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拾零

  

數日前，得知特朗普頒布針對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後，有兩位在NBA作賽的蘇丹球員，一度不知應否隨隊作客多倫多速龍，因恐妨比賽完了不能重返美國。另一邊廂，因伊朗對美國的報復政策，又有兩位在伊朗超級聯賽的美國籃球員，在杜拜渡假後回不了伊朗。這兩天，兩國因導彈問題的互相威脅還不斷升級，怎能不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一九七五年的短片 “Two Solutions for One Problem”。可惜仇恨再度勝出，兒童電影哪裡只是給兒童看的。特朗普早應看看。

因 “The Salesman” 獲奧斯卡提名的伊朗導演法哈迪(Asghar Farhadi)與女主角Taraneh Alidoosti等，隨即宣布拒絕出席頒獎禮，以示抗議。去年七月，曾在伊朗見這電影的宣傳海報，有人努力起牆，有人則努力拆牆，借擅長的媒介來說自己地方的故事，也使不同背景的人互相認識，法哈迪前作 “A Seperation”裡那位充滿掙扎的女傭，就曾讓我對伊朗一些社會肌理有基礎的理解。她躲在廚房不敢出來那幕直叫人咬緊指頭。

昨天在網上一個關於伊朗旅行的群組，看了眾人對美國禁令的反應。裡頭有伊朗人但更多不是，有些說根本不稀罕到美國，有些希望其他人停止張貼太多政治言論，有些希望其他人不要干預其他人張貼政治言論。從這些對答已知道，人是多麼的複雜，英國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說得真好：“It especially annoys me when racists are accused of 'discrimination.' The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is a precious faculty; by judging all members on one 'race' to be the same, the racist precisely shows himself incapable of discrimination.” 我對世界不存幻想，卻始終相信文化有助人累積細節，培養分辨能力。旅行也是。

雪馨

去年到伊朗前一周，土耳其、孟加拉、伊拉克相繼傳出恐襲消息。出發前數天，還傳來阿巴斯的死訊。我最初就是因他的電影而認識伊朗。

在德黑蘭首天，好奇還有否阿巴斯的回顧，傍晚便到了三層高的藝術中心(Iranian Artists' Forum)。門口有一水池，斜上方有部大電視，播放中心各活動的宣傳短片。抬頭一看，竟是阿巴斯電影中，一位正在戲院邊看電影邊流淚的女子，霎時分不清出自《我的羅密歐在何處》還是《雪馨》。以前看這一短一長，最大感覺，是戲院果然是個安全地方，一起看發光的電影，在暗裡流各自的淚。待完場燈一開，又整頓衣裳，各散東西。現在，她竟在光天化日下一次又一次流淚。

藝術中心底層是書店，問了正在搬書的店員，他說兩天前有阿巴斯電影的全天回顧，都完了。只好看看書，剛才那店員旋即回來，拍拍我說：“For you”。一看，他手中是張阿巴斯的海報，設計不算精美，但心意多麼好，連忙道謝。藝術中心附近一家咖啡店，門上貼了張阿巴斯活動宣傳。走進去問店主，他不大懂英文，但慢慢知道他意思，是前幾天在店內重播了幾部電影。抬頭四看，店內並無布幕或白牆，好奇，在哪裡放？他指指，就在店中那部小小的電視機。真有意思，同樣是心意啊。臨行，他還說了幾句話， “…USB?”。 聽不明白，再問問，原來他指如我想要那些戲，可在電腦過給我。

離開德黒蘭後到了小城卡山（Kashan），下午酷熱，商舖關門，閒來無事，有天便到旅館旁一家圖書館走走。門口放著些童書，其中一本圖畫質樸可愛，講兩爺孫的關係，看不明結局，問職員。他仔細為我解釋那出奇悲觀的橋段，順帶說書面印有的雀鳥標嘜，是「伊朗兒童和青年智力發展研究所」。那就是阿巴斯當年工作的地方，因此早期才拍下那許多小孩的臉，有在窄巷遇狗之恐懼，有為賺錢看球賽而騙人之奸詐，有急欲還功課而遠行之堅執。

回港後再看《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除先被片頭那雀鳥標嘜觸動，更留意鄉間發展那線索：舊木窗都給換成新鋼窗了，但也正是尚在的幾個老木窗，夜裡透出紛繽圖案，為迷路於風雨的男孩，提供難得的溫暖：漆黑中打在牆上的色彩略給放大，富劇場感，瞬間有點超現實。到第二天，鄰桌同學的功課簿終被大人撕去了兩頁，卻多了朵幾乎給人忘卻的花。

的士司機

在伊朗，從德黑蘭向南走，到色拉子回程，因想看看伊朗電影中那種蜿蜒的山徑，最後幾天再轉往山區Alamut。一個月裡，除了一位存心欺騙的巴士司機，碰見的人大多友善，友善起來會送茶送飯，有趣的是熱情得來都隱隱有些靦腆，但總之想你喜歡伊朗這國家，跟旅行前聽聞波斯傳統的殷勤好客相近。

當然，對遊客的善意可能只限於歐美和東亞人。出發前看朱凱廸從前的博客，說他那時在德黑蘭學波斯文，因樣子關係，常遭伊朗人誤會為阿富汗人，不時受到白眼，故特別喜愛跟同受白眼的阿富汗人交朋友，有些是為政治原因才逃亡到伊朗。在伊朗有次跟人談話，也留意到他言談間對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的輕蔑－－倒想起曾在土耳其的Selcuk遇見兩新加坡男孩，說到香港旅行時，講國語時常常被駡，後來決定餘下日子轉講英文，即得到許多尊重。

在德黑蘭曾遇一位司機，很有意思。有晚夜了，坐的士回距離不遠的旅館。司機是個健談的年青人，知我來自香港，開始教我用伊朗語Farsi由一數到十。從我一程車就學會了這事實，除可見他充滿耐性，還可印證德黑蘭的交通擠塞果然名不虛傳。他在大學修讀機電工程，畢業後日間在銀行工作，一周有數晚則駕的士幫補幫補。塞車中途，他特意拿出電話給我看他穿西裝在銀行工作的照片，因那銀行離我的旅館不遠，他說笑要是在銀行碰見他，千萬不要大聲說坐過他的的士，他不想人知道。我說之後將到古城Persepolis，他說電話裡有該地的相片，我說不用了，到時親眼看更好。他為了摧毀我的計劃，邊駕車邊笑著硬要把照片放到我面前。

