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

 

年青朋友P剛上大學，雖仍只是網課，一切卻那麼新鮮：「有時tutorial，其他同學唔開cam又唔肯講嘢，我自己戇居居係度講，最弊係講講下就九唔搭八，根本未諗清楚，但我唔講完全無人講，唔想冷場就要瘋狂獻醜。」我說：「我到做緊tutor都成日唔知自己在講咩，好黐線。」然後跟他說了以下這個荒唐故事。

不知哪來的勇氣，在沒副修且成績差的情況下，中文系畢業後我去了報考英文系研究院，交表前一晚覺得太渺茫，想過還是放棄，卻在崇基圖書館偶遇一位朋友。她說交吧，也可能只是隨便說，但因此就交了。最後竟然收錄。開頭一直覺得騙了人，想來想去想不到取錄原因，像個謎，最後索性認為，應是他們不可全收女學生，無論如何要找個男的。後來才知道這情緒在研究院（尤其歐美名牌大學）頗常見，叫「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總覺得自己是冒牌貨，只恐怕露出馬腳給人告發。

這樣白撞進英文系，心理壓力不少。碩士班一位同學不單母語是英文、還要剛從耶魯英文系畢業過來，而英文系學生不少從名校上來，私下甚至用英文交談，開口很自然就“Oh Gosh”。更大問題是導修，三年級學生修讀過的英文系學科是我幾倍，應由他們教我才對，但無論如何，第一學期總算捱過。

第二年問題來了。學系安排我擔任「風格學」（Stylistics）助教，老師是臨近退休的彼得，在飯堂看書時偶爾大笑，笑聲之大之久常令旁人側目。他出名博聞彊記，上課常跑野馬，突然又會代入莎劇七情上面說台詞，或一段段地背詩——他有次在讀書會說晦澀的Finnegans Wake，中途竟把書合上，閉眼背了一版出來。但現實不如電影，不提供字幕，那時又未興帶電腦上課，我當然完全跟不上。雖然Mick Short的教科書很有用，我在那門課的得益結果也是兩年來最多，但聽不明，怎教人？

老師想到辦法：私人補習。每周我上導修前一小時，就去他辦公室聽他說。但他那一小時的狀態跟他上課差不多，依舊旁徵博引，且因他座位背光，一團黑影在諗些我沒全聽懂的文字，每周一回，像宗教儀式。不止一次，他太投入忘掉時間，我不好意思截停他，只默默在對人類記憶力和知識浩瀚的讚歎之中，計算跑步速度——他每多說五分鐘，我跑去課室的時間便少五分鐘，須用雙倍腳力追回。

每次都跑上課室，又在進課室前放慢腳步，若無其事。那時常想起有一期《老夫子》說，老夫子返夜學學英文，早上便趾氣高洋教小朋友。但他好歹能先睡一覺。我只有從馮景禧樓出來那一段路，太趕，莫說消化，記住重點都難，不知在導修語無倫次到什麼地步。同學們最後好像沒發現異樣，也可能是仁慈，哀矜勿喜，看見流汗的馬腳也沒說穿吧。

但有一次很奇怪，在老師的沉吟中我也像中了魔咒忘掉時間，一看錶，導修已開始十分鐘，跑去課室最少要另外十分鐘。大驚，老師倒極其緩慢溫文地說：“It happens. This kind of thing happens.”（「世事就是這樣。」）然後看著我奪門而去。那十幾個一小時加起來，最記得便是他這句話。

如果真有什麼啟示，這片段令我知道，世界有時並沒什麼道理可言，很隨機，又有點胡混，而當年的大學環境尚有點自由讓人跌跌碰碰，摸出門路。我最後傳了一篇文章給年青的P，是覃俊基寫他初上大學的〈草帽〉，大學很大，他常迷路又怕曬，最後找來一頂大草帽，一切頓時昏暗起來，也在這遮蔽中活出自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愉悅地切割著這個世界。」

想起老師樊善標曾寫道：「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大學，雖然我的大學又小又寂寞的。」目下大學倒愈來愈小，圍牆愈來愈多，希望P和他暫時不出聲的同學，最少能盡量保持心靈的廣大完整。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六日

有血有肉的名字

 

一個和理非，可如何寫詩紀念他不認同的勇武派，怎樣寫賤人情敵英勇犧牲？康廷早前找我到荼毒室介紹英文詩，我選了幾首，最後以愛爾蘭詩人葉慈（W.B.Yeats）的“Easter, 1916”收結，寫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去年聽詩人朋友TimTim提起此詩，重讀時別有體會，那天就是用上面這問題引入。

