向被視為左翼，常抨擊以色列政府，領奬前一天才在以巴衝突死者家屬的聯合悼念活動中演講。老師的文章措辭嚴厲，說際此恐怖現實中，容不下文學的複雜(there is no place for literary complexity)，只能明確跟政權說不。我很好奇告魯斯曼的得奬感言怎樣說，但官網只得希伯來文，甚至不肯定有否演說環節。後來卻發現有人撰文維護他領奬，覺得將帶來希望。世界跟文學同樣複雜，讓這複雜展露出來，可能也是文學的作用。

寫小說是收藏流亡者

最初接觸告魯斯曼，是幾年前旅行時在一家舊書店購得他的散文集 Writing in the Dark，一本談文學、語言和政治的好書。他的父母輩曾經歷納粹屠猶，自己一代則多年活在以色列與中東諸國的衝突中，自言心裡常為下一次災難做準備，在這處境下，愈敏感的人愈痛苦，人人掏空自己變成盔甲。文學成了拯救。寫小說是什麼？他說就是為筆下的角色完全負責，無人可以取替你了，如同戰時把一整個被追捕的家庭藏匿地下，他們就靠你每天送水送飯，紓緩恐懼，讓他們知道外面的形勢。因其猶太背景，讀時自然聯想到二戰時被追捕的猶太人，出現的畫面是塔倫天奴 “Inglrious Bastards” 開頭，納粹軍官在屋中試探那一幕。告魯斯曼怎樣形容「猶太大屠殺」？生於耶路撒冷的他說，區內就有猶太人一直說不出 “Holocaust”，只能說「在那裡發生的事」。外人總說 “then”，已過去；猶太人卻說 “there”，「那裡」的恐懼還蔓延到生活各面向。他最初決定寫小說，即因為讀過寫「那裡」的書都回應不到心中的問題，於是自問自答，代入納粹軍官，想知道要先得怎樣殺死自己，才能那樣殺人。

但書中印象最深的，是告魯斯曼寫他兒子Uri的一段。二零零六年，以色列與黎巴嫩打仗，告魯斯曼起初支持戰事，但後來改變立場，聯同奧茲(Amos Oz)等作家辦記者會向政府施壓，希望停火。兩天後，他便接到兒子在戰場上的死訊。接下來的許多段都用 “I write,”來開始，解釋寫作於他，就是為了不讓世界每天縮小和關閉，為了用文字的敏感還原自己的知覺與幽默，也為了不可回復的現實。他寫兒子陣亡的小說To the End of the Land我未看，去年知道他憑A Horse Walks into a Bar得「布克國際奬」(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倒立即看了，非因奬項，而是因這小說寫的，竟是一場棟篤笑。

拿自己做棟篤笑

讀這小說時，一路覺得適合拿來拍電影。故事主軸是年老落泊的棟篤笑演員多華拿（Dovaleh）金盤洗手的演出。「我」是個退休法官，小時跟多華拿相識，已多年沒見，有天卻收到電話，被多華拿勸服來到這家三流夜總會看表演。台上的演出愈來愈荒腔走板，因為多華拿帶來說笑的，已由種族、性、政治、左膠和阿拉伯人，變成自己破敗的人生，觀眾本為歡笑而來，卻成了看人公開自殘，一個接一個離場。台下的「我」，卻邊看邊閃回舊日記憶，多華拿自小給同學欺負，某年一起到軍校接受短期訓練，中途還突然退出：軍官通知他要快收拾，翌日四時要回耶路撒冷參加喪禮。這也是台上的最大笑話。那時只想知道死去的究竟是父親還是母親，卻因為官僚或冷漠，無人理會，載他回家的司機覺得這少年太可憐，開始不斷跟他講笑話，多華拿輾轉才走了往後的路，死亡與喪禮也成了他在台上穿插的題材。例如這個：男人接到三十年沒見面的舊同學電話，說有張明天決賽的門票，可請他去。男人欣然答應，但中場休息時不禁問舊同學，沒親戚嗎？同學說沒有。男人問：「太太？」同學答：「死了。」男人問：「相熟的朋友和同事？」同學答：「都問過了，他們都說寧願去她的喪禮。」