我在伊朗長大

行前讀了美國歷史學者保勒 （William Polk）的Understanding Iran。保勒六十年代曾任美國外交顧問，寫時有意突顯自己與後來小布殊政府的距離。歷史充滿荒謬。伊朗的軍力為何足成美國之患？還不是因為美國政府為了發財，歷年不斷賣軍火給伊朗，甚至誘使受美國操控的沙王（Mohammad Reza Shah)相信，軍力將足以媲美蘇聯。要不是這沙王於七九年給革命推翻，伊朗還很大機會繼承美國的核武。

歷史充滿矛盾。這位沙王治下的數十年，伊朗在生活的層面相對開放，女子不用戴頭巾，可穿短裙，不禁酒，有麥當奴和肯德基，也有外國電影。如同動人的《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所說，主角父母那代年青時還有些生活的餘裕。但七九革命後，一切都改變了，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成了宗教與政治的最高領袖，社會走回宗教獨大的路。八九年六月三日，霍梅尼過身，他們的八九六四也不無風浪，但較巨大的轉機，似乎要待二零零九年改革派領袖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之參選。但穆薩維隨即被軟禁，至今仍未自由。保勒借以比較的，正是趙紫陽。

回頭看兩伊戰爭的段落，就更明白伊朗對美國的憎恨。八六年，美國把戰場上的衛星圖片賣給伊朗。到八八年，恐怕政權還未被美國顛覆的伊朗太快勝出，又把圖片賣給伊拉克。臨行前除了看伊朗電影，像麥馬巴夫（Samira Makhmalbaf）横空出世的The Apple，也看了美國人有關伊朗的電影，如講美國使館人質事件的Argo。電影上縱有高明處，Argo的大美國主義也實在令人難堪，最後半小時尤其看得如坐針氈，邊想一眾伊朗導演如不幸看了會有何反應。

雖然德黑蘭舊美國領使館等地都有反美塗鴉，自由神像成了骷髏骨，但旅行所見，伊朗人對西方的態度也不全壞。在伊斯法罕那幽美的廣場，不止一次看見幾個青年離遠看見我，左右商量，然後一起走過來。大膽那位先開口，一條條地問： “Where are you from?”，“Do you like Iran?”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他們原來希望找外國人練英文。

一次是兩個女孩子，走過來後，只跟我女友談天，過了一會才別過頭跟我說話。她們讀高中，年紀跟我在香港教的學生相若，生活和想法卻大異。她們說，大學之前，所有男女都分開上課，所以男孩子上大學要克服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跟異性相處。她們家住廣場附近，暑假的消遣，便是傍晚到廣場找遊客談天，練英文，順道認識外面的世界，因她倆日後都想到美國升學。她們的妹妹和媽媽晚上也來了，其中一位媽媽是個想法獨特的肥太太，英語流利，日後也希望移民美國，還不忿說若非七九革命，伊朗今日的旅遊業當勝土耳其。因我們為她們母女兩代畫了素描做禮物，她們看見我畫的一幅後哈哈大笑，肥太太堅持請我們吃晚飯，還偏要帶我們去一家美式餐廳吃漢堡。當時她們哪裡可想像半年後的今日，美國會有這入境禁令。

蛇形刁手

廣場晚上熱鬧如中秋，一群群少男踢足球，打排球，也有小女孩圍著踏單車和玩滾軸溜冰－－只因她們還未夠大，十來歲就不可這樣自由活動了，只能跟大姐姐一樣在旁吃雪糕和不經意地看看男孩。有晚在廣場蹓躂，又被一位爸爸邀到他三代同堂的家庭一起野餐。我雖已吃飽，還是不好意思拒絕他拿碗為我舀的湯。他知我來自香港，反應跟許多伊朗人一樣： “Jackie Chan！” 說時當然全無惡意。初時總想否認，會答：“Bruce Lee”。慢慢也放棄了，因事實的確是伊朗出了阿巴斯，香港出了成龍。

結果在伊朗竟常想起成龍。碰巧，我至今翻看得最多的電影，不是周星馳，而是成龍早年的《蛇形刁手》。小學返下午校，有段時間，每朝用錄影機重看這戲，除了鍾情功夫，大概很同情成龍演的孤兒仔傻福寄人籬下的淒涼。後來看《醉拳》，成龍竟變成練精學懶的詼諧富家子，只覺非常難受，成龍不應是這樣子的。八九十年代看成龍電影，最深刻往往是片末的NG，他一個人就象徵了時代的奮發，很難不佩服他，何況那時他還未發展到拍照時雙手V起左右自轉。到了中學喜歡李小龍，覺得這種功夫才有尊嚴，希望藉此淡忘曾喜歡成龍這事實。

在伊朗，有次跟一小男孩聊天，他最後尷尬地問：“Can you give me…some souvenir?” 連忙在筆記撕下一張紙，打算抄些中文字給他。但該抄什麼呢？信手寫下的，竟是「以無限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寫完，自己也嚇了一跳，他卻好像很高興。不是遠行，也未必發現成龍與李小龍對我影響之深。

後來跟曾到伊朗的舊生勺嫚閒談，知道她在伊朗也有許多「成龍」經歷。她說，聽了總是勉強笑一笑，因大家都熱情在找連結，所以又覺得不能嫌棄。說得真對。

麵包與小巷

在小鎮Qazvin街上，看見一個男人面前放著一個磅，給他約五毫，便可磅一磅，知道自己最近輕了重了。想起從前戲院大堂也有磅，一直不明看電影跟磅重的關係，但現在誰都不喜歡大庭廣眾磅重了，電影亦再算不上數一數二的大眾娛樂－－那幾天得悉香港時興的活動叫Pokemon Go，人人晚上四處捉精靈，但一六年還未過，又已變得過時，生活好像菲林放得太快人總在急步的默片，連煎好一隻蛋的時間也沒有。

最後兩天回到德黑蘭，偶然又遇見阿巴斯。今次在當代藝術館，展覽名為 “Karnameh Visual Culture of Iranian Children, 1950-80”，初段以伊朗五十年代兒童課本設計等，呈現其時教育的一些取向，由抄襲西方，慢慢靠本土藝術家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冷戰剛起，美蘇在伊朗的角力也延伸到視覺語言。五三年，英美聯手策劃伊朗政變，推翻民選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而扶立沙王後，美國借以影響伊朗小童的，就是廸士尼產品。「石油輸出國組織」於六零年成立，伊朗經濟有一段興盛時期，展覽說，伊朗為在國際建立親和與進步的形象，六五年成立了有雀鳥標嘜的「伊朗兒童和青年智力發展研究所」，參與其中的伊朗藝術家有頗強的藝術自覺，一方面革新兒童書籍，一方面則創作兒童短片和動畫，抗衡電視台買回來的美國節目，形成一股大膽創新的潮流，阿巴斯的《麵包與小巷》就是在這背景出來的。