和理非的比附當然簡化，但整個愛爾蘭獨立運動最出名的詩就是葉慈這首，卻非單純歌頌，反而充滿距離和質疑。一戰初起，英國答應戰爭結束即予愛爾蘭自治（Home Rule）。可信嗎？一九一六年葉慈剛年屆五十，認為值得等待，勇武派卻覺得時間對了，趁機起義，佔領都柏林郵政總局，六日後被英國震壓，幾十人死，十六人被處決。

葉慈長年迷戀的繆斯慕崗（Maud Gonne)積極參與政治運動，早年已幾度拒絕他求婚，還嫁予勇武派的麥拜（John MacBride），但一年後分開，據說麥拜曾性侵慕崗與前夫所生的十一歲女兒易素（Iseult Gonne)，葉慈對麥拜的憎恨可想而知。有這背景，就更易感受“Easter, 1916”的張力：有一堆人為葉慈不認同的策略付出沉重代價，或監禁，或壯烈犧牲，包括那情敵。

詩分四段，開始已將「我」與「他們」分開，不是同一伙，認識，日落有時在酒吧碰面，不過說些禮貌的廢話或嘲笑。在這庸常生活中，最後卻說：“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一切都變了，矛盾的「可怖」跟「美」給統一起來，他們果然在復活節由死而生。

第二段將他們還原為獨一無二的人，此刻仍沒名字，“That woman”指貴族出身的Constance Markievicz，晚上跟人論辯到聲都尖了，但曾有甜美聲線，曾如此年青、美麗、奔放。葉慈並非造神，否則不會說她白天就虛耗在無知的善意中。第二位曾辦學校，正是在郵局外宣讀獨立宣言的起義領袖Patrick Pearse，推動被英國打壓的愛爾蘭語復興運動，終被處決。第三位寫詩，葉慈認為以其敏感繼續寫下去或會成名，現在也死掉。最後的 “This other man”就是情敵麥拜，虛榮的醉酒鬼，做過極壞勾當，但也把他記下來，因他也被轉化。

第三段把鏡頭移到野外，眾多的心有同一目的，中魔法般成了頑石，堅毅不屈。“To trouble the living stream”一句很奇特，通常是流變干擾平靜，這裡相反，頑石以其不變令日常生活變得突兀，唯有他，在瞬息萬變的生機中不為所動。但第四段旋即說，石頭的意思也可改變，當犠牲太長久，人心也會變得如石冷漠吧。

葉慈接著連問幾個問題：犧牲要到何時才足夠？只有天知道。人可做的極渺小，只能沉吟一個又一個名字。那場死亡是多餘嗎？葉慈在起義後數月單是寫出這句話也需勇氣，還要補充「英國可能守信」，可想見勇武派讀到這兩句的反感。他繼續問：若過度的愛把他們迷惑至死又如何？句中這 “excess of love”譯做廣東話，不就是「我哋真係好X鍾意」，同時認定其被迷惑，接著實踐諾言，將各人名字一一寫進詩中，“MacDonagh and MacBride/ And Connolly and Pearse”，即前述詩人、情敵、學校創辦人等，全部有血有肉。

復活節起義後不久，葉慈再度向新寡的慕崗求婚，再次失敗——葉慈待易素(Iseult）稍長轉移向她求婚，同樣失敗。 “Easter, 1916”在起義數月後寫成，葉慈一直沒公開發表，給慕崗看，她即反駁：犧牲從未令心變成石頭，只使人變得不朽，提昇到上帝的境域。一九一九年愛爾蘭獨立戰開始，葉慈在一九二零年終於發表詩作，藝術家可做的就只有紀念，記下每一個“MacDonagh and MacBride/ And Connolly and Pearse”。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二日

資質差，怎學習？

有種人比富二代更可惡，叫才二代，如連儂仔。不是Hey Jude那個憂愁需安慰的Julian，而是約翰連儂幼子Sean，七五年生，母親小野洋子，有如此父母，要蠢鈍也難吧。

音樂友人M定時為我的陳年iPod入碟，常有驚喜，上回正是尚連儂2006年的Friendly Fire，一聽，感覺多像其父，含著結他出世一般。M說這碟較親切溫文又不落俗套，不如他其餘作品孤高，懷舊元素也是向父親一代致敬。上網找了找，在偉大的Tiny Desk Concerts系列，看到尚與女友夏洛特（Charlotte Kemp Muhl）組合The GOASTT三年前的演出，那就是才華洋溢和自然流露了，本性如此才不覺張揚，那種不經營根本無法經營出來。

