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肉丸和臭魚

十五年前曾在瑞典讀書，今年八月初次重返。在斯德哥爾摩的最後一天，跟多年不見的友人Danielle相約重聚，這幾天跟她繼續談中國遊客的鬧劇。她覺得中國刻意將之上升到外交層面，因瑞典幾個文藝單位公開邀請了桂民海出席哥德堡書展，中國才拿平時避談的人權先發制人。

她是瑞中混血兒，告訴我幾年前有款名為“Kina”（即中國）的糖果，因包裝上是個黄臉細眼笑哈哈的公仔，事涉歧視，須轉換包裝。我說香港的情況有點扭曲，因對中共或大陸人的厭惡太大，不時蓋過對歧視本身的判斷，容易站在歧視者的一方跟著笑。瑞典電視台的糞便諷刺節目，她覺得前段雖屬瑞典人的自嘲，但放上「優酷」那段無論如何大有問題，更令她不安的是背景：重聚那天，她說城內有新納粹組織NMR（英譯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遊行，全部白恤衫配綠領帶，著我小心。我說要是早知，會去看看。雖然NMR終被反納粹的團體圍堵，在剛剛的瑞典大選，極右的“Swedish Democrats”還是拿了史上最高的一成七選票。

那天她先帶我到遊人不多的小島Skeppsholmen。「你沒來過吧？」她問。我知道答沒有她會更開心，但沒理由講大話，便說起幾天前到島上「東方博物院」的緣故：臨行前讀了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用中文寫的《另一種鄉愁》，知道他老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那裡做了二十年院長。書中也提到中國上一波民族情緒如何燒到瑞典去。馬悅然當初讀到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對道教和禪宗感興趣，跟高本漢請教《道德經》譯本，自此踏上漢學之路，在中國和歐洲等地學成後回國教學，文革的影響在瑞典達到高峰時，一個研究班的學生說他們要自選課程。想讀什麼？是《人民日報》和《紅旗》的社論。一個學期下來，黨八股讀來無甚得著，才回到先秦文獻。那時的氣氛，可從馬悅然的自況透露。他說沒被打，沒被駡，覺得搖著紅旗唱《東方紅》的學生「還是對我很容忍」。這種容忍，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

Danielle關心瑞典新納粹的動向，我認識極少，回港後才上網補習，知道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是恩達爾（Per Engdahl），二戰後協助納粹黨人遠渡南美，逃離搜捕，自言「拯救」者多達四千，像黑暗版《舒特拉的名單》。他過身後，書信遭公開，「宜家」創辧人琴帕(Ingvar Kamprad)跟他的交往比本來宣稱的深厚，琴帕跟納粹關係亦非年少無知所能推搪。但瑞典反納粹的意志一直頑強，經典照片“A Woman Hitting a Neo-Nazi With Her Handbag”尤具象徵意義。八五年，瑞典攝影師隆臣(Hans Runesson) 在新納粹遊行期間，拍下一位婦人用手袋拍打新納粹份子頭殻的瞬間，姿態散發無限憤怒，充分發揮手袋潛藏的功能。

重遊斯德哥爾摩，我也從各種博物館感到他們對常道的堅持，展館不論大小，都有格調。「東方博物院」仍有專櫃擺放高本漢的著作和藏書，展覽「中國之前的中國」和「中國圖書史」都用心。「歷史博物館」令我印象最深的大堂的一段簡介，並非「XX文化源遠流長」之類的空話，首句就說：「歷史對民主至關重要」，因歷史令人看見社會總是可改變的。之後拿北歐維京人說故事，不在其威武或傳奇，而在這形象在歷史如何給人利用：旁邊有張納粹黨在挪威的宣傳海報，是個拿著劍盾的士兵站在維京船上，借此號召挪威人加入德軍。「軍事博物館」沒迴避瑞典二戰時「中立」的可疑，明言讓納粹德國用境內鐵路運兵是助紂為虐。瑞典除了宜家、肉丸與臭魚，實在有許多更有趣的東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9月29日

餐桌悲歌

有段日子，下午吃飯多數叫奶茶，偶爾叫茶走，伙記遞來，可能正跟同事聊天分了心，不止一次下了砂糖，才猛然記得那天叫的是茶走，徒勞地用鐵匙把未溶的糖拯救上來，他們卻早沉底融掉，無影無蹤。跟同事說，這樣下去，一定糖尿。