展覽最好看的，包括七十年代初的兒童電影海報，大部份出自Farshid Mesghali之手，設計與字體都受迷幻藝術（Psychedelic art）影響，色彩繽紛天馬行空，也有幾張出自阿巴斯。但到七九革命和八零年開始的兩伊戰爭後，海報風格大變，寫實和悲情得多，兒童旁邊多有坦克、槍和鮮血，把小孩塑造成戰事英雄；有的則是倒卧街頭，成了年紀小小的殉國或殉道者，不知跟保勒形容歷史上潛在於什葉教派的失敗情結和罪咎感有多大關係。這藝術風格的轉變，背後都是人命，看了不免黯然。

合唱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吃苦，有些沒了生命，有些沒了可以更快樂的童年。在色拉子曾見這一畫面：午後，正要離開伊朗詩人哈菲茲(Hafez)的墓園，突然聽見身後一堆童稚的聲音在朗誦，回頭看，陽光下，一位老師帶著數十個小學生，圍在墓旁背誦哈菲茲的詩，一片和樂。那聲音，使我想起阿巴斯的短片 “The Chorus”中，也有一群小孩在叫喊，不是詩，而是為了叫喚樓上耳有點聾的爺爺。聚集的小孩愈來愈多，聲勢浩大，終喚起老人為小孩開門。現實中，在重重禁令、圍牆、仇恨之間，不知小孩的門又在哪裡？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2月5日）

書店與書

那是二零零七年初，中大研究生宿舍。冬夜，到走廊盡頭的廚房，從水機斟滿一整瓶熱水回房間，碰到鄰房哲學系的Jacky。談了幾句，如常往我房間繼續談，許多時，直至聽見吐露港旁有火車經過的聲音，才知道天光了，是時候去睡。想起來，那時他說的許多話我其實都聽不懂，竟然還能一次接一次地談下去。他對很多事都看不過眼，總是愈談愈動氣。那晚他卻說，真好，幾個哲學系同學將在旺角開家樓上學術書店，還有小小地方可坐坐，喝咖啡，希望像歐洲的沙龍，然後應是順勢談到哈巴馬斯、公共領域、介入之類，都是那段日子的顯學。

他提起店主之一是他同學Daniel，我說在「希臘哲學」課上認識。那門課有點古怪，原初已只得七八個人，愈上人愈少，最少一次只有我一個。聞說哲學系同學對那位髮型像愛恩斯坦的外籍老師很不滿，Daniel正是其一，來了兩三堂便沒再來。但他在的幾次，我對他印象卻很深。儀表光鮮，開口是流利的英文，對事情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說話間常帶笑，間或鋒利，不小心就嘲笑了人。之後曾跟他聊天，他好像覺得單從哲學看世界太狹窄，然後便再去讀社會學。知道他在西洋菜街開書店，一點也不意外。

又一晚，Jacky在宿舍走廊說，書店快開張了，有個小型開幕聚會，看看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乍聽名字還以為是「聚賢」，問清楚才知是「序言」，如一本書的開頭。開幕這種場合，要在陌生人間開朗健談，太難，就沒去。

那時的香港真有些新景象，「序言」可算是繼承了「曙光」走外文學術書路線，同年還有在銅鑼灣的「正文書店」，一年後有灣仔「艺鵠」，另外如「獨立媒體」等仍十分活躍。我和Jacky那年暑假離開了中大。他去外國繼續升學，我則去了成立剛一年、還未搬到九龍城的創意書院教書，每天在那名為教育的無邊大海猛踏水才僅免於陸沉，哪有逛書店的閒情。如沒記錯，應是同年底才初上序言，基本格局和今天差不多，但未有入門的二手書櫃，也未有貓。我把這書店想像得更優雅，事實當然是，香港的租金並不讓人有優雅的餘地，在那樣逼仄的地方，序言的佈局已很有心思了。

有次在序言買完書，便順道喝咖啡坐坐。負責的是另一店長Joe，自言曾在酒店沖咖啡。但見他入書搬書的工作都忙，咖啡機在無人吃喝談天的背景下也實在太大聲，為免騷擾Joe和零星的幾位人客，之後還是飲罐裝飲品就算。

求知識的慾望有時是種虛榮，卻往往是起步的動力，從前就是因此而想讀康德。零八年，序言碰巧舉辦一個「康德讀書組」，覺得機會來了，有人互相砥礪，最少能讀完《純粹理性批判》吧，經Daniel推介下，買了Pluhar翻譯的黑封面版。讀書組五月開始，閒日晚上兩週一會，那也是我最常往序言的日子。第一回我早到了，正在書架旁隨便翻書，有一男子問：「你是祺嗎？我朋友蘇珏在創意書院教書，不時提起你。」那人叫康廷，想不到這樣的書店相遇，使我們之後成了好朋友。

讀書組來了近二十人，Jacky、Daniel、Joe、康廷都在，完了偶爾一起到附近吃飯，每次錄音上傳，電郵來回討論。但慢慢有些人可能不滿討論方式，也可能因為生活忙，人漸次疏落，剛查回電郵，到八月就停下來。重翻那本字典厚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次只是讀到五十頁，不用說，限於資質，根本完全沒讀懂。

康廷幾次之後就沒再來，過了大約半年，卻來了創意書院再辦一個「康德讀書組」，只有蘇珏和我等三幾個朋友。因他用的《純粹理性批判》是Guyer的藍封面版，大概為表決心，我竟又再去訂書，地方仍是序言－－一直沒信用卡，那時要訂書就專程去序言，希望他們多那一丁點的生意。

新買這本結果也讀不了幾多頁，但不是序言的康德讀書組，就沒有這新的康德讀書組，我也不會愈來愈發現讀書「毋自欺」的重要，總算逐漸摸清了自己的底細，不想充大頭，後來乾脆放棄名字有型的哲學巨著，反倒是種解脫。早前跟康廷提及在序言初遇的畫面，他卻說我完全記錯了。因那時應不知道我的樣子，自然不會在書櫃旁相遇。應是在讀書會首回自我介紹後，知道我在創意書院教書，名字又是祺，想必就是蘇珏提起那位，然後才開始聊天。他的版本無疑更合理。