這小說的出發點獨特，而且感人，笑中有淚。笑話不容易跨越文化，以色列人看黄子華會笑嗎？不肯定，只知自己肯定讀漏小說裡許多跟讀者的單眼，有些枝節要問住在以色列海法(Haifa）的巴勒斯坦友人S才明白－－S既有以色列公民身分，富有，愛購物和玩樂，同時熱切關心巴勒斯坦人前途，向我介紹媒體 “Electronic Intifada”，本就跟我印象中的巴人不同。問她故事場景Netanya有何特別，她說那是 “the Mafia city”，在西岸旁邊，我差點錯失這重要的基調，難怪一開首多華拿便笑說自己竟忘了拿避彈衣。那場棟篤笑初段還不能寫得太精彩，否則「我」就不能因為沉悶和焦躁，如坐針氈，不斷東想西想引出回憶。但演出愈來愈到肉，重點也由帶點孤高的「我」回到台上：這個異類老朋友又出來表演了，「我」以前從未引手幫助，來不及追悔，現在又要在台下旁觀他笑說悲悽。

被孤立的叛徒

後來看過告魯斯曼一個訪問，記者問得直接：小說有自傳性質嗎？國內有人覺得常抨擊以色列的告魯斯曼是叛徒，會否覺得愈來愈被孤立，如同那位在台上漸被觀眾遺棄的演員？他沒直接回答記者，只點出愈來愈多人放棄保存現實的複雜，日趨簡化，狂熱分子和原教旨主義者才會成行成市。

雖然老師批抨告魯斯曼接受文學奬，但也有文章維護他，為事情提供了更多背景。一者，上回頒發文學奬是三年前，首相内塔尼亞胡在大選前臨時撤換了評審小組兩位評判，告魯斯曼等多位侯選得奬者一起退出，以示抗議。今回的評審小組，正由上回被撤換的評判擔綱，可算取回一點公道。二者，領奬前一晚，告魯斯曼在以巴家屬的聯合悼念中，發表了題為 “Israel Is a Fortress, but Not Yet a Home”的演講，認為巴勒斯坦人若無家園，以色列人也難安居，列舉了一連串使以色列 “less of a home” 的行為，如種族隔離，如國防部長阻止巴人出席聯合悼念，如以色列狙擊槍手濫殺平民，但因演講措辭嚴厲，旋即有以色列人提議遞奪告魯斯曼的「以色列文學奬」。世界充滿灰色，文學除了訓練人看見世事的複雜，不也在在暗示我們的無知。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灰色Ha Ha Ha﹣﹣訪周澄

（攝：曾憲宗）

去年在《端傳媒》讀過周澄寫的國際新聞專題，如南非走私鮑魚的情況，或菲律賓新總統上任後以反毒之名的濫殺，都有印象，覺得在香港做這些冷門題材，尤其是她專門做的東南亞新聞，注定不受重視，卻不知要下幾多工夫。後來不再見她的報導，知道她已離職，轉做freelance寫作和翻譯。訪談前跟周澄笑說，在網上搜尋她寫的文章不太容易，常有陳年花邊新聞干擾。她說：「我明，所以我從來都唔會google自己個名（掩面）。」

周澄說，怕訪談時忍不住不斷講書講戲，結果的確這樣，她除了多次自嘲是「讀書人」，說得最多的就是文藝，因覺得故事能讓人看見黑和白中間那一大片灰，複雜又含混，想來可能也像她自己的故事。她說記者現在愛把她放在「消失」的框框下，其實不過在做別的事情。這是我首次跟她談天，有許多意料不及之處，如她甫坐下就說到自己的情緒病。

焦慮

郭：你近況是怎樣的？

周：想放慢些，在打算出國讀博士。幾年前我可能不想說，現在覺得說也或者是好事，關於情緒病。

郭：以前已有？

周：十年前讀中大時已是，但那時社會不多人會說，較避忌，就算朋友出於好意也可能只勸我多做運動，大家都未適應怎處理。但我一四年，也就是雨傘那年，去了英國，開學日有很多關於情緒病的資訊，說明需要幫助可怎聯絡，覺得那是正常事，醫療制度也照顧得到，藥費便宜。

郭：那時是讀書壓力？

周：不止，讀書人都傷春悲秋。現在正準備再看醫生。我想也可能跟年紀有關，走到人生某階段，覺得停住，可以很焦慮，未必有單一原因，何況不是第一次。平時會失眠，突然有panic attack，心跳快和出汗，解釋不到，然後就開始想人生有什麼意義之類。但讀書人有個毛病，就是下一秒又會批評自己，想生活已很不錯......

