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月到台北短遊數天，碰巧能在「光點」看復修的四小時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首次看這版本，那些遠去的夏日明亮多了，四小時版才縝密，簡直為電影取回公道，看完也更明白楊德昌何以深喜黄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我本已認定《牯嶺街》是華人電影第一位，這才發現，從前還沒把好處都看出來。小四（張震）眼力不好，問題可能是始終欠了一副眼鏡，開燈熄燈，人性的明暗都使他眼花。現在戲院裡的觀眾，卻因電影復修不再霧裡看花，看清了以前遭刪去的政治信息。
戲中有一前後呼應我特別喜歡：課室外的走廊，正躲避老教官的小四與腳受了傷的小明（楊靜怡），一起在轉角等待老頭離開。鏡頭一轉，老教官跟新來的年青同事閒聊，知道她住台中，便說台中總使他想起大陸的漢口。然後鏡頭只影住小四與小明的腿，小明說：「那也不能一直待在這裡啊。」這句是老教官思鄉的心聲嗎？說不定他是渡海遷台的人，但回不去了，時間和空間都是。一轉眼，小明與小四已跨過大字寫著「革命」二字的圍牆逃出學校，不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而是革掉大人的規訓，走進了影棚高處偷看人拍戲，女演員的首句對白正是：「你也不能叫我一直待在這兒等」。幾場間不同意義「等待」，層次豐富得令人驚歎。
看完戲那晚，一口氣讀畢王昀燕 《再見楊德昌》的典藏增收版。這訪談錄製作用心，但原來的出版社倒閉了，作者加了幾篇訪問後集資重出。張震說，他以前是個很多話的小孩，拍完《牯嶺街》卻開始不大說話，要到很大才真正明白這電影對自己的影響。剪接陳博文則說，因當時日本發行商想把電影限在三小時，不得已要拿掉一小時，小段小段剪難以成事，結果大段剪走張舉（張國柱）遭拘禁受逼供的段落。看完整版，便見他在空蕩蕩的房間不斷改寫自白書，解釋與大陸師友的關係，但為何受累跟為何獲釋一樣難測，這正是白色恐怖可怖之處，放回家已成另一個人了。
但最大的驚奇還在電影最後一場。張家小妹妹在家中弄翻了收音機，它便自動讀出一串人名。我們在電影開頭已知道，這是台灣當時大學聯考放榜的方法，成敗全村知道，升學的壓力與鬱悶都濃縮在這廣播中。本來是一切寄望所在，現在對張母金燕玲來說都無意義，兒子殺了人，一切都完了，只背著鏡頭，在收拾中呆下來。收音機讀出的名字本來無關痛癢，突然卻嚇了一跳，因為其中一位是：吳宏一。他是我大學一年級的老師，由台灣過來中大任教，我上過他的「詩選」和「詩經」課。但我普通話太差，這些人名不配字幕，懷疑自己聽錯，不過畫面完了廣播還有一句：「以上是中國文學系錄取二十九名」。這堆名字，應真是臺大當年的錄取名單。
聽到吳宏一老師名字，扣連電影的時代壓抑和政治恐懼，想起他大學一年級時看見的老師，那人便是臺靜農。
【二】
臺靜農年青時是左翼作家，魯迅弟子，寫小說，曾遭國民黨懷疑，數度下獄，後來覺得難在大陸立足，一九四六年遷往台灣，寄情書藝。從舊照片見他身型略胖，在旁人的追憶文章中，則常哈哈笑，待人隨和，卻不知有幾多心事放在巖巉跌宕的書法中。
《牯嶺街》兇殺案的原型「茅武事件」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發生，少年殺人犯茅武是楊德昌的鄰班同學，那年楊德昌十四歲。吳宏一在〈側寫臺老師〉則提到那年九月剛考上臺大中文系，註冊那天初見系主任臺靜農。他說，臺靜農教書不算生動，課堂上卻間中以市儈和無耻形容他不屑的人物，駡完一兩句，起來走幾步，又坐下。尉天驄則曾點出臺靜農其時在嚴峻政治氣氛下的不便，書法鍾情五代時政治上受懷疑的楊凝式，可能是自況。台灣六十年代初的政治氣氛如何？「雷震事件」發生於一九六零年，雷震等人因「叛亂罪」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聶華苓曾憶述她那時雖無牢獄之災，但有特務跟蹤，警察會深夜上門盤問；親友絕跡，自己也免得牽連他人，正陷於孤絕與恐懼之中，素不相識的臺靜農居然來訪，請她到臺大教書，才將她帶進一個廣闊明朗的世界。