在熟悉的環境還好，一旦遠行，在餐桌遭遇不測的機會大大提高，猶如李小龍在《猛龍過江》因不懂外文胡亂點菜，迫不得已喝掉滿桌西湯。真正的文化衝擊總是肉體的，味蕾覺醒，因驚詫而瞳孔放大的一刻，才反襯出平日那套習焉不察卻根深蒂固的飲食習慣。去年在秘魯首都利馬住進了一家小旅館，首天起床，見大廳桌上已放好早餐，麵包旁是兩樽果醬，一樽藍色，一樽橙色。睡眼惺忪，掰開麵包，便塗那樽橙色果醬。一吃，辣的！什麼世界。回頭看樽蓋，原來有兩條辣椒。平素吃不得辣，還可惡地塗得那麼均勻，奮力多吃一口已是極限。跟在旁看報的店主還未熟落，不想他看見我浪費只咬了兩口的麵包，怎好呢？人急弱智生，想到另外那樽藍色的，看清楚是藍莓，不就可以塗上面，用甜來掩蓋辣？店主一定奇怪這亞洲人那麼喜歡吃果醬。再吃，本來只是辣，現在是噁心，繼續放碟上很不安樂，唯有趁店主不為意，到廚房快手把那又橙又藍的麵包丟到垃圾桶，連忙撕了抹手紙掩蓋屍體，才鬆一口氣。翌日，拿麵包塗藍果醬後，拿著橙的那樽把玩，若無其事跟店主說，你們真有趣，果醬是辣的，他應沒發現前一天的凶案，施施然說這是印加特產，樽蓋寫著的Aji Amarillo即 “Yellow pepper”，然後問：「你要試試？」

今年七月前往拉脫維亞，在芬蘭轉機，早上到埗，因等侯轉機的時間稍長，肚餓，又不想吃生冷東西，只好在不便宜的機場覓食。以前旅行，初段總是太過節儉，彷彿去旅行是為了儲錢甚或發達，到最後一天才發現還餘下那麼多人生可能只換一次的小國貨幣，覺得太像某種人生的隱喻，近年便對自己寬鬆了些，會買一公升以下的飲品，也不再因一次旅行而吃掉三十斤飽肚的香蕉。

但錢還是花得謹慎，夾芝士的硬包都放雪櫃，可以不理，倒看見一大鍋麥皮，最便宜了，但一碗也近五歐元，自己舀後付錢，因餓和貴，復仇一樣盛得滿滿。坐下，放進口，鹹的！恐怖極了。鹹爆谷只是小兒科，鹹麥皮難吃得多。看著那一大碗東西，應幻想他是甜的，抑或接受他是鹹的？再吃兩口，還有95%。這才親身體驗到那麼多外國人恐懼中式糖水，大概被Sweet Soup之譯所累。湯當然是鹹的，乾脆音譯Tong Shui，沒想像，沒比附，完全陌生或更易接受。再吃幾口。80%。旁邊買了麥皮的人似乎都吃得滿意，就當他是鹹粥吧。70%。不想浪費食物，吃剩太多也不好看。60%。早已不再餓。50%。遠方的飢民畫面。30%。小林尊上身。最後還是吃剩10%。再吃會嘔。

甲之肉糜，乙之砒霜。想起有晚在油麻地一間茶餐廳，看見鄰桌坐著兩位中年西人夫婦，一人叫了一碟咕嚕肉，重點是白飯來到時，都一下把飯覆到那兩碟很多汁的咕嚕肉旁，畫面非常震撼，應是受主菜與伴碟的想法影響。那刻覺得這樣油膩很易肚痛，也浪費了白飯之為白飯的精妙，似乎應提提他們，但想不到任何禮貌的方法，只好放棄，何況他們不也吃得津津有味。認識一位居港多年性格幽默的愛爾蘭人，很怕到酒樓吃中菜，問題卻不在食物，而在Lazy Susan。誰是Susan? 原來不是人，而是桌上的玻璃轉盤。他說從前不少女傭名叫Susan，轉盤就像偷懶不想來回捧餐的女傭，在英文乃得此名。他笑稱自己手腳慢，一見轉盤就緊張，轉轉轉，永遠夾不到想吃的餸菜，沒一次吃得飽，回家總是身心俱疲，可說另一種不為人知的餐桌悲歌。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9月15日

