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札記（一）：秘魯的罷工罷市

不為標奇也不是反科技，純屬自己跟自己玩的遊戲：希望能把陳年Nokia用壞為止，故仍未轉用智能電話，且旅行時不帶電話電腦，七八月在南美，只能間歇粗知香港新聞。由悼念劉曉波的集會，到東北十三人再到公民廣場三子被重判，心中是一沉再沉。碰巧，由秘魯到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旅途上，數見政治對人的種種影響，有的顯著直接，有的千迴百轉，我將分幾次談談見聞，由秘魯開始。

古城庫斯科(Cusco)既是欲往馬丘比丘的遊客聚腳之處，又是印加帝國的首都，名字原意「肚臍」就指其位處核心，自然成為秘魯最重要的遊客區。七月陽光燦爛，本來一片繽紛。但在庫斯科首晚，已見人拿横額在法院大樓外示威，有人舉著無政府主義旗幟站在外圍吶喊，也有人戴上面具譏諷政客。不懂西班牙文，只能斷斷續續問得大概，是不滿三屆前的總統托萊多（Alejandro Toledo）貪污，希望將之從美國緝拿回國。正要覺得這種前政要貪污案頗符我對南美政治的印象，便霎時停下，不，分別只是他們的叫前總統，我們的叫前特首。

教師佔領，醫生呼應

庫斯科的罷工罷市，則在步行共四天的印加古道(Inca Trail)的第三晚知道。當年印加國王得悉西班牙人之兇殘，料無法抵擋，宣佈棄守馬丘比丘這峻工才百餘年的聖城，並自毀來往的山路以防被人發現。今日經此路到馬丘比丘，須由當地導遊帶領，有些人嫌太大路不喜歡，我卻始終想一看。導遊第三日忽憂愁說，行程或有變更，因本已罷工的秘魯公校老師行動升級，正與支持者佔據往馬丘比丘的火車路軌，我們翌日離開時可能要徒步路軌上。或因是同行，我對老師的處境很感興趣，導遊卻只煩著應變，對老師沒好話說，只謂好老師都到私校去了。

第四天清晨到達馬丘比丘，日出後濃霧漸散如水墨畫，人不多，導遊說因示威者撬壞了路軌，火車停頓，遊人約是平日一半。回程便在路軌上徒步三小時，只是小事，不料還有下文。上了旅遊巴回庫斯科不久，發現荒村路上不時有刻意放置的大石，司機得左閃右避。天色漸暗，司機慢駛，路旁是一輛接一輛拋錨等待換軚的汽車。旅遊巴上一美國女孩要趕凌晨飛機，頗焦急，卻仍耐心上網理解事情始末。英文的資訊不多，也不肯定哪些可信，只知醫生不滿公共醫療開支不足，病人有時要睡在醫院地上，於是加入工運支持老師，連帶引發出民眾一直對政府的各種不滿，庫斯科同日發起兩天罷工罷市。

路上的石塊愈來愈大，忽見前面還横擱著一輛貨車攔住往來道路，司機不得已褪車繞上山路，兜兜轉轉，回到庫斯科已夜深。翌日在旅館遇見另一遊客，他說他們那位司機中途太累，須從遠處找替工，他們就在路上等待，早上五時才回來。同房一位年邁的法國婦人一臉倦容，說起昨夜從別處來到庫斯科，中間路被堵了，要拖著兩箱行李深夜下車步行數小時，再轉的士才來到，狼狽也驚恐。

原住民的旗幟

旅館的接待處有數人聚集，我本打算晚上到南方去，馬上知道來往庫斯科的長途巴士全部停駛。我時間較鬆動，多留一天沒所謂，但見其他要趕路的遊客無端滯留，無奈匆匆付錢改機票。此時一女子拿著地圖問職員藥房位置，職員說商舖多關門，只能碰碰運氣。我雖同情她，也知罷工不是玩遊戲，但可能是遊客心態，愈偶發極端愈獨特難忘，而且罷市罷工都是香港大忌諱，阻人搵食或發達皆死罪，難得一見，心裡其實有點興奮，急不及待外出看看。馬路空蕩蕩，車輛全停駛，耀目陽光下，幾個人正搖著三米高代表原住民的七色格仔Wiphala旗幟，領著遊行隊伍。

商舖幾乎全部落閘，閒日最旺的San Pedro市場整個關門，唯一營運的是報攤，眾人圍在攤旁觀看不同報章的頭版，也有幾個小販賣cerro、雪糕和鮮橙汁。市民對罷工似乎不陌生，早已站到不同隊伍去，叫口號，鼓掌，小休時就一起坐在路上閒聊。大教堂外放著巨型喇叭反覆播放〈國際歌〉，也有人打鼓吹喇叭或抬著棺材道具，只是沒戴口罩的黑幫出來搶走破壞。防暴警察則多只守在政府部門外面。

新機場利益輸送？

我跟著走了一會，中途看見郵局，想起要買郵票，只見職員守在關著的幕門後，見人探頭才開了小縫讓我進去。每有機會就找人問問詳情，不容易，慢慢也發現他們對示威的想法各異，最大關懷亦已從教師人工和公共醫療，轉移到庫斯科附近Chinchero的新機場問題。

起初遇見的人都說，是政府失信，拖了廿年仍未為庫斯科興建國際機場，欲往馬丘比丘的遊客現都須先至利馬，再轉乘廿多小時巴士或轉內陸機才到達庫斯科，拖慢城市發展。但後來跟隊伍中兩位拿著海報和錢箱靜靜籌款的年青人傾談，卻聽到另一版本。男子叫Omar，女子叫Leysi，同在大學唸牙醫，英文較好，因不滿醫療開支不足，正為癌症病人賣旗。談著談著我們就站到一旁去，背景慢慢由人潮變成孤清大街。他們說，旅遊業是庫斯科經濟命脈，佔路軌是施壓的最佳手段，已往也發生過，雖然其他地區的人不一定喜歡，怕人不再到秘魯。遊行是不滿政府跟新機場公司簽下的合約，因當中疑有利益輸送，且機場選址也有問題，所以不是希望政府加速興建，而是中止合約，從頭考慮。

