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上月〈博物館與帕慕克〉一文刊出後三天，我到了伊斯坦堡，從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外的長街下山，走進帕慕克(Orhan Pamuk)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社會與藝術，真實與虛構，室外室內，若即若離。先說博物館，再說大街。
到達伊斯坦堡是清晨五時許，在地鐵站門外待了半小時，才有首班進城的列車。因在飛機上睡得不好，第一天不打算太過辛勞，在旅館放下行裝，吃點東西，便去觸發示威的格茲公園(Gezi Park)附近一看。一出德心車站，已見一排警察圍在已封閉的文化中心外面。公園一角的草地上有標語和相片，悼念在示威中喪生的人，偶然也會看見反政府的塗鴉，但除此以外相當平靜，零零散散有些不知是露宿者還是閒來無事的人，在草地上樹蔭下躺着睡覺，不遠處則是幾片工地。
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的臨時設施都已拆走，早前在網上有音樂家領群眾唱“Bella Ciao”之「共和紀念碑」下，則是兜售餵白鴿的麵包糠之婦人。碑上有幾處灰色的塗抹，手工馬虎，顯然是為急急遮蓋反政府之標語。
沿電車路走下山，正是伊斯坦堡最繁盛之大街Istikal Caddesi，慢步個多小時，便見右面有一路牌，指示到“Museum of Innocence”之方向。路牌不起眼，卻一見認得，因早前曾見一網上照片，一警察正在這路牌底下，舉槍向通往 “Innocence”之路射催淚彈；前後並置，頗有諷刺意味。走下去的小巷長而窄，再到平地處，已是另一氣氛安閒之社區，有幾家賣舊物的店舖。我在一茶檔喝茶稍稍歇息，後來才發現似乎全土耳其都用同一款茶杯，玻璃造，沒耳仔，一個透明小葫蘆似的，放在小碟子上，旁邊是一粒方糖，兩下就喝完。坐下不久便有貓繞在腳邊，這也是之後在土耳其常有的經歷。
再走不久，就認得深紅色的「純真博物館」。雖無朝聖之心，我還是帶了《純真博物館》，因為有書在手，就不用另付入場費。翻到書中印有門票的一頁，售票員在票上的圓圈，蓋上一隻紅色的蝴蝶。問他，來的人通常有書在手嗎？他答，你是今天第七位人客，之前六位都有。入口處有一女子正與訪客認真交談，我以為她是職員，後來知道不是。
甫入門，即見牆上的兩段引錄。我站着抄下第一段，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此話與博物館之構思，極為匹配。抄完就記起，小說開場其實正引用了這段夢入大觀園一般的話。
館不大，分四層，地面一層右邊有一個貼牆的大展箱，是小說中的女主角Fusun吸煙後遺下之煙頭，男主角Kemal將之一一收藏，分九年紀錄，展箱釘有煙頭四千餘支，每支列明日期，寫下與那煙頭有關之片言隻語。一樓是小說第一至五十一章之展箱，偶爾會有對物件的簡介，更多則是小說原文的引錄，觀看之間，有時會想起小說情節，有時則是隨意聯想。如看三十七號展箱，見一以小鐵鏈吊下來的白色塑膠圓柱體，便突然有種驚奇的感覺：為何一看而知，那就是舊日廁所水箱的拉水的把手？全無歧義，一眼認得，而且經已遠去。因為技術發展或品味改變，我們的廁所，早已不用這種高高在上的水箱，鐵鏈吊下來的把手自然一併消失。但物件引起這片刻的驚奇，大概就是帕慕克之關懷了。
逐層而上，二三樓是其他章數，有些展箱還未完成，用布簾封住。三樓還有帕慕克寫《純真博物館》之手稿，寫作經年，手稿數量亦多，一本本上下打開的A4筆記簿，底下放有一支支再無墨水的筆管。帕慕克在紙的兩面都寫了字，空白處有速寫，看他的散文集Other Colours時見識過他的畫風，頗可愛。因為版面有時太混亂，稿上也有帕慕克對打字員的提示。看手稿最大的感覺則是，書真是人寫出來的，尤其是這種欲為城市招魂的長篇小說，晨書暝寫，不知有幾多不為人知的刪塗，幾多無法記起的佳句，幾多個白白浪費的晚上，幾多個突然醒來的早晨。真是一件浩瀚的事情。