序言在香港的意義，除了賣書，更在於他勤力舉辦的活動，横跨哲學、政治、宗教、文學、時事等領域，回望十年活動，儼然就是香港另類文化史。翻查筆記簿，零九年我仍常常去序言的活動。二月，去了「散文與日常生活︰留住消逝的親密閃光」，講者是葉輝、陳滅和已過身的也斯。有段時間曾每天看葉輝主編的《成報》副刊，陳滅正是其專欄作者，一直還記住他絕筆《成報》那篇〈造夢者哀歌〉的某些句子。同日在序言買了他新出版的《市場，去死吧》，我初次在《星期日明報》寫書評，就是關於葉輝的散文和陳滅的詩。三月，學校文化日，分組帶學生外出，我帶了幾個學生到序言等書店閒逛，他們高高興興地影了幾張在書店扮讀書的照片。七月，去了《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新書會，講者是馬國明、陳景輝和梁文道，還因馬國明的話，回家後重翻他的《班雅明》，並在筆記抄下了書中這段話：「天使不能喚醒死去的和修補過去的，人卻可以回望過去，從過去的碎片整理出一個人生。」如此，序言不止書店，更成了一聚腳交流處，因有不少媒體報導，總算捱過了開頭的難關。

我之後更常在報紙寫書評，Daniel大概讀到我的文章，有時見我進書店，很快就聊上幾句，並自如地引伸到他對一些書或事情的看法，總能侃侃而談，仍然是邊說邊笑。店內正在看書的客人雖繼續裝看書，但心神自然都給他引過去。我反應慢，且懂得的都已寫在文章上，不想亂說，多數只是笑笑口點點頭。

過了一段時間再去序言，除了發現仍偶有中學生拿著書單上來找教科書，還發現櫃台對面的書櫃上方，放了一小塊倒後鏡。啊，竊書不能算偷，這樣的地方也有人竊書。再看，旁邊還貼有一小告示，兩行話，每句四字，下句忘了，上句印象深刻：「小本經營」。語氣謙卑得令人動容。

後來不再見到Joe，咖啡機好像也不見了，也少見到Daniel，坐在櫃枱的的更多是Timmy。總不好意思混吉般空手離開，但家中當看而未看的書實在太多，有時逛完一圈，尤其是借廁所之後，便象徵式地買罐汽水。也忘了是何故，之後就開始少上去了。過一段日子再去，發現那幢大廈的一樓開了家修甲店，店主有心思但也自私地用閃令令的粉紅和金銀碎石，鋪滿地下往一樓的樓梯。上序言無可避免要走過的幾十級樓梯，頓時浮誇了幾十倍。到了一樓，再看升降機內的四壁，也有各種宣傳與語言發洩的爭奪，有粗口有政治訴求，有撕毀有重貼，就更覺得，上序言這一小段路，真是在香港辦書店的縮影，從來沒有躲進小樓這回事。

近幾年，興趣轉變，乘電梯出七字樓，往下走到「梅馨」看看舊書的機會，還比往上到序言多。太懶，訂書直接找同事幫忙；怕人多，連旺角也愈來愈少去了。上月，在中大圖書館的樓梯偶遇Jacky。他說真巧，Daniel想找我為序言十年寫篇文章，卻沒了我的聯絡。一想，那個吐露港旁早班火車尚未開出的冬夜，已是十年之前。只是十年，香港的變化之大，哪是當日能夠想見？林榮基之事後，開書店也變得不簡單。寫了電郵地址給Jacky，兩晚後收Daniel邀稿的電郵。他建議的香港文化生態和閱讀風氣我都無高見，卻立刻回覆說樂意寫，正正因為以上種種過去的碎片，以及他們反照的那些曾短暫交叠的人生。

《字花》 二0一七年一月／第六十四期，及《十年一隅：序言書室十年記念集》

從楊德昌到臺靜農

【一】

上月到台北短遊數天，碰巧能在「光點」看復修的四小時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首次看這版本，那些遠去的夏日明亮多了，四小時版才縝密，簡直為電影取回公道，看完也更明白楊德昌何以深喜黄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我本已認定《牯嶺街》是華人電影第一位，這才發現，從前還沒把好處都看出來。小四（張震）眼力不好，問題可能是始終欠了一副眼鏡，開燈熄燈，人性的明暗都使他眼花。現在戲院裡的觀眾，卻因電影復修不再霧裡看花，看清了以前遭刪去的政治信息。

戲中有一前後呼應我特別喜歡：課室外的走廊，正躲避老教官的小四與腳受了傷的小明（楊靜怡），一起在轉角等待老頭離開。鏡頭一轉，老教官跟新來的年青同事閒聊，知道她住台中，便說台中總使他想起大陸的漢口。然後鏡頭只影住小四與小明的腿，小明說：「那也不能一直待在這裡啊。」這句是老教官思鄉的心聲嗎？說不定他是渡海遷台的人，但回不去了，時間和空間都是。一轉眼，小明與小四已跨過大字寫著「革命」二字的圍牆逃出學校，不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而是革掉大人的規訓，走進了影棚高處偷看人拍戲，女演員的首句對白正是：「你也不能叫我一直待在這兒等」。幾場間不同意義「等待」，層次豐富得令人驚歎。

看完戲那晚，一口氣讀畢王昀燕 《再見楊德昌》的典藏增收版。這訪談錄製作用心，但原來的出版社倒閉了，作者加了幾篇訪問後集資重出。張震說，他以前是個很多話的小孩，拍完《牯嶺街》卻開始不大說話，要到很大才真正明白這電影對自己的影響。剪接陳博文則說，因當時日本發行商想把電影限在三小時，不得已要拿掉一小時，小段小段剪難以成事，結果大段剪走張舉（張國柱）遭拘禁受逼供的段落。看完整版，便見他在空蕩蕩的房間不斷改寫自白書，解釋與大陸師友的關係，但為何受累跟為何獲釋一樣難測，這正是白色恐怖可怖之處，放回家已成另一個人了。  

但最大的驚奇還在電影最後一場。張家小妹妹在家中弄翻了收音機，它便自動讀出一串人名。我們在電影開頭已知道，這是台灣當時大學聯考放榜的方法，成敗全村知道，升學的壓力與鬱悶都濃縮在這廣播中。本來是一切寄望所在，現在對張母金燕玲來說都無意義，兒子殺了人，一切都完了，只背著鏡頭，在收拾中呆下來。收音機讀出的名字本來無關痛癢，突然卻嚇了一跳，因為其中一位是：吳宏一。他是我大學一年級的老師，由台灣過來中大任教，我上過他的「詩選」和「詩經」課。但我普通話太差，這些人名不配字幕，懷疑自己聽錯，不過畫面完了廣播還有一句：「以上是中國文學系錄取二十九名」。這堆名字，應真是臺大當年的錄取名單。