為癌症病人賣旗

因兩位大學生的話有最多細節，我傾向相信他們，但也可能遊行本來就有相衝突的要求，才有不同隊伍。二人又說，公校老師已忍了一段日子，他們月薪850索爾，約二千一百元港幣，少於私校的1200索爾。在庫斯科我找到最便宜的全餐（稱為 “menu”，有湯有餸有飯有飲品)要8索爾，約二十港元，故月薪850索爾實在少。問題是政府不久前還為警察加薪，火上加油。我問了他們讀書的情況，以為他倆是希望在示威中做點另類事情，他們微笑說，不，籌款的日子早定了，看，海報也印好，沒理由因罷工而取消，就繼續賣旗。找回遊行隊伍，拍照中途卻忽被人大力推開。一看，原來另一人正在我腳邊放下小型煙霧彈，他免我太接近。見人俯身點火只本能地走開，爆炸一刻如槍聲，吃了一驚。煙霧彈不為傷人，只希望維持聲勢。他們遇上警方攔路時略有推撞，也對三兩間仍做生意的店舖投以碎石和噓聲，店東不得已關門，但氣氛基本和平。

抗議總統貪腐

到第三天，罷工如期結束，早上出門又見庫斯科車水馬龍，一切如常。後來在新聞知道，幾日之後，上屆秘魯總統烏馬拉（Ollanta Humala）及其夫人因不法收受捐款被拘捕，民間仍有零星示威，抗議現屆總統可能不遵守參選承諾，欲特赦五屆前在總統選舉擊敗了國寶級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後來卻因反人類罪行給監禁廿五年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前後幾位總統，都無法脫身於質疑與監禁。

不是在庫斯科遇上罷工罷市，我也未必主動跟當地人談時局。所知注定零碎，唯有想總比完全無知好一點。及後在南部的阿雷基柏（Arequipa)，晚上在廣場仍見人點起燭光聲援庫斯科的罷工老師。數日後由這清幽的白色城市乘長途巴士南下，我坐巴士最前，頭上的電視播完Star War V播Star War VI，西班牙文對白配西班牙文字幕，完了再播北美那種整蠱途人的偷拍節目，沒對白，罐頭音樂配罐頭笑聲，突然全車一起笑，回望才發現大家原來都在抬頭看，看完便差不多到達邊境。再跟一眾從智利過來買一箱箱便宜日用品的嬸嬸迫巴士離開秘魯，便到達智利最北的阿里卡（Arica）。我對智利政治的接觸，則全落在聖地牙哥一位女子的身世上，迂迴曲折，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10日）

轉載：劉敏婷〈進學解〉

插畫：戴潤珺

【郭梓祺按：開學了，老問題：學習是什麼？想起去年中五文學課，教完韓愈〈進學解〉，跟學生看了林奕含過身前的訪問和她寫的〈進學解〉，並請他們再寫一篇。其中劉敏婷的文章很好看：現實有時是，放學了，學習才真正開始。插畫的是她往年的同班同學戴潤珺，也剛升中六。】

去年冬天，我打工了，原因不會解釋為家裏窮，只是覺得生活中需要一份兼職。

侍應是一份侮辱學生的工作，它叫我快、不要思考，因為所有程序都有安排—就連與客人的對答。

有時覺得青少年真好，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年少無知，也是正值青春期，腦袋滿是反叛的念頭，覺得工作冷淡，也懷疑同事阿姨的噓寒問暖是否由衷，想把人情味添到客人的食物中，所以不按指示，有看起來人很好的回頭客，會添多點白飯，並在他耳邊說：「我盛多了給你！」而這些回頭客通常都成了熟客。

餐廳的餐具洗不乾淨，也關乎廚房阿姨的責任感問題，到頭來每枱客人都會叫我拿杯溫水，不是用來喝，是洗餐具，如果香港餐廳的廚房阿姨們都有多點責任感，他們會知道自己改寫了茶餐廳的飲食文化。

同為侍應的阿姨們有副典型的茶餐廳阿姨模樣，不悠閒，口乖但老練，通常做事不想太多，門面工夫就爐火純青。有一次我推著車子為每枱添餐具，有個小孩跑過，我手一鬆叉子掉在地上，經理阿姨趕忙走過來，帶點訓斥的口吻叫我快把叉子拾起免得小孩受傷，我明知她是犧牲了我「做做樣」以避免某些麻煩，我更聰明點，做戲做全套，不焦急，慢條斯理地脫去右手的藍色手套。此刻好了，她音調又調上一級：「你在做甚麼！快拾起啊！」而小孩就在叉子前假裝一臉茫然地看好戲，明明他只要跨過或繞過就是。

我脫下又緊又窄的手套，這過程亦成功引起整個餐廳裏的人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拾起小孩面前的危險物品，然後放到車子的第二層，再重新戴起手套繼續添餐具，經理一臉厚粉也蓋不住無言以對的表情，四十八號枱的客人也繼續進食了。

新年上班也好，時薪四十六元會多了二十元。因為有利是收，特別是飯盛得多的客人。這算不算是濫用職權？

身為學生，兼職對我來說不是傳聞中的辛酸，因為我可以做戲，這裏實在是個太好的舞台，今天我是天真無邪的兼職學生、別天是在飛機上捧餐的空中小姐，或是在走貓步，有時轉溫柔的語調，有時粗魯無禮，自然又真實、也平庸，客人不會察覺。

有時很故意地反叛，直到有些無意識的反叛行為，在水吧接過幾杯飲品後膠管分到熱奶茶中，把熱飲棒放到紅豆冰中，熱咖啡要在表面灑上咖啡粉，左邊是熱檸水、右邊是咖啡，卻把粉灑到熱檸水中，還送到客人枱面，才覺知自己和餐廳格格不入。

也沒有預告，就是到差不多的時候我沒再工作，原因不太重要，只是從此少了股食物熏了一身洗不走的氣味。

《明報》二0一七年九月三日

附錄：劉敏婷〈續進學解〉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21/05/blog-post_30.html