轉載：抬起頭

圖：鄧樂滔

［郭梓祺按：去年中五中國文學作文考試，其中一題是〈抬起頭〉。兩位中學才從大陸來港的同學，恰巧都寫了自身經歷，都好看。］

〈抬起頭〉易嘉汶

我來自深圳，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只是很小的時候，父親便把我的戶籍轉到了香港，於是在深圳無法參加需要「計劃生育証」的大型考試，又或者只是我媽懶得幫我辦証，總之，我最終被丟來了香港讀書，然而很不凑巧的是，我來香港的那幾年，正好是中港矛盾最嚴重的時候。

內地旅客來港大量掃貨，旅客在港的劣行等，將香港人的憤怒推到極點，挑了這個時間來香港，還是在廣東話不標準、一聽就知道我是內地人的情況下，我能活下來，也實屬不易。不過活著歸活著，頭卻是抬不起來了，「低頭垂眼你說什麼我不知道」是我來港後養成的第一個習慣。

我記得在學校期間，最高記錄是一天內被問了三次「你會不會也隨地大小便啊。」哎喲當時給我氣的，你說我要是一個激動就地給你表演一個怎麼辦，嚇不死你。有時候上通識課，一些將私人感情代入教學中的老師，在講內地問題上，簡直超乎我的想像，我當時都懷疑他是編的了。你可拉倒吧，我在內地生活了那麼多年，你說的情況我一個沒遇上。但這些也只是我的腦內風暴，不滿的話我都不敢說，更不敢去解釋什麼，因為所謂內地旅客的劣行也是真實的，被分類到這個群體中，我也很羞愧，那些行為，我也很討厭，所以那些嘲笑給我最大的影響，便是低頭不敢看人這一習慣罷了。

那麼抬起頭又是什麼時候呢，我不知道，大概是長大了些，心智成熟了些，又或是香港較內地開放的教育所致，雖然別人駡我後，我還是要回家洗個澡在床上躺好了才想起要怎樣駡回去，但至少，我有了解釋的意識。那個被你們所分類到一個群體中嘲諷的我，也厭惡這種行為。錯的是那些沒素質的人，和一概而論帶有偏見的人，我沒有做錯什麼事，不需要自卑，不需要低頭。

其實呢，這一生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比起低頭當沒聽到，我現在更會選擇解釋，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請不要隨便定義「我」。能解釋得明白最好，不能的話，隨便，反正我又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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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頭〉王家禧

路，很長很長的路，有多長？我怎麼知道，但我猜是很長的，長得望不到盡頭。什麼路？人生路嘛我還是知道的，不過我只知道終點，沒去看過程，很過份嗎？我覺得還好吧，我一向都這樣。我還小的時候，也就是倒退個十來年，小區和學校就是我的整個世界，我不需要向前看，也沒有人要求我這麼做，可能大家都覺得，來日方長吧。

於是我繼續走，低著頭，看着脚下走。我長大一些了，住在以前的小區，去了以前學校的初中部，一樣的同學。於是我便可以繼續低著頭，盯著腳下，走得照樣平緩又通暢。只有一點，多年的好友打算海外留學，父母的安排，她似乎也沒什麼留戀或強烈的不滿，太令人費解了。

早在小學時，學校已經拓展國際高中部，按道理，我該是往那走的，這樣就是一樣的小區，一樣的學校，熟悉的同學了，這樣我就可以還低著頭，亦步步趨地往前走了。可我就是抽了不知哪門子的風，硬生生在康莊大道上拐了個彎，主動被動地，去了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沒有了世外桃源般的小區，沒有了幾步路就能到達的學校，同學的性格與以前的不甚挨近。但我依舊妄想著繼續俯著頭，眼著腳下，於是我便繼續俯著頭走，眼著腳下。於是我扑了筋斗，安慰自己不過一時不察，轉眼，又一個筋斗。不得已地，時不時稍稍往上瞅一眼，不用抬頭，轉轉眼珠，看個大概就行了，至於再往前，遠一些的前方，眼不見為淨嘛。

