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廣超先生正式的身份，除了「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總監，還有「故宮出版社故宮文化研發小組」總監和「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文化設計研究所」副所長等，多年來專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轉化中每見情趣，著作包括《筆紙中國畫》、《不只中國木建築》、《筆記〈清明上河圖〉》。
但對我來說，他卻是香港很被忽視的作家：眼光之獨到，文字之敏銳，總使我覺得他是詩人。早前到了他的工作室跟他談天，更覺他表達的出其不意，有時乍聽不明白，幾句後才有燈亮的喜悅。他新出版了《紫禁城100》，但相對此書，我更想多聽他談自己的過去，由錦田的匱乏童年、談到法國留學的經歷、到今日全心研究中國文化，前因後果之間，常有微妙關連，信手拈來，都是富深意的故事，還引伸到他看藝術和世界的方法。
趙：趙廣超
郭：郭梓祺
廿一世紀的最大冤案是器物
郭：你常研究中國器物，可說說你對器物大體的看法嗎？
趙：中國人以前愛講「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從前說「器」字，不過用隻狗守住，現在卻是君子小人一齊站在入面，都不知怎樣分。但我想廿一世紀，人類最大的冤案就是器物。人人說物質蠶食心靈，但其實是你自己cheap, 卻推諉一樣沒主動性的東西。無法控制的不是物質，而是我們。
郭：哈哈。請再說。
趙：我所理解的「手工藝」，就是一對手，手工，和手工藝。天生一對手，用心做任何事，都有一份悠然自得的內涵。我捧茶給自己和給你，動作可能一樣，心態卻不同。所以你看這個杯，就算是機器造，都保留了手的規律。
現在卻有奇異的分割：這是拿筆的手，那是割禾的手。拿筆的人，好像非要去割禾，非要令自己雙手爛掉才叫尊重。我們很容易就掉進這陷阱。好像我不如此，我即墮落。但墮什麼落？不過是用手造出來的機器，代替我們去造那物件。如說機器是禍害，手不就是元兇？善緣孽緣，都是你自己造的。不過你看，我們還是欣賞音樂盒的，那是機械，卻又可表現美妙的樂章。所以當回到根本問題：演變，是我們追求身心上的和諧與幸福。我們其實有能力在任何的人工產品裡，找回那小小的愉悅﹣﹣而不是娛樂性。
可舉Photoshop為例。我最初學用時，覺得總跟平時畫畫差很遠，他多麼頑固。然後某日就想，要工具從屬於我的意志，是霸道的，這也是人和人工的關係。如PS的「錯」才是常理，他應該有自己的法則，那便要將這意想不到的效果，當作其應有狀態，於是就決定要跟他「錯」出合作。這樣一來，已不是錯了。我用任何東西，也不堅持自己，你反要先知道他是怎樣的，這就是“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
郭：現時傾向的確是回到雙手，因好像失落了太久。
趙：那還麻煩，搞死那些捱了一生、累積了一世的工匠。第一，你做時容易走精面。第二，可能是美學的墮落。第三，很容易便將那短暫的過程，等同那工匠一生在社會、在家庭做此事之含意，可能他要養兒育女，都是自然的事，裡頭又不知受過幾多創傷。台上台下都分不清，才是墮落。
錦田的一部收音機
郭：不如說說你的過去。你小時候是怎樣的？
趙：小時候只知跟同學、老師和家人都有距離，常發呆，但喜歡看書。學校在錦田那些鄉村地方，圖書館不濟，故不時是在路口等圖書車，人生第一個虛榮就在此建立。那時才二年班，卻總是借厚厚的書，使一起排隊的高年級年側目。那或是我此生最憤發的時期，地下有字也會蹲下看。那些書和文字告訴你，世界不是這樣的，不是你在走的那條路。
郭：記得看過些什麼書嗎？
趙：印象深刻的包括《白蛇傳》。那時年紀少，連兩性也不懂分，卻覺得許仙負了白蛇，總之很憎他，卻未知道妖精的可怕。從小到大啟發我的，都是一些objects，收音機也一樣。
郭：是怎樣的？