虛實演講

【一】

哈佛大學諾頓講座（Norton Lectures）一九六七年的講者是阿根廷作家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講座題為 “This Craft of Verse”，後來變成了同名小書，網上還有當年的現場錄音。那時波赫斯已失明，不能看講稿，內容和引錄的詩句都靠記憶。諾頓講座有近百年歷史，每兩年在邀請一位藝術家談「最廣義的詩」，每次六講。較特別的一次是卡爾維諾，只寫了頭五回講稿、還未起行到美國就過身了，最後一講只留下題目 “Consistency”。可惜當時仍在生的波赫斯並未為之杜撰內容。

波赫斯的短篇小說，確是「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如 《虛構集》（Ficciones)那幾篇，便謂因為無心寫五百頁的小說，只好為些幻像出來的巨著寫讀後感，真假夾雜，有時像在文化網絡玩智力遊戲，比較冷。這也是讀講座紀錄的好處，至少平易近人，可看他幾行幾行地分析詩句，點出關鍵，或跑野馬地觸類旁通。談及詩人如何在「時間像河流」等尋常隱喻中轉化，他便舉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十三歲寫的一行詩： “Time flow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簡單，但勝在時間選得好，夜了萬物俱寂，人在睡，時間仍流動不息。在書旁空白寫下子在川上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料波赫斯接著談「人生如夢」就轉到莊子，說「莊周夢蝶」最精彩，因選對了動物，蝴蝶精緻而易逝，笑言如「莊周夢打字員」，一切就完了。

第五講結尾的預告很妙。波赫斯說談了那麼多作家之後，下回將談個次一等的詩人，這詩人的作品他沒讀過，但要寫，因談的將是自己。最後一講，他強調智力在作品中實不重要，寫作只是希望忠於自己的幻想和夢，晚年在訪問說或許在夢中常迷路，故事中才多迷宮。但單看短短的講座紀錄也必明白，他平時如此勤懇讀書思考問題，老早就把自己織進宏大的文化網絡，使我想起荷索（Werner Herzog)在紀錄片Lo and Behold中曾問科學家：「互聯網會發夢嗎？」。然則發夢的是波赫斯，抑或是那個文化網絡自己？

【二】

波赫斯沒拿過諾貝爾文學奬。在電影《玩謝大作家》（The Distinguished Citizen)中，蒙托雲尼（Daniel Montovani)卻成了首位獲奬的阿根廷作家。西班牙文版維基百科注明他是虛構作家，列有出生年份及出版書目，著作被譯成四十八種語文，並曾得雨果奬和諾貝爾奬云云。不知波赫斯會否忌恨。

電影開場就是蒙托雲尼獲諾貝爾奬的演講，說得奬使他痛苦，因藝術家理應質疑成規，一旦獲得一致讚許，符合眾人口味，也等同其沒落。場內衣冠楚楚的嘉賓呆了呆，慢慢有零落的掌聲，最後才全場拍掌。得奬即衰亡並非空話，他之後有五年寫作障礙，取消了所有文藝活動，一如死在池塘的鳥。是為了找尋靈感，他才決定回到贈他「榮譽市民奬」、已闊別四十年的故鄕，這小鎮同時是他創作的本源，因小說都由故鄉的人事轉化。這現實中的回鄉，回頭看，則同時是把「我」這作家角色擠進虛構世界，如曹雪芹把自己寫進大觀園。

虛構取材自現實，現實又受虛構影響。幾重距離一併取消：蒙托雲不再是隔了一層可任意增刪的神，回到現實，不免受村民質疑和擺布，渾身不自在。說好只可握手，但鎮長一來就擁抱。村民都靠他的虛構小說來理解他，卻自行坐實書中的人和事，小說頓成實錄，才引發生出一連串事件。現實並不光彩，大小角色都成了作家的夢魘，他到故友家中作客，其中一鏡只見火爆友人側居鏡頭右方，左方影著牆上的兩把槍，遙遙呼喚契可夫（Anton Chekhov）的理論：第一幕牆上若掛著槍，下一幕必須開，否則起初就不應掛著。果然，蒙托雲尼最後須在槍聲之中，以逃命與死亡來結束這趟回家之旅，始能在另一重現實中重生。一方面，電影對作家不無嘲弄，現實統統向他反擊；另方面，作家也彷彿借某些村民的愚昧横蠻，印證他一直在小說的描述，這才解決了扭曲和剝削等寫作倫理的問題，並以寫出新小說的姿態，解決跟創作原鄉的瓜葛，破除心魔。戲末蒙托雲尼又在演講，今次是新書發布，領口別著在父親墳地拾到那朵已枯萎的小黄花，使我想起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只是他經歷的並非天堂，更像地獄。

【三】

波赫斯在諾頓講座也提及渾忘於虛實間的樂趣。他說曾想到一個破格的隱喻，但預料寫得那麼好，旁人未必相信出自同代人手筆，便將之放進某遠古的波斯人或諾爾斯人口中。朋友讀了說那隱喻不錯，他也沒澄清。拉遠點，虛構世界對現實生活有何啟示嗎？波赫斯在講座未多說，艾柯（Umberto Eco)在廿五年後的諾頓講座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倒有獨到見解：不單現實往往比小說離奇，虛構世界也總較現實安穩，因虛構世界總是「有」而非「無」：有神一樣的作者，有可以解密的信息，有目的。因為這種種「有」，虛構世界更令人 “metaphysically comfortable”，不如現實般虛幻與虛無。

我想虛構故事還可能讓人接觸更多別於一般的敍事方式，以明白荒謬的人生處境。紀大偉為《王丹獄中詩》作序，即始以波赫斯的短篇〈兩個國王和他們的兩個迷宮〉：巴比倫國王有心捉弄到訪的阿拉伯國王，邀請他參觀自己那設計精密的迷宮，阿拉拍國王受盡折磨方能逃脫。出來後沒埋怨，只說，阿拉伯也有一座迷宮。後來他終於攻陷了巴比倫，把國王擄回阿拉伯，將他丟進阿拉伯迷宮：沒梯，沒牆，只是空無的沙漠。紀大偉總結說，被牆壁包圍，只要征服圍牆就可找到出路，沒牆壁時反不知出路：「眼前方向仍然難以辨認，困頓的國王仍然是自己一個人。這正也是許多寫作者經歷的一回事。例如王丹。」七年前，本也寫詩、專攻文學的劉曉波被困牆內，沒法出席諾貝爾和平奬演講，當晚主角成了一張空櫈，著名演員莉芙歐曼(Liv Ullmann)代讀演辭。這幾天，他又被領出牆外丟到了另一迷宮了。不知多少人還活在秦代的連坐迷宮、恐懼的迷宮、各種最精緻也最浩瀚的迷宮，回不了精神的原鄉。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2日

