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者常常隱身於作品背後，名字容易給人忘記，身世就更鮮為人知。閔福德（John Minford)是英國漢學家和翻譯家，七十年代曾跟其師霍克思 (David Hawkes)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有《聊齋誌異》和《孫子兵法》等，香港文學則包括西西、也斯和劉以鬯的作品。他近日來港，於恒生管理學院做了一系列講座，解釋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偉利(Arthur Waley)和霍克思幾位翻譯先行者的傳承關係，特別喜歡從各人的師友交遊等軼事，顯見其性格和志趣。
有緣跟閔福德談天，前段聽他說最初接觸中文和《紅樓夢》的淵源，很離奇；後段他多講兩年前出版的英譯《易經》，一譯十二年，無法不想起他在講座屢次引用的對答﹣﹣有人問米高安哲羅，天才是什麼，他回答：永恒的耐性（Eternal Patience）。
訪談時說的是英文，個別字詞則轉用普通話。為便傳神，下面有數處保留了英文原句。
閔：閔福德
郭：郭梓祺
中文選擇了我
郭：記得你曾說「不是我選擇了中文，是中文選擇了我」。可說說嗎？
閔：那會扯到我的前世，你真想聽？
郭：請講。
閔：中學時我取得奬學金，到牛津讀古典，那是1964年。去到卻發現，我不想再讀了，因自九歲就要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想試試新東西。我真正想讀的是音樂，入大學前曾在維也納學鋼琴，很用功，但父母覺得我應先取得學位，再做音樂家不遲。沒法子，結果便悶在牛津，試了很多其他學科，如英國文學和歷史等，最後選了「哲學政治經濟」這科，興趣卻不大，讀的兩年走了所有堂，去導戲，期間做過兩個大型演出。但後來覺這樣讀書只在浪費時間，還剩兩年，要改變的話是最後機會了，便問自己，在這世界，真感興趣的是什麼？
身為六十年代典型的年青嬉皮士，我跟自己說，最愛的是「樹木」。那時我們都愛四處閒蕩，見樹就抱。於是便想到讀樹林業，將來可當樹木專家。那時沒互聯網，找了本選科手冊，一看卻發現，樹林業要求在高考先修讀了物理、化學和園林學。沒理由離開大家再讀兩年高中，一時下不了決定，清楚記得那天坐了在飽蠹樓（Bodleian Library）外的矮牆，拿著那厚厚的選科手冊，閉上眼，隨意翻，一指，便是中國研究學院。第二日我就到了那系，問可否讀中文，作了很多原因，例如那是我畢生宿願等，但我對中文當然是一無所知。他們說，好，但你只有兩年，要努力直追。我答應了。
有趣的是在此約七年後，我到了倫敦找一位很有名的通靈者。他說，我是一個十八世紀中國人的轉世者，正跟另一個同是十八世紀中國轉世者，合寫一本重要的書，而我將變成這題目的權威。你知道嗎，我那時就跟霍克思譯《紅樓夢》。哈，他說的轉世，可能便是曹雪芹和高鶚。那就更使我相信是中文選擇了我，像翻《易經》，不知是潛意識還是命運。轉眼五十年，學習中文，翻譯中文，我沒為此後悔過。
只認得「紅」，不懂「樓夢」
郭：你是哪年來港？
閔：1966。第一學期，他們就叫我去中國學中文，但因文化大革命，去不到，便來香港。那時有一戶有錢人家請了我當家庭教師，教小孩英文、法文和音樂，還給了我房間一起住。數月後，那位仁慈的母親跟我說，你如想認識中國和中國人，有本書必須讀，她寫下：「紅樓夢」。我那時只認得「紅」字，「樓夢」還未懂，但抄了下來，回到牛津時，跟教授說我想讀這本書。他們都勸阻，說那是本危險的書，會改變你人生，會上癮。但我堅持，他們只好說，那你等霍克思教授休假回來吧。到他回來，我去敲門說想讀《紅樓夢》，他雙眼發亮，說我是第一個說想讀此書的人。我是班上唯一學生，一起讀了頭十回。
郭：頭五回已很不容易。
