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5, 2015

我看《愛玲說》



劉紹銘先生說,他跟張愛玲除多次通信外,也有一面之緣。那時張愛玲正在美國,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賴雅,囑劉紹銘等幾個後輩代她謀差事。我跟劉先生亦有一面之緣,當時還得贈他寫張愛玲的著作。

兩周前得中大出版社贈劉紹銘新著《愛玲說》,新聞稿說此書「全面解讀中年張愛玲」,是我有興趣的題目。看了幾篇,似曾相識,找出他八年前送我那本《張愛玲的文字世界》一對,過半文章原來重複。《愛玲說》我不算鍾愛,但覺得今年八十一歲的劉紹銘,在書中呈現對前輩的愛護之心,以及不知老之將至的頑童氣色,都很可貴。恭維不是恭敬,報答前輩的最好方法就是認真讀其書。以下先指瑕,後引申到另外兩位論者對張愛玲的評價,回頭看《愛玲說》的意義。

《愛玲說》分甲乙兩輯,重心當然是寫張愛玲的甲輯,但這也正是小疵所在,不知應說編輯不周,抑或是題目相近的文章結集時易生的問題﹣﹣我讀書時,拿筆在邊旁寫了幾遍的正是:「重複」。文章單篇出現在報章時,部份內容就算跟前作相近,讀者也不一定記得;編為一冊而不刪削,便失累贅。

重複的不是一兩觀點,而是一段段類近的文字。例如,寫張愛玲晚年,多會提及她如何深居簡出,外人又如何窺探她的私生活,鬥智鬥力。經典例子,自然是戴文采受託訪問張愛玲,不得其門,結果租住她公寓隔壁房間,待她倒垃圾後撿拾端詳。這例子先後出現在〈課室內的張愛玲〉、〈愛玲小館〉及〈傳奇的誘惑〉三篇,頭兩篇還同樣引述了張小虹「嗜糞」及「戀屍」等形容。唯第一篇的好處是多出一句,因其徹底無聊而有幽默效果:「經戴文采的報導,現在我們知道奶奶愛用甚麼牌子的肥皂:Ivory和Coast。」

另一重複的地方,是究竟能否拿張愛玲在散文的話當真。問題有意思,因這既牽涉文類的預設,也關乎她如何在寫作中營造自我。《愛玲說》中〈張愛玲的散文〉、〈張愛玲的知音〉和〈另類張愛玲〉三篇,都先後提到這關乎真假的問題,回應頗類近,就是引錄張愛玲散文〈童言無忌〉的同一段話,引申想法卻並不多,故顯得拖沓而少進深,雖然我也同意她那段文字精巧的話實在合用﹣﹣十二歲時,張愛玲一個同學在宿舍跟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張愛玲這樣寫:「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愛玲說》一處資料有誤。開篇〈張愛玲現象〉寫夏志清與劉紹銘,在美國對落難的張愛玲先後施以援手,古道熱腸。如夏志清在六十年代末,便穿針引線,使她得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研究員,負責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上司是老前輩陳世驤。她不單跟人關係不好,劉紹銘說:「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時也命也。結果?當然是丟失工作繼續落難:「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但之後的〈張愛玲的知音〉提及同一經歷卻說:「據說陳教授對她的表現很不滿意,但因愛才,也沒有難為她。一九七一年五月陳世驤因心臟病逝世。事隔一月,張愛玲便被解聘了。」哪個版本才對呢?劉紹銘在舊作《張愛玲的文字世界》其實早就解答了,因高全之讀〈張愛玲的知音〉後,曾致函謂,「陳教授解聘張愛玲在前,過世在後。」〈張愛玲現象〉是劉紹銘近作,寫時資料已更正。〈張愛玲的知音〉是舊文重刊,不小心沒訂正過來。

至於劉紹銘對張愛玲著作的評價,如謂以小說藝術言,「〈封鎖〉,〈金鎖記〉和〈傾城之戀〉已達至境」,以及認為她一九四五年後的作品水準都不如前作,我都不贊成。劉紹銘重視她早期小說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在其他文章亦重申她那些險句的精巧,但我正覺得以此衡量張愛玲,容易見樹不見林。