夏洛特同樣多才多藝，十三歲已做模特兒出身，在演唱中轉換各種樂器，手風琴、鋼片琴、低音結他等，都信手拈來，唱完第一首歌，尚連儂還要若無其事跟觀眾說，這是夏洛特首次手風琴演出，她學了才十日。Dark Matter, White Noise有兩句歌詞很能見那氣質： “Wake me in a thousand years/ When computers can shed tears”下兩句跳脫得來又有點百厭：“Do I have to die before I see/ The pigs fly and the fat lady sing”。再在同系列看到Damian Marley，也屬才二代，Bob Marley幼子，彷彿都是基因決定不學而能，想起資質這回事。

談談個人經歷。有幸跟萬偉良老師學書法已一段日子，回頭看，實在用了太多時間介意自己資質差，總羨慕本身美感好的人或聰明人。世上最頑固的是壞習慣，錯完重複錯，自覺學得差，平時很少跟人說學書法，曾在上課處附近碰見朋友，也只隨口說「嚟學嘢」。她追問，說學書法好像太堂皇，便用滑稽口吻說「學寫吓大字咁囉。」

有一時期完全交不到功課，每至差不多下課，同學們要把習作供出互相觀摩，覺得學了那麼久還是這樣子，太羞愧，就把宣紙揑皺，壓成一個波放進袋中。老師問，功課呢，就攤手說沒有，他只笑笑：「下次交啦」。過了許多個下次才交，他又總找到東西稱讚：「哦，今次好好多」。不是跟他學應老早放棄。師生聯展辦過幾次，每人要交一張，到老師印好請柬叫我們分給朋友，雖覺得老師的書法絕對值得更多人賞識，但因為自私，不想人看見我的字，便把請柬收起，任他們在暗角浪費掉，老師一直不知道。

好處大概只有一個：深明學習多難，可多使人沮喪，教書時遇上同屬鈍根的人會多一分體諒，“I know that feel bro”。撇除有時的確因為懶，他們也要處理許多自責與內疚，故常借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勸勉，別人一學而能，我則要學百次，過程有難易之別，但最終的「能」則一樣，令人安慰。

數月前，覺得應試試放下對資質的執著，跟自己的平庸和解，首次將條幅傳給人看，跟相識不久的雪君互相批評。她曾跟朋友自資辦免費書法雜誌《墨想》，熱衷書法，寫得比我好得多，但在批評中各有得著，每次來回都快樂。也想起古琴老師穎苑曾說，學習需要的，是identity，她自從學琴第一天已覺得屬於古琴世界，是位「琴人」，可能因此進步較快，這比資質重要。

已吃太多資質的苦，再自嫌就太不長進。加上那警句已說得明白：「以大多數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輪不到拼天賦」。下周兵荒馬亂地開學了，趁此回歸學習之本，給自覺資質差的人一點鼓勵。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八月廿九日

古詩生成器

今周新聞太多太烈，情緒波動大，不如說說詩。早前人人都在網上「像極了愛情」，據說源自蘇三毛的一張圖，題為「教你如何寫詩」，只三行：一. 隨意寫一段話。二. 最後加上「像極了愛情」。三. 完成。例子：「冷氣師傅說這周不會來/下周也不一定/像極了愛情」，充滿戲謔。不禁想，看來守衛森嚴的古詩有沒有生成器？

有，但非全自動，要出點力，同樣是情詩，暗號不是「像極了愛情」，而是「自君之出矣」，只要以此起句，古人便知道你不單在寫詩，還在回應特定傳統。全詩二十字，因首句已給你，不用寫，補十五字便可。加上第三句常以「思君如」起首，又減三字。另一喜訊是此詩源出三國時期，尚未有平仄要求，門檻再降低。只需填十二字且不用理會平仄，最少聽來不太艱難。

此詩源頭是建安七子之一徐幹，他在〈室思〉其三的最後四句作：「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代入閨婦思念丈夫，你離開後我鏡也不照，有《詩經》「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的味道，頭如亂草非沒洗頭水護髮素，而是已無人識我臉容，何用自照。

南北朝已有人斷取這四句仿作，樂此不疲地曲盡分別之苦，變成一場跨朝代的比喻比賽。像劉宋皇帝劉駿以風為喻，說「自君之出矣，笥錦廢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梁代范雲則說「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這草的比喻下啟唐代李康成：「自君之出矣，弦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同樣強調草之生命力，像思念，一有空檔便無端冒出，影響一路蔓延到南唐李後主的詞：「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不斷行，還有、還有，沒盡頭。

