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17, 2018

灰色Ha Ha Ha﹣﹣訪周澄


攝:曾憲宗)















去年在《端傳媒》讀過周澄寫的國際新聞專題,如南非走私鮑魚的情況,或菲律賓新總統上任後以反毒之名的濫殺,都有印象,覺得在香港做這些冷門題材,尤其是她專門做的東南亞新聞,注定不受重視,卻不知要下幾多工夫。後來不再見她的報導,知道她已離職,轉做freelance寫作和翻譯。訪談前跟周澄笑說,在網上搜尋她寫的文章不太容易,常有陳年花邊新聞干擾。她說:「我明,所以我從來都唔會google自己個名(掩面)。」

周澄說,怕訪談時忍不住不斷講書講戲,結果的確這樣,她除了多次自嘲是「讀書人」,說得最多的就是文藝,因覺得故事能讓人看見黑和白中間那一大片灰,複雜又含混,想來可能也像她自己的故事。她說記者現在愛把她放在「消失」的框框下,其實不過在做別的事情。這是我首次跟她談天,有許多意料不及之處,如她甫坐下就說到自己的情緒病。

焦慮

郭:你近況是怎樣的?

周:想放慢些,在打算出國讀博士。幾年前我可能不想說,現在覺得說也或者是好事,關於情緒病。

郭:以前已有?

周:十年前讀中大時已是,但那時社會不多人會說,較避忌,就算朋友出於好意也可能只勸我多做運動,大家都未適應怎處理。但我一四年,也就是雨傘那年,去了英國,開學日有很多關於情緒病的資訊,說明需要幫助可怎聯絡,覺得那是正常事,醫療制度也照顧得到,藥費便宜。

郭:那時是讀書壓力?

周:不止,讀書人都傷春悲秋。現在正準備再看醫生。我想也可能跟年紀有關,走到人生某階段,覺得停住,可以很焦慮,未必有單一原因,何況不是第一次。平時會失眠,突然有panic attack,心跳快和出汗,解釋不到,然後就開始想人生有什麼意義之類。但讀書人有個毛病,就是下一秒又會批評自己,想生活已很不錯......

郭:然後再批評自己的批評。

周:哈,就是,永不完。

郭:回帶。你最初是怎開始關注東南亞新聞?

周:那是2010年「五區公投」後,那時只知道想離開香港,在港找工作也不容易,經驗淺是事實,但也聽過不請我的原因,是我太出名了。

結果去了馬尼拉的NGO實習。那NGO在泰國和菲律賓都有分部,菲律賓少香港人識,更intriguing,跟香港的關係也密切。報名後不久就有「人質事件」,出發前很多人問為何要去,馬尼拉人知我來自香港,也不停道歉。關心氣候變化也是那時開始,因菲律賓是極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當時覺得大開眼界,當地很多團體倡儀「氣候正義」,我曾參與遊行,在香港幾乎無人關注,最多只有Al Gore的紀錄片。

心虛地叫口號

郭:那時已知不想做政黨工作?

周:一早知道不是那材料,我那麼多是非,直覺會令人好麻煩,哈哈。而且香港的政圈很細,會為小事拗很久,完全無益。我自小喜歡寫作,回港後便想或可做記者,性格也適合,因我是很容易心虛的人,在台上叫完一句口號,心中立即反問那有沒有根據,可能也是讀書人毛病,永不可能從政,因那要的往往是sound bite。後來幸好遇到張潔平,入了《陽光時務》做國際版。一年後離開,試做freelance,去馬來西亞採訪大選,沒錢,寄宿在朋友家,寫好了稿,就厚著臉皮逐家報館問,最後有幾間最後都要了,覺得freelance也可以,雖然稿費不多。

郭:做東南亞新聞,感覺是怎樣的?