郭：然後再批評自己的批評。

周：哈，就是，永不完。

郭：回帶。你最初是怎開始關注東南亞新聞？

周：那是2010年「五區公投」後，那時只知道想離開香港，在港找工作也不容易，經驗淺是事實，但也聽過不請我的原因，是我太出名了。

結果去了馬尼拉的NGO實習。那NGO在泰國和菲律賓都有分部，菲律賓少香港人識，更intriguing，跟香港的關係也密切。報名後不久就有「人質事件」，出發前很多人問為何要去，馬尼拉人知我來自香港，也不停道歉。關心氣候變化也是那時開始，因菲律賓是極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當時覺得大開眼界，當地很多團體倡儀「氣候正義」，我曾參與遊行，在香港幾乎無人關注，最多只有Al Gore的紀錄片。

心虛地叫口號

郭：那時已知不想做政黨工作？

周：一早知道不是那材料，我那麼多是非，直覺會令人好麻煩，哈哈。而且香港的政圈很細，會為小事拗很久，完全無益。我自小喜歡寫作，回港後便想或可做記者，性格也適合，因我是很容易心虛的人，在台上叫完一句口號，心中立即反問那有沒有根據，可能也是讀書人毛病，永不可能從政，因那要的往往是sound bite。後來幸好遇到張潔平，入了《陽光時務》做國際版。一年後離開，試做freelance，去馬來西亞採訪大選，沒錢，寄宿在朋友家，寫好了稿，就厚著臉皮逐家報館問，最後有幾間最後都要了，覺得freelance也可以，雖然稿費不多。

郭：做東南亞新聞，感覺是怎樣的？

周：國際新聞已不多人理，東南亞的就更少，不知可否說是文化偏見。有前輩還會好心地勸我別做，免得浪費精力。但可能我硬頸，常想為何要做熱門的事？後來去英國讀「能源和氣候政策」碩士，也有人質疑太偏門，心裡便想，就是因為他冷門才要做，人人做相同的東西有何意思？這是我的common sense，但明顯不是社會的common sense。

在英國回來後，一六年去了菲律賓報導大選，那時開始講杜特地（Rodrigo Duterte），香港沒人理，但直覺這人重要，值得關注，因他做市長時的人權往績已很差，而且跟特朗普一樣愛亂說話。機票便宜，就大膽過去採訪，問《端》有沒有興趣，這樣又開始做專題報導。在《端》的好處是可接觸到香港以外的讀者，台灣在蔡英文上任後因為「新南向政策」，大力資助東南亞文化交流，如有團體辦電影節，請導演來，令人更留意東南亞的社會現狀。加上台灣有原住民文化，跟東南亞淵源大，蘭嶼跟菲律賓最北的巴丹島，本來便屬同一族。可能台灣的人文傳統較強，不介意看長文，也不斷翻譯東南亞的專著。

郭：離開社運圈鑽入東南亞新聞，有沒有要證明自己的念頭？

周：最初可能有。但社運的經驗常令我想，說要改變社會，究竟自己有什麼能力？理論根底不好，學界的研究又不知道，如你認真，很快就會知道限制。香港傳媒對記者的培訓不多，都是邊做邊從頭學，更覺得要有專長。

郭：採訪東南亞的過程，會否覺得政治上有某個共同趨向？香港人為何要理會？

周：因為在菲律賓的經歷，和之後一些交流機會，我接觸了好些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朋友，開始覺得東南亞的歷史很有趣，特別是殖民和戰爭歷史、多元族群文化、轉型正義的問題，而且跟香港有種「這麼近，那麼遠」的距離，明明地理上接近，歷史上又有聯繫，如胡志明和黎剎，都曾以香港做基地，香港又有那麼多菲律賓和印尼人，但我們的認知卻非常少。

香港環保議題狹窄

郭：氣候議題又如何？

周：我在英國讀書時仍未如今日受關注。我不認為那完全是環保問題。就如說不用石油改用再生能源，便是經濟議題，要經濟地解決。我在香港很少說自己是環保人士，因大家很容易將你歸類和標籤，收窄了讀者群，而且很快就會鬥誰更環保：「你家中還開冷氣嘅？」、「食肉嘅？」......