華意達的殘影

某年夏天到了波蘭，因看過華意達（Andrzej Wajda)《下水道》而知道「華沙起義」，故八月一日那天，特意留在有點深沉的華沙，四時許，隨四方八面出來的人群，一起緩步到市中心，等待五時的紀念：一九四四年，他們約定八月一日五時殺納粹韃子，事敗，德軍大開殺戒，並摧毀華沙八成半建築物報復。五時正，泊在街上的十餘輛消防車同時拉警報，眾人站立致哀，天空一架飛機駛過，抬頭一看，原來正擲下白色的單張，日光下魚鱗閃閃。

我對波蘭歷史的零碎認識，源頭都來自華意達。他的電影往往扣連波蘭充滿苦難的近代史，也滲入個人經歷。二戰時，他曾加入波蘭家鄉軍（Home Army)抵抗德軍，首部長片《一代人》便講二戰中波蘭人的反抗，但其時波蘭已在蘇聯控制下，史達林仍在生，不得已要用共產黨人的角度來說故事。難得他在審查制度下仍找到空間，在紅色電影中保留住人性。戲中青年，有的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理念，原初只是想識女孩子拍拍拖，才加入起義行列。這種對人圓融的觸覺，在他的遺作《殘影》(Afterimage)依舊出色，安然、立體、公道地描述戲中人物。

染紅

《殘影》的主角史特斯明史奇（Władysław Strzemiński）真有其人，在一戰斷了一手一足，與太太同是波蘭著名前衛藝術家，看戲前還未聽過。開場是1948年，畫家在藝術上已有輝煌建樹，藝術館中有專廳，受學生擁戴，在草地上漫談他對「殘影」的重視：注視物件後，閉上眼，眼裡仍有殘留影像，輪廓相同而顏色相反。

觀看方式原有多種。但二戰後，政權容不下不屈膝的書枱，不接受潔白的畫布，他家中的畫布旋即被染紅，那一刻由幻入真－－窗外有人正掛起覆蓋全幢大廈的史達林紅底肖像。因不跟從「社會寫實主義」主旋律繪畫，堅持自己眼光，專心探究藝術理論和抽象形式，電影接下來，就是他慢慢的沒落。

這種壓逼的政治氣氛，華意達優為之。《大理石人》是經典，一度被黨捧成勞動模範的戇直主角，發現磚匠同伴在上校的房間裡人間蒸發的一幕，便使人心寒。相較而言，《殘影》對政治的處理較平和也較間接，沒轟烈大事，不在社會運動風眼，而是政治的日常，一步步，教席被取消、著作被禁、工會會籍被中止、收匿名信而丟失新工作、不獲發糧票、戲院也只餘下沒趣的政治宣傳片。畫家藝術上的追求雖是世界觀的開展，生活的可能性卻不斷收縮，最後連愛好的煙和咖啡都沒了。

《殘影》故事沉實，理應給電影吸進去，看時卻總是浮想聯翩，既想起華意達之前的電影，也想起中國在四九後，如石魯等藝術奇才的遭遇：只要稍稍跟車不緊，就成了反革命，唯有瘋掉才能避過槍決。

選擇

華意達遺作以畫家做主角，是完滿句號。他到洛茲讀電影前，本想做畫家，在克拉科夫學繪畫。繪畫與電影都強調觀看， “see”是觀看也是理解，「看法」又同時指想法。專制就是消滅一切另類，藝術自要給打壓收編，清洗一切具生命力的文化痕跡。這是舊日波蘭，是今日香港？《殘影》中的官員常要人表忠，開口就問：「你站哪邊？」畫家的詩人好友曾回答：「你們那邊。」高官說：「是我們。這時勢只有一個選擇。」即是沒有選擇。後來畫家遭警長問相同的問題，卻回答：「我自己這邊。」

這選擇，使我想起《卡廷》中的兩姐妹。四０年，蘇聯策動卡廷屠殺殲滅波蘭的知識階層，到波蘭旅行時，就偶見寫著 “Katyn”的巨型十架立在街上。華意達的軍官父親也死在這屠殺中，他十年前便以電影為死者招魂。戲中那堅毅女子，誓要為在屠殺遇害的兄長立碑。碑上的死亡年份清楚刻住一九四０，但戰後受蘇聯掌控的波蘭政府卻把屠殺推到一九四一，算到納粹德國身上。記錄真相的墓碑不容於世，女子不忍兄長躺謊言下，只好將之運上半山。姐姐此時出現，責怪她竟選擇和死人一起。她搖頭，淡淡說，不，只是選擇跟受害者一起，而不選擇兇手罷了。《卡廷》關乎屠殺的真相，對共產政權諸多批評，上映不久就被中共禁播。

畫布

《殘影》妙在沒把主角拍成英雄。人是複雜的。要說堅持藝術自由嗎，但從對白可知，主角以前熱衷政治，還曾寫文章鼓吹藝術應服務政治。現在的他，其實是推翻了昨日之我。他的改變，或因幻想破滅，今日純求形式可能是反彈，細節電影並未交代，只知他覺得往日選錯了路，不能再錯。

畫家對藝術的堅執，乍看也與他對妻女的一點冷漠分不開。女兒年紀輕輕就得處理起居、努力讀書、調解父母的離異，觀眾不難想見，他妻子離家出走時，他也只如對待女兒和女學生收拾行李離開時一般，繼續畫畫，不發一言。但看清點，那並非冷漠，他對妻女都有愛，卻似乎無法用語言表達，對女兒是帶點抽離地憐憫，對妻子是用藍色的顏料染一束花來悼念，生活彷彿總落在後一步的殘影中，正如他早一時期的《給我的猶太朋友》拼貼畫，抽象線條，都建基於具體的人臉和故事。如此，他專注於藝術，便可能因為無法面對現實，駕馭不了各種感情和責任，以及自己的懦弱無能，故畫布、藝術理論、教學，都建築出一個小小的避難所，成為他最自如的天地，因此當冒險為他謄抄想法的女學生向他示愛，他就完全無法反應。