趙：錦田有山包圍，世界盡頭就是山，望不透的只有天。直至有一天，突然來了個收音機，那當然是高科技。那時是聖誕，一打開，有留學生錄了音和香港家人拜年，在電台播放。有人說他在滿地可，正落雪。我一聽，哪裡來的？他所有東西都跟我不一樣，說的卻是廣東話。為何世界有那個地方，還會落雪，聽了簡直令人神往。可能那時就埋下一粒要放逐自己的種子，後來才明白，收音機這receiver，真正的功能卻是projection。他也將我射向了這世界，後來我發現生命的飛躍，想像力的發揮，都是來自人工的產品。
這很吊詭。因真正的啟發其實來自大自然。但大自然實在太高了，你在其中只可以承受，介乎中間的人工物，反而成一踏腳石。他不完美，你看不到那個在滿地可的人；到看到時，也觸不到。他總有缺憾，所以你想像的補足就更劇烈。這引導我長大了就四處走，但最後竟又回到錦田。那時阿媽移民，便將家變做書房，人大了難免有些物慾，最厲害時便有六部電腦。
六部電腦與小小盆栽
郭：嘩，六部。
趙：是，我畫畫時，最多有十二個畫架，好像指揮家一樣，覺得有自己的王國。對著電腦，希望將想法表達出來。然後有一日，心裡不舒服，無甚意識下，便找了一個小小的盆栽，放在電腦旁。當下便好像解決了一個問題，繼續做事去。
前後兩情境交叠，我發現：小時的現實，成了我大時的裝飾；大時的現實，是小時的裝飾。小時候，高科技是現實的奇異補足。長大了，科技卻變大，成為一部部電腦，卻乾澀，然後整個錦田，又濃縮成一個盆栽，給放在旁邊。我覺得生命可能就是這平衡的搖擺，從這裡頭辯證你要堅持的究竟是什麼。你執於一者都會死，最少是無奈。日常生活，有時就是少了這自發的平衡，每次我最困厄，就會想這平衡。
郭：有趣。
趙：所以繞了一個圈，又回到錦田。我以前意氣風發時寫過一句：你站在任何一地方大力踏，地球都會震。平時總以為要到某個地方才有意思，正如我們現在，便是用passport證明我們對真理的搜索。但不都在地球？你看曹雪芹寫《紅樓夢》那間屋，多簡陋。
錦田阿婆的故事
郭：那你什麼時候，知道要做文化藝術的事業？
趙：有段時間，我在想自己能否寫東西呢，結果被這概念愚弄了。我覺得有需你就寫，沒必要證明自己。但我肯定自己不是畫家，原因很簡單，畫家不畫畫會死，我卻可以不畫。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出去玩完回家便畫，畫到睡著，明朝起來，最美的就是隻手，因為關筆關不好，整隻手都花了，比那張畫還美。但這本質是藝術，通過筆和色塊，令你思考，為何甘願將那麼多寶貴精力和資源，放在實際世界裡未必需要的東西。他沒道理的，但最後你可能找到自己，有時很奇異，正如我那個每逢打風就會想起的阿婆。
郭：又是怎樣的？
趙：在錦田時她一個人住山上，每次八號風球，我就想起她：阿婆今次一定餓死。我踏車過去要一小時。三號風球不會想到她，要八號才想起，真慘。但一想起她，就沒法平靜，無論怎樣形容，例如同情，或憐憫，都不足表達那心態﹣﹣有一樣東西你可做到，你非做不可。於是到最後，還是拿了些火水和米，開始這八號風球之旅。踏車過去，中途已沒有路，要推車，其中一兩次還有雷在旁邊劈下來。
郭：好像很驚險。
趙：小時候不懂事，否則可能會想，算了阿婆你死就死。但那是天地之威。縱然這樣，你還是做到的，回家那晚就可睡著了。這事到後來在法國讀書，見浪漫主義那些很大的畫，便覺得真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如希臘神話裡的一個戰士，衝去蠻荒，對天上的神靈咆哮那些壯麗的場面，於我卻是虛假的。因那只展示他與天地鬥爭的力量，都是一種ego。真正的浪漫精神，不是要挑戰大自然，而是大自然烘托一個人內在的道德。那道德不是周末買旗那種，而是人與人之間不可解開的糾結情感，那才令人有勇氣面對大自然。我覺得西方藝術，都重在成就一個人內在的力量，但阿婆的故事，卻是我人生的契機，她告訴我唯有關懷生命才是出路。
飄了二十年才來到的葉
郭：你在法國總共待了多久？
趙：七年。但他們不用我上課，我只是自己看東西和研究。當時令我最開心的，是引了些法國仔法國妹，跟我在那些樹很高的散步場聊天，我跟他們說，在中國，如攤開手，有樹葉掉下來，你的希望便得實現。當年他們就真在那散步場攤開手四處走，畫面很好看，卻捉不到樹葉。
