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那麼強大，進步又快，如何能為日益邊緣的人文學科辯護，說說文學和藝術對人的價值？這是一位朋友數月前的問題。這麼宏大，自然不懂回答，但因那時台灣作家吳明益來港到中大演講，便叫朋友不妨讀讀他論攝影的《浮光》。恰巧昨天在《聯合文學》六月號，見攝影師汪正翔訪問吳明益，題為〈我的相機放在包包裡〉，為《浮光》添補了注腳。吳明益說，寫《浮光》不是為了特殊的文學形式，也不是為了寫攝影，而是為了寫小說《單車失竊記》，因書裡有一個角色是攝影師，便到圖書館研究起攝影來。
這種虛構與真實的因緣，令人羨慕，彷彿為了文學，奮力把自己一推，就多了一門專業，正如他為寫《單車失竊記》，成了台灣舊單車的收藏家。當然，吳明益本身鍾情攝影，也一直喜歡自然生態，「大自然」跟「人類觀察底下的大自然」難分難解，攝影的發展對此影響極大，難怪《浮光》用了許多篇幅討論攝影史：一面是科技發展，一面是文化選擇，都左右我們觀看世界的方法。
《浮光》分六章，每章設「正片」和「負片」兩部。「正片」處理攝影史，也討論人與自然的互動史，頗宏闊，版圖主要是歐美。「負片」較個人和細膩，寫他學習攝影的歷程，地點變成台北舊日的中華商場，及深夜時不知名的街角，可說以攝影為中心，扣連最大與最小。
我不懂攝影，兩年前讀《浮光》，感覺獨特。書的設想與懷抱，並不多見於中文書，論攝影，卻不僅從理論或文化入手，而運用大量演化和生物學的知識，借其強大的解釋力為論題建立基礎，再回到人文面向。這種跨領域的寫法，頗像外國一些益智暢銷書，但此書的特點，是沒讓研究和知識壓低感情，寫出了非常個人和真摯的段落。文筆好的科學家不會這樣寫，抗拒科學的文學家也寫不出來。
《浮光》的文字，多是步履沉穩的描述，然後到結尾一跳而富詩意，流露對世界的哀歎或提醒。有些推論可能側重於科學解釋，但因其寫法上的文藝，便產生了微妙的張力，例如首章論夜間活動野生動物，或被捏暈的蝴蝶兩段。
且借首章〈光與相機所捕捉的〉，說明《浮光》的寫法。在「正片」，吳明益先從銀版攝影法說起，主軸是攝影如何幫人了解大自然的原理，一八四零年，便有人拍攝到首張月球的照片。稍後，自然提到麥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用十二部相機拍跑馬的傳奇故事：的確有四腳離地的一刻，卻不是前後伸直。但此章最精彩的，是寫夏伊拉斯三世（George Shiras III)之處，因為他，人類首次拍攝到夜間活動的野生動物：「由於相機觸發的瞬間，動物被驚嚇而立即想要逃離的反應，讓照片充滿一種暗中窺視與緊張氣氛的動態感。另一些照片，則是動物被強大的光源照射得短暫喪失視覺，仍靜靜地站在水邊，展露軀體的優雅，仿若希臘神話中的森林之神。」說的本是攝影科技的進步，創造出新的視覺經驗。但「森林之神」的比喻，不也在暗示，我們實難攞脫文化的連繫和聯想？此部末處即從攝影技術的發展，轉向美學與倫理的考量：生態攝影究竟是是侵害，還是愛？
「負片」承繼議題，但換了一種更個人的筆調，談論攝影與情感的關係，進路頗曲折，由吳明益服兵役時的拍攝經歷，引伸到一些攝影師如何為了佈置構圖，把蝴蝶捏暈放在花上：「略懂蝴蝶生理反應的人都知道，如果稍微用力捏住蝴蝶的胸部，幾秒鐘後牠就會因為血液循環與呼吸受阻而暫時失去行動力，就像暈了一樣。不過，如果使勁不當，就會聽到牠的胸部碎裂的聲音。」吳明益曾著《迷蝶誌》，熟悉蝴蝶生態，這裡由靜態的畫面聯繫到聲音，同樣是指間的「咔嚓」，卻不是照片之生，而是蝴蝶之死。他跟汪正翔的訪談，這樣歸結生態攝影的痛苦：「到最後拍生態的人常會走向兩個道路，一種是狂熱追求美麗的照片，像獵物一樣，一種去參與生態運動。」愛是什麼？不易回答，但吳明益繼以科學家哈洛(Harry Harlow)恆河猴的實驗，說明愛之需學習，最後寫到自己到柬埔寨旅行時拍下的一個女孩的眼神：「而後我們發現，我們被照片注視著，我們曾經以相機之眼對準照片裡生命的時間僅有一瞬，而他們的眼卻凝視我們一輩子。」攝影不單是愛的投射，反過來也是情感教育。
首章比上述的遠為豐富旁雜，讀書時就偶有看幻燈片的感覺，有時提及的攝影師或作品只是驚鴻一瞥，未及進深討論，唯其觸類旁通卻不時教人驚喜。全書最打動我的是〈對場所的回應〉之「負片」，寫得最緊密，承《空間詩學》的啟發，靠回憶和他十九歲時拍下的幾張黑白照，重塑已拆缷的台北中華商場。那是他的舊居，也是他前一本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場景。其中一張相片，則是他尚未出生時幾個兄姐正在鞋舖吃飯，很能展示家庭照的特質－－凝下曾經那一瞬，記錄了否則沒法看見的家人的年歲，而尚未出生的自己，卻沒有任何原因一定會投進他們的世界。
但這種跳脫的寫法也有不利。今回重讀，便覺得末章〈論美〉雖然提出了很多關於「美」的有趣看法，或從演化入手與生存掛勾，或以人類學例子點出與愉悅的關係，但總括而言似乎少了作者更強的判斷，且尤其輕忽文化和價值系統的影響，觸及較淺的一層，卻無法捕捉美之為美這現象，不知跟配合全書跳脫的寫法有多大關係。
吳明益在中大的演講，異常清晰地談到他對文學前途的想法，如認為不久之後，中港台大學的中文系，將縮減成某種古語言的學系，讀文學的人須擴闊範圍接觸世界，否則必被有文學觸覺的科學家遠遠拋離。簡言之，是覺得文學需更外向，作家要成博學家，兼有一兩門專精的行當。他跟汪正翔也談到，寫作不能脫離真實的世界：「這就像文學只關注文學本身的價值，那你怎麼奢求人家來讀文學呢？我們怎麼奢求文學在日常之中？ 又譬如近年來讀文學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這是合理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當文學越來越專業，這就跟五四以來的解放有一點背道而馳。」因為他身體力行，這樣的話別具說服力。不是很多人如他剛健，但看見還是很鼓舞，因他示範了虛與實的著作能如何互相激發，研究能怎樣輔助創作，而且總要綿長的努力，成如容易卻艱難。
《明報》二0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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