另一在比喻比賽跑出的，是唐代張九齡：「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這機是織布機，早就無心於生活所需。接著說「思君如滿月」，兩者看來無關，比喻何在？最後一句化解了疑團，令「如」字有著落：「夜夜減清輝」。月有盈有虧，但滿月不同，注定只會虧，像主角的精神和身體，都因思念不斷消減暗淡，衣帶漸寬人憔悴。這比喻之新奇，正是反用了滿月團圓的聯想，以樂寫悲，花樣年華總不敵歲月蹉跎，夕陽無限好，滿月也有黑暗背面。對比明代張時徹同樣抬頭望天、也說夜夜的「思君如明星，夜夜在雲間」，就高下立見。但這是憑空獨創嗎？唐初辛弘智早用過「滿月」，下句作「夜夜減容暉」，但後人多只記得張九齡。

在這些〈自君之出矣〉中，有一首引發過近人論戰，別具現代意義。南北朝王融說：「自君之出矣，金鑪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前臺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曾在〈析《自君之出矣》〉援引弗洛伊德，認為金鑪和明燭分別是女和男的性象徵，後來葉嘉瑩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的危機進一言〉商榷。顏氏不服再辯，不小心揭露對古詩的無知，加入戰團的繼有夏志清和徐復觀。我特別欣賞夏志清文章的題目：〈勸學篇――專覆顏元叔教授〉。〈勸學篇〉出自《荀子》，但這裡不是勸勉，是委婉地突出嘲諷。

光說沒意思，即管試試生成器：「自君之出矣，不復看電視。思君如有線，根本cut唔到。」或：「自君之出矣，香檳廢不開。思君如制裁，一波接一波。」想起來，慶幸曾有機緣學習欣賞古詩，最初知道〈自君之出矣〉就是在佘汝豐老師的詩選課。這門大一必修課我上過三次，不是肥佬要重修，而因為佘生的課我旁聽了兩次。第二次他退休後再回來，我已在研究院，很清閒，難忘有一下午課後，幾個朋友跟他接連去飲咖啡、吃晚飯、食宵夜、坐在荔枝角公園談到天光、再待粥舖開門吃早餐，都在聽他說古詩文，回到宿舍已半死，還先盡力重溯一夜記憶抄在筆記才昏睡，回頭看，那生活片段也帶詩意。

早前跟佘生通電話知他會看《蘋果》專欄，嚇一跳。周初黎智英等被捕、二百警察闖進報館，香港還是一樣大，但香港又縮小了，想起友人陳婉容在電郵提起：「哈維爾說後極權其實是個令人無法自由發展生命的社會。所以，那怕是喜歡唱歌跳舞又好，耕田或寫作都好，能持續地做，本身就是一種不慍不火的反抗。可能要再想幾年我才知道是否適用於香港，但至少這種講法令我覺得有點希望。」更覺得要在壓迫中維持世界應有的寛廣，保存政權最想摧毀的個性。希望佘生讀到這裡，開懷呵呵一笑。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日

你喺度就好

因疫居家雖苦悶，有時晨起查電郵，見或遠或近背景各異的朋友傳來好看的幾百字，便覺夫復何求。最近一次，緣於我碰巧看見David Shrigley畫的一張圖，一條鯨魚旁，紅字寫著 “I’VE NEVER SEEN YOU BUT KNOWING YOU ARE THERE MAKES ME HAPPY”，覺得好，寫了兩段話傳友人，說彷彿世上有兩種「你喺度就好」，一近一遠。

近的容易懂，可套用Pink Floyd名作Wish You Were Here，中譯《盼你在此》。據說曲中之「你」原指因精神問題離隊的Syd Barrett，但也可引申，去年主音Roger Waters在倫敦聲援阿桑奇時就唱此曲，多少情侶曾以Wish you were here為訊息，可能一個人遇上良辰美景，「你喺度就好」。

遠的正是鯨魚圖聯想，多少事物畢生未曾遇見，但知道可跟自己截然不同的東西寄居同一宇宙，就算互不往來也足夠，甚至不一定共時（像恐龍），不一定具體（像神，如果有），不必見到摸到，不必Wish you were here，獨立並存，繼續留在there也不錯，「喺度」可以很遠。

不由得想起英國探險家馬洛里（George Mallory）那名言。二十年代，他三度攀登珠穆朗瑪峰均失敗而回，有人問他為何要攀，他答: “Because it’s there”，因他在那。年少時初聽當然覺得答案很有型，十多年前去西藏就見過不止一款明信片印著此話。但現在想，It’s there跟要親臨實無關係，沒我去仰他高，山也不會矮了，「喺度就好」。

