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2, 2018

大浪細浪意識流﹣﹣訪梁穎禮



梁穎禮是獨立樂隊「意色樓」主音,也是「反東北十三人」之一,因時任律政司袁國強的政治檢控,去年由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十三個月。他坐牢時我曾跟他通信,獄中的緊絀見於信上,他初次回信的最後兩行都迫在紙末:「因熄晒燈,摸黑寫字,太潦,Sorry。」他曾跟我推介《鬼太郎》主題曲,妖怪不需考試,「在墳場舉辦運動會」,結合反叛與玩樂。可能寫信總希望填滿白紙,就這樣愈談愈多,有次問他在想什麼,他細說自己位置上的拉扯,既有莫名的責任感,又想做低調band仔。

他二月初保釋出獄了,這周三聽審才知道會否重投監獄,心情可想而知。訪談前,他說曾有記者影相時要他把長髮散開,沒吸煙也要點煙拿著以符合頹廢形象。聽了一同大笑。政治犯出獄後,好像循例要回答後不後悔的問題,但政治既可關乎整套生活形態,他重視的獨立音樂和共居又具反抗現狀的色彩,是故今次亦聚焦於此。問他有沒有什麼想通了?他說是謙卑:「不做大浪,要做很細很密的長流,這只在謙卑時才做得到。」這才知道他想寫本地獨立音樂史。

梁:梁穎禮
郭:郭梓祺

獄中聽叱咤

郭:你說出來後,除了見親友,最想練歌和錄碟。

梁:是,練歌會流淚。想起一個畫面。因意色樓最初的成員幾位現時在「觸執毛」。一月一號晚,大時大節,囚友都在收音機聽叱咤頒獎禮。開場就是觸執毛,但心想沒理由那麼老土,估到有明星插入。年青囚友還說,挑,Supper Moment扮謝霆鋒,原來真是他來的,「威化般乾脆」喎。

郭:哈哈。

梁:聽時感覺真複雜,覺得自己就像電影裡的角色。那晚寫信給黄麒靜說,意色樓曾有個Bass佬阿庭,覺得意色樓早了十年。我們初時曾簽一個獨立音樂的label,努力推我們去主流媒體派歌和做訪問,記得陳奕迅也說幾得意,香港要有這些band。結果年尾收到商台通知,可競逐最佳組合,上903網頁看,嘩全民投票呀?最後當然沒去叱咤,襯衫去咩?

郭:那年誰勝出?

梁:好像是HotCha。那晚不單沒去,還在Hidden Agenda表演。那時開始玩較多錢的大show,但朋友只說今日的聲或燈如何,都成了技術討論。或者問題變成「怎樣別人才會喜歡?」但應該是我們本身這樣,便有我們喜歡的聽眾。大show接觸不到觀眾,就回去玩Indie show,對主流充滿敵意,杯葛Clockenflap,覺得他們太側重西方,沒個性。現在回想,敵意可能太多了。

說起那個label,起初是和一班朋友搞了個「鑿開運動」,在觀塘碼頭搞「游擊show」,覺得自己好前衛,Oasis當初也是那樣,不申請,派對時交換電話,演出當日打去,電話錄音才說出地址。到我們那年代則用MSN。後來在街搞show也不夠過癮,朋友覺得要錄音搞label,清心地想將好音樂推出去,表弟會說在收音機聽到我唱歌,我也沒試過。但也想,應該選擇自己的位置,因遇過監製教訓我說要怎樣唱。

郭:例如怎樣?

梁:就是用Cantopop的格式,只是用band來表達。會說,阿禮,你唱歌可否啱音?

郭:哈哈哈。

左腳與右腦

梁:我最初其實不是唱歌的,噴graffiti和寫東西,在一本叫Re:spect的音樂雜誌寫過影評,寫VCD舖裡賣九元那種電影,後來嫌人廣告核突反面了,哈哈。但如在信中跟你說,自從因爆了腳甲而轉用左腳踢波,便覺得開始用多了右腦,結合不同範疇,藝術成份增加。

郭:都不知有什麼關係.......

梁:那時真這樣想,十五六歲練用左手寫字,撇去舊那套。寫詞都是hardcore東西,對社會不滿,應是band仔開頭的常態。

郭:看劉以鬯是後來的事?