郭：哈，好煩。

周：就是。有些環保人士並不怎樣想政策，容易把事情道德化，但問題涉及科學和經濟等，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中間有很多妥協。如反核，我就有保留，因核能也有自己的創新，安全也在改善。就算好像萬惡的石油，也有很多工程學上的改良，如提高石油採收率，和海上液化天然氣處理。但在香港說環保，很快只想到保育海豚和樹木。

郭：不知跟新聞分類有沒有關。外國媒體有什麼值得借鏡？

周：如《衛報》便有「氣候變化」版面，明白這是跨領域的問題。《紐約時報》去年也請記者專門報導氣候變化，那人不可只愛環保，要知道科學和經濟上有什麼做到和做不到，同時那又關乎社會和人權。

郭：香港的困難在哪裡？

周：一來好像覺得政治的問題解決不到，其他議題都無謂說，立法會也沒用，談政策有什麼意思？二來討論總是不夠深入，如興建焚化爐，我是支持的，不斷堆填也不是辦法，但還未討論到細節就完了，尤其一到地區選舉。三來在香港談氣候，沒法不撇開大陸，就算香港沒車，仍會有空氣污染，有些東西要合作才做到，但政治上很敏感，現時的社會氣氛也難討論。

「讀書人」的自嘲

郭：對了，發現你很喜歡說自己是「讀書人」。

周：這是用來笑自己的。有些典型毛病，如有東西寫錯了，可能沒人理會，自己卻很介意，轉頭又會想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郭：你覺得有這種讀書人的自嘲或自覺，會跟其他記者有什麼分別嗎？

周：如說做記者，的確是自嘲的成份比較多。因為讀書人，或應說讀了少少但又未到清通的人，容易先有一套想法或假設，再去接觸實在的人、事、地。有時想得多也是牽制，太抽離，不能完全投入理解。有時又容易想到某種結論，想像未來的發展，或者想用一篇文解釋所有問題，但其實我有什麼權？

實際的問題是，想得太多就會拖，就慢，注定做不到每天新聞。你不這樣問我也沒認真想過。但這自嘲也是自我提醒，要記住書寫的人與被書寫的人之間的不平等。誰說我有權去談論其他人的生命？我們可以說，記者天職是寫出真相，但是為了誰而寫，有時我也疑惑。要記住我們不是史學家，沒責任也沒權下結論。我前年年底做那篇菲律賓反毒戰家屬的現場報導，就看著一個女子知道爸爸無端被殺，在街上嚎啕大哭。另有一個媽媽，女兒被誤殺，在家設靈過聖誕，這時你會忍不住問自己為何要在這裡，是否在消費他人的苦難。話說回來，我的確喜歡躲在家看書，說出來也沒人信，其實我有人群恐懼症。

Flirt with danger

郭：哈，真的很難有人信。向來如此？

周：哈哈，好失敗。也不明白以前做「學聯」是怎樣帶領群眾的。可能年青時什麼都想試，想證明自己做到。但其實只要看到一大堆人，就好易緊張，那時有前輩說，好像有兩個周澄，常在鬥爭。

郭：應該兩個都是真的。

周：也可能是ego，常想 “flirt with danger”，我有這舖癮。加上我硬頸，別人愈反對我愈要做，既介意人怎樣看，又憎恨自己介意別人眼光。心中便會：頂！不理了。很矛盾。

我一直相信講故事的力量，看許多文學，很喜歡Evelyn Waugh，發現年紀大了，愈來愈喜歡好笑的東西，好笑實在難，所以我最喜歡的電影導演是劉別謙。我也看很多東南亞的英語作家。他們很在意英語是殖民者的語言，而且能寫英文即代表某種社會優勢，許多是關於後殖民的作品，用來處理記憶和身分問題。正因為是外來語言，才有距離回頭看社會。

黑白之間一片灰

郭：那你回頭看自己，有什麼想法嗎？

周：我從來不後悔，也不怎樣懷緬舊事。現在對自己和他人都較寬容。以前想什麼都做得到，現在會跟自己說，做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我覺得人生許多想法和決定，都被聽過的故事影響。故事令我們明白，世界有黑和白，但大部份是灰色，含混又複雜，黑和白可能是政治講，灰色則需要好的故事來講。

郭：想起你寫南非走私鮑魚的報導，跟毒品、種族、漁民生活就千絲萬縷。

周：那篇就被人投訴寫得太長。又如杜特地當選時，不少人暗暗質疑是菲律賓社會有問題，竟選這樣的人做總統。我不能美化獨裁政治或民粹主義，但不免想，為何他們對人權問題這樣含糊？追問下去，可能是他們歷史上死的人實在太多等等。

小時看故事，對黑白最敏感，大了才想知道那灰色究竟是什麼。中學開始，我就不是大家標準下的乖女仔，但我又說不出為何自己不乖，常在「我就是這樣」跟「渴望知道自己為何這樣」間拉扯，更想把自己推向那灰色，希望了解自己。我讀親中學校，卻很早參加支聯會，又有很多男朋友，別人都覺得我是異類。到大學仍理解不到自己，而看書看戲，令我有一份安慰，因為知道問題不單你有，全世界都有人為此苦惱。