跟剛移民美國的S說起，她覆了一個觀星故事，和一張用電話拍攝很矇很矇的星夜。那晚她妹妹駕車，在公路上提起Neowise彗星，她才立刻上網查，今年三月方被NASA發現，肉眼可見，七月中前亮麗，七月中後漸暗，之後就會消逝，下次再見是6800年。所以那是看到彗星的最後機會，便努力留意西北偏北的天空，可惜太光看不到，流星倒有一些。

之後一晚，她又想去追星，初一無月，天清無雲，但還是看不到，本來放棄了，在途中卻突然見到那顆彗星就在app裡的大熊座前腳下，剛才明明見過大熊座。立即下車拿著手機找大熊座，雙眼努力曝光，終於見到那暗淡的長尾巴。「上一次是女媧在補天，下一次說不定再沒有人類。雖然知道對方的存在已覺温暖和安心，但真能遇上，我覺得是福氣。然後覺得很多事都會彼此相關。」

我說不肯定人生會否在海洋見到一次鯨魚、或這種幾千年一遇的星，但好像通常都不小心錯過，就是香港上月近在咫尺的日環蝕，也不知何故沒親證，只在網上見別人的照片與喜悅，或者正正不覺得他事必與我有關，便不以為憾。最理想是不期而遇，當然極難，但隔著螢幕知道那多姿多彩也滿足。

仍定期為我那部陳年不死iPod Classic入新歌的M，則感慨因為政府英明，此刻人人肉身被囚禁， 精神受折磨，「知道一條鯨魚在某時空自由生活好像在諷刺自己一樣」。但他隨即想起Smashing Pumpkins的With Every Light，音樂輕快，卻是主音Billy Corgan紀念亡母之作，歷憂傷後看開了，歌詞反覆唱“And every light I've found Is every light that's shining down on me”，母親在他心中已化作自然，像神一般無所不在，當下所感應到的，「正是自然加上帝加母親的世界，十分spiritual」。就這樣，因一張圖加幾句話，換來如此如彼的聯想，過了疫中一個有天文有音樂的早晨。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

偏門奧威爾

                                                                                                     左邊奧威爾，右邊甘伏

下周本來跟我很欣賞的「好青年荼毒室」成員鹽叔在富德樓「獨立出版迷你書展」對談，主題是「偏門嘢」，打算對應獨立書展談些冷門孤僻的東西，活動雖因疫延期，但癮起了，便趁機重溫一本偏門書，緣於去年的東京旅行；疫前時空，恍如隔世。

那晚華欣想到新宿的Infoshop “IRA”(不是愛爾蘭共和軍，而是Irregular Rhythm Asylum簡稱)看看，參加那裡定期舉行的集體版畫創作。那是一幢大廈的三樓，入門即見各種貼紙、標語和DIY獨立刊物，雜亂得有生命力。但我不想假裝對勞作充滿興趣，很快在旁邊梳化睡著，醒來他們仍未做完，已有人煮好簡便晚飯同吃。無功白食不好，付錢又太古怪，飯後便到書架看看能否買書支持，見其中一本封面大字寫著 “George Orwell and Alex Comfort”。

奧威爾我喜歡，算熟悉，但後面這位甘伏是誰？不知道。書在一八年出版，作者Eric Laursen我沒聽過，但書題《站在一旁的義務》（The Duty to Stand Aside）似乎有趣，就這本，旅途上慢慢看，驚歎這麼小的題目也有人用心研究。

甘伏原來是個英國科學家和醫生，最著名是七十年代寫過一本叫The Joy of Sex的性手冊，教人行房種種。 但這都不是他在這書的角色。時空定在四十年代初，二戰未完，他廿歲出頭，讀醫之餘也愛寫小說和詩。此時奧威爾還未寫《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因身體太差無法參軍，正在BBC電台做文化節目，向印度聽眾推廣英國文學，讀讀詩，屬軟性政治宣傳。

奧威爾不喜甘伏的小說，喜其詩，常在節目介紹，看來一切安好。但不，甘伏不在戰場，不單因左手年少時受煙花所傷缺了三根指頭，也因他是個無政府和平主義者（anarcho-pacifist)，認為人應從國家獨立出來，徹底反戰。問題是希特拉來了，應怎樣？甘伏的立場是貫徹理念站在一旁，集體抗命，也不滿奧威爾由本來撰文反戰、教人提防政治宣傳，終變成國家擁護者、走進制度之內。相反，奧威爾認為時勢如此，和平主義等於親法西斯，不反希特拉的都在支持他。

奧威爾和甘伏這場小論戰，先是靠寫小說評論和公開書信，後來竟是寫詩！四三年，甘伏用筆名寫了首一百二十行的長詩暗諷邱吉爾、BBC和參加政治宣傳的作家，卻明顯放過賞識其詩才的奧威爾。但兩周後奧威爾還是公開回應，用上相同的長詩體裁，其中一句說「你雙手乾淨，彼拉多亦然」（Your hands are clean, and so were Pontius Pilate’s)，所指甚明。