但在館中最有趣的經歷，可算是看完展覽才開始的。從樓上走回地面，便到底層賣書和明信片的商店看看。店不大，只有一店長和我，問她城內示威之進展，她熱心講解。她說，經歷這兩個多月，大家都累透了，運動也進入另一階段。問她市民的態度，她先說因她支持運動，肯定有偏見；固然有反對或不關心的人，但就是不上街的，都曾固定地在晚上九時，走出露台，一起敲鐵匙以示支持，不少老人便是如此，整條街一時聲音雷動。荒謬的是，政府見此，竟呼籲人舉報這些敲鐵匙的人，罪名是噪音和滋擾之類，真有人因此被罰款。談了一會，雙腳太累，我就坐在她身旁的樓梯繼續談。商店的天花有兩層高，直通地面，故其他職員也從樓上探頭答話，或提提這位名為Nilay的店長一些英文字眼。
此時，原先在門口做訪問的女子也走下來了，問我關於博物館的問題，例如若然不知道小說，參觀還有意義嗎？我說，不至沒有，但一定少得多。她邊說邊抄，說了幾句，才知道這個叫Pinar的女子，原來不是職員，而是一個博士生，土耳其人，正在意大利讀書，因論文題目研究《純真博物館》，暑假就回來土耳其找資料，這段時間都在收集訪客的意見。說了幾句，又一女子走下來，名為Kiymet，是有份參與整個博物館計劃的藝術家，這幾天碰巧回館做事，高興地說，門口右邊的那個煙頭的展箱，就是她負責的，然後邊拿起店內有售的目錄冊The Innocence of Objects，邊為我講解。
三人和我繼續談，我也說了一些意見，如展箱間或有點重複，連帶也說起，其實來之前三天，才在香港一報章為《純真博物館》寫過文章。她們有點驚訝：“In Hong Kong?” 所以我之後說想為她們拍照時，她們便好奇地問，即是樣子會在香港出現？我也問了些不解之處，例如展品中何以沒有足球，因之前讀The Innocence of Objects時，知道常有小孩把球踢到博物館的後園，帕慕克說開幕時，便把其一放進展箱。
Kiymet即時回答，有啊，還是兩個，隨即翻開目錄冊，三十八號和七十三號兩個展箱便是。真有趣，因我心目中之足球，總是黑白那種，一時沒想起小孩子踢的，常常是橙橙黃黃的小膠波，也印證了何謂視而不見。那是下午二時許，四人都未吃飯，便一起去了就近的餐廳午膳繼續談，提及她們的背景，也說起抗爭的事，包括警察的暴力。之前有幾晚，因示威者從廣場一直向博物館方向逃走，警察追趕過來，她們便要在休館後留下多等個多小時才能離開。
Pinar跟我談起她的論文，說不同意我剛才訪問時說的，因其論文，正欲說明「純真博物館」是個可以完全脫離《純真博物館》而獨立存在的博物館，這個月來尤其有信心，因為有些訪客就算不知道小說，也因展品而讀出了城市的歷史，勾起了個人的回憶，人為了明白面前的東西，總會自製一些框架和敍述，所以反對我說，不知道小說的人會讀到較少東西。我的意見是，小說與博物館雖有各自的生命，但博物館其實不如小說之獨立，因博物館有明確的敍事，如一章章發展之設計，又大量引用小說原文，連帶似懂非懂地說起艾柯(Umberto Eco)一些文學理論。但未及解釋，其餘二人就說，帕慕克不久前才帶同艾柯參觀博物館。我說知道艾柯四月時到過伊斯坦堡與帕慕克對談，可惜網上錄影配了音，是我不懂的意大利文。但看過簡短文字稿，艾柯一貫風趣。
一起步行回去，與Pinar繼續在館外坐着談。臨行前她說，明年輪到帕慕克造訪意大利，跟艾柯對談，尚未向外公佈，但她已確知地點和日期，告訴了我。抄在筆記，有種好像知道秘密的喜悅，但也明知無緣前往。如是者，就過了在土耳其的第一個下午。
五天後，臨離開伊斯坦堡前的周六下午，我又再次從德心廣場開始，沿大街Istikal Caddesi一路走下，見聞又有不同。下回再續。
