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4, 2016

前生自是中國人﹣﹣訪閔福德























翻譯者常常隱身於作品背後,名字容易給人忘記,身世就更鮮為人知。閔福德(John Minford)是英國漢學家和翻譯家,七十年代曾跟其師霍克思 (David Hawkes)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有《聊齋誌異》和《孫子兵法》等,香港文學則包括西西、也斯和劉以鬯的作品。他近日來港,於恒生管理學院做了一系列講座,解釋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偉利(Arthur Waley)和霍克思幾位翻譯先行者的傳承關係,特別喜歡從各人的師友交遊等軼事,顯見其性格和志趣。

有緣跟閔福德談天,前段聽他說最初接觸中文和《紅樓夢》的淵源,很離奇;後段他多講兩年前出版的英譯《易經》,一譯十二年,無法不想起他在講座屢次引用的對答﹣﹣有人問米高安哲羅,天才是什麼,他回答:永恒的耐性(Eternal Patience)。

訪談時說的是英文,個別字詞則轉用普通話。為便傳神,下面有數處保留了英文原句。

閔:閔福德
郭:郭梓祺

中文選擇了我

郭:記得你曾說「不是我選擇了中文,是中文選擇了我」。可說說嗎?

閔:那會扯到我的前世,你真想聽?

郭:請講。

閔:中學時我取得奬學金,到牛津讀古典,那是1964年。去到卻發現,我不想再讀了,因自九歲就要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想試試新東西。我真正想讀的是音樂,入大學前曾在維也納學鋼琴,很用功,但父母覺得我應先取得學位,再做音樂家不遲。沒法子,結果便悶在牛津,試了很多其他學科,如英國文學和歷史等,最後選了「哲學政治經濟」這科,興趣卻不大,讀的兩年走了所有堂,去導戲,期間做過兩個大型演出。但後來覺這樣讀書只在浪費時間,還剩兩年,要改變的話是最後機會了,便問自己,在這世界,真感興趣的是什麼?

身為六十年代典型的年青嬉皮士,我跟自己說,最愛的是「樹木」。那時我們都愛四處閒蕩,見樹就抱。於是便想到讀樹林業,將來可當樹木專家。那時沒互聯網,找了本選科手冊,一看卻發現,樹林業要求在高考先修讀了物理、化學和園林學。沒理由離開大家再讀兩年高中,一時下不了決定,清楚記得那天坐了在飽蠹樓(Bodleian Library)外的矮牆,拿著那厚厚的選科手冊,閉上眼,隨意翻,一指,便是中國研究學院。第二日我就到了那系,問可否讀中文,作了很多原因,例如那是我畢生宿願等,但我對中文當然是一無所知。他們說,好,但你只有兩年,要努力直追。我答應了。

有趣的是在此約七年後,我到了倫敦找一位很有名的通靈者。他說,我是一個十八世紀中國人的轉世者,正跟另一個同是十八世紀中國轉世者,合寫一本重要的書,而我將變成這題目的權威。你知道嗎,我那時就跟霍克思譯《紅樓夢》。哈,他說的轉世,可能便是曹雪芹和高鶚。那就更使我相信是中文選擇了我,像翻《易經》,不知是潛意識還是命運。轉眼五十年,學習中文,翻譯中文,我沒為此後悔過。

只認得「紅」,不懂「樓夢」

郭:你是哪年來港?

閔:1966。第一學期,他們就叫我去中國學中文,但因文化大革命,去不到,便來香港。那時有一戶有錢人家請了我當家庭教師,教小孩英文、法文和音樂,還給了我房間一起住。數月後,那位仁慈的母親跟我說,你如想認識中國和中國人,有本書必須讀,她寫下:「紅樓夢」。我那時只認得「紅」字,「樓夢」還未懂,但抄了下來,回到牛津時,跟教授說我想讀這本書。他們都勸阻,說那是本危險的書,會改變你人生,會上癮。但我堅持,他們只好說,那你等霍克思教授休假回來吧。到他回來,我去敲門說想讀《紅樓夢》,他雙眼發亮,說我是第一個說想讀此書的人。我是班上唯一學生,一起讀了頭十回。

郭:頭五回已很不容易。

閔:第一和第五回很難,但我們讀得快樂。我1968年畢業,去了結婚,1970年回去,開始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一直反複重讀。

郭:到現在仍然如此?