聽到吳宏一老師名字，扣連電影的時代壓抑和政治恐懼，想起他大學一年級時看見的老師，那人便是臺靜農。

【二】

臺靜農年青時是左翼作家，魯迅弟子，寫小說，曾遭國民黨懷疑，數度下獄，後來覺得難在大陸立足，一九四六年遷往台灣，寄情書藝。從舊照片見他身型略胖，在旁人的追憶文章中，則常哈哈笑，待人隨和，卻不知有幾多心事放在巖巉跌宕的書法中。

《牯嶺街》兇殺案的原型「茅武事件」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發生，少年殺人犯茅武是楊德昌的鄰班同學，那年楊德昌十四歲。吳宏一在〈側寫臺老師〉則提到那年九月剛考上臺大中文系，註冊那天初見系主任臺靜農。他說，臺靜農教書不算生動，課堂上卻間中以市儈和無耻形容他不屑的人物，駡完一兩句，起來走幾步，又坐下。尉天驄則曾點出臺靜農其時在嚴峻政治氣氛下的不便，書法鍾情五代時政治上受懷疑的楊凝式，可能是自況。台灣六十年代初的政治氣氛如何？「雷震事件」發生於一九六零年，雷震等人因「叛亂罪」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聶華苓曾憶述她那時雖無牢獄之災，但有特務跟蹤，警察會深夜上門盤問；親友絕跡，自己也免得牽連他人，正陷於孤絕與恐懼之中，素不相識的臺靜農居然來訪，請她到臺大教書，才將她帶進一個廣闊明朗的世界。

看完《牯嶺街》翌日午我去了「舊香居」，臺靜農的《龍坡雜文》一找即得，喜出望外。這小書我以前看過，文字用得尋常，不作意做文章，偶然卻在寛厚中透露出倔強，如〈何子祥這個人〉：「子祥早年傾心革命，投筆北伐，掛了彩，至今身上彈痕猶在，這些英勇事蹟，大可寫自傳，表表功的，而子祥的聰明竟不及此。」書中但凡提及溥心畬、啟功、莊嚴、張大千等書畫知音的段落都精彩，例如追憶張大千的〈傷逝〉。

【三】

張大千與臺靜農是摯交，我覺得近人書法無出他倆。本想去張大千的舊居「摩耶精舍」看看，但遲了在網上報名，額滿去不成。「摩耶精舍」門匾是臺靜農寫的，臺靜農舊居「龍坡丈室」那四字是張大千寫的，二人曾在舍中的大荷葉旁拍了張黑白照，一個長衫長鬚，一個和藹渾圓，從照片所見日光明媚，應是寫意的一天。

臺靜農在台灣的處境不容易，先後寄居香港、印度、南美、台灣等地的張大千看似瀟灑，但讀謝家孝的《張大千的世界》亦見其隱衷。中共掌權之初，駡張大千為資本主義的裝飾品，生活腐化，到六十年代初卻突然改變策略，將他捧為最偉大的藝術家，謂發掘敦煌藝術功不可沒等等，不單以藝術奬金利誘他回國，還使他在大陸的親友發動信函攻勢，據他說，女兒張心瑞和二嫂都受了政治任務試圖騙他回去。張大千知道回去是死路一條，硬著心腸才沒中計。

臺靜農看得見張大千，卻再看不見故友啟功。臺靜農與啟功曾於北平輔仁大學共事，後來一留大陸，一到台灣，音訊斷絕。據許禮平記載，五十年代初，臺靜農託人捎小紙條予在大陸的啟功，慨歎：「回不得也」。時代令那代人常常在走不走、回不回的問題中兜轉。臺靜農在《龍坡雜文》自序謂最初把台北的書齋命名為「歇腳盦」，歇歇腳，原沒久居之意，且北方人不慣台灣氣候，常受濕疹之苦，曾有詩云「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以自況：「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能說不是家嗎？」

到八十年代氣氛沒那麼緊張，臺靜農與啟功才能通信，晃眼就分隔了近半世紀。啟功後來寫了一篇〈平生風義兼師友〉，文末尤使人心酸，因他說臺公託友人送來了三本書，題字不是「留念」，而是「永念」，且字迹有些顫抖，像拿到三塊石頭。文末標明了時地：「公元一九九零年十月書於北京」。臺靜農一個月後便病逝於台北，真成了天人相隔的「永念」。

【四】

臺靜農病逝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拍了三個月，為三十年前少年時代一宗轟動台灣的兇殺案理出背景。那真是個難以安穩的時代，路上有坦克，連逃學也看見練兵。大人煩著大人的事，中學生則劍拔弩張，成長即變異，無法做安分的人。《牯嶺街》一年後上映，相比侯孝賢同樣拍台灣歷史的《悲情城市》尤其不算賣座，但在《再見楊德昌》的訪談所見，參與《牯嶺街》者無不認為一起創造出難得的傑作。

人都活在歷史的後果中。公平點說，國民黨對異見者的逼害不及中共，但不知幾多家庭卻如《牯嶺街》的張家般被摧毀，那黯然，多少也是楊德昌成長經歷的側寫。上一代的政治壓抑漸去，新的問題卻接踵而來，楊德昌在《麻將》的焦慮與冷峻尤明顯，到《一一》仍有許多離合和空虛，處理卻溫潤多了，一場一場之間的穿插藏閃更勝《牯嶺街》。

今期《聯合文學》有楊德昌專題，在《一一》裡永遠七歲的洋洋早就長大成人，還寫了篇好文章，輕輕點出楊德昌欲為父親的情結，可幸晚年終得一子。現實中，洋洋竟步楊德昌後塵，修讀資訊工程：「他可能更不知道，《一一》演繹了我後來的人生。一種似曾相識，或是一種預言嗎？生命的樂章是這樣開始的： “A one, a two, and one, two, three, four……」。

《明報》 二0一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藝評的探索﹣﹣訪查映嵐

上月初，有位女子在會展「文化藝術界慶回歸」的酒會上，高叫梁振英下台和坐監。這樣搗亂掃興，旁邊衣冠楚楚的大叔情急下，向女子喝道「做雞啦你」。女子最終在旁人和保安推拉下離場。