上月〈博物館與帕慕克〉一文刊出後三天，我到了伊斯坦堡，從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外的長街下山，走進帕慕克(Orhan Pamuk)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社會與藝術，真實與虛構，室外室內，若即若離。先說博物館，再說大街。
到達伊斯坦堡是清晨五時許，在地鐵站門外待了半小時，才有首班進城的列車。因在飛機上睡得不好，第一天不打算太過辛勞，在旅館放下行裝，吃點東西，便去觸發示威的格茲公園(Gezi Park)附近一看。一出德心車站，已見一排警察圍在已封閉的文化中心外面。公園一角的草地上有標語和相片，悼念在示威中喪生的人，偶然也會看見反政府的塗鴉，但除此以外相當平靜，零零散散有些不知是露宿者還是閒來無事的人，在草地上樹蔭下躺着睡覺，不遠處則是幾片工地。
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的臨時設施都已拆走，早前在網上有音樂家領群眾唱“Bella Ciao”之「共和紀念碑」下，則是兜售餵白鴿的麵包糠之婦人。碑上有幾處灰色的塗抹，手工馬虎，顯然是為急急遮蓋反政府之標語。
沿電車路走下山，正是伊斯坦堡最繁盛之大街Istikal Caddesi，慢步個多小時，便見右面有一路牌，指示到“Museum of Innocence”之方向。路牌不起眼，卻一見認得，因早前曾見一網上照片，一警察正在這路牌底下，舉槍向通往 “Innocence”之路射催淚彈；前後並置，頗有諷刺意味。走下去的小巷長而窄，再到平地處，已是另一氣氛安閒之社區，有幾家賣舊物的店舖。我在一茶檔喝茶稍稍歇息，後來才發現似乎全土耳其都用同一款茶杯，玻璃造，沒耳仔，一個透明小葫蘆似的，放在小碟子上，旁邊是一粒方糖，兩下就喝完。坐下不久便有貓繞在腳邊，這也是之後在土耳其常有的經歷。
再走不久，就認得深紅色的「純真博物館」。雖無朝聖之心，我還是帶了《純真博物館》，因為有書在手，就不用另付入場費。翻到書中印有門票的一頁，售票員在票上的圓圈，蓋上一隻紅色的蝴蝶。問他，來的人通常有書在手嗎？他答，你是今天第七位人客，之前六位都有。入口處有一女子正與訪客認真交談，我以為她是職員，後來知道不是。
甫入門，即見牆上的兩段引錄。我站着抄下第一段，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此話與博物館之構思，極為匹配。抄完就記起，小說開場其實正引用了這段夢入大觀園一般的話。
館不大，分四層，地面一層右邊有一個貼牆的大展箱，是小說中的女主角Fusun吸煙後遺下之煙頭，男主角Kemal將之一一收藏，分九年紀錄，展箱釘有煙頭四千餘支，每支列明日期，寫下與那煙頭有關之片言隻語。一樓是小說第一至五十一章之展箱，偶爾會有對物件的簡介，更多則是小說原文的引錄，觀看之間，有時會想起小說情節，有時則是隨意聯想。如看三十七號展箱，見一以小鐵鏈吊下來的白色塑膠圓柱體，便突然有種驚奇的感覺：為何一看而知，那就是舊日廁所水箱的拉水的把手？全無歧義，一眼認得，而且經已遠去。因為技術發展或品味改變，我們的廁所，早已不用這種高高在上的水箱，鐵鏈吊下來的把手自然一併消失。但物件引起這片刻的驚奇，大概就是帕慕克之關懷了。
逐層而上，二三樓是其他章數，有些展箱還未完成，用布簾封住。三樓還有帕慕克寫《純真博物館》之手稿，寫作經年，手稿數量亦多，一本本上下打開的A4筆記簿，底下放有一支支再無墨水的筆管。帕慕克在紙的兩面都寫了字，空白處有速寫，看他的散文集Other Colours時見識過他的畫風，頗可愛。因為版面有時太混亂，稿上也有帕慕克對打字員的提示。看手稿最大的感覺則是，書真是人寫出來的，尤其是這種欲為城市招魂的長篇小說，晨書暝寫，不知有幾多不為人知的刪塗，幾多無法記起的佳句，幾多個白白浪費的晚上，幾多個突然醒來的早晨。真是一件浩瀚的事情。