看完《牯嶺街》翌日午我去了「舊香居」，臺靜農的《龍坡雜文》一找即得，喜出望外。這小書我以前看過，文字用得尋常，不作意做文章，偶然卻在寛厚中透露出倔強，如〈何子祥這個人〉：「子祥早年傾心革命，投筆北伐，掛了彩，至今身上彈痕猶在，這些英勇事蹟，大可寫自傳，表表功的，而子祥的聰明竟不及此。」書中但凡提及溥心畬、啟功、莊嚴、張大千等書畫知音的段落都精彩，例如追憶張大千的〈傷逝〉。
【三】
張大千與臺靜農是摯交，我覺得近人書法無出他倆。本想去張大千的舊居「摩耶精舍」看看，但遲了在網上報名，額滿去不成。「摩耶精舍」門匾是臺靜農寫的，臺靜農舊居「龍坡丈室」那四字是張大千寫的，二人曾在舍中的大荷葉旁拍了張黑白照，一個長衫長鬚，一個和藹渾圓，從照片所見日光明媚，應是寫意的一天。
臺靜農在台灣的處境不容易，先後寄居香港、印度、南美、台灣等地的張大千看似瀟灑，但讀謝家孝的《張大千的世界》亦見其隱衷。中共掌權之初，駡張大千為資本主義的裝飾品，生活腐化，到六十年代初卻突然改變策略，將他捧為最偉大的藝術家，謂發掘敦煌藝術功不可沒等等，不單以藝術奬金利誘他回國，還使他在大陸的親友發動信函攻勢，據他說，女兒張心瑞和二嫂都受了政治任務試圖騙他回去。張大千知道回去是死路一條，硬著心腸才沒中計。
臺靜農看得見張大千，卻再看不見故友啟功。臺靜農與啟功曾於北平輔仁大學共事，後來一留大陸，一到台灣，音訊斷絕。據許禮平記載，五十年代初，臺靜農託人捎小紙條予在大陸的啟功，慨歎：「回不得也」。時代令那代人常常在走不走、回不回的問題中兜轉。臺靜農在《龍坡雜文》自序謂最初把台北的書齋命名為「歇腳盦」，歇歇腳，原沒久居之意，且北方人不慣台灣氣候，常受濕疹之苦，曾有詩云「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以自況：「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能說不是家嗎？」
到八十年代氣氛沒那麼緊張，臺靜農與啟功才能通信，晃眼就分隔了近半世紀。啟功後來寫了一篇〈平生風義兼師友〉，文末尤使人心酸，因他說臺公託友人送來了三本書，題字不是「留念」，而是「永念」，且字迹有些顫抖，像拿到三塊石頭。文末標明了時地：「公元一九九零年十月書於北京」。臺靜農一個月後便病逝於台北，真成了天人相隔的「永念」。
【四】
臺靜農病逝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拍了三個月，為三十年前少年時代一宗轟動台灣的兇殺案理出背景。那真是個難以安穩的時代，路上有坦克，連逃學也看見練兵。大人煩著大人的事，中學生則劍拔弩張，成長即變異，無法做安分的人。《牯嶺街》一年後上映，相比侯孝賢同樣拍台灣歷史的《悲情城市》尤其不算賣座，但在《再見楊德昌》的訪談所見，參與《牯嶺街》者無不認為一起創造出難得的傑作。
人都活在歷史的後果中。公平點說，國民黨對異見者的逼害不及中共，但不知幾多家庭卻如《牯嶺街》的張家般被摧毀，那黯然，多少也是楊德昌成長經歷的側寫。上一代的政治壓抑漸去，新的問題卻接踵而來，楊德昌在《麻將》的焦慮與冷峻尤明顯，到《一一》仍有許多離合和空虛，處理卻溫潤多了，一場一場之間的穿插藏閃更勝《牯嶺街》。
今期《聯合文學》有楊德昌專題，在《一一》裡永遠七歲的洋洋早就長大成人，還寫了篇好文章，輕輕點出楊德昌欲為父親的情結，可幸晚年終得一子。現實中，洋洋竟步楊德昌後塵，修讀資訊工程：「他可能更不知道，《一一》演繹了我後來的人生。一種似曾相識，或是一種預言嗎？生命的樂章是這樣開始的： “A one, a two, and one, two, three, four……」。
《明報》 二0一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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