梁:那麼遲才知道他我也覺得奇怪。樂隊名字最初是先有An id signal,因bass佬說id是「本我」,音樂就是本我的訊號,音譯過來意色是意態色情,太虛,不如加個實的,便想到樓,跟文學的「意識流」無關。直至看到劉以鬯,太震撼,因自己寫詞追求靚,好像想顯示:我沒讀過書,也識寫靚詞。看了他便覺得想法不夠寛闊。他那麼平實,沒廢話,連重複都那麼有意思,節奏感又好,令我明白到那種主觀突然滿瀉,無端說入角色去的感受,便追看他所有書。band仔有另一類,是沒修辭較口號的,可能全首只是「我拒絕,去接受」。我雖聽這些出身,但覺得這樣不夠深度,決定寫好他,因為明明有音樂性。

我覺得Vocal似條橋,很多人聽不到純音樂,我便即管寫歌詞,令人聽到嘈的東西,因想介紹新東西給人,結他和鼓方法都較新,如vocal是舊就很古怪,便想方法唱,又不想扮西方人,因聲帶結構不一樣,食牛肉也不及人多,這樣說racist 嗎?哈哈。然後便思考scream是怎樣一回事,京劇、粵劇、Reggae都影響過我。

band仔加入社運

郭:郭達年等又如何?

梁:我當初是band仔去社運,跟周諾恆等FM101朋友搞「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音樂會,發覺社運跟band scene無關,黑鳥由頭到尾是社運樂隊,可能只在反核show會一起玩,但那時已有意識將他們和本地band拉在一起,結合了幾代人,也有Wilson Tsang等。現在則比較習慣。

郭:講多點兩邊的關係。

梁:零五年香港反世貿,我去了看,知道連外國很狂的左翼老鬼都來了,是明星級已經有本自傳那種人,有個曾駕著鏟泥車撞銀行,坐了多年監,很工人很藝術,令人感動。見到長毛,嘩不堪一擊,反觀韓農那麼厲害,跳落海要游去會展,幾爆啊,一下分到幪面超人和孫悟空哪個更好打。心想這才是瘋狂和叛逆。這感覺醞釀了幾年,識得「自治八樓」的人,氣氛有點像墨西哥的Zapatista,在band scene也跟其他樂隊有角力,覺得他們唱那麼多hardcore,連貼海報也約到九十幾人,何不直接做個反歧視的行動?一討論就抗拒,覺得我們傳教,講左翼和無政府。這樣吵架沒出路,同時覺得香港需要音樂節目,阿牛碰巧想搞,便在民間電台講。發現只講不做有問題,和周諾恆知道領匯搞到有人跳樓,便找「八樓」的人一起上領匯寫字樓堵塞。自此沒停過社運,簡直荒廢音樂,第二張碟完全拋諸腦後。後來浪接浪,反領匯,反高鐵,後來和FM101的朋友反大台,但不是後來本土派那種,還相對平和。反政改時,在舊立法會外直播會議,主持說大家下次會再回來是不是?台下就有人叫:「唔係,我地要留低!」。那刻是在實驗社運可以怎樣,然後FM101的阿G衝上台搶咪,覺得可發生討論,真有百幾組人在圍圈,從未見過,什麼來的?激進但不盲目。

郭:那時期意色樓仍常演出?

梁:一直有。那時在社運場地演出,心中常跟自己鬥爭,是否要正經點?是否常喝醉所以別人覺得我們hippies或太浪漫?音樂那邊又會想,是否太老正,不夠邪,哈哈。藝術的朋友覺得我是社運仔,社運又覺得我是藝術家,但我明明整個碼頭罷工都在,心想為何這樣說,可能只是想令你少些話語權。那時台灣藝術雜誌《ACT》有篇文章寫得好,說藝術是公共的,又是自我的,當你腦中有矛盾,那就是創作的動力。讀完便沒事了,專心玩音樂,雖然社運那邊也有前輩說,你有人認識,不如去選。

郭:吓,叫你?

梁:是,我想也沒想過,也受人單打,說你就最清高。再後來則是跟德昌里的同伴,在一起各搞各的東西,希望與更多人創造一個世界。

寫本地音樂史

郭:說起hippies,我估計也是不少人對你的印象?

