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問有哪些講藝術家的電影拍得好，我舉了幾部，包括馮多納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編導的《竊聽者》（The Lives of Others），他頗意外。但我一直認為，那特務哪裡只是個竊聽者？
一九八四年的東柏林，特務主角奉命監察一個知名劇作家，躲在其閣樓監聽、寫報告，慢慢卻發現己方之醜陋，敵方之美好，漸被劇作家的生活影響，給在聽筒溢出的音樂打動，有天趁他不在，還走進書房拿走一本布萊希特詩集回家靜讀，臉上有種奇異的感觸，步步轉過來同情劇作家，明知他正犯禁向西方揭露東德之惡，仍像天使般守護。
在冷戰歷史背景前虛構這種特務變節，當然落入浪漫化和戲劇化的指控——特務被敵人的文藝打動和轉化，只應出現在《國產凌凌漆》的《李香蘭》。與其從《竊聽者》看歷史，不如從中看創作。
看電影，觀眾或以為特務是個對文藝沒認識的官僚，耳濡目染下才喜歡了詩。但我後來找劇本來看，發現據說因版權問題，沒在電影拍出來的這一筆：那位劇作家敬重卻被黨迫害的導演，曾拿起布萊希特詩集，唸出〈動物詩〉的頭幾句，以鷹為喻。重點是特務的反應，他竊聽後在報告說：「詩集有反革命內容，懷疑是西方版本。」能即時讀出詩中並不明顯的「反革命」訊息，大概頗具觸覺和洞察力？但關鍵還不在此。
劇作家會脫離安逸生活與黨對抗，正因得悉那位導演最終自殺，激起愧疚與義憤，自覺一直被黨圈養，是時候要活出來，寫更重要的作品。有趣的是，那不再是劇本，而是將東德政府掩飾的自殺數字寫成報告，偷運到西柏林發布，放棄虛構，走向現實，才活得實在一些。
與此同時，特務的創作生涯也正式開始。為掩護劇作家，他走了反方向，從現實走到虛構，本屬最刻板的監聽紀錄，卻變成最天馬行空的小說寫作，明知劇作家策動驚天陰謀，卻只在報告說：什麼都有沒發生，一切如常。
總不能「一切如常」下去，太如常會顯得異常，不夠寫實就露出破綻。特務要為筆下小說人物建立真實感，便順勢在報告說，劇作家和伙伴正在創作慶祝東德四十周年的劇本，還虛構了「他在讀第一幕給同伴聽」、「大伙都因寫作劇本而筋疲力竭」等情節，為電報式的報告增添劇情，令角色更像真人。結果，他在聽筒竊聽到的，跟他在打字機寫下的，變成愈行愈遠、聲畫愈來愈不同步的平行世界，張力愈來愈大。
同樣因為受觸動，劇作家和特務才從習慣行當和被指派的任務中掙脫，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文類，不被虛名和權威牽制，建立另一世界，同時自我轉化、提昇，藉創作首先改變自己，過另一種人生。或許，這才是戲名The Lives of Others的意義？
但慶祝東德四十周年的劇作不用上演了，不是因為劇本根本不曾存在，而是更大的現實已經降臨。同年是一九八九，柏林圍牆倒下。兩年後，前東德檔案開放，劇作家想追尋自己當年的「作者」，才知道特務創作的下半部分：他發現自己這「角色」竟真創作過一個劇本，小說後段內含這大綱：「第一幕：列寧恆常地身處險境。雖然外患壓力日大，他還是緊隨革命路線......」
這可能是特務創作的拙劣，但也可能是相體裁衣，過來人當然深明黨的要求，甘願犧牲創作的自由和樂趣，在真實那位劇作家寫最刺激的報告時，他卻安排筆下的虛構劇作家寫最陳套的劇本，終成為比誰都另類的小說家。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二0年五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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