周:國際新聞已不多人理,東南亞的就更少,不知可否說是文化偏見。有前輩還會好心地勸我別做,免得浪費精力。但可能我硬頸,常想為何要做熱門的事?後來去英國讀「能源和氣候政策」碩士,也有人質疑太偏門,心裡便想,就是因為他冷門才要做,人人做相同的東西有何意思?這是我的common sense,但明顯不是社會的common sense。

在英國回來後,一六年去了菲律賓報導大選,那時開始講杜特地(Rodrigo Duterte),香港沒人理,但直覺這人重要,值得關注,因他做市長時的人權往績已很差,而且跟特朗普一樣愛亂說話。機票便宜,就大膽過去採訪,問《端》有沒有興趣,這樣又開始做專題報導。在《端》的好處是可接觸到香港以外的讀者,台灣在蔡英文上任後因為「新南向政策」,大力資助東南亞文化交流,如有團體辦電影節,請導演來,令人更留意東南亞的社會現狀。加上台灣有原住民文化,跟東南亞淵源大,蘭嶼跟菲律賓最北的巴丹島,本來便屬同一族。可能台灣的人文傳統較強,不介意看長文,也不斷翻譯東南亞的專著。

郭:離開社運圈鑽入東南亞新聞,有沒有要證明自己的念頭?

周:最初可能有。但社運的經驗常令我想,說要改變社會,究竟自己有什麼能力?理論根底不好,學界的研究又不知道,如你認真,很快就會知道限制。香港傳媒對記者的培訓不多,都是邊做邊從頭學,更覺得要有專長。

郭:採訪東南亞的過程,會否覺得政治上有某個共同趨向?香港人為何要理會?

周:因為在菲律賓的經歷,和之後一些交流機會,我接觸了好些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朋友,開始覺得東南亞的歷史很有趣,特別是殖民和戰爭歷史、多元族群文化、轉型正義的問題,而且跟香港有種「這麼近,那麼遠」的距離,明明地理上接近,歷史上又有聯繫,如胡志明和黎剎,都曾以香港做基地,香港又有那麼多菲律賓和印尼人,但我們的認知卻非常少。

香港環保議題狹窄

郭:氣候議題又如何?

周:我在英國讀書時仍未如今日受關注。我不認為那完全是環保問題。就如說不用石油改用再生能源,便是經濟議題,要經濟地解決。我在香港很少說自己是環保人士,因大家很容易將你歸類和標籤,收窄了讀者群,而且很快就會鬥誰更環保:「你家中還開冷氣嘅?」、「食肉嘅?」......

郭:哈,好煩。

周:就是。有些環保人士並不怎樣想政策,容易把事情道德化,但問題涉及科學和經濟等,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中間有很多妥協。如反核,我就有保留,因核能也有自己的創新,安全也在改善。就算好像萬惡的石油,也有很多工程學上的改良,如提高石油採收率,和海上液化天然氣處理。但在香港說環保,很快只想到保育海豚和樹木。

郭:不知跟新聞分類有沒有關。外國媒體有什麼值得借鏡?

周:如《衛報》便有「氣候變化」版面,明白這是跨領域的問題。《紐約時報》去年也請記者專門報導氣候變化,那人不可只愛環保,要知道科學和經濟上有什麼做到和做不到,同時那又關乎社會和人權。

郭:香港的困難在哪裡?

周:一來好像覺得政治的問題解決不到,其他議題都無謂說,立法會也沒用,談政策有什麼意思?二來討論總是不夠深入,如興建焚化爐,我是支持的,不斷堆填也不是辦法,但還未討論到細節就完了,尤其一到地區選舉。三來在香港談氣候,沒法不撇開大陸,就算香港沒車,仍會有空氣污染,有些東西要合作才做到,但政治上很敏感,現時的社會氣氛也難討論。

「讀書人」的自嘲

郭:對了,發現你很喜歡說自己是「讀書人」。

周:這是用來笑自己的。有些典型毛病,如有東西寫錯了,可能沒人理會,自己卻很介意,轉頭又會想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郭:你覺得有這種讀書人的自嘲或自覺,會跟其他記者有什麼分別嗎?

周:如說做記者,的確是自嘲的成份比較多。因為讀書人,或應說讀了少少但又未到清通的人,容易先有一套想法或假設,再去接觸實在的人、事、地。有時想得多也是牽制,太抽離,不能完全投入理解。有時又容易想到某種結論,想像未來的發展,或者想用一篇文解釋所有問題,但其實我有什麼權?