但二人並未因此交惡，奧威爾在信中繼續稱讚甘伏的詩，後來到雜誌Tribune任編輯，還邀請甘伏寫諷刺詩。四五年他們終於見面，二戰並未如奧威爾想像，為英國帶來社會主義式變革，「國家」倒日益強大，隱隱應驗甘伏的警告，這影響到《一九八四》的內容嗎？沒證據，但作者有意在此留白。故事尚未結束，峰迴路轉，奧威爾在四九年記下「奧威爾名單」（Orwell’s List），將他懷疑是地下共產黨員或同路人的名字交給英國外交部，雖然名單意義常被扭曲（有興趣可參拙文〈奧威爾是告密者？〉），但重點是除蕭柏納、差利卓別靈和導演奧遜威爾斯等，甘伏名字也在其上，簡介包括「反英」、「親德」和「親獨裁」，最後卻是反高潮的「很有才華」。這背後是何心態？

《站在一旁的義務》的關懷可算另類，提供嶄新角度理解奧威爾和二戰，作者相對同情甘伏，在前言已質疑二戰是否真如一般理解的“Good War”，抑或加強了國家對人的宰制。同意與否也好，至少這非主流的稜角能展示獨立出版的精神，不在IRA那種地方也不易碰上。書末附出版社AK Press簡介，自言是世上最多產的無政府出版社，全由工人運作，民主管理，沒老闆、沒經理、沒廢話。

好奇之下到其網址，「常見問題」一版最見性格。問：會送書到監獄嗎？答：每天。但我更喜歡以下這題。問：如我對無政府主義有高深但只得自己明白的主張，很想找你們辯論，應把問題傳給誰？答：請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

附錄：〈奧威爾是告密者？〉

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4.html

〈奧威爾的子彈〉

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8/12/blog-post_22.html

減，減走不準確——訪連安洋

連安洋是灣仔富德樓「艺鵠」書店店長，除了賣書和辦活動，也做獨立出版，去年跟他有些編輯合作，對他在瑣碎事務中常能保持平靜溫柔，印象最深。他未必是群體中的焦點，卻靜靜照顧眾人促成事件，我覺得這種性格值得珍惜。

有次談起他的經歷，藝術系出身、曾辦攝影雜誌KLACK、做書店，看來文藝，人生職志卻是耕田。但要到這回跟他詳談才知道他的挫敗感，聽到他說自己「一無所有」時有點詫異。多少人跟他一樣自覺不能貫徹信念，充滿矛盾，但未待理清所有想法已默默在崗位貢獻社群。那性格上的退守並非怕事後退，但因時勢，卻去了較前和較中心的地方，不知可否算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富德樓下周將舉辦第三屆「獨立出版迷你書展」，阿洋負責，便由書展談到他的過去，中途他總不自覺說：「其實都唔知點解你會訪問我......」

主流外的書展想像

郭：先談「獨立出版迷你書展」。獨立應不是做不成主流而已，多出來的是什麼？

連：最少是提供多個選擇，獨立出版並無大型銷售渠道，價值亦非主流書業會擁抱，始終我們無法改變人們最喜歡流行讀物或工具書，獨立出版的精神，應是任何人有話想講，都可用書這形式出現，但因人力少，出版後的推廣和發行都艱難。

郭：可再說說那特質嗎？舉獨立音樂為例，沒理由只是你未紅才叫自己indie，拿了這略帶光環的身份。我常用這個來想其他範疇，好奇你怎樣理解獨立出版和書展。

連：或許不是正面回答，但我會這樣形容：如果想小眾聚合更有力量，我便會將小眾的定義擴闊一些，拿最大公因數，發出去的準則也簡單：要不你有獨立精神、敢言、有主流以外的聲音，要不你不是集團模式，所以「突破」也在其中，因Breakazine就是獨立營運。

郭：辦到第三屆，經驗又是如何？

連：也有一個進化史。第一屆因辦得太趕忙，找人有遺失，可能給人小圈子感覺。第二屆於是邀請了些獨立書店來擺攤，而不止獨立出版社，那包括見山、Bleak House、大業等，想讓人知道香港有這些書店，跟香港書展同在灣仔，只是幾個街口之隔。