閔：第一和第五回很難，但我們讀得快樂。我1968年畢業，去了結婚，1970年回去，開始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一直反複重讀。
郭：到現在仍然如此？
閔：對，最近才為企鵝出版社寫了本《紅樓夢》導讀。幾年前有個博士學生，她說也喜歡《紅樓夢》，正要解釋原因，我還想可能是些詮釋學或符號學的東西，她卻說，因為這書使人冬暖夏涼。說得多好，我幾乎可為此寫本書，《紅樓夢》對人生有種寛容的態度，曹雪芹真有一顆很大的心。
香港與六四
郭：《紅樓夢》之後，你翻譯了些中國和香港當代文學對嗎？
閔：1982年我來了中文大學，認識宋淇，一起工作。八十年代初中國政治稍為寛鬆，年青藝術家多了點自由，那時便在我們編輯的《譯叢》，翻譯和出版北島和顧城等人的詩集。但後來政局有點變化，我1986年也離港到紐西蘭教書，之後當然是八九年的「六四」，對我是個恐怖的打擊，我有很多中國朋友和學生，看著他們，經歷真慘痛。至今，我如六四當日在港，也必會到維園的燭光晚會悼念，因香港是唯一可這樣紀念的地方。
1989年後，我認真決定不再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那悲慘境況我已承受不了，於是一心鑽進古典，開始翻譯《聊齋誌異》，從那時起便把自己留在往昔，翻譯《孫子兵法》和《易經》，最近則是《道德經》，可說是背棄當下。你看，他們現在還不承認過錯，只裝作沒事發生，真是很大的大話，跟喬治奧威爾說的相類。
郭：香港的情況也很壞。
閔：我知道。我不是政治人物，但我是公民黨最早的一批成員，那是我在港唯一的政治參與。我跟吳靄儀等是朋友，他們是多好的人，要對抗的力量卻多黑暗，實在難有勝算。但香港始終是個獨特的地方，我現在如翻譯當代文學，都多選香港作家，例如也斯。
郭：我見你的《易經》譯本，有一些注解會引伸到也斯的作品。
閔：我覺得他真是中國詩人的繼承者，常使我想起白居易，輕盈而富哲思，擅於紀錄生活中簡單的樂趣。西西也很好，我曾參與她第一本英譯，那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她是世界級的作家，也正因她身處香港才可這樣，沒捲進政治壓力中。幾年前得到香港藝發局資助，我便在翻譯也斯的詩、西西的故事和劉以鬯的《酒徒》。但翻譯如釀酒，需要時間，不斷修改，急不來。我要確保譯好了才給出版社，我想英美讀者真可欣賞到這些作品，不想書只滯留在香港的書店。這也是我學習也斯之處，他多麼致力於推動香港文學。
道家想法的啟示
郭：你剛才說會翻譯《道德經》，我想起了劉殿爵教授那出色的譯本。是你很喜歡《道德經》故想翻譯，抑或跟你嫌Wilhelm的《易經》太西化一樣，對先前的《道德經》譯本不滿而想改進？
閔：這是出版社找我的。方法會跟我譯《易經》一樣，主要參考中文注本，不用容格或海德格那些。《道德經》我主要參考《河上公注》和我譯《易經》時常常借用那位劉一明，清代全真教信徒。
郭：之前也從沒聽過劉一明。
閔：他不出名，卻精彩，像直接跟你說話。他練內丹，內丹有點像西方的鍊金術，容格便覺得那轉化是自我發展與實現的隱喻。翻譯《易經》時常常參考劉一明，因他總能向你指出一個路向，其基本想法是我們要將「人心」轉化成「道心」。這是有力的信息，不論在日常生活、人際關係、公共事務全是如此，需時刻意識到要與道合一，不困於個人的慾望、野心、恐懼等。我是個普通人，有很多缺點，道家的許多想法對我生活都有幫助，給我一種可倚靠的力量，如要像水和守柔，或後退等，因前進只是幻象。
這也使我聯想到我對音樂之愛。你先要清空自己，才能明白音樂，要打開你的耳和心，才有真正感受。翻譯亦類近，先要聽，讓原文的音樂流進，才能說，去轉化那聲音。我嘗試向原文的字詞投降，全然接受，不再是「我」，或者「你」，而是使你我融合為一，如同戀愛。
郭：使我想起“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一語。