但在館中最有趣的經歷，可算是看完展覽才開始的。從樓上走回地面，便到底層賣書和明信片的商店看看。店不大，只有一店長和我，問她城內示威之進展，她熱心講解。她說，經歷這兩個多月，大家都累透了，運動也進入另一階段。問她市民的態度，她先說因她支持運動，肯定有偏見；固然有反對或不關心的人，但就是不上街的，都曾固定地在晚上九時，走出露台，一起敲鐵匙以示支持，不少老人便是如此，整條街一時聲音雷動。荒謬的是，政府見此，竟呼籲人舉報這些敲鐵匙的人，罪名是噪音和滋擾之類，真有人因此被罰款。談了一會，雙腳太累，我就坐在她身旁的樓梯繼續談。商店的天花有兩層高，直通地面，故其他職員也從樓上探頭答話，或提提這位名為Nilay的店長一些英文字眼。
此時，原先在門口做訪問的女子也走下來了，問我關於博物館的問題，例如若然不知道小說，參觀還有意義嗎？我說，不至沒有，但一定少得多。她邊說邊抄，說了幾句，才知道這個叫Pinar的女子，原來不是職員，而是一個博士生，土耳其人，正在意大利讀書，因論文題目研究《純真博物館》，暑假就回來土耳其找資料，這段時間都在收集訪客的意見。說了幾句，又一女子走下來，名為Kiymet，是有份參與整個博物館計劃的藝術家，這幾天碰巧回館做事，高興地說，門口右邊的那個煙頭的展箱，就是她負責的，然後邊拿起店內有售的目錄冊The Innocence of Objects，邊為我講解。
三人和我繼續談，我也說了一些意見，如展箱間或有點重複，連帶也說起，其實來之前三天，才在香港一報章為《純真博物館》寫過文章。她們有點驚訝：“In Hong Kong?” 所以我之後說想為她們拍照時，她們便好奇地問，即是樣子會在香港出現？我也問了些不解之處，例如展品中何以沒有足球，因之前讀The Innocence of Objects時，知道常有小孩把球踢到博物館的後園，帕慕克說開幕時，便把其一放進展箱。
Kiymet即時回答，有啊，還是兩個，隨即翻開目錄冊，三十八號和七十三號兩個展箱便是。真有趣，因我心目中之足球，總是黑白那種，一時沒想起小孩子踢的，常常是橙橙黃黃的小膠波，也印證了何謂視而不見。那是下午二時許，四人都未吃飯，便一起去了就近的餐廳午膳繼續談，提及她們的背景，也說起抗爭的事，包括警察的暴力。之前有幾晚，因示威者從廣場一直向博物館方向逃走，警察追趕過來，她們便要在休館後留下多等個多小時才能離開。
Pinar跟我談起她的論文，說不同意我剛才訪問時說的，因其論文，正欲說明「純真博物館」是個可以完全脫離《純真博物館》而獨立存在的博物館，這個月來尤其有信心，因為有些訪客就算不知道小說，也因展品而讀出了城市的歷史，勾起了個人的回憶，人為了明白面前的東西，總會自製一些框架和敍述，所以反對我說，不知道小說的人會讀到較少東西。我的意見是，小說與博物館雖有各自的生命，但博物館其實不如小說之獨立，因博物館有明確的敍事，如一章章發展之設計，又大量引用小說原文，連帶似懂非懂地說起艾柯(Umberto Eco)一些文學理論。但未及解釋，其餘二人就說，帕慕克不久前才帶同艾柯參觀博物館。我說知道艾柯四月時到過伊斯坦堡與帕慕克對談，可惜網上錄影配了音，是我不懂的意大利文。但看過簡短文字稿，艾柯一貫風趣。
一起步行回去，與Pinar繼續在館外坐着談。臨行前她說，明年輪到帕慕克造訪意大利，跟艾柯對談，尚未向外公佈，但她已確知地點和日期，告訴了我。抄在筆記，有種好像知道秘密的喜悅，但也明知無緣前往。如是者，就過了在土耳其的第一個下午。
五天後，臨離開伊斯坦堡前的周六下午，我又再次從德心廣場開始，沿大街Istikal Caddesi一路走下，見聞又有不同。下回再續。
【下篇】
留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天是星期六，我又到了德心廣場。聞說周末晚上因假期關係，廣場會較熱鬧，警察也更緊張，會封閉部分地鐵站出入口。那天晚上，我將要乘夜車離開伊斯坦堡，故只能在下午到廣場看看。