在我看過的香港評論者中,對張愛玲作品的評價,我較同意馮睎乾及博客「書之驛站」的作者馬吉。我至今仍認為馮睎乾的〈初評《小團圓》〉是香港不可多得的文章,一天未有這水平的評論,《小團圓》的意義也注定是殘缺的。文章從他看英瑪褒曼《秋日奏鳴曲》的經歷開始,以張愛玲對李商隱和褒曼(Ingmar Bergman)的評語作結,把她和《小團圓》安放在最恰切的網絡下,顯見其人其書的意義。馬吉較重視的可能是版本和資料輯錄,但零星的文學評論,眼光往往精準,如他的〈再說《小團圓》〉,便謂張愛玲在書中寫出了人心與整個社會和時代的衰敗,她對此雖然唏噓,卻畢竟懷緬。

馮睎乾和馬吉對張愛玲小說的評價相近,都認為張愛玲離上海後的小說,較〈傾城之戀〉等少作為佳,文句也由鋒芒畢露而轉趨平淡自然。馬吉認為她最好的是《秧歌》,然後是《小團圓》。最近發現馮睎乾則以《小團圓》居首,《秧歌》第二,跟我相同。

我認為就寫作自覺,以及借小說獨有形式在時空中跳躍這兩點而言,《小團圓》是唯一貼近西方一流小說的中國現代作品。以電影為喻,張愛玲是把儲了大半生、長度是五十五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每日廿四小時的毛片,剪輯成三百餘頁的一部書, 為許多前因後果重新牽線,在那時空駁雜的虛構世界,探索自己究竟是個甚麼人,人生又在說一個怎樣的故事。繼續以電影為喻,可類比的或非《秋日奏鳴曲》,而是塔可夫斯基同樣關乎母親的《鏡子》,由最個人的回憶側寫時代的質感。回頭一看,又是多少內疚,多少惘然!要「全面解讀中年張愛玲」,《小團圓》自不能輕輕放過。

《愛玲說》有幾篇討論張愛玲著作的翻譯問題,文章用心,可說是傳統寫法。這倒使我想起馮睎乾更使人驚喜的〈評〈色,戒〉法譯本〉,收於去年《現代中文學刊》第四期。 我不懂法文,卻讀得津津有味。文章指出法譯本的二十處誤譯和漏譯,比較〈色,戒〉法、英、德、意譯本,點出看似平白的「易太太是在自己家裏,沒穿她那件一口鐘,也仍舊『坐如鐘』,發福了」幾句,此鐘與彼鐘這些俏皮話為何難以翻譯。更有趣的例子,則是〈色,戒〉提及一句諺語時謂,「據說是民國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學者說的」,譯做法文,意思成了「據說是民國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著名邏輯學者說的」。邏輯學者?知道「名學」為何物的人,讀後自然會心一笑。馮睎乾說:「諷刺的是,很多中國人也未必知道『名學』的含義,只要佩許納女士的中文水平稍低一點,就完全可以避免這個小錯誤了──譯者所以犯錯,居然因為語文知識太豐富,實屬不幸。但另一方面,她既將『名學者』譯為 “logicien”,那麽之前的 “célèbre”(著名)又從何而來呢?原文明明又不是『名名學者』。」這些切入點和發現,較討論譯筆是否地道,無疑更富趣味。

劉先生跟張愛玲有私交,有只有他才能寫出的片段,文章親切、率真,提到不少張愛玲軼聞,易使人對她感興趣,更明白她的際遇跟著作的關係。如〈愛玲「原罪」說〉等篇,更就「文化漢奸」張愛玲的一些文章補回重要的歷史脈絡。他在文末的一段話,淡然也公道,只可惜最後一字誤植為「賑」:「她人不可愛,但作品確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會有人一天到晚給她翻舊賬。」


《明報》 二0一五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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