閔：很對，我翻譯時也不斷在別處找到自己，我的一部份成了蒲松齡，一部份成了曹雪芹，這也是我喜歡翻譯之處，他使你有變化。
郭：翻譯這些如此不同的書，你有何感覺？
閔：哈，你可以有很不同的朋友，有些較胖較吵打網球，有些較瘦較靜拉提琴，我享受那多彩多姿。《易經》比較獨特，像認識了一個神秘難測的朋友吧。
郭：《周易》我覺得很難，勉強看得明的注本，只有李零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閔：我欣賞李零，翻譯《孫子兵法》時常參考其研究，他寫《道德經》那本我也有看，雖然想法未必相同。
《周易》「漸」卦
郭：你說翻譯《易經》用了十二年，中間遇過什麼困難嗎？
閔：頭幾年都在找不同版本，探究注解，讀歷史和甲骨文資料等，試圖明白此書的根源。到了某階段，覺得始終要跳進去開始翻譯，初時專注於尋找適切的聲音，因此書沒作者，便想怎樣才好呢？試完又修改，來回往復，改了二十七版。我已過身的太太過往是我書的編輯，她看不懂中文，但英文比我好，她讀我的草稿，批評後我便再改。中途也有阻滯，2011年來港時，對譯本不滿意，覺得要多走一步，便找了些朋友來，用譯本為他們占卦，如果不成功，讀後只使人覺得冰冷，便代表我沒做對。如是者試了多遍，不斷探索更深層的啟示，歷時兩年，感覺很像通靈。我從來只譯過書，沒譯過「神」，《易經》連讀法也如此不同，每次幫人讀完卦都徹底疲累，好像讓神靈進入了身體說話，然後慢慢發現此書實有一把貫徹的聲音，這是翻譯的另一面向，於我也很新鮮。幸好2013年出版社催我出版，才停止了這漫長的修改過程，交了定稿。2014年我便中風，住院六個月，太太也在大病後離世。
那時我也會用 《易經》占卦問翻譯《易經》此事。最常得到的回應是「漸」卦，要慢慢來。我覺得不止翻譯，做人也是這樣，我是現在到了七十歲，才漸漸自覺從心所欲，說對的話，做對的事，也慶幸仍可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翻譯。
郭：真好。翻譯中國文學一直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閔：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覺得他們雖然如此獨特，卻如理雅各說的，可接觸那“Universal Chinese Mind”，所以我很喜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句話。人的外表可能不同，但基本的慾望、熱情、恐懼、志向往往相近，都想自己好一點，想超脫，接觸到更大的東西，譬如是「大我」而非「小我」，就如剛才說的「道心」與「人心」。
例如我譯一首宋詞，起初可能覺得他很異樣，關於一個歌女，或其實是一個男人代入歌女的語氣，在高樓上遙望，思念剛離去的情人，背景或許是杭州，全都如此「中國」。但慢慢翻譯下去，便發覺那也可在倫敦或巴黎發生，因為潛藏的主題就是人的處境，是寂寞、是愛、是違棄、是覺得人生如夢的感覺，這就不止限於某人，而是人類的事情。《聊齋》也是這樣，那些狐狸精和鬼怪如何奇特，但最終講的仍是人。翻譯家的工作就是要把這發掘出來，每次譯完不同作品，我也覺得自己的人生更豐富，因他們已進入了我的經驗。向這樣陌生的東西敞開心靈可能危險，卻有很大得著，就像跟一堆奇人異士做朋友，還使他們變成自己的一部份，結果不斷在別的書、別的語文裡去探索自我，雖教人疲累不已，卻也很刺激，正正如你剛才提到的 “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
《明報》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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