那女子叫查映嵐，後來在自己臉書寫了一段話交代事情始末，我印象很深，其中一段：「離場時冇預到要被傳媒扑咪（係，我乜都冇預到...），記者問點解要在儀式上叫佢下台，我唔知噏咗啲咩，其實答案好簡單，人在現場，梁振英企喺你十步之外，有乜可能唔叫佢落台？望住呢壇打住『文化藝術界』旗號粉飾太平、慶祝殺人政權成立幾多年的典禮，除咗搞亂檔仲會做咩呢，唔通企喺度拍手掌？」

我不認識查映嵐，但因覺得整件事實在太具象徵意義，於是相約她訪談。她問我象徵意義所指為何。我覺得至少有幾點：一，台上佈景板「文化」那「文」字的長捺賣弄得惡心。二，沒有一句話，比「做雞啦你」更能揭露那「文化藝術界」的本質。三，不是那示威，大眾根本未必留意，是這樣的文化藝術界，年年這樣為政府拍手掌。

查映嵐自稱「八十後文藝廢青」，是位藝評人，頻密地在《立場新聞》、《香港01》、《明報》、《蘋果日報》等媒體寫展覽評論、書評、影評、劇評等，也做香港藝術的研究，此外亦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訪談主要圍繞她對藝評的想法，幾次提及「顛覆」，也說到當中的困難。

郭：我喜歡你寫那篇文章，直白無包袱，很有生命力和幽默感，從另一角度為示威補白。

查：初時也想過不出自己的名字。因報紙起初把我的姓搞錯了，變成「柴小姐」，本想過保持身份神秘。

郭：都一定知道吧。

查：但因我沒登記，有機會他們明年會再叫我去，哈哈。至於你提到那寫法，可能跟我用臉書的方法有關。我用臉書一來看新聞，二來看搞笑東西，所以就那樣寫。雖然那篇文是public的，但始終臉書是個人地方，但後來去了媒體，其他人看可能就覺得語調很古怪了。

郭：不如由你學習藝術的經歷談起。

查：我中五到英國，後來在倫敦讀大學，修歷史。讀完回港，兩年後又再回英國讀碩士，唸藝術史。

郭：讀歷史的訓練，對你之後的藝評有幫助嗎？

查：老實講，本科時沒怎樣讀書......

郭：哈哈。

查：方法論那些，對我來說太悶也太難了，跟之後的藝評關係不算大，但關懷或者感興趣的東西卻是相通的。

郭：你讀藝術史時有何重點嗎？

查：主要是當代。論文寫草間彌生。2010讀完，在英國做了兩年工，之後回港。

不自覺在寫評論

郭：在英國時是做什麼？

查：做過一會拍賣行。那不是我想做的東西，但在英國找工作不容易，又要交租。其實那時已開始寫文章，因覺得工作的實情，跟讀書時學到的東西差太遠，不想放下所學，便試試寫藝評，用英文寫，放在博客。2012夏天反國教時，《主場》開張不久，藝術版編輯碰巧看見那博客，便問我有沒有興趣，於是我才開始用中文寫，不久後就回香港了，做過藝術行政，也在城大做過藝術教育研究，雨傘運動時辭工，一直到現在就是freelance。這兩年就幫一些機構做研究和訪問，去年頭才入《字花》做編輯，主要負責評論版。我不是文學界的，但他們想有些不同範疇的人，就找了我。想起你剛才說，國慶酒會那事我沒包袱，可能因為我不會因此沒了份工，哈。

印象中，在《主場》寫文章寫了不是很久，就開始被放在一個藝評人的位置，而其實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很自覺地寫評論。

郭：對你來說，藝評的角色與用處是什麼？是用來建立某種價值，鼓勵和推動一些東西的嗎？

查：卑微點說，就是留下這刻的人閱讀某些文化產物的紀錄。最有用的，應是強迫人、包括自己去思考。我昨晚看完《亂世備忘》，在臉書寫了幾段感想，寫時也在想，為何要那麼 harsh 呢，但我覺得其實不單對電影苛刻，對自己也苛刻，每個人對自己都應苛刻點。

我想，評論不過是從觀看再行前一步，看書看藝術品時，已會刺激到一些感受、記憶、想法，評論就是再向下挖深，然後理順和組織。一直以來，我都無法回想佔領運動的事，一來不太願想，二來不知如何想，但昨晚那樣搖一搖，好似打開了一個缺口，想通了當日做得最衰的是什麼。我不是想把《亂世備忘》說到一文不值，導演或入面那個我不喜歡的中產女子的局限，其實也是我和許多人當日的局限，無視佔領群體中的權力結構和階級之類，那個似乎美好的社會實驗，最終只是遮蓋了下面的東西，即複製自本來社會的秩序。不是這電影，也未必想到這一步。

草間彌生與邊緣人

郭：對了，你對當代藝術的興趣是從哪來的？

查：我小時候已學畫畫，一直學到大，傳統寫實那種。在倫敦讀大學時也會看展覽，比較喜歡傳統油畫。好像是十年前，碰巧跟港大美術館的一個團去了日本瀨戶內。那時去的人不如今日多，還未有「藝術祭」，當時什麼都不懂，首次接觸到當代藝術。到後來，決定再到英國讀碩士，要選科，其實也有些實際考慮，因讀當代藝術好像有用點，出路又闊些。另一邊，就是因為現在四周看見的都是當代藝術，但我不懂，想識多點。

郭：那次旅行，跟你選擇研究草間彌生有關嗎？

查：可能有。研究她，一方面因為我很喜歡六七十年代，不論日本或歐美，都有很多新的藝術爆出來，如行為藝術等。另方面，大概是因為知道她初到紐約時，到了帝國大廈的天台，望着腳下的風景，決心在紐約成名。那時藝術圈由白人男性主導，極簡主義藝術家你很難數到一個女性。她是女人，是亞洲人，又是精神病患者，是三重的邊緣人，處境很困難。我當然沒那野心，但或許人在海外，體會到那種外人的感覺，也想知道她如何在那環境裡找到位置。

對了，我比較喜歡具顛覆性之事物，這也是我喜歡六七十年代的原因。如日本有一個團體叫 “ Hi Red Center”，因三人的姓分別有高、赤和中這三個字。其中的赤瀨川原平兩年前過身，他應是我在這世上最喜歡的藝術家，他就是一生不停改變自己的行事模式，這很難，因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好痛苦。有好多人是做了一些反叛的作品，然後就繼續生產差不多的東西，消費自己的反叛姿態，這對我來說就是虛偽。

