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寫過卡夫卡在〈地洞〉裡頭那隻地鼠。一年既去，再寫一篇，因他另一短篇故事〈鄉村教師〉，也跟地鼠有關。故事又名〈巨大地鼠〉，英譯的題目就叫 “The Village Schoolmaster, or The Giant Mole”。地鼠雖然巨大，但一開始便橫屍某偏僻的村落。村內一個年邁的教師，卻希望證明地鼠之巨大實屬史無前例，那將是石破天驚的發現。若能如此，他便會成為另外一個哥倫布。
故事開首已經點出，地鼠與連帶消息都是幾年前的事了，有點瑣碎無聊，幾乎已為人忘掉。只是回想起來，此事也曾哄動一時，更有人專程到訪那個沒有路軌連接的鄉村，不過幾個月之後又沉寂下來。唯有那個老教師仍然努力不懈，一心要證明那是重大發現，甚至自行出版小冊子，希望得到肯定。但礙於能力和器材，他不單沒受人重視，還要給一些學者取笑。
故事裡的那個「我」則是一個城市商人。雖與教師素未謀面，但聽見教師的遭遇，商人看不過眼，很想為他做點事。商人要證明的，卻不是地鼠有多巨大，或那發現有多重要，而是教師的誠實可信。問題是，怎樣才能證明這教師可信？ 於是商人也做了些調查，出版了小冊子，但老教師聞訊不單沒有好感，甚至有點狐疑：為何要大費周章出版另一份小冊子？如果真心支持自己，全力叫人看他已出版的小冊子不就可以了嗎？
歲月流逝，事與願違。不單有人搞混兩本小冊子，老教師也覺得商人不單無意幫忙，還在阻礙自己得到應有的名聲。最後，商人覺得還是自己多事，決定退出這個證明的遊戲。
聖誕節來了，老教師從鄉村遠赴商人的家，反對他就此退出。教師坦白說出自己的想像：得到城市人的幫助，便能名成利就。但商人反問，名成利就真可能嗎？仔細想想吧，地鼠的發現，極其量只會得到一個大學教授的肯定。或許他會派兩個年青學生來跟進。姑勿論年青人總是懷疑反叛，就算他們願意盡力協助研究，那所謂證明極其量只會給人訕笑。
商人繼續推洐下去。就算那證明最終給人確認，好吧，先前嘲笑過你的學術期刊可能會肯定你的成果，向你道歉。善心人也可能會為你將羅些奬學金，甚至請你到城市去，給你謀個職位，讓你有更好的資源繼續研究。但這些同情你的人勢必同時發現，你已經很老了，要從頭學習科學，簡直完全無望，而且地鼠的發現還不過是依賴運氣。不久， 那發現也會融鑄在人類的整體知識裡頭，你的名字隨即給人忘記。然後你又回到那遙遠的鄉村，可能會有多點閒錢為家人添置衣物，有人可能會在發現地鼠的地方建一間博物館，也可能會給你一條鎖匙讓你有炫燿的本錢，甚至給你一個襟章掛在胸前。但是，這就是你想要的嗎？
說完這一段一段的聯想，商人在房間來回踱步，示意一直坐著聽的老人是時候離去了。故事最後一句是這樣的：「當我從後凝望這個頑固的老人，這個就一直坐在桌前的老人，要請他離開，似乎已經絕不可能了」。
跟卡夫卡好些故事一樣，〈鄉村教師〉也是個未完之作。雖不知道他會如何寫下去，但讀到末段，倒覺得這樣戛然而止也不錯。彷彿要到這最後一刻，老人才能發現，地鼠原來一點也不巨大，並與自己同樣渺小。說來奇怪，老人困在椅上動彈不得的背影，竟讓我想起卡夫卡的摯友布洛特(Max Brod)。
布洛特比卡夫卡少一歲，大學二年級認識卡夫卡，之後便一起切磋學問，攻讀柏拉圖，以創作互相砥礪。卡夫卡臨死之前，還託付布洛特把遺稿全部毀滅。後事如何？美國作家史坦納(George Steiner)在他的《大師與門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即曾提及這樣一宗殘酷得像笑話的軼事：
下雨的晚上，布洛德一邊流淚一邊在布拉格的城堡附近經過，迎面碰見一著名的書商。
書商問：「你為何在哭泣呢？」
布洛德答：「剛知道卡夫卡過身的消息。」
書商說：「噢，真令人難過。我知道你對這年青人的推崇。」
布洛德說：「你不明白，因為他還吩咐我燒掉他的手稿。」
書商說：「那麼你照做就是了。」
布洛德說：「你不明白，卡夫卡可是世上最好的德文作家。」
雨繼續下。夜裡一片靜謐。
書商突然說：「我想到辦法了。你何不燒掉自己寫的書作代替呢？」
這宗軼事看來很不可靠。按道理，書商對剛痛失摯友的布洛德當不至如此無情。布洛德固然不是鄉村教師，大概不會有那虛妄，但聽見書商的話，可能也會有種自我發現的震驚：霎時需要從新在世界找一個位置，再把自己放下。不知結果是他在雨裡站得久，還是老教師在桌前坐得久。
事實上，創作甚豐的布洛德結果最為人熟悉的作品，可能還是《卡夫卡傳》。在書中，布洛德正以蘇格拉底跟柏拉圖，對照卡夫卡與自己的關係。這個類比很好。因為柏拉圖和布洛德，我們才能知道蘇格拉底的話，讀到〈鄉村教師〉，聽見巨大地鼠的故事。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０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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