閔:對,最近才為企鵝出版社寫了本《紅樓夢》導讀。幾年前有個博士學生,她說也喜歡《紅樓夢》,正要解釋原因,我還想可能是些詮釋學或符號學的東西,她卻說,因為這書使人冬暖夏涼。說得多好,我幾乎可為此寫本書,《紅樓夢》對人生有種寛容的態度,曹雪芹真有一顆很大的心。

香港與六四

郭:《紅樓夢》之後,你翻譯了些中國和香港當代文學對嗎?

閔:1982年我來了中文大學,認識宋淇,一起工作。八十年代初中國政治稍為寛鬆,年青藝術家多了點自由,那時便在我們編輯的《譯叢》,翻譯和出版北島和顧城等人的詩集。但後來政局有點變化,我1986年也離港到紐西蘭教書,之後當然是八九年的「六四」,對我是個恐怖的打擊,我有很多中國朋友和學生,看著他們,經歷真慘痛。至今,我如六四當日在港,也必會到維園的燭光晚會悼念,因香港是唯一可這樣紀念的地方。

1989年後,我認真決定不再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那悲慘境況我已承受不了,於是一心鑽進古典,開始翻譯《聊齋誌異》,從那時起便把自己留在往昔,翻譯《孫子兵法》和《易經》,最近則是《道德經》,可說是背棄當下。你看,他們現在還不承認過錯,只裝作沒事發生,真是很大的大話,跟喬治奧威爾說的相類。

郭:香港的情況也很壞。

閔:我知道。我不是政治人物,但我是公民黨最早的一批成員,那是我在港唯一的政治參與。我跟吳靄儀等是朋友,他們是多好的人,要對抗的力量卻多黑暗,實在難有勝算。但香港始終是個獨特的地方,我現在如翻譯當代文學,都多選香港作家,例如也斯。

郭:我見你的《易經》譯本,有一些注解會引伸到也斯的作品。

閔:我覺得他真是中國詩人的繼承者,常使我想起白居易,輕盈而富哲思,擅於紀錄生活中簡單的樂趣。西西也很好,我曾參與她第一本英譯,那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她是世界級的作家,也正因她身處香港才可這樣,沒捲進政治壓力中。幾年前得到香港藝發局資助,我便在翻譯也斯的詩、西西的故事和劉以鬯的《酒徒》。但翻譯如釀酒,需要時間,不斷修改,急不來。我要確保譯好了才給出版社,我想英美讀者真可欣賞到這些作品,不想書只滯留在香港的書店。這也是我學習也斯之處,他多麼致力於推動香港文學。

道家想法的啟示

郭:你剛才說會翻譯《道德經》,我想起了劉殿爵教授那出色的譯本。是你很喜歡《道德經》故想翻譯,抑或跟你嫌Wilhelm的《易經》太西化一樣,對先前的《道德經》譯本不滿而想改進?

閔:這是出版社找我的。方法會跟我譯《易經》一樣,主要參考中文注本,不用容格或海德格那些。《道德經》我主要參考《河上公注》和我譯《易經》時常常借用那位劉一明,清代全真教信徒。

郭:之前也從沒聽過劉一明。

閔:他不出名,卻精彩,像直接跟你說話。他練內丹,內丹有點像西方的鍊金術,容格便覺得那轉化是自我發展與實現的隱喻。翻譯《易經》時常常參考劉一明,因他總能向你指出一個路向,其基本想法是我們要將「人心」轉化成「道心」。這是有力的信息,不論在日常生活、人際關係、公共事務全是如此,需時刻意識到要與道合一,不困於個人的慾望、野心、恐懼等。我是個普通人,有很多缺點,道家的許多想法對我生活都有幫助,給我一種可倚靠的力量,如要像水和守柔,或後退等,因前進只是幻象。

