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4, 2014

故事之輪﹣﹣讀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以色列作家告魯斯曼(David Grossman)在散文集Writing in the Dark有此一段: 有晚他乘長途巴士到耶路薩冷,跟眾乘客一起聽著巴士的收音機。中途是文化節目,電台找人讀出的,正是他小說的一節,身為人母的吉斯娜(Gisella)正坐在衣車旁,腳踏上早有旁人為她放好的軟墊。巴士司機大概嫌悶,不久便轉台聽澎湃的音樂。告魯斯曼說,身旁乘客好像都鬆一口氣,他則一邊自覺受辱,一邊為那軟墊苦惱,想不起為何有這仿佛多餘的枝節。

匆匆回家翻開那本舊小說,告魯斯曼高興地發現,他忘了吉斯娜是個矮女人,由此他想到,就算日常生活多馬虎,一旦寫作就自然會化身成角色,體貼他們一切需要,如為那矮胖的閒角在腳踏加墊,不然,她的腳就永遠落空,無法織布,“never able to spin the wheel”。讀時覺得,這織布的說法真妙,既指文中衣車上的那塊布,但不也指由一字一句連綴成篇的故事?

最近讀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單車失竊記》,讀到末章,依稀想起告魯斯曼這情節。主角為尋父親生前一輛失蹤的單車,投身台灣舊式單車的研究,從車款的演化,透現台灣以至東亞的近代史。用了一整部小說的篇幅,如夢似幻,主角總算把單車找回了,將之推到母親卧床的醫院病房,沒原由地把車的後立架撐起,嘩啦嘩啦原地空踩:「小時侯我最喜歡在商場騎樓,像這樣騎上爸的車子空踩。因為那時候還小,腳太短踩不到底,得刻意用力蹬,讓踏板在下半圈硬是空轉半圈回到腳底板可以踩到的高度,然後趁勢使勁一蹬,讓它再轉一圈。以這樣的踏踩法,齒輪、鏈條和花鼓,就會發出非常俐落的,讓人感到愉悅的嘩嘩聲響。當然在車柱架起來的情況下,什麼地方也去不了。」

告魯斯曼加一腳墊,故事得以繼續。吳明益則等待那個腳太短的小孩長大,靠說故事去追尋那輛單車和它象徵的時代,如同他在後記說:「寫這部小說並不是基於懷舊的感傷,而是出於對那個我未曾經歷時代的尊崇,以及對人生不可回復經驗的致意。」雖云小說,亦有自傳色彩,引文提及的「商場」,正是現已拆毀、吳明益家人往昔在其中開舖營生的中華商場,他在散文集《浮光》寫過,給我很深印象。《單車失竊記》寫到主角在商場生活的回憶,我也覺得特別動人。這也如〈阿布的洞窟〉一章引發艾柯之見謂,如何用三根實柱.引導讀者相信七根虛柱。這虛實的佈置當然關鍵,畢竟,吳明益在小說正文及後記都分別提過,寫《單車失竊記》,是因為寫完小說《睡眠的航線》後,收到讀者來信,問文末一台單車的下落。

《單車失竊記》中的實柱本身固不無可疑處,例如主角其實姓程,不姓吳。要判別哪些是真哪些是幻也注定徒勞,而且沒趣。但總括而言,《單車失竊記》的實柱或要比虛柱還多,讀來就如騎著車,在否則不會給歸在一處的二戰史、台灣史、單車發展史、動物園史、蝴蝶工藝史等穿插,跨越不同領域。小說可謂以單車為中介,從家族史引伸到國史、人類歷史及人類與大自然相處的歷史。有視野和魄力逐層擴開,再回頭理解自身與本土不遲。