周末下午，廣場人多，在「共和紀念碑」下賣麵包糠的人也由一個變成了四個。在底下坐了不久，就有人走過來靜靜兜售冒牌的名廠香水。走在繁華大街Istikal Caddesi，每隔幾分鐘就有警車和裝甲車在路中心經過，突然卻聽見遠處的一聲叫喊。
走近看，是三個年輕人，把報紙放在心口的人，在大街中心來回踱步，定時叫喊口號，高亢堅定。看起來像大學生，我走近問其中一人喊的是甚麼。他說，是叫人簽名要求總理埃爾多安(Erdogan)下台，收集簽名的攤位就在前面。我看了看報紙，又問他頭條說的是甚麼，連帶問他，繼續問問題會耽誤他嗎？他說，有更多外國人知道伊斯坦堡的現況也好，並謂他們有三個人派報紙，不要緊，便把我拉到街的一旁聊天。
這男子名叫Goksenin，是位考古學的碩士生。突然記起，便先問他德心廣場的「共和紀念碑」下給塗去的是甚麼？他說其中一句是詩，拿了我的筆記打算抄在上面，但瞄了瞄我在簿上畫的一個葫蘆立體，便笑說：“Ha, so you are drawing the cay.” Cay即茶，讀若搓，能使他認到我畫的東西，多少感到滿足。岔開一筆，旅行回港後，因請雷競璇先生做九龍城書節讀書會嘉賓，他說可討論其實頗有瑕疵的《茶的世界史》一書，便買了來看。書末附有〈茶的詞源考〉一文，說世上用來描述茶的名字可分te、cha和chai三類，然後逐一追溯其發展路線。英文的tea屬第一類te，中文的茶屬第二類cha。土耳其文的cay則屬第三類chai，盛行於歐亞大陸中心一帶。學者試圖解釋cha發展成chai之連繫，有說chai就是「茶葉」二字之壓縮，但其說不甚妥；亦有說chai與「齋」有關，看來更牽強。較可信的，則是chai乃受波斯語影響，經蒙古帝國傳遍歐亞大陸，唯後來聽雷先生說，第三類chai之分法實嫌多餘。
Goksenin把詩句抄在我畫的茶杯底下，語出土耳其詩人Turgat Uyar的 “Yokus Yola”。那晚回旅館上網查翻譯，詩題指的是“The Road Uphill”，頗符合德心廣場高峻的地勢。至於報紙頭條寫的，則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兩個月來，政府不斷誣衊抗爭，謂有幕後黑手在運動背後蠱惑人心，操控群眾。他們這群大學生卻認為，政府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操控傳媒，專橫暴力。問他詳情，他說，政府一直抺黑如高調支持示威的商人Ali Koc，指他煽風點火，因抗爭期間，他曾為示威者供應物資，並容許他們使用他位在廣場附近的酒店之廁所沖身。示威者被警察追捕，又能躲在酒店中。Goksenin笑言，警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走進大學捉人，卻不可走進酒店。我問，怎麼可能？他說，因那是私人物業，緊接的一句很有意思：“This is Turkey”。
以 “This is Turkey” 來解釋眼前荒謬事物，我在土耳其聽了三次，語氣幾乎一模一樣。第二次，是在小城艾華力(Ayvalik)對出的愛琴海上。船開了不久，跟一土耳其人說了句近乎廢話的寒暄：「這裏水質真好」。怎知他反駁說，內港的水已不怎樣了，然後遙指一小島，說有人竟在那名為Cunda的小島和艾華力之間起了一條馬路，水流為之大受影響。「怎麼可能？」我問。他聳聳肩說：“This is Turkey”。第三次在棉花堡（Pamukkale)，在途上偶遇一個滑翔傘教練，有緣跟他從天俯視滿山的白色石灰岩溶洞。有些白如棉花，有些卻已乾涸變色。他說，土耳其人也是這十幾年才懂得保護自然環境，以前不用入場費時，還會有人來燒烤的。「怎麼可能？」他便說：“This is Turkey”。