何況畫家也真改變了。被迫停工後，為糊口，最終去了畫巨大的政要畫像，給掛在大牆或遊行時供奉著。華意達並沒誇大這轉折，淡淡道出那身不由己。堅持理想並不浪漫，畫家犧牲的已經夠多。藝術家在艱難時勢應如何自處？華意達試過。因政治審查，《大理石人》在起起落落的政治氣候中，一等等了十四年才能過關開拍。電影出來後又一度被禁，他還曾遭軟禁。

人性

《殘影》的焦點不單在畫家，也常常借他身邊人，如女兒和學生、詩人朋友、藝術館長和秘書小姐等，描繪改變中的社會面貌。誰都不是超人，對他每每愛莫能助。但華意達始終相信人性。學生沒離棄畫家，出賣他那位猶大，最終還是幫他找工作。算起來，這熱心學畫、展覽被破壞仍未沮喪的一代人，跟當年在克拉科夫學畫的華意達年齡相若，他可說隔空跟這群同學一起，跟從前輩學習，並發心為之留下紀錄，以傳後世。

每個人的死都比他的生長久。電影裡，畫家最終躺在櫥窗裡的一堆假人中，義肢在頭上搖搖晃晃，街上人來人往。他留下了畫作與著述。華意達也過身了，在波蘭的雪地放下最後一束花，偶留指爪，便拍翼高飛。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28日）

少時與此獨無緣

插圖：Wilson Tsang

那是「翰墨軒」的寫字樓，在銅鑼灣一幢舊式大廈二樓，走上去的樓梯頗別致。在門口的書架一下就找到了《臺靜農詩集》，見旁邊還放著一排排書畫冊，當然不會買，在圖書館借來借去又嫌重，接待小姐似乎不會理我，便坐下逐本翻。其中《四妙堂藏中國近代名家書畫》，有齊白石一幅〈書卷〉，只隨意畫了本線裝書，一行題字：「少時與此獨無緣」。哈哈笑了出來。接待小姐抬抬頭。

黎佩芬來電提起，才知道周日是「世界閱讀日」。想了想，與其談書，不如寫寫自己的閱讀經歷。此生頭二十年，書就是教科書，讀書當然只為考試。由少時與書獨無緣，到今天會寫文章談閱讀，已移居加拿大的母親，一定最覺得荒謬。

從小到大，母親都擔心我讀書不成。中三學期末，學校有淘汰試，考二百以後的都給踢走。結果我考一百九十六，沒事，捱了兩年，到中五開學不久，知道會考成績差，找學校又要填表又要影證件相又要用鉸剪膠水剪剪貼貼，想起就煩，心中一驚，覺得應暫別NBA、《男兒當入樽》和籃球場，《至Goal無敵》、「實況足球」和足球場，把考試當成唯一戰場。

書桌

母親見我用心，大概覺得終於良心發現，安慰之餘，認為我在家中應有一個溫書的地方。家不大，連阿嫲和伯父住了六人，電視當然佔據正中， 我沒房間，母親覺得唯有近大門處放雜物櫃的地方不對著電視，有天又在樓下傢俬舖看見上身是櫃、下身拉出是書桌的蔗渣板組合，書桌不用時也可摺起省地方，便落訂。父親沒說什麼，只是書桌來了，跟我一起把舊雜物櫃抬到垃圾站，放下時輕輕說了一句：「仲咁新淨，真浪費」。

那是「改善生活」與「節儉生活」的對揚，各有各偉大，只是有時並不相容。安置書桌後發現，不相容的，還有溫習的安靜，與日常的吵鬧。書桌離電視還是太近了，阿嫲的主要活動又是邊坐著晃動身體邊看電視。我很小就明白，地少人多，單是聲量，已不知可製造多少麻煩。母親常頭痛和失眠，偏偏阿嫲又有點撞聾，早就注定了無可挽救的婆媳糾紛。阿嫲是用柴生火一代的人，懂得用遙控把電視音量降低，本來已很神奇，但電視聲音太小，她其實聽不到，總不能只看著公仔走來走去。碰巧，那時知道有幾個同學會到牛池灣圖書館的自修室，而且其中一個很美，周六日便跟著一起去。

自修室

牛池灣圖書館設計有點怪，成人圖書館在六樓，但須先乘升降機到五樓的兒童圖書館，再上一層樓梯。自修室也在六樓，但跟成人圖書館以玻璃相隔。或為了使自修的人不如動物一樣給小孩觀看騷擾，離地約一米半是磨沙玻璃，看不透，那自修室於是一直帶點神秘，如練武的山洞。

初進自修室，肯定曾被那規模和安靜震懾﹣﹣啊，這就是會考了。跟家中書桌面壁的侷促相反，自修室如此開揚，擱著幾十張長木桌，放著那麼多補習筆記、螢光筆、計數機，而且有種自為的秩序，靠一點點互相監視和想像裡的比併，維持陌生人之間的專注。初期要提早排隊霸位，後來則好像有固定編號。有時悶了，就走到下一層又走上一層，到不過在旁邊的成人圖書館亂逛。印象中，那裡僅有的十來個座位，總坐滿了彷彿會把當日所有報章讀完才回家的老伯。是那時知道了陶傑和張五常。

閒日則留在家中書桌。阿嫲早睡，晚上可關掉電視。父親的基地是露台，那裡有另一部電視，他知我溫習就會戴上聽筒，翻看錄好的三線劇集，偶爾傳來大笑聲——以前的無線劇還能令人發笑。有時天未光早起溫習，聽見阿嫲起床就緊張，因她總是忘了太早要小聲點，一開口就驚醒母親。我多麼渴望自己是透明的，不用趕在她開口說「嘩細佬，又咁早起身」前，便把食指豎在嘴前「殊～～」地提醒她。有幾次好像是已醒來，待在床上，聽見她已出門晨運才起來。大了怕嘈吵，常希望可隱形，不知跟這些點滴有多大關係。