但由不得我做主了，家裡人逼著我抬頭，用手推搡我走快些。想都別想，我向來都是低著頭，還不是相安無事，這已經是生存之道了。別人若問我：前方風景如何？我便十分肯定地瞎編，自己也分不清楚說得什麼，分明知道行不通，一段時間裡卻催眠得連自己都信了。

身邊的人也開始講了，同我說他們的前方，有龐然巨獸，也有緣水青山，我呢？我說不出之前瞎扯的鬼話了，因為和親眼所見相比，顯得虛空。我看見自己終於走到另一條岔口，有兩條路，一條是我曾經熟悉的康莊大道，不知為何再看卻顯得有些狹窄，一條卻是霧裡行船，廣垠無邊，令人心頭微震。

到了選擇的時候了。曾經一時的衝動讓我莫名地拐彎，而現在的選擇卻無比清晰。

請抬起頭看前方；我對自己說。

請抬起頭。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九月二日 「同場加映」

共產主義鴨

港督葛量洪在回憶錄有這樣一段：冷戰期間，韓戰爆發，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並確保中國貨不經香港外流。問題出在臘鴨。鴨在港孵化和長大，但鴨蛋來自大陸，一時不知怎辦。葛量洪的問題很幽默：那是共產主義鴨，還是忠誠的英國鴨？結果，鴨孵化時要有檢察員在鴨腳上蓋印，長大後另加記號，才可宰殺曬乾，變成臘鴨運往美國。

沒料到旅行會遇上冷戰餘波。那晚在聖彼得堡閒逛，巴士站貼著大海報，俄文看不懂，但鬍鬚佬很面善，不是寇比力克？原來走入幾步，昏暗的拱廊後別有洞天，立著一座叫Abpopa的舊式戲院，正做寇比力克回顧展，原裝對白配俄文字幕，忽想能跟俄人同看神采飛揚的冷戰黑色喜劇《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也有趣，幸好頭三行還有空位。

此前幾日曾問一位俄女子，年青人還看塔可夫斯基嗎？她笑說，深受文青歡迎，看不懂又再看，每次回顧都爆滿。那晚看戲也類近，文青佔多數，開場前有影評人上台簡介，除了 “Kubrick”我只聽懂 “Peter Sellers”，大概在說他在戲中一人分演三角的壯舉？俄羅斯天熱的時間短，室內沒冷氣很正常，但人多，通風差，大家流著汗邊聽邊拿小冊子搧涼，有的一直搧到散場。

電影說，美帝亡共之心不死，口裡總是 “Commie” 的美國狂人將軍，深信食水加氟是蘇聯陰謀，有天擅自下令戰機把核彈投到蘇聯，取消行動的密碼只他知道。溫文的總統嚇呆了，急召蘇聯大使到心戰室，欲與蘇聯總理商討對策，這才知道蘇聯剛研發了叮當法寶般的「末日機器」，若受核襲會自動還擊，威力足以摧毀地球。

電影不時嘲諷美國，幾個部長不在越南、老撾就在墨西哥。但觀眾笑得最大聲都是取笑蘇聯時，如美國總統叫蘇聯大使致電領導人，告訴他美國正來襲擊，大使在電話跟他用俄文說了幾句，便尷尬跟美國總統說：「小心，我想他醉了。」大家都樂於拿這刻版民族印象自嘲。蘇聯大使解釋，研發「末日機器」是為減輕核競賽軍費，人民更想要尼龍和洗衣機。但何不及早公告天下？大使說：「下周公布了，領導人最愛驚喜。」眾大笑。

《奇愛博士》在風起雲湧的六四年公映。古巴導彈危機過了沒多久，電影本來在六三年底首映，但原訂那天甘乃廸遇刺身亡，考慮到大眾情緒，才押後和更改部分對白。另一邊廂，赫魯曉夫同年下台，史達林路線有回歸之勢。《奇愛博士》看似狂想，卻處處取材現實，也反過來影響現實。在美蘇同守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名符其實）的前提下，因意外促使人類滅亡不無可能，電影出來後，美國即改良制度免得橋段在現實重演。攝製隊在格陵蘭高空拍攝時，意外拍得美軍秘密基地，一度被懷疑是蘇聯間諜，戲裡戲外同樣荒誕。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新作《廿一世紀的廿一堂課》說到民族主義在各地捲土重來時有這觀察：拜冷戰所賜，民族主義才在歷史裡一度消減，全人類滅亡的危機，逼使大家從全球格局想問題。甘乃廸死後接任總統的莊臣，六四年在新一屆總統選舉的電視宣傳 “Daisy advertisement” 以小女孩和與末日倒數作對比，旁白說： “We must either love each other, or we must die.” 果真是奇怪的愛。