實際的問題是,想得太多就會拖,就慢,注定做不到每天新聞。你不這樣問我也沒認真想過。但這自嘲也是自我提醒,要記住書寫的人與被書寫的人之間的不平等。誰說我有權去談論其他人的生命?我們可以說,記者天職是寫出真相,但是為了誰而寫,有時我也疑惑。要記住我們不是史學家,沒責任也沒權下結論。我前年年底做那篇菲律賓反毒戰家屬的現場報導,就看著一個女子知道爸爸無端被殺,在街上嚎啕大哭。另有一個媽媽,女兒被誤殺,在家設靈過聖誕,這時你會忍不住問自己為何要在這裡,是否在消費他人的苦難。話說回來,我的確喜歡躲在家看書,說出來也沒人信,其實我有人群恐懼症。

Flirt with danger

郭:哈,真的很難有人信。向來如此?

周:哈哈,好失敗。也不明白以前做「學聯」是怎樣帶領群眾的。可能年青時什麼都想試,想證明自己做到。但其實只要看到一大堆人,就好易緊張,那時有前輩說,好像有兩個周澄,常在鬥爭。

郭:應該兩個都是真的。

周:也可能是ego,常想 “flirt with danger”,我有這舖癮。加上我硬頸,別人愈反對我愈要做,既介意人怎樣看,又憎恨自己介意別人眼光。心中便會:頂!不理了。很矛盾。

我一直相信講故事的力量,看許多文學,很喜歡Evelyn Waugh,發現年紀大了,愈來愈喜歡好笑的東西,好笑實在難,所以我最喜歡的電影導演是劉別謙。我也看很多東南亞的英語作家。他們很在意英語是殖民者的語言,而且能寫英文即代表某種社會優勢,許多是關於後殖民的作品,用來處理記憶和身分問題。正因為是外來語言,才有距離回頭看社會。

黑白之間一片灰

郭:那你回頭看自己,有什麼想法嗎?

周:我從來不後悔,也不怎樣懷緬舊事。現在對自己和他人都較寬容。以前想什麼都做得到,現在會跟自己說,做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我覺得人生許多想法和決定,都被聽過的故事影響。故事令我們明白,世界有黑和白,但大部份是灰色,含混又複雜,黑和白可能是政治講,灰色則需要好的故事來講。

郭:想起你寫南非走私鮑魚的報導,跟毒品、種族、漁民生活就千絲萬縷。

周:那篇就被人投訴寫得太長。又如杜特地當選時,不少人暗暗質疑是菲律賓社會有問題,竟選這樣的人做總統。我不能美化獨裁政治或民粹主義,但不免想,為何他們對人權問題這樣含糊?追問下去,可能是他們歷史上死的人實在太多等等。

小時看故事,對黑白最敏感,大了才想知道那灰色究竟是什麼。中學開始,我就不是大家標準下的乖女仔,但我又說不出為何自己不乖,常在「我就是這樣」跟「渴望知道自己為何這樣」間拉扯,更想把自己推向那灰色,希望了解自己。我讀親中學校,卻很早參加支聯會,又有很多男朋友,別人都覺得我是異類。到大學仍理解不到自己,而看書看戲,令我有一份安慰,因為知道問題不單你有,全世界都有人為此苦惱。

郭:想起《四百擊》。結果明白到什麼嗎?

周:或是一些慾望。你想成為什麼人,和你只是什麼人,那時想很多。你會嗎?

郭:較少。可能我的自我期望不高,不太勉強自己。

周:你覺得跟性別有關嗎?在想社會教導女仔的方法,會否令她們更敏感於別人的期望。

郭:到你加入社運和政圈,有否因此特別在意性別?

周:如「女神」的稱呼就是雙面刃,意味你的言行要符合某種要求或規範,但同時也令你想傳播的訊息更易傳開,男的要「呃like」反而好難,這感受我也很難否定。所以無論怎樣,那種要經營公共形象的壓力是存在的。後來經歷了雨傘一輩的女子,面對的壓力就大太多了。不過我不希望將自己說成受害者,I own my mistakes。只不過剛好我的錯誤或輕狂成了話題,只能接受,提醒別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如果講出真相不是負擔,也好希望可以講出好多前因後果和過去的創傷,就能解釋一些事情,但這又違反了我做人的信仰。人生有很多事不能這樣直線解釋。說到底,他人怎樣想不是最重要的,“to understand all is to forgive all”,對自己對他人亦如是。


-----------------------------

周澄:前學聯成員,2010年曾組成「大專2012」參加五區公投,出選新界東選區,後為記者。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