郭：想起《四百擊》。結果明白到什麼嗎？

周：或是一些慾望。你想成為什麼人，和你只是什麼人，那時想很多。你會嗎？

郭：較少。可能我的自我期望不高，不太勉強自己。

周：你覺得跟性別有關嗎？在想社會教導女仔的方法，會否令她們更敏感於別人的期望。

郭：到你加入社運和政圈，有否因此特別在意性別？

周：如「女神」的稱呼就是雙面刃，意味你的言行要符合某種要求或規範，但同時也令你想傳播的訊息更易傳開，男的要「呃like」反而好難，這感受我也很難否定。所以無論怎樣，那種要經營公共形象的壓力是存在的。後來經歷了雨傘一輩的女子，面對的壓力就大太多了。不過我不希望將自己說成受害者，I own my mistakes。只不過剛好我的錯誤或輕狂成了話題，只能接受，提醒別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如果講出真相不是負擔，也好希望可以講出好多前因後果和過去的創傷，就能解釋一些事情，但這又違反了我做人的信仰。人生有很多事不能這樣直線解釋。說到底，他人怎樣想不是最重要的，“to understand all is to forgive all”，對自己對他人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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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前學聯成員，2010年曾組成「大專2012」參加五區公投，出選新界東選區，後為記者。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利記人生，大叔詩學

對利物浦球迷來說，歐聯幻滅後的失落才是人生實相，習慣不了早就離教，改信「信甲得乙」般確保投資回報的宗派。那晚，中學同學F本約我到太子的酒吧睇波，中一開始我們就是利物浦迷，他喜歡麥馬拿文，我喜歡列納，在球場上也用二人來定義自己，是雙重的隊友。出發前，倒在電腦跟另一朋友說：「營住會輸，朝早咁眼訓搵車撘但輸波嘅感覺實在太痛苦。」利記球迷都明白吧，總是不會贏的，總是明年有機會，球賽未開始，已太輸得起。四時許回家，跟那朋友說：「唯一分別是不用搵車撘，因最後改在九龍城酒吧看。」

那是一間在外頭不大看得進去的舊式酒吧，一開門，正播著劉德華九十年代的演唱會，只餘吧枱座位，旁邊是來回擲飛標的男女，都是熟客，不為足球而來，反而突如其來的許多陌生人打擾了他們的日常。我恐嚇友人，全場都會有華仔音樂墊底了。幸好開賽時，全部電視轉為足球，旋即發現，場內幾乎清一式是利迷，身旁的兩位大叔，一個不斷更新賠率，知道他落注買的卻是皇馬，理想與現實，怎樣都開心。另一個，每三句話就有一句笑話，是觀眾席身經百戰磨練而來的準繩。

沒驚喜的宿命太難捱，那晚就在這兩位大叔身上，看見一種跟利物浦輸波一樣熟悉、卻因而特別容易忽略的足球詩學。利迷和哲學家奇治利（Simon Critchley）去年在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Think About Soccer特別標舉足球詩學，用哲學理論揭示球場上給隱沒的光輝，篇題有趣，如皮球本身的經驗（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ll”），或從零六年施丹紀錄片點出足球的神聖感（竟隻字不提Mogwai的配樂），只是寫得太零散，倒不及大叔圓融。拉莫斯扯低沙拿，沙拿哭著傷出。賭波大叔立即上升到國族層面：「埃及仲唔出兵攻打西班牙？埃及就得個沙拿，你仲識邊個？」講笑大叔零秒回答：「法老王。」我哈哈笑了出來，雖然那刻實在黯然－－如果利物浦是形容詞，沙拿肯定是最un-liverpool那位，別有一種傲氣與天真，季中已無視曼城說要拿聯賽冠軍，氣質跟六次決賽輸五次的高普大異。

之後，講笑大叔每逢看見拉莫斯，都叫他做比比－－曾效力皇馬的殺人王Pepe。比比雖已離隊，卻奇幻地踼足全場，最後還捧盃拿冠軍。被動地睇波太沒意思，大叔都慣在電視裡創造自己的球賽，球場就是畫布，靠想像力和一把口，讓人看見他的胸中丘壑。

