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最近舉辦了一系列關於本土意識的講座，上月是第四講，由雷競璇先生講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他從當時的社會氣氛，例如輿論在六七暴動後對社會運動之猜忌，談到年青人其時之思想狀況、保釣運動的歷程等，配以照片和文獻，娓娓道來。重要的是，雷先生那時正讀大學，積極參與社運，由他來講，自多親身觀察與記憶，說來特別動聽。例如他從一幀黑白照中，認出了一位女同學，憶述她當年在七七維園大集會那天，如何為了避開警察的監視，把長布束在腰間當作裙子，到走進了維園才脫下，在上面寫大字，變成橫額。
聽時覺得，這長布的捲起與拉開，本身就是個跟回憶有關的意像，連帶也想起了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尤其是在七七集會被捕的葉萍。那晚回家，就開始重讀這小說。故事分十章，以葉萍、立梅、醒亞、但英這四個女子為重心，旁及她們身邊的人。時空來回穿插，從六十年代的文社和中文運動，寫到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八九民運，臨近九七政權易手等，前後跨越近三十年。
辛其氏不時是先預告各人的際遇，再回頭訴說她們沿路走來的曲折。她們聚腳之「紅格子酒舖」，便見證了不少悲歡離合，小說寫來樸實有情志，頗符辛其氏在〈再版後記〉的這段話：「寫作對我來說，純粹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心靈活動，有時寫得多，有時寫得少，慢是一定的，一張四百字原稿紙可以反反覆覆塗塗抹抹一星期。我志氣低，才情薄，近世眼花繚亂的各式文學理論更加望而生畏，唯一可取的是，下筆倒還莊重。」
初讀時覺得這「莊重」二字特別深刻，重讀小說，便不斷想這莊重所指為何。除了文風之乾淨，那似乎還關乎作者對書中人物和歷史之關懷；抽身品鑒各人生命之特質，也透現出她們身處時代的色彩。譬如書的前半部，便多寫返工廠、辦文社、讀周報、買橙色拳頭衫、投稿、寫信這些日常生活，由是重組當時的社會肌理。各人的得志與挫敗，去就聚散，都映襯在重重底色之上，有時火紅鮮艷，有時灰暗鬱悶，連接起來，便成一匹歷史長布。
舉一九七一年七七維園大集會為例，小說便寫出了投入社會運動之細微複雜處，並非支持和背棄這對立所能歸納，而能同情各人的掙扎。都是人來的，有不同身世，有七情六慾，何況還會互相影響。四人之中，當天醒亞和葉萍到場，立梅和但英沒去。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集會原定在當晚七時開始，但下午的氣氛已很緊張：警方當天藉傳媒預示將有拘捕行動，並勸籲家長管束子女，由五時起不要在維園及銅鑼灣一帶流連。
平日家教甚嚴、行事規矩的醒亞之所以出現，既因擔心男友和記掛葉萍，辛其氏寫道，「還有一種她自己也覺得陌生的潛藏心底的蠢動，那裏面有叛逆與好奇的成分」。結果不太關心政治的醒亞，便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天現身維園。葉萍最終被捕時，慶幸醒亞沒被抓下，也想到沒到場的兩位朋友，寫來言簡意賅：「立梅與但英，此刻也許正為她操心，也許已上牀就寢，但在那樣一個嚴峻的時刻裏，她與她們並沒有相同的承擔，這在她們交叠的生命裏，無疑是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
立梅和但英為何沒去呢？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得不多，到第六章〈我們到維園去〉，才提到七七當日，但英跟葉萍說的一番話。她不去了：「依立梅的性情，她大抵也不會去，直面強權並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考驗，希望你能夠諒解」。有意思的是，此章中段雖從葉萍的視角，補寫七七集會場面之慌亂，但首尾卻以立梅為重心，回溯她跟維園的關係，寫她童年時如何到園中玩樂，以及跟爸爸在維園逛花市的經歷，都一片和樂。可以說得義憤的「我們到維園去」，落在立梅身上，卻是爸爸對女兒說的溫柔話。同一地方，同一句話，乃有更立體更廣闊的意義。
事過境遷，幾十年後，書中四主角都嘗過不少人生的苦頭，取向各有不同，「紅格子酒舖」亦早已結業。第七章〈來自遠方的躁動〉寫到八九民運期間，但英走進了政治風暴的核心，在北京採訪；葉萍已為人母，生活安穩而略見消沉，天天在收音機聽但英的報道，輾轉再度走上街頭：「葉萍終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一個雨天的早晨，堅定地派出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的第一張傳單，她對一位看着稠密的雨水發愁的母親輕聲說：『請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葉萍的女兒不如她少年時富激情，關心國家大事；她則以母親身份，在風雨聲中默默感染其他母親。
許迪鏘先生在辛其氏的小說集《漂移的崖岸》的後記說，雖知不應把帶有個人經歷影子的小說看作事實的反映，但他不能制止自己相信，《紅格子酒舖》裏的幾位女主角，是以辛其氏和她的幾位摯友為原型，故認為此書是「嘔出心血乃爾」。重讀《紅格子酒舖》確實也有此感覺。辛其氏雅淡地呈現幾個主角數十年間的際遇與變化，如實道出生活的繽紛與失落，以及那一點點無可奈何。世界潮流在變，人當然易受其影響；書中角色如是，寫書的人何嘗不是。能在變化萬千的寫作潮流之中，不為追趕誰人，而以一套不算起眼的方式密密襯色縫織七八載，為這地方留下一卷值得他日敞開重看的長布，我想，這就是莊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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