《奇愛博士》最後在爆炸影像中輕奏的We Will Meet Again，本是英國人選作他朝因核彈避難地底時解悶的歌曲，竟預示了今日形勢：從前承諾已變了樣，愛意那可強，美俄又因特朗普與普京，在核武賽道一再遇上。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9月1日）

圖：作者攝。 "We Will Meet Aga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pOSzcy0Vk&ab_channel=HDFilmTributes

隔

人的阻隔，通常沒電影裡的戲劇化，甚至連這隔也消化了，早當作生活一部分，懶得改變，遑論落毒，繼續每周打網球。英國詩人Roger McGough有首圖像詩，主角是一對中年情侶，名為 “40-Love”。這Love字面是愛，在網球場上指的是零分，據說由法文雞蛋 “l’ oeuf”轉化過來。詩分左右兩行，恍如網球場的兩邊，讀詩時視線也像打網球，一左一右，一來一回：

  middle     aged

  couple      playing

  ten-          nis 

  when       the

  game       ends

  and          they

  go            home

  the           net

  will         still

  be            be-

  tween      them

四十比零的網球賽不見得刺激，這一局也快結束，可能只是無無聊聊打發時間，行禮如儀。分隔你我的網不單在球場，中間的一行空白，無處不在。

若嫌此詩偏重形式不夠韻味，英國詩人和音樂人Molly Drake有首名叫 “I remember”的歌，五十年代自家錄音，近年才給重新錄製發表，歌詞細緻動人，甜中有苦。分隔歌中情人的，不是網，而是記憶。沒人忘記，卻因千差萬別的因緣，各自記住截然不同的現實。

歌詞由 “We”開始，大家都未忘往日四處浪蕩，「我」總記住途上的好，記住鄉郊旅舍取暖的火光，「你」卻記住煙；我記住夏日河邊的柳樹，你記住咬人的蚊蟲；我記住西班牙市場上亮麗的橙，你記住灰塵。經歷一起經歷，回憶各自回憶，也不知是一起去還是分別去。四季過去，生活裡種種微小差別，令兩人拍出兩套調子迥異的電影，累積成歌詞結語：When I had thought that we were “we”. But we were "you and me.” 這兩句她特意放慢，餘音嫋嫋。這才發現，尋常的 “you and me”也可以如此傷感， “and”不是連接，是分隔。但不禁幻想，若從歌詞中的「你」來寫，又會是怎樣？那個「我」，會記得你總無法在不同步裡仍自得其樂？記得你身處當下，卻已沉溺於事物消逝的哀愁、他日的懷舊？記得你老在問：到底有沒有 “we remember”? 

但所謂不隔，不見得就是拈花微笑，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可能根本是妄想，或許世界向來如此，卻無礙人幸福相處。導演大衛連治（David Lynch）以怪誕見稱，但偶然能在生活的無聊中道出這隔而不隔。劇集Twin Peaks第三季有此沒頭沒尾的一幕：男警員與太太在同一辦工室工作，太太坐前面，正在網上看梳化，選了款式，看中米色，走到後面，丈夫卻愛紅色。二人前後來來回回，要米色，要紅色，爭持不下。最後丈夫走前，以為他堅持紅色嗎？他卻在太太耳邊輕輕說：「還是米色那張吧。」在她肩上輕撫幾下，便走回座位。太太笑了笑，在電腦卻又把自己本來選好的米色，換回紅色，才欣然訂貨。算不上什麼生活啟示，但人的關係往往在這有理無理之間，很寫實，也溫柔。