最能看見大叔在幽默感下的真性情，肯定是利記門將的兩次失誤，句句粗口，駡他太靚仔、太姿整，我覺得都有洞見。但全場最奇幻的，則是C朗在皇馬領先三比一時的一記半單刀，快要射門，畫面右下角卻有個穿長褲的人跟他一起跑，那是闖進場的球迷，一路走到畫面中間，後面是兩個著螢光衫的保安，扭作一團，在球證吹停比賽前的一兩秒，球員都緊守一日未吹雞一日不要停的教誨，仍專業地繼續攻防。那刻，兩個世界相交叠，右下角的庸常世界，一路侵蝕球賽那獨立自為、人歌人哭、結合蝦碌與神性的足球世界。

C朗知道今回連配角也做不成，很無奈；利記球迷早知大勢已去，不作聲。在那段誰都只待球賽終結的無聊時間，唯有大叔繼續用笑聲突破憂鬱：「哈！條友一定買咗三比一波膽啦。」末段，電視訊號停頓了幾下。大叔高聲問酒吧老闆：「有冇續約啊？我今晚唔畀錢了」。訊號復原，鏡頭映著C朗，他又立即說：「X，張家輝嚟嘅喂。」太厲害了，短短一句話，典故套典故，把《賭俠2002》和「亞視」完美混合，繼續在平庸現實中創造地閱讀，比比與張家輝的幽靈才能在歐冠決賽同場，那雲淡風輕，見凡人所不能見，非詩人莫能為。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6月10日）

九龍城soundtrack

撻撻。有天在九龍城遇見一瘋漢，手中拿著小小的銀色點人數機，邊行邊按，撻撻，撻撻，一邊大叫：「好多人啊！愈黎愈多人啊！」因畫面太富電影感和預言味道，事後一度懷疑是自己加鹽加醋。瘋漢肯定有，摩西過紅海一樣分開路人，但手裡真拿著什麼道具，抑或撻撻撻的只是手指？住在九龍城剛滿十年，如要留點紀錄，也只有這種疑幻似真的片段，都怪平日總把記憶和想像混在一起。

曾在網上見這警句： “I wish my life had background music so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有時電影配樂一起，便知是吉是凶，到大結局沒有。九龍城若有soundtrack，開頭可能是一陣飛機升降。

小時候九龍城寨仍在，卻從沒要進去一看的意欲，在我的世界，他的確是消失了才出現的，沒料到現在就住在旁邊。那時跟著阿媽到啟德送機，大堂內航班資訊是啪啪啪啪地響，順路再到獅子石道買牛仔褲，看飛機的興奮，一下就給厭煩蓋過，恨不得離開。如要為這地方寫篇小說，也只為裝住某天想到的話：「到他儲夠勇氣說最重要的一句話，頭上總有飛機經過。」

曾在此生活的人，料必培養出一種集體性格，習慣每幾分鐘便把要說的話收回口裡，待玻璃燈罩震動完畢，才施施然開口，只有外來人才喉嚨痛。平時是快鏡一樣生活，但飛機一來，先是停頓，再轉慢鏡，籠罩一切的噪音令世界變得安靜，情感凝結，沒說出的話在片刻留白中清晰起來，他還自責於尚未表白，飛機遠去，回復日常，她心中已經明瞭一切，就這樣解決了時差問題。

到機場關閉那夜，居民都在電視看直播，聽到熟悉的「現在已經夜深，請把音量收細」，突然感觸起來，知道安靜的夏天終於來臨，飛機不再如教堂鐘聲主宰生活，可以暢所欲言，對，自由了。但居民旋即發現，大家吵架多了，話到口邊不用再留半句，理從是處，誰也再不讓誰三分，急著表態，用語言畫界，本來只有專程吃泰國菜的人才買葛菜水，現在居民都來排隊。

他說，應該回眸。她說，應該抬頭。然後便召集居民，討論半晌，一致同意，以後每五分鐘，一起抬抬頭扮有飛機經過，不說話。在蟬鳴之中，才回復昔日的和樂。

現實裡，九龍城到處是拆樓起樓、紅van司機特別暴躁、酒吧門外總有情侶叫駡、也如瘋漢所說愈來愈多人，但奇怪，至少在我居住的街道，有時仍出奇寧靜，能聽清每種雜聲。早上步行上班，隔幾條街已聽見啪、啪、啪。那穿著圍裙和水鞋的高佬，拿著一個冒煙的實心紙皮盒，舉頭，扔地，舉頭，扔地，重複十次。他是凍肉舖工人，從側門進出舖頭，很像楊東龍畫作的角色，總在框限他的背景中突現，借臂力和地心吸力，把雪藏了不知多久的凍肉團還原為一塊塊可數的扒，日復日舂米鋤地，庖丁解牛。