如是者，生活也真簡單，目標只是考試，單一又功利，卻是人生首次感到如此專心，如同賽道上加了眼罩的馬匹，看不到兩旁風景，只知衝線了，就可暫時解脫。那幾份尚未有人看見的會考試卷，就這樣佔據多少人的生活想像，如此神秘，卻從開考的一刻開始，一分一秒失去意義，尚餘半小時，尚餘十五分鐘，到考試時間結束停筆的一刻，便只餘下past paper的文獻價值，放在圖書館，年復年成為金庸和旅遊攻略以外最常給人借閱的書籍。

放榜

放榜了。在禮堂一排排坐著，成績單從前面派到後面，坐得後，還未拿到已聽見鬼叫的哭聲，斜前方鄰班一位向來被人欺負的男同學，則把拳握緊一收，同時大聲地「Yes！」，然後另一手捏凹了桌上剛喝完的可樂罐。後來才知道他只有五分。

輪到我。一看，十七分，好了，不用找學校。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跟母親逐科報告。晚上回家才知道，因在電話後的家姐發現各科加起來總分不對，她和母親一度懷疑我考得太差，隨便說個分數騙她們，不知收線後她們還說過什麼。原來我看錯了「最好五科」一欄，應計最好六科才是，又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澄清。一起去自修室的同學沒一個有十四分，升不到中六，大半年工夫，頓成泡影。

單車

捱上了中六，有個風和日麗的周六早上，臨時跟幾個同學去了中大開放日，不如今日的萬人空巷，校園導賞團也只十來人。中途給帶到外牆有攀藤的四合院式宿舍參觀，其中一間房，兩邊是對稱的書桌和床，陽光從窗外灑進，頭頂還吊了一部單車。這就是生活！是那房間，那單車，令我覺得無論如何要考上去，那兩年看得最多的就是「雞精書」和「天書」，更常早起床，跟阿嫲建立更多手語的溝通。結果幸運地考上了，卻發現根本沒人那樣掛單車，都放外面就算，開放日那個可能是示範單位。

因著這樣無聊的原因又過一關，進了大學，倒真遇到令人大開眼界的老師和同學，曾想過餘生工作，要是能躲起來校勘幾本古籍，於願已足。不計小學看何紫，中學看漫畫，真正會看看書，就是在這時開始，頭二十年符碌地混過七八九十個考試，沒陣亡，才終於開始——也不一定是教育制度的錯，無緣就是無緣。

大了能讀書，長知識還在其次，最慶幸是偶有那渾忘時空的體驗：圖書館原來要關門了。還在地鐵。天快亮了。已到太空。讀了深刻的書，世界總微微鬆動，遠二寸闊一分，對生活未必有實質影響，卻總使我想起豐子愷那幅用了東坡句的畫：「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清幽的花，何妨繼續留在彼岸，回來時能拿一枝半葉遮遮風雨，便又是新的一天。

吃橙

到了今日，讀書之外還教書，眼見外面有外面的紛亂，香港有香港的苦悶，炸彈與自殺新聞好像梅花間竹，只有不審慎的人才樂觀。面前這些十六七歲的學生，跟當年幾乎給學校踼走的自己年齡相約，有的生活和讀書壓力都大，放學還要返工；有的則把壓力和動力一併取消，會繼續上學已經不錯，難看見前面的希望。幾多人自覺一事無成，世界畢竟太野蠻不體貼，彷彿反應慢點或不幸點就會隨時淹沒。

說看書有助擴闊眼界和想像，認識人和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當然對，但盲目吹噓閱讀多好，對根本沒空或與書無緣的人而言，也可以是奢侈又離身的事，只徒添憎厭或自卑。有時不小心這樣壓了人，想起就覺得不應該。

然則「世界閱讀日」又有何意義呢？退一百步想，閱讀說不定像吃橙，好味、便宜、有益，喜歡吃橙的人都知道，但世上就是有人不吃橙。都是緣分。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23日

但愛鱸魚美－－兩種漁民電影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 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

                                                                                   － 范仲淹〈江上漁者〉

家族是水上人，阿爺與父親皆揸船過活，阿嫲喜歡把魚「醃鹹鮮」，大人都懂得吃多骨的魚毛，能啃魚頭，也會吃街外不常見卻好味的「懵仔魚」。到今日親戚相聚，仍常常提起當年在艇如何艱難。

「自主映室」五月將放映兩部電影，都關乎漁民。舊的一部，是意大利導演羅西尼里(Roberto Rossellini)1950年的《火山邊緣之戀》（Stromboli），最近重看，感覺稍異於從前。新的是香港導演馬智恆籌備四年的紀錄片《岸上漁歌》，有機會先看了，是有心的佳作。兩部電影性質固然不同，但相通之處或許是：我們如何與過去共存。

卡蓮的處境

數年前初看《火山邊緣之戀》，除被漁民圍捕吞拿魚的一幕紀實所震懾，也同情褒曼（Ingrid Bergman)飾演的卡蓮，覺得她的圓滑也許是形勢使然。卡蓮是立陶宛人，在二戰遷徙後流落意大利一難民營，本欲移民阿根廷，不果，為求出路，嫁給跟她言語不通的意大利戰俘安東尼奧。

離開難民營是第一步，但卡蓮乘船時大概沒料到，安東尼奧的老家斯通波利（Stromboli）既是荒島，島上還有座火山。卡蓮見火山便問：「這長期活躍嗎？」安東尼奧竟有點自豪地回答：「對啊，看，還有石滾進大海」。到埗後她才發現，島上荒蕪得恐怖，懂英文的只有一神父，較年青的只有神父、安東尼奧和一位外來的燈塔守衛。

這樣的環境已夠困難，更痛苦的，是卡蓮的一舉一動都受村民監視，正想投入新生活，把家居佈置得別致些，在牆畫畫，一眾黑壓壓的村姑已站在門外，嫌她這樣不得體。卡蓮往島上一妓女的家借衣車縫裙子，又被眾叔伯議論。神父不解溫柔，只講大道理；在海邊勾搭燈塔守衛，又被眾村姑從上怒目。人言可畏，生活沒自由；火山爆發，生命受威脅。打算逃走，門外已傳來鎚聲－－丈夫已用木條把門封起。如此淒涼，她最後決心越山逃亡，便不難理解了。