有幾多種關係就有幾多種隔。Molly Drake的才情不為時人知曉，得靠兒子Nick Drake身後之名才給人回頭發現，母子同命，都隔在時代之外。Nick廿六歲自殺身亡，留下三張不好賣的唱碟，音樂雖受母親影響，從歌中所見，二人關係卻有點若即若離。Nick寫過一首“Poor Boy”自道身世，慘淡孤絕，不知為何來到世界： “Things I say/ may seem stranger than Sunday/ changing to Monday”。你慘嗎，我也不弱，Molly用第二人稱再寫 “Poor mum”自況，人生夢沒成真，唯有把渴望跟滿地的書與玩具一併收拾打發。兒子唱「我」，母親說「你」，各有無人明白的冤屈，你我之間隔著的，還是那個叫人又愛又恨的“and”。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8月18日

睏來即眠

朋友移居海外，行前跟她說保重，她回覆：「本也想說保重，但記起向來你是最會保重的。自此要跟你學習，努力睡覺。」果然是朋友，知我向來對睡眠十分尊重，反之，她要兼顧的事情不少，思慮多，常失眠。於是送了她《傳燈錄》這小故事。

有人問慧海禪師如何用功，他說：「飢來喫飯，困來即眠。」這「困」即「睏」。那人又問，其他人如你這樣用功嗎？他答，不同。問：如何不同？他答，凡人「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在這意義下，《叮噹》裡可在0.93秒入睡的大雄其實是得道高僧。人想要、想做的總是太多。樹熊日睡廿二小時，樹懶十八，貓平均只是十四已算勤奮，都很少掙扎於熊生意義、懶生意義和貓生意義的問題，沒有「咁辛苦為咩？」的感歎。人類多可憐，被逐出伊甸園後，用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能減少一點人為與造作，走很遠很遠的路回歸「自然」－－當然，長頸鹿每天只睡兩三小時，一定覺得人類太懶散。不須索計校這些道理說說容易，人的環境千差萬別，我就不敢想像我不知道的憂鬱或眼淚，能睡只因比較幸運。

我和睡覺的緣分，最初也是環境逼出來的。阿爸今日純如綿羊，從前卻很火爆，阿嫲總說他「牛精」，或單字一個「牛」，這形像化的描述早跟錄影機和18503一起式微，卻是那一代男人常見的特質，常覺得可以用萬子良來代表。阿爸自少學蔡李佛，脾氣來時不是說笑，也間接令我培養出獨有能力，每見勢色不對，有人說話開始大聲，便立即放下手上一切，匆匆上床睡覺，不睏也裝睡，只留下聽覺留意風吹草動。有時也來不及單眼提醒家姐，何況小時跟她常處於敵對狀態，多數自顧自逃走。

睡吧，睡覺就可以暫別世界，逃過危難，她多數聽不到呼召，結果給擲爛的玩具也遠比我多。阿爸發怒時愛作勢拿電話聽筒，說要送家姐去寄宿，打給「姑娘」。當然是作的，我四五歲已知道，因為撥電話的速度不對，他太急，插手指進號碼，一撥，未待圓圈格格格格完全褪回來，已撥另一號碼，因硬撥，電話發出刮刮刮的怪聲，家姐只顧哭，完全沒留意。但躺久了，只要情況稍為好轉，總是慢慢便軟綿綿，天昏地暗，醒來已是新的一天。

人在床上輾轉反側，須索計較，有兩句諺語歸納得很好，因他同時點明思慮往往多餘：「一夜生出千條計，明朝依舊賣豆腐。」此話載於清人筆記，人同此心，失眠豈止現代人問題。有些人焦慮生活太平庸，自己太無用，「明朝依舊」乍看像失敗，空想不做，原地踏步，未來全無變化，宿命大於一切。先不說賣豆腐也高貴，在香港幾多人連守住豆腐舖也艱難，千條計正是為了繼續開舖，問題是，沒有那東想西想，可能連那平庸的晚上也捱不過去。就算只是小小的決定，也沒旁人可代為判斷，不做一樣活得下去，而且許多時根本無人知曉，無人介意，各自不知壓住幾多計劃，同時以為其他人都渾渾噩噩，過得一日是一日，幾乎要開口駡人不長進。「你估我想㗎？」是對生活沒餘地的大控訴，人生不應是條單向的鋼線。

