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與書

許多年前，在西班牙南陲知道海的後面就是摩洛哥，去年暑假終至彼岸。途上帶了美國作家鮑爾斯的文集Travels，末處有篇名為 “Paul Bowles, His Life”的未刊稿，是他晚年用第三人稱，順時序點列式回顧一生。想來這的確是遊記，只是目的地不是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而就是這世界，用一生遊一次，不可重遊。他這長途旅程有樂有悲，如年青時：「他快樂，寫了些字，幻想那就是詩」。

但世界畢竟是殘酷的，他往巴黎拜訪藝壇領袖Gertrude Stein：「她說他不是詩人，他便停了嘗試。他於是專注於音樂。Stein也不喜歡他的音樂。」幸好他沒給摧毀，幾條之後說：「Orson Welles有兩個劇作需要音樂，他便寫。」那年鮑爾斯才廿六歲，威爾斯只廿一，要多等四年才開拍《大國民》。鮑爾斯聽從Stein之見到了摩洛哥，從此與這地方結緣，成下半生寄居之處，代表作The Sheltering Sky是他與妻子在沙漠經歷的側寫，倦怠，虛空，彷彿也預示了二人日後的悵惘。

他在照片中常拿著煙，似是個疏放的紳士，在摩洛哥的主要工作則是寫作和紀錄民族音樂。我到Casablanca時正值齋戒月，市面活動減少，每天五次由叫拜樓傳出的禱告召喚，更具主宰日常生活的力量，但不知是否口腹影響了心情，碰見的人好像不甚友善。轉往淺藍色的Chefchaouen時齋戒月剛完，人的笑容也如陽光充沛。睡時雖總擔心明朝會喉嚨痛，但早上起來，摸摸晚上才洗的衣物經已乾透，確有說不出的清新。因為乾，熱也熱得明確和公平﹣﹣給陽光曬著酷熱，一躲在蔭處清涼。有天經旅館老闆介紹，跟當地一友善的大叔往山上走，到他位在山腰的小莊園。他不懂英文，我不懂法文，這位提著煙管有俠氣的大叔，還是邊走邊介紹各種植物。山漸高，烈日下幾乎中暑，雖然到達時真像武陵漁人般驚喜。中途看見呆在崖邊等待主人的兩頭驢子，也穿過他鄰居的叢林，一片鮮綠，種的都是大麻。

大麻在摩洛哥十分普遍，後來到Fez那些後巷，便總有人站在街角，孵小雞似的掬著手，待有人經過打開求售手中貨，據說有時還有鴉片。鮑爾斯說只要沒幽閉恐懼，大抵會覺得Fez有中世紀遺風，古老迷人。他說那時城內有位老人從未看過汽車，告訴老人乘車會比乘驢更早到達，老人回答：「但為何要更早到達呢，或許法國人想只要走得夠快，死亡便捉不到他們。」我在Fez沒遇過這種智者，有晚倒在進舊城時遇上一男人，說遊客在迂迴窄路中容易迷路，他順路回家，可一起走。本說不用了，但他自動跟在身旁，笑說自己不是壞人，在小學教《可蘭經》，還開始講解些舊城風俗。街燈昏暗，路又難找，唯有跟著這老師走，中途去了他相熟的商店和餐廳。走了很遠的路，腿都累了，一個高佬突然走近，拍拍我，然後指指小學老師說，在這裡請導遊是要付錢的。一看，老師突然變臉，說就給一點錢大家好過吧。二人趨前作勢恐嚇，幸好看見不遠處就是舊城出口，急步走，逃離時簡直鬆一口氣。

輾轉到了薩哈拉沙漠。不是現代旅遊業之助，我不可能來到這裡，途上在沙漠也看見了些廸士尼那種代表「原始」風格的旅館，很詭異。但一旦待在沙漠，人工物再發達，大自然也不會媚俗了半分。在營幕過夜，帳篷裡太熱，索性在外蓆地而睡。誰知深宵肚痛，獨個起來，旁人枕藉地上，離開營幕走遠一點找地方解決。前面是大石，再看，原來是一列坐下休息的駱駝。抬頭，頓時明白何謂“The Sheltering Sky”，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原來是這意思。鮑爾斯曾以 “Baptism of Solitude”形容薩哈拉。確然如此。見大自然之所以為大，在那絕對和冷漠下，不免感到徬徨。何夜無星無空寂，少的只是肚痛起來的人。

後來從Marrakesh到了Essaouira，既因順路，也因Orson Welles。《大國民》後十二年，他改編莎劇《奧賽羅》，吃盡苦頭，自己監製自編自導自演。序幕那場喪禮便在Essaouira取景，我只看過一次，卻難忘那多雲的天空，那城牆，那很大的風。城內最大的廣場以Orson Welles命名，正中還有一座紀念碑，其肖象卻已給人塗鴉。 日落時，坐在海邊看看海鷗看看遊人，草帽全是戴來給吹走的，否則就無法顯見風之飄忽，也少了舉目那許多呼叫與傻笑。那都是人生中較寫意的時刻吧，連俯身拾帽都像慢鏡。威爾斯忙著籌錢拍戲大概沒此閒情；鮑爾斯中年以後也不見得特別快樂，妻子跟一個他很懷疑的摩洛哥女人一起了，他後來還中風，健康日壞，捱了十幾年後死去。 “Paul Bowles, His Life”如是終結：

“There continued to be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as nothing anyone could do about anything.”

《字花》 二0一六年一月／第五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