現代人遇上「古代」

今回重看，看法卻改變了些。到中段開始覺得，電影似乎是借拍攝火山和漁民生活等環境，來解釋漁民那套似乎仍屬於古代的倫理。島上人少，捕魚是集體活動，為了生存，任何破壞社群的事都得禁止，重視婚姻，對人多壓制，不鼓勵個性展現。這未必合理，卡蓮被眾村姑監視的幾個鏡頭就夠恐怖，但退一步想，也許是環境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如此，信奉超自然力量成了最自然的事，不是上帝，也會是山神或天后。戲中不斷重複 “understand”一字，觀眾應較易同情卡蓮，認為是她這外來人不被理解，萬分孤絕。但反過來想，可能是卡蓮和觀眾這些現代文明城市人，沒留意漁民的苦衷。

再看電影的安排。卡蓮總是穿著花花裙，要佈置新居，便把一大棵仙人掌放到屋內，又請工人把櫈腳鋸得奇短，以營造獨特生活品味。但這些藝術創造，在島上統統多餘。漁民看天做人，在戲中那場激烈的集體捕魚後，漁民最先做的，不是慶祝，而是在船上脫帽集體祈禱感謝神。火山爆發後，人也只能默默承受，逃到海上集體禱告，並唱歌互相慰藉。古人對自然總是又感激又害怕。現代人有避雷針和室內運動場，減少了大自然的影響，但一不小心也切斷聯繫，幻想已操控了自然。但科技再先進，也無法馴服火山吧，島上那火山就一直站在人力範圍之外，那社會也遺留著前現代的格局。

單挑火山

正是海上等待這幕，卡蓮發現了幾艘遠處駛過的摩打船。安東尼奧說那地方「在島的另一方」。這自然是隱喻：另一方就是摩打船、電力、現代。只要跨過火山，卡蓮這現代城市人，就可從古代回到現代了。雖然卡蓮懷了身孕，硬要走過火山這劇情不太說得通，但也許意象太吸引了：有什麼地方，比火山更不容你逞個人之力？卡蓮偏要單挑火山，近乎張狂，卻同時是為了腹中嬰孩。要到她夜裡在山上看見天上繁星，然後翌日再見山之安閒，才發現了大自然之神秘與美麗，終於 “understand”。

如此，雖然羅西尼里和褒曼因拍攝這電影而生婚外情，盡受輿論攻擊，《火山邊緣之戀》卻是對舊有價值的致意。不是這樣的漁民出沒風波，城市人哪能坐著吃魚？

《岸上漁歌》中的傳統

回到香港，在城市中的漁民生活，跟意大利火山小鎮的當然大異，導演馬智恆這城市人便先特意學船，試圖走進漁民的生活和歷史。《岸上漁歌》的故事、攝影、音樂都出色，有情志而不感傷，富風格但不張揚，最後還以作品回答了「拍紀錄片有何意義？」這問題。

電影初段的重心是漁歌，導演到了塔門訪問還懂唱漁歌的人。漁歌不單是歌，有時承載著一整套海洋或神話知識，有時則是苦悶生活中小小的出口。片中陳女士便謂，舊時漁民喪禮，要在棺材旁的草地跪通宵，無事可做，幸好懂即興唱「嘆歌」，嘆這嘆那嘆一晚，才能勉強捱過去。想起漁村習俗，她還說了這樣一句話：「佢地個種唔得釋放嘅傳統」。古代的影響一直留存，傳統本質上不容變化，有時美好，有時壓制，她提到漁民的大男人和盲婚，尤其不以為然。電影有一場便重現(re-enact）了水上人女性對盲婚的恐懼：深夜的漁船上，男人都睡了，只餘船頭似是睡不著的兩母女，多少心事浮浮沉沉，船漸遠，畫外音有誰人吟唱著漁歌，一海哀怨，不意使我想起姑媽說「做女時」在艇與阿嫲的角力，一長大就上岸返公廠去，到十八歲還立即改掉身分證上「水妹」的名字。這位陳女士也嘗試從傳統中破格，信基督教後，將《聖經》內容填入「嘆歌」，以這歌唱方式來傳福音，很特別。

電影與漁歌之交匯

她這種在傳統自尋出路的態度，恰恰是《岸上漁歌》的特點。前段側重歷史紀錄，如拍攝學者葉賜光如何在漁民間「採風」－－用語真古雅，「行人」在民間收集歌謠的傳統，可上溯《詩經》。葉先生將歌變成錄像和文字，有些字詞不肯定，便再找漁民查證。但電影的轉折，是當葉先生乘車時在電話知道，有位老先生不願做訪問了，伴侶剛離世，沒心情。從這裡開始，電影似乎略略放輕了承傳歷史的包袱，重心從歌轉到了仍然在世的人，拍來較前段立體和細膩，同時也釋放了漁歌的意義。

《岸上漁歌》最後二十分鐘尤其動人，細節我先不透露，但當馬智恆到漁民黎伯家中，在電視給他播放先前拍下的片段，黎伯從另一角度看見了自己的家，無意中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可回應《火山邊緣之戀》中的卡蓮：「電幾緊要」。第二句則回應了電影：「無電睇唔到舊陣時。」

看見電視中的自己在唱漁歌，黎伯不禁跟昔日的自己隔空對唱。城市人用電影追尋漁村傳統，卻輾轉用電影為漁民排遣了當下愁緒。這跟後來黎伯拿著小機器聽自己唱漁歌解悶一樣，都點出了「岸上漁歌」的另一重意義。電影與歌之交匯，導演與被拍者之相饋贈，傳統與當下之行歌相答，都在於此。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30日

塞尚是個科學家？

我讀文科出身，中三後就沒再碰理科，這兩年想學回皮毛，不容易，幸好身邊有幾位理科朋友可問，才沒因沮喪而提早放棄。隔行如隔山，友人堃有次倒提及美國作家雷爾（Jonah Lehrer）野心勃勃的舊作《普魯斯特是個神經科學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普魯斯特少時長期卧病，三十八歲那年，本想到寫本三百頁的小說，誰知一路增補，終成七冊共一百二十多萬字的《追憶逝水年華》。雷爾在研究神經的實驗室工作，等待無聊時看的，就是這巨著。實驗工作，果真漫長。