另一朋友不是失眠，而是想做的事情太多，每天睡得極少，積壓下來，情緒壞透。先前跟她在電郵零碎談過，有天剛下巴士竟偶然碰面，剛問了「最近點啊？」她便開始流淚，結果散步聊了一會。她在讀大學，什麼都想做，又想做得好，很累很累。她知道是自我期望太高，我說，自我期望太動聽，有部分純粹是自我也說不定，換個詞語，或可把自己鬆動出來，少做事，多睡覺。慚愧，我知道的就只是這些，她笑笑，便各走各路了。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7年8月4日）

五百世勞改

中學時貪得意去過一次書展，趁墟心態買了些不特別喜歡的減價貨，事後心裡空虛，而且人太多，自此再沒去過。今年因「愛情」海報而知道書展，只想：怎忍心？敏感與自重是文化的起點。

想起去年中國文學課談到梁實秋的散文〈書〉，文中提及讀書之趣，中外作家待在書架等候召喚：「行吟澤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飯顆山頭的李白杜甫也會連袂而來；想看外國戲，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關鍵不是課文，而是課本。「天行」出版的課本編得本算用心，這裡卻在「環球劇院」後面加注釋：「即現在的環球片場，位於美國洛杉磯，設有電影院及機動遊戲，供遊人玩樂。」機動遊戲？查另一出版社「教圖」，注釋大同小異，不知誰抄誰，抑或同抄別的來源。

這當然是錯的。梁實秋醉心的不是電影特技和過山車，不是荷里活的「環球片場」（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好戲」也不是《大白鯊》和《侏羅紀》。他用三十多年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裡指的是莎士比亞的「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在倫敦有數百年歷史，九七年於舊址附近重建，長期重演莎劇，是著名景點。編輯在「作者生平」明明提及梁實秋的譯作，這裡卻沒為意，何況那段前面是屈原李杜，後面是阿里士多德，中間不似要勞煩史匹堡。

今天教科書連「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也犯禁不能說，「三權分立」又要遮遮掩掩，相比下這注釋之誤或屬小事，但不也說明，我們對那人文世界，未免麻木了些？說的不是學生，他們無辜。中文補習名師文靜教學如何我不曉得，但先前看過她在短片說，文言文的「我」有幾個講法，分別是吾、余、餘、予：「可以係多餘個餘，或者係姓余個余。」嚇一跳。她應是受電腦的繁簡轉換影響，余變成餘，便誤以為可用「餘」來自稱。知也無涯，出錯人人會，並不是捉到別人出錯而沾沾自喜，只覺得書和教育畢竟都為求真，要自重。香港的淪落只在政治，又全因赤化？

也沒什麼好悲觀。退十步，吳承恩何嘗不曾栽筋斗，《西遊記》屢提及《多心經》，是什麼書？葛兆光說，吳承恩或不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波羅蜜多」是音譯梵文「到彼岸」之意，誤把「多」字多了出來。書名可錯，內文更易出事。佛門對抄經要求極嚴，早料到人性容易馬虎懶散，不時靠恐嚇令寫經生警醒，抄錯一字便大禍臨頭：「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暫時不那麼慈悲。

退百步，書中錯誤，也可引發偉大的藝術品。要列舉大作家很容易，著名編輯也記得兩三個，但校對員能想起誰？只有一位。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自傳式電影《鏡子》有這黑白一幕，看後長留心中：主角的媽媽是位校對員，一晚在大雨中跑回出版社，經過許多電燈泡和巨型印刷機，急急翻查文稿，因她似乎夢見了書中錯字。

大不了一個錯字，是什麼書，令所有同事驚惶失措？電影沒說，但放在三十年代的蘇聯，不難想像是領導人的著作。她趕到字粒房，拿著稿坐在窗邊看了又看，幸好噩夢沒成真。然後，塔可夫斯基低調地讓她在一張史達林海報前經過，沒事，過關了。夢見的錯字是什麼？寫字樓只餘下另一同事，她也要先四處張望才敢與之耳語。這幾場戲畫面如夢輕盈，卻深刻道出何謂出版壓力。回頭想，海報做得核突、注書有誤、解錯字詞，而不用五百世如何如何，不用全廠整肅下放勞改，也是非常幸福的。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