然後是城寨公園的哈哈哈、呵呵呵。晨運客各有地盤，其中一派會隨音樂哈哈呵呵，後排是帶老闆來的女傭，用十分之三的熱誠跟著做。普通話歌詞好像跟耶穌有關，每次想聽清楚，穿粉色運動套裝的首領就會招手召喚，唯有逃走。

到聯合道，幾間學校接連傳來打鐘和提琴聲，馬路旁長年鑽地，兩個南亞工人栽了半身進地底，旁邊鐵牌上有個工人雙手放頭抱歉打擾的圖案，底下有人貼了貼紙，五個字：「人窮志不窮」。

這世界，只要有人修橋整路，就有阿伯駐足觀看，念念有詞，正要跟工人演講心得，電鑽就會轟轟隆隆。飛機再度經過。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5月26日）

屈原求長生？

漫畫家江記及製作隊伍正以屈原為題，創作動畫《離騷幻覺》。早前聽他介紹眾籌計劃，看了先導短片〈刺秦篇〉，那世界色彩如陰司紙鮮豔，設計富心思，長生不死的秦始皇只要把錄音帶放機內按掣回帶，傷口就能痊癒，回復青春。江記笑說，本想畫個屈原與楚懷王的男同志故事，誰知慢慢變成了科幻，機械人擁有屈原的記憶，希望尋找自己的靈魂。

屈原投水自盡，秦始皇才求長生，不是嗎？也有異說。哪種詮釋才正確，抑或所有解釋都受個人意欲和背景影響？都是大問題。改編尚較自由，歷代《楚辭》注家要在原文的空隙間穿插，發揮空間少得多。雖然如此，屈原還是一時給塑造成仁厚儒生，濟世為懷，一時又被設想成鍊丹術師，近乎古典科幻。這些字型比正文小三四倍的注解，總是充滿宏願。先回帶。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屈原地位不怎樣，班固即批評他「露才揚己」等等。《楚辭》最早注者王逸，為了幫屈原一把，硬把一個「經」字放在「離騷」之後，虛張聲勢比附儒家經典。但南方人本多光怪陸離，荒誕不經，屈原除了〈離騷〉和〈天問〉，〈遠遊〉也隱藏大量奇幻信息，寫他在人世間不得志，遠遊天際，在天上出現的就有王子喬等仙人，王逸怎辦？拿正文沒辦法，唯有在序言做手腳，藉屈原的一記回頭，說他「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仁義忠厚樣樣齊全。

到宋代，選定《四書》的大儒朱熹怎樣注解同一篇〈遠遊〉？就像不把《哈利波特》當兒童故事，而當魔法秘笈認真看待。朱熹晚年落難，在困頓中注《楚辭》，刻意不具名，通常只點撥幾句，唯在〈遠遊〉特別詳盡，序言開門見山說，文中仙人王子喬那大段對白，不是文藝創作：「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朱熹覺得跟著文章修鍊會有實效，之後援引他曾化名注解的道教丹經，慢慢不講屈原，拉闊談論「修鍊之士」如何如何。清儒王夫之更進一步，注〈遠遊〉時在序言說：「所述遊仙之說，已盡學玄者之奧。」顯然對這秘笈十分滿意，全篇更以鉛汞等內丹術語作注，屈原周流四荒的過程，幾乎像修鍊時的神秘經驗，為屈原幻覺提供另類基礎。

要知道屈原的真相，沒法不經過詮釋，也不免把自己的東西投射到作品之中。屈原的愛國形像常有政治在後面推波助瀾，教科書說的浪漫主義原是硬套歐洲十八世期文藝概念，同性戀也到四十年代才有學者鼓吹。靠字面解最安全？那也是詮釋，而且舉〈遠遊〉為例，早就有人懷疑是漢人偽作，才會出現許多神仙方士之說，問題未必是文章內部能夠解決。且慢，屈原不是投河自盡嗎，怎會希望長生不死？詮釋最少要一致，欲求長生與自殺的矛盾仍要處理。〈遠遊〉有「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幾句，朱熹有感而發，說屈原看見天地無窮人生苦短的對比，「欲久生以俟之耳。」俟音自，即等待，等什麼？屈原據說受人誣陷，漸被楚懷王疏遠。但美好總要被見證，屈原對時間又特別敏感，在〈離騷〉既「恐年歲之不吾與」，日子無多，又「恐美人之遲暮」，自己將衰老枯萎。不能回帶，不能從頭來過，朱熹說他「欲久生以俟之」，似乎認為只要夠長命，一切都可等出來，不論那是明君、機會、還是美好將來。偏偏不行。屈原是悟得人生有限，幻滅了，精神上沒出路才投水自殺？自殺正是知道長生不可驟得，天地悠悠，愴然涕下？不知江記《離騷幻覺》會否觸及，期待早日看見那個鮮豔世界裡的搖滾屈原。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5月12日）