但現在回頭看，那時前衛藝術的整個大計，可算是失敗的。如行為藝術和一些概念藝術，本想做些沒法被收藏、不能被買賣的東西，現在當然一概都被商品化了，如 Abramović（郭按：塞爾維亞行為藝術家）便真用很多錢，找OMA設計，為自己建造一座實體的行為藝術殿堂。買賣本身或不是錯的，卻容易被他領著走。這幾年的觀察是，當代藝術容易鼓勵藝術家固定自己，建立標記，因市場需求就是這樣。只有少數的人能不斷變化，可能最初畫畫，後來就做行為藝術，然後寫作，最終還可能乾脆不做藝術家。我也不知是不是太悲觀。

邊緣與顛覆

郭：你剛才這些話我覺得有趣。看你的臉書和文章，隱約感覺到你家境其實不錯，故在想，顛覆是否也需要點條件？而如果家境和教育都幾好的話，是否本身就不會太過邊緣？

查：我同意的，有物質條件的話會容易得多。

郭：所以你說的顛覆與邊緣，跟我對你的很片面的印象不太接近。

查：我沒為自己定下很確實的原則，但許多時我選擇寫什麼，的確會被這種意識左右，很少寫大展，除非覺得真有東西想批評。前幾年有段時間，就主要寫些相對少人留意的東亞行為藝術，一些本地社區藝術，和巴勒斯坦一個雙年展等。有時見一些展覽特別少人講，在臉書少人理也會想寫寫。

而與其說是顛覆，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尖銳、反叛、有清晰批判性的，讀書時好自然就給反建制的東西吸引，因當時認為他們真的改變到一些東西，是後來慢慢才覺得，在進入論述、開始有影響力之後就無可避免地進入主流，或應說，是覺得整個當代藝術生產模式都是深陷在資本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中，而真正的挑釁，應該是要挑釁一些更根本的東西。例如今時今日，如果說要挑戰中產美學品味、或某種既有的道德觀，我覺得在當代藝術的領域裡，可以是一種好虛浮甚至虛偽的東西，因為那些挑戰，到最後，一方面可能是作品已被商品化，另方面則轉化成藝術家本身的文化資本，反過來令作品在商品化過程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郭：我比較理解歐洲人為何著重顛覆，也明白在某些時勢下，顛覆有其逼切性。但在香港的處境，有時不肯定究竟是需顛覆傳統，抑或是這地方已太少歷史感，太虛無，太重視眼前，而需更重視歷史或傳統？雖然兩者不一定對立。

鞭打自己鞭打人

查：我沒這樣想過，但確實，所謂顛覆也是種辯證的東西，完全是西方那套思想邏輯。我反而一直想，是否世上所有的顛覆到最終都是徒勞呢，都必然被收編呢。如果藝術家生產作品時，必然無法自外於經濟系統，生產出來的東西，究竟能否真正挑戰到任何東西？如果今日我仍相信文藝可以顛覆任何東西，那對象可能只是我自己。有時逼自己想東西，就如鞭打自己，當然比較好的情況，是可以順手鞭打其他人。

郭：不過看你的文章，或因涉及的媒介和面向實在多，整體感覺好像有點散。

查：或許當代藝術就是這樣，我也覺得困難。看畫我較有信心，但當代對畫的看法又已很不同。相比畫，現在我較喜歡看攝影和錄像，但不論器材還是形式，都變得很快。你說的散，我也覺得有點尷尬，因當代藝術的評論是以展覽為基礎的，容易跟住展覽走。其實現在視覺藝術的評論我寫得很少，較多寫書評和影評。因自己也有點給卡住似的，展覽評論也不知如何寫下去。

郭：是對現況不滿意嗎？

查：可能是因作為觀眾，有時會覺得不滿足，哈哈，說出來好像不太好，但整體感覺好像有點單一和單薄。一方面是市場問題，市場可消化的就是某一類型的東西。另一方面，則關乎香港整個社會的構成，同輩人的同質性很高，相比歐洲一些大城市，做藝術的可能也是中產較多，但總有些別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撈在一起，香港則較少見。

郭：大家太相似的確是問題。不過，我估不到你會說覺得寫藝評困難，因我對你的片面印象還包括，你已頗為自如地做想做的事。

查：不是囉，永遠都在掙扎。你說的印象尤其是因為臉書啦，我也知道自己真人和網上的性格不太一樣，以前會焦慮，後來覺得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這樣，就像在不同社交圈子，會有不同表現。

郭：你回港時還是局外人，那時對香港藝術圈有何觀察？現在有什麼改變嗎？

查：我今年回港第四年，而香港藝術圈子，很多時跟你在哪院校出來有關，或因工作室相近而結合。兩方面的圈子我都沒有。所以自然地，我跟這圈的人有點距離，這也有助我的評論。我到現在都有種在圈外的感覺，或者對我而言，不感覺在圈內也重要的。觀察就是，藝術圈真的好細。

郭：會否有時覺得既然已少人做少人理會，就不要太狠？

查：如果有「就住就住」的想法，會是因為我在現實世界認識某某人，會不好意思，不一定是出於怕個圈太細驚得罪人的考慮。只是自己個性本來就不是好 confrontational。不過如果要這樣，就情願不寫囉，那麼煩，但至今好似未試過。

郭：但因你的成長和焦點都不在香港，寫香港藝術會否遇到困難，即時想到的，包括對本地藝術史和討論的認識。

研究香港藝術史

查：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自己的歷史，由家族到城市的歷史都是，藝術史一樣。因為碰巧今年幫人做香港藝術史的研究，才知道本來就十分少人做。研究也沒有，當然好難說得上認識。

那計劃是八十年代實驗藝術的研究，主要是去資料庫找東西，整理和做訪問，找二三十位當時活躍的藝術家，不同形式的，如畫畫、雕塑、行為藝術、錄像等都有。感覺是，傳承好多時只在師生之間。除此以外，我想現在活躍的人，受前人影響不是太多，反而回應西方藝術家的就多得多。我其實慢慢都開始有這焦慮，即作為一個所謂香港藝評人，對香港藝術的歷史並不了解，也所以今年這個研究做得幾開心，學到好多東西。

郭：回到你剛才說寫藝評的困難，可如何跳出去呢？

查：也正在找些框架去理解所做的事。我寫的東西有點散，看的東西也散，故希望找到些焦點，否則愈做愈覺得虛無，不知做來為什麼。藝術評論是寫完就真完了，很少有後續可推進討論，有時好像只是自己跟自己說話。