普魯斯特跟科學有何關係？雷爾的想法，是一些藝術家的直覺，早印證了後來的科學發現，不單普魯斯特以瑪德蓮蛋糕和茶的味道寫突如其來的回憶，預告了氣味跟大腦海馬體的獨特扣連，惠特曼（Walt Whitman)於身體經驗，艾略特(George Eliot)於自由意志，史汀（Gertrude Stein)於語言，吳爾芙（Virginia Woolf)於意識，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於聽覺，全部孤明先發，各有洞見。全書有種欲從科學界的主流「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掙脫的意味，點出文藝可貴之處，可說是以科學家身份，為人文學科叫屈。

讀此書時覺得有趣，讀後不無疑惑，但最訝異的，還是後來查作者背景時的發現。

先說好處。且舉我認為全書寫得最緊密的塞尚（Paul Cezanne)一章為例。篇首始以塞尚1910年的展覽，那時他已過身，唯其畫風仍被法國報章譏諷，關鍵是不真實，不精確。但什麼才是真實？作者舉出當時頗具影響的心理學家援德（William Wundt）為例，他認為人眼如相機一般直接。塞尚一方面不信這套，另一方面，又認為著眼於光的印象派還不夠徹底，故謂 “Monet is only an eye”，因而多走一步：「印象派還未全被接納，他已成了後印象派。」於是建立了後期那斑駁抽象的畫風。

由塞尚的畫，雷爾引介出近代的神經發現。眼睛不是相機，觀看不是受光刺激的被動過程，相反，為了make sense，大腦不單主動參與，影響還極大。資訊由眼入腦後，兵分兩路，快線往大腦前額頁腦皮層，為混沌的光賦予形狀，幫人辨識事物，決定他們究竟是什麼；慢線通往視覺皮層，修正影像，遲五十毫秒才到前額頁腦皮層。所以每次觀看，其實是看了兩次，因前額頁腦皮層有決定性的作用，故觀看是個由上而下的過程。作者這裡提到薩克斯(Oliver Sacks）的名著《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中那位P博士，眼正常，但因腦皮層受損，失去辨識能力，想拿帽時，總一手捉住妻子的頭——誤會了，妻子也早習慣。

這跟塞尚有何關係？雷爾認為，從他那些抽象的普羅旺斯風景畫，就明白P博士欠了什麼。我們乍見一片片色塊，卻能瞬間腦內補完，知道是山是樹。塞尚欲畫出的，就是這原始景像，立於存在邊沿，剛足夠給大腦詮釋和補白，特意在畫布留白的意義亦在於此。

凡事看兩次，我看書前並不懂得，雷爾借塞尚的畫，引出這些科學知識，讓人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理解觀看之道，可算別出心裁。他沒單純以演化或生物的角度談藝術，不時點出十九世紀科學解釋力日盛、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在盤旋的背景，藝術家既受影響，亦各找方法回應。

但讀後再想，全書寫法其實有點取巧。雷爾形容的時序，是藝術家如何超前於時代，以其直覺領先科學發現。事實卻是，他先看了看科學的底牌，才回頭抽出與謎底吻合的藝術家來做文章。現代主義中各門路的藝術家何其多，要找直覺與神經科學相近的並不難。他聰明之處，正是找了夠傳奇的幾位，都有戲，軼事自然好看。

抽出塞尚，說他對「觀看」的直覺特別準嗎，但那可能純是偶然，且不過是作者猜度在腦袋運作之前，所見東西就像其畫。用畫做例子或是好方法，但以藝術家貫穿全書，偶爾就覺得牽強了。塞尚關心的，應非神經系統，而是如何在身後巨大的寫實傳統中找出路，理解物我的關係。同時代的印象派開了頭，對觀看和媒介多了反省，但依然寫實，只是不同於先前那種巨細無遺，而以流動的光影為實。塞尚慢慢則視形狀、顏色、空間為最重要的視覺語言，將外物都收攝在一個個球體柱體、一片片色塊中，並反複實驗，一手把現代藝術推往愈來愈趨抽象的方向。觀看除了物理的一重，也有文化的一重。科學處理事實，文化既包含事實，也關乎人對事實的看法，文藝創作正欲呈現人類經驗的複雜紛繁，相同的眼睛，卻看出許多不同的世界。

這樣的要求看似太高，但雷爾在末章的期許也半點不低，既認為史路（C.P.Snow)提出的「第三種文化」沒成功，也批評一些科普作家貶低文藝，才聲言要發展「第四種文化」，跨越文理兩科。

但問題還在後頭。雷爾的故事，我後來查維基才知道。他本是專欄作家，後被發現文章不時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引述也常出錯，會為名人杜撰格言。第三本書引錄卜戴倫的話後，給一位起疑的歌迷窮追來源，他本推搪，及後不得不認錯，承認那都是想當然耳的創作。出版社得把書回收，還發現另一前作也有毛病，舊作中，唯獨《普魯斯特是個神經科學家》可繼續發售。

這幾天重讀此書，知道了這些幕後故事，判斷不免受影響，但凡見他引錄名言，都想起網上那種跟胡適開玩笑的語錄圖，老先生很忙，總在說些他不可能說過的話。旋即發現，網頁 All About Work已做考證，列出雷爾書中誤引和斷章取義之處。再舉塞尚一章為例。塞尚的確說過 “Monet is only an eye”，但後面原來還有雷爾沒引的半句： “but my God, what an eye!”。語氣立時大異，不是看不起，是另眼相看。

雷爾在章首引錄吳爾芙的“that on or about December 1910 human nature changed”也是錯的，原文不是 “nature”，而是 “character”，吳爾芙這裡關心的主要是小說人物，雷爾說她提到1910實跟塞尚同年的展覽如何相關，看來也是附會。這句誤引在末章又再出現，雷爾嘲笑曾批評吳爾芙此語的平客(Steven Pinker），沒讀懂句中的反諷意味。因平客的誤引在前，我想，雷爾應是受其影響。但他既自言比其他科普作家關懷文藝，自須更用心，否則就如現在，變成更大的反諷了。文科理科，終點可能是見識到精細與宏大，一瞬與永恆，對世界生驚歎或感動。但起點，最少都應包括求真的精神。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七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