梁:只會說我做不到真hippie,因有太多批判,不能只接受Love and Peace,還要有Hate and War。那才是平衡,只有Peace太極端了。共住也不過是從基督教得啟發,所以有另一堆人說我們似教會。但這十年如不是共住,肯定不能維持創作,近距離交流容易得多,想到beat就可試,拍MV那個也在旁邊。

郭:想起你在信中說,一方面有種莫名的責任感,另一面又希望做個平凡低調的人,跟著唱歌的女朋友去Tour幫手已好開心。

梁:責任感是共修,低調是自修。社運上,其實在東北前我已不在前線拿咪說話,尤其大家都傾向喜歡乖人,年青和乖加起來有神聖感,我當然不是,只覺得有責任繼續在其中。說跟Tour幫忙,是想跟住喜歡的藝術家,如女友或David Boring等樂隊影影相。我有做紀錄的癮,但一直不夠專注,外國band許多生活都好看,譬如Stone Roses和Happy Monday的紀錄片,香港卻太少音樂人去呈現這面向,所以想在他人身上找到那熱情。我很難寫意色樓,之前避寫本地音樂史也因不知怎樣寫自己,但自覺也有份影響過,這樣說又好像太囂張。

郭:關於本地音樂史,想起黄津珏的《拆聲》也側寫了一點,另外李致安也做過些攝影紀錄。

梁:我覺得最好有時間線。也可跟類型講,為何Nu metal會轉去Emo rock呢?跟背後的文化,那期大家看什麼卡通片也有關係,一個類型已牽涉很多樂隊。我喜歡英國《迷幻異域》(Altered State)那種紀錄,從搞show的人、音樂人、聽眾、藥販等不同角度寫,不刻意講政治,卻見到社會氛圍的變化,像保守黨如何拉攏音樂人,希望拿得青年文化的話語權。

郭:你想用這紀錄來說什麼嗎?

梁:有基礎才可起得高。香港band有自己性格的並不多,用李致安的講法,是想找受香港band影響的香港band。大家一定受西方潮流影響,許多香港band跟著不停轉類型,有些可能只有三四年壽命,難以累積。

黄津珏那個比較知識性。我暫時雖只有零碎紀錄,但希望呈現的是生活面向。例如游擊show,便不是突發就能成事,而關乎band scene整套生活,那幾隊人可能已有一年常常吃飯,一起搞show,才能引發一場游擊。這種生活紀錄,林森也拍過點,但總括而言實在太少。

郭:最可惜什麼東西無人紀錄?

梁:就是有大型音樂節前,幾乎每周五六都有show,在大學、蒲窩、灣仔的酒吧,也有很多聽眾自發搞,不少都具社區意識,比社運那種可能還早,火炭的跟觀塘的不同,但葵涌搞天台show,觀塘band仔又會去看發生什麼事。把大家拉得更近的大概是「活化工廈」那時期。到有了大型音樂節,力量都投放過去了,好像每年只為玩那場show,人就鬆散起來。

學習謙卑

郭:想做好這些歷史紀錄,跟你說在獄中領悟到謙卑有關係嗎?

梁:以前覺得自己在社運和band scene都常處於風眼狀態,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不過都是沙石。在band scene會聽到對本地音樂的批評,嫌不及外國勁;社運又有人批評不夠前進,看看美國或台灣如何如何。但這些比較不是都來得太快嗎?我們的抗爭史和音樂歷史都太短了,最少是沒承接,累積不足。

坐監時看到囚友玩Beyond或許志安的《男人最痛》,我也開始投入地聽,以前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真在用音樂這載體來表達情感,沖涼時認真討論怎樣改進,不是要做明星,只為找到喜好,知道自己的時間應怎樣過。在那場合,如我說曾對住一萬觀眾玩過,是完全不成立的。有古惑仔說,你原來會在街搞show,很想來看,說最期待出獄後可玩音樂,而不是搵錢。

郭:是想由社運回去音樂那邊多點?

梁:對。在社運,好像不少群眾覺得我是曳仔,甚至是搞亂檔的奸角,又或別人一句hippie已講完,哈哈,好傷心。音樂這邊較自在,在那建立網絡認識朋友,其實也是在搞組織,只在換了一套語言,不是事工式的行政操作,講多點共居和創作,令生活沒那麼難捱,不像機器那樣,也在影響別人。正如現在仍收到囚友的信,鼓勵我要繼續玩音樂,也說多了留意新聞,會看《星期日生活》。是不是幾好?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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