監考員白日夢

文憑試踏入最後一週，將得解脫的除了考生，還有監考員。監考員雖說主持公道，確保考試順利，但多少帶點交差性質。今年外出監考前，接過兩叠「監考員須知」。第一年應看過，之後多是左手來右手去，結局還是回收，既然印了便即管看看。這才發現，「職責」一欄列有監考員禁做事項，第一項竟然是：切勿在試場內吸煙。誰都知道校園禁煙，何況是在試場之內？因為多此一舉得太過分，跟提醒切勿在試場內跳大繩差不多，與其說考評局無聊，我更有理由相信，確實曾有監考員悶了在旁吸煙，畢竟多數禁制都對著現實來設想，正如須知上列出考生違規物品之一，就是隱形墨水筆，有種屬於上一世紀的淘氣。

有年監考，派發試卷後，考試開始，單是考生同時翻紙也有回音。十分鐘後，同屬該校的幾位老師聚在一處，打開試卷，一頁一頁地翻，似乎看見猜對題目，相視而笑，畫面好看極了，考生卻已全部低頭，我應是場內唯一目擊者，深感考試的壓力與魅力，台下台上世世代代都在考試。今年再看須知，才知道監考員除應避免穿短褲、背心、拖鞋、容易產生聲響的鞋子，原來考試期間連試卷也不可閱讀。那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的確不多。今年有兩天要出外監考，首天是中文聆聽和綜合卷。公開試不見得只有壓抑和森嚴的一面，首天遇見的試場主任便體貼，特別提醒監考員，因聆聽卷常有接收問題，考生尤其緊張，待會能幫助就幫助，可安撫即安撫。試場是個奇異空間，地板特別歪斜，要拿紙皮墊平枱腳；地心吸力特別大，總有那麼多文具掉在地上；等待特別漫長，手起手落不是想去廁所就是想從書包拿水喝，喝完再去廁所；也陸續有人只拿著試卷、准考證、收音機和一支筆，便三十米短跑衝往特別室，監考員邊代他執拾邊說：「唔駛理我，跑快啲！」開考前，考生有大段時間調校電台頻道，監考員不用聽收音機，不知今年還有沒有打氣節目，讓人點播《壯志驕陽》給試場內的朋友。試場太靜，到電台準時播放發條橙般的《綠袖子》，會隔空聽到音樂微微在空中盤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多數考生目光呆滯，也有人自言自語和詭異地奸笑，舒緩與緊張，年復年濃縮在一首久遠的英國民謠中。今日中共式解殖大行其道，相信快有立法會議員要求取代《綠袖子》，改用《十面埋伏》就夠應景。

試場主任跟監考員說開考後不用行來行去，以防腳步擾人，也免得影響電波接收。趕忙派了試卷和電腦條碼，便乖乖坐在前頭。聆聽卷大概沒天才想到出貓，也不會有人舉手加紙，只默默等待時間流走。記得小時考試，總有老師監考時會在窗邊出神遠望，不知在思考什麼人生問題。那天坐著坐著，倒想起曾和友人討論什麼職位最堂皇地虛應故事，他說，是奧運游泳比賽裡坐在池邊的救生員，不會真覺得自己要落水救人吧，但現場直播又不得不坐得莊重些。想來想去也沒比這精妙，面前許多一心與允行，還在香城的大海繼續游，繼續游，仍未上岸。如果做運動才知道一分鐘有多久，監考便明白兩小時已是永恆。不禁想起想像裡那位膽敢在試場吸煙的前輩，或許不是沉悶，而是旁觀眾生載浮載沉之際，參透這世界只有海洋，沒有神仙，一時了悟，才從褲袋拿出一盒煙，抖一抖，使一眾監考員和考生同時抬頭。寂靜中，打火機的咔嚓，肯定比《綠袖子》超現實；那一點幽光，或像苦海明燈，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