前幾年再回去了一次，十年人事幾番新，那些人全都不知到哪裡去了。我坐下打開筆記，寫當日的感覺，有一塊葉就掉在筆記上，嚇到我呢！我立即寫：「飄了二十年才來到的葉。」頭尾就是二十年。那塊葉，後來就在《筆紙中國畫》裡出現，我用電腦掃描了那葉放下去，也沒跟人說。我覺得生命有這些玄妙的事，好像跟你對答，那時候的願望，便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情。這些都令我覺得生活不至太單調。
郭：那你對香港有什麼看法？
趙：以前有新儒學那些大師，會覺得香港是新中國，可在哲學和文化上有所開拓，另一面則因跟世界文化接軌，較自覺要去尋求我們在這世界的地位。我想現在是最困迫的。原來香港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訓練了一批服務性的精英，但我們沒培養這班精英能有清晰的視野。現在談本土文化的方法也使我驚詫。以前台灣就因此吃了許多苦，現在香港有後來居上之勢，因為寫的是日記，而不是傳記，心態上就很值得擔心。
前幾天，我晚上坐飛機到北京，文思湧現，寫下這幾句：我由昨天起飛到今天，我們從未試過飛到這麼高，又從未試過如此低俗。於是心裡便對住機艙吶喊問，大師，你究竟在哪個位坐著？這種抽離可使你頓悟，因你望下去，就是莽莽崑崙，多不真實啊。想起我有天自己刨頭髮，拿了張紙墊住，頭髮掉下去，看一看，咦，不就是中國大地？
郭：有點莊子故事的意味。
趙：我覺得這世界，只有中國文化和哲學，可使人安頓：原來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天堂。所以那些中國繪畫理論，我都視之為建築樂園的守則，是Handbook to the paradise，不過這樂園要在你的心中開始。有時也難怪，只有在最繁囂的都市生活的人，才最樂意在牆上掛一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畫，跟住開雪櫃拿支可樂來飲，生命力可能就在這種平衡上。
生活的分拆與鑑賞
郭：有時想，現在講中國傳統文化，不知應儘量講得接近現代生活，令人更易走進去，抑或應儘量反常識，使人質疑自己的生活，例如古人沖茶飲茶弄很久，我們卻總渴望即時。
趙：問題是你很快飲完，多出的時間會做什麼？是為了飲第二杯？然後你發覺，古人飲茶那麼慢，是為了過癮，為了relax。我們現在卻是分拆出去：relax嗎？就去spa，並且好緊張地去。我們做《紫禁城100》時，知道皇帝就是這樣。除了走路沒有一間房，他什麼活動都有間房：談天一間房，呆望一間房， 正月初一一間房， 吃飯、看書各一間房，所有行為都拆成一間間房，並以示範的方式來告訴人。所以我們說皇帝不是人，生活每個行為都給象徵化，價值沒失去，卻沒有組合。
現代人不就是這樣？想拍拖，就去看新的James Bond；想聞聞草味，星期日就去郊野公園，這分拆，也可叫做剝落，容易成為碎片。古人好像不用那麼人工地找出價值，比較信手拈來。我們容易忘記在人為造作裡，原初也有奇妙的自然內涵。我們平時對自然的渴求，其實何其強烈，你剪完頭髮，也想髮型看起來「自然」些。所以自然並沒有走，一切人工，可能都為捍衛那一點自然。
郭：這些對你現時的研究，有什麼提示嗎？
趙：有兩點。一，是對「真實」的看法，我們有時放了太多講法上去，反而不真實，如剛才說的自然，其實很簡單，就算你去整容，你追求的仍是自然。二，是鑑賞，唯有鑑賞才能成就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價值觀，一沒信心，便很被動。飲可樂或咖啡，都可令你的人生更幸福，那茶在其中，又算得什麼呢？現在我們連水也不承認是水，礦泉水才算水。有那麼多的選擇，但我們迷失。其實飲水也可從中得到飲水之道。傳統裡這些意義一被向上提，我們便覺得他特殊。我想用簡單方式來提醒，人在生活偶遇的東西，樣樣都有此能力，我們的生活本就充滿意義。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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