Goksenin說完 “This is Turkey”，繼續說土耳其近幾年之政事民生，尤其不滿於傳媒的封閉。最經典的，自然是警察走進格茲公園清場時，國際的CNN電視台直播警察與示威者之衝突，而土耳其的CNN台卻在播放一齣企鵝紀錄片。Goksenin恐妨土耳其會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過程中走上回頭路，才號召市民要求總理下台。說話時，身旁不斷有警察的裝甲車在大街來回巡邏，Goksenin說警察個幾月來就是這樣不斷威嚇市民。簽名運動看來無望，他卻充滿信心。
就在此時，另一位原先在派報紙的女子也走了過來。她名叫Uren，讀土耳其文學，問起她對帕慕克之意見，她有點不以為然，覺得帕慕克立場親美，又支持土耳其攻打敍利亞。我只知道包括帕慕克等七位作家，曾聯署要求聯合國制裁和介入敍利亞，但對事情之認識極少，近日才因生化武器的新聞而稍為關心。說起帕慕克，Goksenin語氣也略鄙夷，說帕慕克對抗爭的立場飄忽，到後段才公開支持示威者。我不清楚帕慕克最初之取態，只讀過他在《紐約客》的一篇聲援文章，態度鮮明；以帕慕克跟土耳其政府的關係，也似無支持他的理由。但三個派報紙的人有兩個被我扯走了，不太自在，為免耽誤就沒追問下去。跟二人道別，再走不久就看到收集簽名的攤位，大字寫着 “Hukumet Istifa”，即“Government to Resign”。那又何止是土耳其人的獨有要求。
沿大街走下，到達歷史悠久的「加拉塔沙雷學校」(Galatasaray Lycee)外之空地，又有另一批警車駐守。附近站着一個老伯，身前身後掛了寫滿字的紙牌。見一年青人細看牌上文字，便問他寫的是甚麼。他解釋，老伯是「阿列維派」(Alevi)的信徒，屬伊斯蘭教中一獨立教派，希望爭取更多自由。這大學生唸政治，跟他邊走邊談，他說起整個抗爭結集了不同議題，壓抑了的要求同時爆發，但前提都是覺得自由正逐步縮減。他對「正義與發展黨」(AKP)愛恨交纏，執政這十一年來，生活確有不少改善，不過發展下去卻充滿隱憂，好像推翻了先前的軍政府，卻慢慢變成另一個軍政府。我結果忘了問他的名字，但他沿路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幾次政變的歷史，亦說起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鄙視，政要不時公開取笑他們，例如會說，他們本來都是土耳其人，但後來移居山上，不小心“Kurd”一聲誤踏雪堆之中，便成了庫爾德人。跟這大學生分別，我便在傍晚回到旅館。
我沒有以偏概全的意慾，更深知旅途上遇見甚麼人，全是偶然所致，所以遇到有想法又有所關懷的人，總覺得特別慶幸。那些人是沒必要給我遇見的，但沒有他們，我所知道的「純真博物館」和大街就全不一樣。不論是社會運動還是藝術，這幾個人都認真投入其中，對本國的歷史、文化、藝術都有認識，然後以各自的媒介探尋真理，輾轉就把信息傳播到香港的報章上，如同早前在德心廣場靜立和站着讀書的人群，與異邦人相借力相影響。
到達伊斯坦堡時是大清早，雖是夏日，早上還有點清涼。離開則是晚上，跟巴士一起上了輪船，在深宵渡過了靜謐的馬摩拉海(Sea of Marmara)。巴士關了引擎，車上的人都渾渾噩噩地走到船邊，或抽煙、或聊天、或遠望。月亮低懸，海上的月影拉得修長，始知挪威畫家蒙克(Edvard Munch)畫的月光倒影雖然詭異，卻原來相當寫實。如是者，就過了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個晚上。
〈上篇〉：《明報》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下篇〉：《明報》 二○一三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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