我們常說香港書展是特賣場，要跟他打對台，便想可怎樣做些教育，甚至很理想地如法蘭克福書展一般，增進編輯與出版社交流，孕育獨立出版精神，但限於人力一直沒法實踐。今年終可辦出版諮詢活動，其實是編輯配對，可能你有東西想出，但不懂怎樣變成一本書、怎推廣，我們便跟你談，給意見，這些不論書展、大出版社、大書店都不會做。

郭：國安法後對書和出版有什麼看法嗎？

連：聽到行內對出版的擔憂。也會設想壞起來會否變成大陸一樣，「國際書號」（ISBN）不再經圖書館循例申請，改而要先經政府審查才能取得，那就真是管制出版自由，要他批給你才有「國際書號」，否則不能賣，賣就犯法。到那階段還做不做到獨立出版呢？到時出版社要找印廠肯定比現在更困難，但我又會想到zine（獨立誌)，全按自己喜好、不經印廠印刷釘裝的DIY出版。但暫時也沒答案。

行政、畫畫到耕田

郭：好。我對你的過去感興趣，不如由此倒敍，講講你藝術系畢業後的經歷。

連：零八畢業，想過繼續創作，做概念藝術，但為收入做過畫廊。我本身不是攝影的，做畫廊時辦了個「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才認識一大班攝影師，包括現在的太太。機緣下再去了藝術中心做行政。

但做了行政幾年覺得很磨人，做到爆缸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尤其有些展覧好像只為給那些雍容華貴的人提供背景做社交，很沒意思，剛巧有小朋友，又遇上「反高鐵」，菜園村啟發到我重新看香港問題，就想試試別的，去馬寶寶上耕作班，覺得契合自己對自然的嚮往，哈，甚至試過去「山崎」返工學做麵包，總之想改變。

很快又遇上另一份工，在威爾斯醫院麻醉科畫醫學插圖，指示神經和血管等位置，便帶著一種由消耗腦力而回到雙手的想法，看看可否靠這引領再做創作，每天就返威爾斯專心畫畫。

郭：好得意的工作。想起據說魯迅在日本讀醫，畫解剖圖時曾刻意畫錯一條血管，「為的是好看些。」

連：太搞笑了，沒聽過，藝術家性格吧。有趣的是，我那教授上司對圖的要求其實不高，我卻借機畫得很仔細，將那些脊骨開到一比一大，用Photoshop一兩個point的針筆畫，純為滿足自己畫畫的樂趣。不過到一四年「雨傘」中段，大家有點不知可怎樣繼續，都在討論自己可在社會產生什麼功用，便給了我勇氣多行一步，跟太太商量我是否可全職耕田。

最終做農夫也有很多機緣，一五年遇上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有機會跟袁易天等人去日本學習全套耕田運作，回到林村又遇上有田地的村民，知我辭職有決心才租給我，便開始了，打算賣菜維生，但後來和合耕的人有些不同想像，便去「生活館」跟同伴一起耕田賣菜，儘管月入最高也是六千，卻很開心，覺得實在。兩年後，同伴都巧合地都有了小孩，便決定休耕照顧嬰兒。要維生，一八年剛好「艺鵠」請人就加入。妙的是，原本KLACK的工作室，就是艺鵠現在十四樓同一位置，又回到同一地方，看故仔一樣。

不過，耕田始終最跟個人理念相應，最能實踐對社會的理想，因覺得那是地球問題根源，我們都把生活一些環節外判，將鄉郊和田野奴隸化，才衍生許多問題。如果社會有整全想像，可自給自足，為城市提供食糧，實行本土消費，多少也可減輕全球化問題。最終不能耕田，其實是一生最大挫敗和心理交戰。

郭：有趣，你從最泥土最在地的那端，跳到推廣藝術文化、相對較虛的這端，還要在灣仔閙市。轉折是怎樣？

「艺鵠」與回應社會

連：也不全是另一端，因「艺鵠」較貼近我想法，我來之前仍有天台農場，是個可推廣理念的地方。加入前，他們已找過我做Reader-in-residence計劃，做深度閱讀班，我選了很喜歡的Soil Soul Society: A New Trinity for Our Time，除一起讀書，也會到田考察、看電影、討論農業問題。

那書由印度裔作家庫瑪（Satish Kumar）所作，他受甘地啟發，七十年代跟另一伙伴帶著茶包，由印度步行到擁有核武的四個國家，找那裡的總統送一包茶，說若有衝動想按制發射核彈，就請先飲這杯茶，靜一靜。後來他受英國經濟學家舒馬克（E.F. Schumacher）邀請，到英國辦綠色雜誌，辦地球整全發展的跨學科課程，推動環保革命。這就是我跟「艺鵠」的淵源，所以最初進去工作，也想是否可延續這些思想傳播，介入社會又同時可自我完善。