且舉〈銀輪之月〉一章為例。主角在追尋單車的途中,知道了一款名為「日之丸號」的舊款單車,於台灣極罕見,是日軍「銀輪部隊」的用車。他輾轉從一位曾參戰的台灣鄒族老兵留下的錄音帶,翻譯其鄒語和日語,知道了這款單車對戰事的影響,在日軍取道馬來半島攻取新加坡的戰役,單車尤其重要。後附的一章「鐵馬誌」補充,馬來半島天氣熱,車輪常爆胎,士兵乾脆拆下輪胎,只用輪圈騎行:「一輛只有鐵圈的腳踏車騎在石礫地上只能製造出惱人的噪音,但數百輛、上千輛腳踏車就會發出震耳的匡鐺聲。從不知名處得來的巨響,常讓已經士氣低落的英印部隊,誤以為日軍的裝甲部隊出現了,因此不及接敵便匆促撤退。」

錄音帶也是精巧意象,已被時代淘汰,但只要給放在適當位置,前後兩輪開始緩緩轉動,便能如書中的舊單車,重訴各種快給隱沒的故事。單車輪的轉動影響著戰事的成敗。運命之輪同樣循環無定。故事之輪再轉幾圈,到主角聽到第二盒錄音帶時,日軍便已從高峰滑落,終於湎北潰敗:「一個消息流傳在士兵之間,據說天皇頒發了戰爭終結詔書,投降了。(大約十秒的空白)」。日軍繳械,等待遣返,到這位老兵回台不久,又遇動盪:「昭和二十二年,台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事件,事件很快蔓延到全島」,為免麻煩,他不得不燒掉從戰場帶回的照片等物。查年份,指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這寫法對讀者來說可能是陌生化;但代入角色,用昭和紀年、那略隱晦的說法及厭戰的語氣,卻最合理。

戰爭影響的除了人,還有動物,例如在緬甸先被日軍捉走工作、後來又給轉送到台灣動物園的大象。〈靈薄獄〉一章便代入象的世界,語言連帶也進一步陌生化和詩化,撇去確切的陣營和地名,以及成敗和目的,只如象恍惚地隨運命步步前行:「在一個魚販攤前,象聞到了刺鼻的哈蜊、蝦殼的腥味,這氣味要到牠搭上那艘擁擠的船艦,被載運到小島時才獲得喚醒、證實。因為此刻象仍從未理解海,未曾識得海。」由單車寫到戰爭到動物,吳明益研究的工夫固然不容懷疑,且可感覺真有綿長和熱切的興趣,非單為完成一本小說努力。更難得的,是故事之輪從未停下,能駕馭龐雜的材料而不失平衡,有時似是基於他小說家的觸角才找到細節的靈光,有時似是因對準「運命」這主題而能捨割多餘材料,總之是沒犧牲小說的韻味,既呈現世界的紛繁,也始終關乎自我理解,以及寫作的意義。

關於寫作,小說首章〈我家族所失竊的鐵馬們〉介紹主角時說,他是么子,落後父母或兄姐的年代都太遠:「他們總喜歡跟我說,『阮較早彼時陣』商場如何如何,然後結語就是『你毋捌(bat)』、『你上(siong)好命』。」較晚出生也是「運命」,從前生活艱難,愈晚出生吃的苦大概愈少,但也成為另一種孤獨:「這總讓我不服,憑什麼我就不能經歷父母那個大時代?憑什麼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窮的時光裡,在商場的頂樓跳橡皮筋?憑什麼我就要擔負『上好命』的污名?長大以後,我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聆聽他們轉述,然後用文字重建那個『較早彼時陣』,藉此與他們同步長大、同步受苦、同步歡笑。比較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跟父親一起長大,他對自己說得太少,他與媽結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秘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樣一片空白。」

這或可解釋,《單車失竊記》那位父親為何每如風眼寂靜,種種苦難卻繞他而轉。這使我想起吳明益在「後記」引波里比奧(Polybius)的話來形容小說寫作:「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要學會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這是唯一的方法。」可能是災難與莊嚴這組詞語,也可能是書名先入為主的影響,寫到這裡,我的確也想到第昔加《單車竊賊》末處,父子在運命的播弄後,無言並行,終而隱入茫茫人海的結局。


《明報》二O一四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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