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能完全條件反射地生活，雖然麻木，但至少無選擇的負擔。意識到自己還有大片選擇餘地可以是幸福，也可以很沉重：人生種種重要決定只能自己負責，一切後果得獨力承擔，無法推諉別人。但世事偏偏充滿偶然，任何取捨都無保證，而且不能回頭。然則，如何才能消解這壓力，不至陷入懷疑與拖延的迷霧？
數年前出版的All Things Shining﹣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便立意對應這虛無。書出來後評價不算理想，不少人嫌作者提供的出路太草率。但我覺得論《白鯨記》的一章寫得實在精彩，能在短小篇幅內，由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予友人書信中“evil art”的自況與啞謎引發，發掘小說潛藏的可能，提出具說服力的另類見解，以回應當下。碰巧早前在網上看見一張圖畫，題為 “Abridged Classics”，下面是幾本外國文學經典和精簡歸納，《戰爭與和平》是 “Everyone is sad. It snows”，《唐吉訶德》是“Guy attacks windmills. Also, he’s mad”，都有趣。但《白鯨記》的“Man vs whale. Whale wins.”未免太重勝負，不妨改做：“Man vs whale. The horror! The horror!" 恐怖的既是鯨魚，也是人。
人的魅力有很多種，有一種跟「魅」的字面意思扣連，彷彿迷人力量正源於鬼氣。小說也如此，有些特別陰暗瘋狂，《白鯨記》（Moby Dick)是代表。簡單說，這個十九世紀的美國故事，講年青主角一次在捕鯨船的經歷。重點落船長阿哈（Ahab)身上，因為他遠航的目的異於尋常，不為捕鯨賺錢，不為流浪見識世界，也不為失意而寄生滄海。目標只有一個：復仇。
阿哈多年前在海上遇見形相獨特的白鯨Moby Dick，搏鬥後給牠吃掉一條腿，往後須仗著鯨骨製的義肢過活。正如小王子心裡只有一朵玫瑰，阿哈心中也只有一條鯨魚，殺掉再多別的鯨魚、賺再多的錢、贏得更大的稱譽都無意義，唯一願望是在茫茫大海找牠出來，報了仇，才罷休。所以，本為排遣鬱悶和見識捕鯨生活的主角，無疑誤上賊船，捲進了那巨大的慾望漩渦，終點就是大海之心，黑暗之心。
阿哈有多狂傲？船上大偈是虔誠教徒斯塔巴克（Starbuck，後來那咖啡店創辦人因喜歡這角色而借用其名），曾質疑找動物報仇跡近褻聖。阿哈這樣回答：不要跟我談褻不褻瀆，太陽侮辱我的話，我一樣會復仇。到了故事後段，船上的象限儀、指南針、計程儀偏跟他作對，相繼壞掉，他都不上心，因他慢慢已用自己來丈量世界，權衡萬物。但阿哈也不是一味張狂，沒理智和圓融的一面，沒一點個人魅力，一船人早就作反，才不會跟他冒險，了此自私的心願。況且，阿哈對白鯨的執念，亦自有其純粹和堅貞，超越世間一切利害，無懼死亡，並提升到深富象徵意義的層面。這便扣連到小說對白鯨的描述，恐怖並不在兇殘，而在其朦朧、潔白、無臉，隱在深海使人無法看清，象徵意義卻多到泛濫，其恐怖與壯麗，正緣於這種把握不住的特質。阿哈就是欲與上帝抗衡的撒旦嗎？
All Things Shining試圖解釋梅爾維爾為何自言此書是“A wicked book” ，也點出他在信中用一拉丁文句子提到這小說時，為何只寫了「我非因父之名來為你施洗」便刻意停下；因下半句隱去的謎底，正是「乃以魔鬼之名」。不過，此書不單沒把阿哈等同撒旦，更認為他們其實相反：阿哈根本不志在違抗上帝，而為尋找究竟有沒有上帝可給他違抗。他如此一心一意，渴望尋得最終的真相和依歸，刺穿世界隱藏的意義，明白自己這不幸遭遇的啟示﹣﹣卻可能統統沒有，沒主宰、沒真相、沒啟示。沒有神，連魔鬼也無目標，失去存在意義。這才是小說真正顛覆和邪惡之處。
《白鯨記》文字本身的魅力，跟主題互相呼應，否則實難誘使廿一世紀的讀者放棄許多生活樂趣，費神把這本寫法極其浩瀚、且不時旁岔到捕鯨業和鯨魚生理的小說讀完。阿哈的雄辯滔滔有時會轉用「無韻詩體」(blank verse），主角一氣而下的聯想則每如浪接浪翻滾下去。有幾處本在寫日常生活，卻如白日夢般出了神，魂魄升空中又猛然回頭俯看萬物。例如，有次主角正在船上用機杼織紗墊，以手作梭，來來回回，沉默看著經緯相交，重複久了，卻突然想到面前不就是時間的機杼，自己就是那梭子，正織出命運，但經緯的數目既是定數，人的自由又在哪裡？另一處本來討論鯨魚生理，說明鯨脂的保溫作用，然後又是一個騰躍，謂人類應學習鯨魚，在北極覺火熱，在赤道感清涼，“live in this world without being of it”。
回到文首提及的人生抉擇問題。All Things Shining在序言提及有兩種人可以逃避選擇的重擔。一種是完全受慾望和癡迷役使的人，根本無選擇可言。另一種是極自信的人，對世界有清晰看法，朝目標勇往直前，希望外物都配合自己，終致成功。但這自信的出發點可能陰暗，不過是自大結合野心，以及自我欺騙，既不能面對現實，也不能接受失敗，所舉例子分別是船長阿哈，和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大國民」（Charles Foster Kane)。
這兩個引例真好，因對這類張狂人物尤感興趣的奧遜威爾斯，確曾把《白鯨記》改編成舞台劇和電影。一九五五年在倫敦的舞台劇，他安排自己演阿哈。電影的構思奇特，拍了一次不滿意，底片遺失；再拍一次也沒完成，只留下零碎片段。當世導演誰適合再拍呢？荷索（Werner Herzog)似乎是自然之選，最能營造那種具自毀傾向的蠻力，或反過來如他在Incident at Loch Ness，拍出一個詼諧版本。美國影評人沙馳（Matt Zoller Seitz）則曾幻想他深喜的馬力克（Terrence Malick)改編《白鯨記》，並為這只存於他腦海的電影寫了兩段影評，可謂別出心栽。但我想，馬力克要是改編《白鯨記》，會把阿哈復仇的願望顯得徹底無聊。他的電影不時觸及當代的虛無，關心人在這境況中如何能超脫，與道合一，所以電影的重心應不在阿哈，也不在人鯨搏鬥，而用另一雙詩意的眼，觀察船上眾生、空中飛鳥、水中游魚，凝望海面的鱗波、黑夜的繁星，拍出一個萬物真在閃閃發光的世界。
《明報》二0一六年一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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