郭：對應香港近幾年政治情況，實行起來應不容易？

連：政治總是迫切，很難在這氣氛中講環保。雨傘時其實有些嘗試，曾有人把政總外的花槽變成種菜地方，可能在旺角搞已被閙左膠，但金鐘尚能容許。根底裡我有這些關於土地和農耕的想法，但工作需要又把我扯到較前線的地方，漸漸靠近政治漩渦。

郭：好像有點被動？

連：你看到矛盾之處。如果我信念夠深，為何會被影響？但入「艺鵠」沒多久，發現不同人對書店的需要我都要回應，時勢漸差，一八年就跟富德樓上樓下辦共學研討會，討論藝文教育如何回應威權來臨。到一九年初「反送中」前更不用說，要即時和不斷回應，我的位置就與那些問題扣連，也眼見農地議題已在大眾關注中淡出，還講農業可能太不相干。加上還有獨立出版計劃，像蔡寶賢帶著《海浪裡的鹽—香港90後世代訪談故事》找我們，我看了稿，就覺得需要幫她出版。

郭：好奇，到這一刻，你仍想回去耕田嗎？

連：很想，雖然也喜歡現在的工作。但那可能要待因緣和合，找到一套平衡的模式才會發生。「半農半X」我不滿意，這關乎我對農夫有個比較徹底的定義，像袁易天所說，不是好好地賣菜、以此維生的就不是農夫，因你沒法投入那生活模式，明白不了職業上的現實困難，有無限田務，要管銷售，若只是浪漫化和半桶水，怎有資格和耕了幾十年田的老農相提並論？當時的沮喪是，我曾想證明這種生活是可行的，可生存，卻失敗了。

但回頭說，我至少會希望自己不是加負擔給大自然那個人。可能跟讀藝術也有關，希望不斷「減」，個人生活可再簡約些，包括習慣。

郭：文化能否也是「減」，而非累積？

連：我覺得文化是累積，耕田也是，不妨這樣說：簡化的過程，只是想減走不準確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冇」。這點可能是藝術教育給我的禮物。

郭：想起啟功說，「功夫」不是時間花得久，而是「『準確』的積累」。

連：嘩很對。回想讀藝術時學回來的東西，也跟自己對佛學的興趣契合，不敢說懂，只是感興趣，會自己看書或去靜修營。

郭：有趣，對你認識雖不深入，但直覺是你對社會不公會有義憤，但同時又很平靜，而且有種溫柔。

核心之外的猶豫

連：的確有這矛盾。即管這樣說，希望不要好像太扮嘢：我身軀上或現實生活上，當然非常入世，在城市工作，儘管那是書店，但又不只是書店，跟社會和政治距離很近，有許多東西放在眼前，會考驗到我去想：愛是什麼？理解是什麼？你一直抱持的價值是否恆久不變？

我也曾渴望自己平靜，但當社會發生這些事，又覺得不能站在一旁，至少要去講什麼是我認為的合理，參與其中，一起經歷這個在自由與恐懼之間增增減減的過程，同時靠愛和理解，讓大家覺得互相扶持。誰都明白仇恨沒有出路，但我不會跟受過傷害的人說不要仇恨，只是需要清楚明白，仇恨會反噬，像舉著火把，雖有力量，不小心卻會燒到自己。

不過有趣的是，我對自己有一個判斷，就是從不覺得自己是走進核心的人，做KLACK時不是領頭或主創，那時台灣「報導者」訪問我講菜園村經歷，我也很猶豫，因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在「生活館」耕田也在較邊沿的位置。

郭：我向來覺得這類人很重要。是否只要當那個人不是你，你就能欣賞？

連：又絕對是。我對自己甚至再harsh一點，回顧自己時總覺得有很多失敗，讀藝術為何終沒做藝術家?但因這本身意志不強，對這角色也有懷疑，較易跨過，但事實上也不太早。不能耕田就真是完全打沉，痛苦之所以深刻，是因為那時拋下過往一切看過和學過的藝術，全心投入耕田，怎料失敗了，便覺得一無所有。如用編輯角度，這個角色就是一個不斷跳來跳去的人，根本沒什麼故事好講，所以意志消沉得很誇張。不過現在回想，不死過，又怎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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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安洋，「艺鵠」書店店長，念念不忘的職志卻是耕田，或許解釋到卡片上職銜為何是Cultivator，中譯「文化農夫」。

「孤獨共振──獨立出版迷你書展2020｣
日期：15/7/2020（三） － 21/7/2020（二）（按：已因疫情宣布延期）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365-367號富德樓
主題講座、活動及電影放映詳情請留意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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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