這也使我聯想到我對音樂之愛。你先要清空自己,才能明白音樂,要打開你的耳和心,才有真正感受。翻譯亦類近,先要聽,讓原文的音樂流進,才能說,去轉化那聲音。我嘗試向原文的字詞投降,全然接受,不再是「我」,或者「你」,而是使你我融合為一,如同戀愛。

郭:使我想起“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一語。

閔:很對,我翻譯時也不斷在別處找到自己,我的一部份成了蒲松齡,一部份成了曹雪芹,這也是我喜歡翻譯之處,他使你有變化。

郭:翻譯這些如此不同的書,你有何感覺?

閔:哈,你可以有很不同的朋友,有些較胖較吵打網球,有些較瘦較靜拉提琴,我享受那多彩多姿。《易經》比較獨特,像認識了一個神秘難測的朋友吧。

郭:《周易》我覺得很難,勉強看得明的注本,只有李零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閔:我欣賞李零,翻譯《孫子兵法》時常參考其研究,他寫《道德經》那本我也有看,雖然想法未必相同。

《周易》「漸」卦

郭:你說翻譯《易經》用了十二年,中間遇過什麼困難嗎?

閔:頭幾年都在找不同版本,探究注解,讀歷史和甲骨文資料等,試圖明白此書的根源。到了某階段,覺得始終要跳進去開始翻譯,初時專注於尋找適切的聲音,因此書沒作者,便想怎樣才好呢?試完又修改,來回往復,改了二十七版。我已過身的太太過往是我書的編輯,她看不懂中文,但英文比我好,她讀我的草稿,批評後我便再改。中途也有阻滯,2011年來港時,對譯本不滿意,覺得要多走一步,便找了些朋友來,用譯本為他們占卦,如果不成功,讀後只使人覺得冰冷,便代表我沒做對。如是者試了多遍,不斷探索更深層的啟示,歷時兩年,感覺很像通靈。我從來只譯過書,沒譯過「神」,《易經》連讀法也如此不同,每次幫人讀完卦都徹底疲累,好像讓神靈進入了身體說話,然後慢慢發現此書實有一把貫徹的聲音,這是翻譯的另一面向,於我也很新鮮。幸好2013年出版社催我出版,才停止了這漫長的修改過程,交了定稿。2014年我便中風,住院六個月,太太也在大病後離世。

那時我也會用 《易經》占卦問翻譯《易經》此事。最常得到的回應是「漸」卦,要慢慢來。我覺得不止翻譯,做人也是這樣,我是現在到了七十歲,才漸漸自覺從心所欲,說對的話,做對的事,也慶幸仍可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翻譯。

郭:真好。翻譯中國文學一直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閔: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覺得他們雖然如此獨特,卻如理雅各說的,可接觸那“Universal Chinese Mind”,所以我很喜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句話。人的外表可能不同,但基本的慾望、熱情、恐懼、志向往往相近,都想自己好一點,想超脫,接觸到更大的東西,譬如是「大我」而非「小我」,就如剛才說的「道心」與「人心」。

例如我譯一首宋詞,起初可能覺得他很異樣,關於一個歌女,或其實是一個男人代入歌女的語氣,在高樓上遙望,思念剛離去的情人,背景或許是杭州,全都如此「中國」。但慢慢翻譯下去,便發覺那也可在倫敦或巴黎發生,因為潛藏的主題就是人的處境,是寂寞、是愛、是違棄、是覺得人生如夢的感覺,這就不止限於某人,而是人類的事情。《聊齋》也是這樣,那些狐狸精和鬼怪如何奇特,但最終講的仍是人。翻譯家的工作就是要把這發掘出來,每次譯完不同作品,我也覺得自己的人生更豐富,因他們已進入了我的經驗。向這樣陌生的東西敞開心靈可能危險,卻有很大得著,就像跟一堆奇人異士做朋友,還使他們變成自己的一部份,結果不斷在別的書、別的語文裡去探索自我,雖教人疲累不已,卻也很刺激,正正如你剛才提到的 “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


《明報》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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