當代藝術幾流行做連結社區的事，雖然不都做得好，但相比起來，評論就永遠去不到那些位置，很難engage更多人，這些我仍未想通，但覺得如找到一框架去歸納，或比寫展覽更有意思。可能是找作品間的共同關懷或意識，再由此發展下去，不一定限於香港，能連繫上亞洲就更有意思，我剛剛也寫過些台灣和韓國的東西，大陸則實在太大了，但也想知道更多，雖然現時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不鼓勵人多接觸大陸的事情，但我覺得文化的價值就在這裡，或可以超越仇恨，嘗試理解另一堆人的想法，本身是很有價值的。

郭：好，就繼續鞭打自己、鞭打別人吧。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六年十月二日

來生必做機械人－－哈拉瑞的《神人》

剛看了美劇Westworld開頭，未來的人建立了一個美國西部主題公園，特別的是裡頭的居民，都是人工智能造出來的機械人，栩栩如真人，每天有不同故事線，讓付錢進來的客人，滿足各種姦淫虜拐或做英雄的欲望。晚上機械人睡一覺，忘卻所有痛苦經歷，翌日又在新的故事線中招呼新客人。但智能的下場，當然是叛變，其中一些機械人開始有了記憶......說人工智能的故事，不少圍繞一個問題：他們何時才會像人，有人的意識？鍾斯（Spike Jones）數年前的 Her則點出，或許到時候，人工智能才不屑似人類。與其受限於人類的各種限制，倒不如浮游六合之外更自由寫意。

剛讀完以色列學者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的新著《神人：明日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書中有三個問題，跟以上想法相關：人真如此獨特嗎，還是如一些科學家想的，可化約為不同「演算法」（Algorithm)？要不斷改裝自己以達更好性能的，會否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類？人的意識真如此重要嗎，沒有又如何？

「演算法」大概因為臉書而為人熟悉。為了留住用戶，臉書每隔一陣就轉換演算法，但基本是每個like和share各佔不同分數，加起來，便知道你的喜好甚至性格，編配更多令你樂而忘返的消息。谷歌搜尋器性質不同，數據庫更龐大，八年前的Google Flu Trends，就比政府機構早十天得悉感冒爆發。

這些程式既準確記錄我的過去，不受情緒影響，又沒有人的限制，對世界的認識也應比我多，演算法有天會比我更了解自己，使我願意把重大人生決擇交給他們？到時候，凡事就真要問臉書神和谷歌神了。乍聽雖似荒唐，但如果人的感官、情緒、想法，都是一套套演算法，那追隨外在這套更精密的演算法，似乎就很合理。

哈拉瑞說，動物和人都各有精密的演算法，為的是生存和繁殖，一隻狒狒看見樹上有香蕉，又看見獅子走近，應該去拿香蕉，還是立時逃走呢？這是機率問題，要麼餓死，要麼被殺。然後便要處理數據：跟香蕉多遠，跟獅子又多遠，自己跑得多快，獅子樣子餓不餓等等。太高舉危險的演算法會使狒狒死去，懦夫基因一併消除；太低估危險也會害死狒狒，魯莽基因連帶消失，天擇使準確計算機率的狒狒留下和繁衍。這機率，狒狒可不是拿著計數機慢慢按，而是靠其感官、情緒、欲望。人也一樣，只是有時當局者迷。研究便顯示，臉書演算法，只要看你的十個likes，對你性格和愛好的推斷，已勝你的同事；一百五十個，勝家人；三百個，勝伴侶。再多些，勝過你自己又有何出奇？

Homo是「人」，Deus是「神」，Homo Deus直譯就是「神人」，哈拉瑞推斷人類將用各種方法改裝自己，智力、體質、年壽都可靠外力增長。他在《智人：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早預告，人在未來可能不是mortal或immortal這朽與不朽之二分，而是a-mortal，除被炸開或輾碎這樣横死，便與死亡無關，技術問題技術解決，逐一修理和更換身體各機能便可：死亡不能再狂傲，死神下棋早輸給AlphaGo。

這是狂妄的人類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嗎？且慢。回頭想，吃維他命丸和戴眼鏡，其實早已借外物提升能力，只是下一波大概會走得更快更遠。原本醫治疾病的藥物，改善殘障的儀器，安好的人借來改造和美化自己可以嗎？別忘記，整容手術原為一戰時幫助毀容的士兵，「偉哥」也本是血壓藥。哈拉瑞這裡不碰道德問題，只說無論如何，這將是人類的大勢，尤其是有錢人，慢慢便可變成「神人」。

但哈拉瑞的論點，卻不是人類將日趨自我中心，正正相反，他斷言人類本位的時代快結束了，我們最重要的宗教，將從上世紀的人本主義（Humanism)，走到以數據為中心的數據主義(Dataism)。人不再如今日重要，資訊自由流通才是最高教義，阻礙都須排除，且早有殉道者史華滋（Aaron Swartz ）－－這美國年青人，數年前因不滿購買學術期刊的費用太昂貴，寫程式大量下載JSTOR的論文打算放到網上，終被拘捕，後在監禁和罰款的壓力下上吊自盡。

《神人》分三部分，首部開始時形容動物今日給人奴役的苦況，以此類比普通人他日在神人和數據當道下的處境；今日豬狗，明日人類。第二部是歷史溯源，謂世界雖看似日趨世俗化，宗教卻其實並未退場，只是改頭換面，上世紀就以「人本主義」獨大，三個支流中，結果自由主義勝出，一直影響著我們今日的幸福觀和自我理解。讀過《智人》的讀者，可能覺得《神人》首二部有不少論點與上集重複，只是換了例子，和稍稍變更了敍事框架，第三部才比較新穎和吸引。雖然哈拉瑞繼續有他機智的修辭和觀察，但總括而言較上集寫得散漫，若嫌《智人》的寫法有時不夠嚴謹，歸納太大而化之，今集大概也會有相類印象。

《神人》的第三部切題說未來。我們一直設想，人工智能要像人，便需擁有意識，但發展趨勢卻是將智能與意識分割，因意識或根本不如想像般重要。另一問題倒更切身，因為人工智能的進步，許多由人負責的工種將逐一消失，據二零一三年一項估算，到二零三三年，九成以上機會消失的職業就包括球證、收銀員、廚師、導遊，八成以上的有麵包師傅、建築工人、看更、水手，七成以上則包括酒保和木工。到時人可做什麼？可能不止是無產階級，更是無用階級了。怎辦？有天和朋友談起這問題，他便謂不用想得太遠，當下已是如此，許多人默默承受慣了，便繼續不起眼的苟活下去，將來這樣的人更多，但本質上跟今日分別不大。

《神人》說的是未來，為何用上如此篇幅談歷史，尤其是上世紀的政治？哈拉瑞在引言已申辯，歷史學習，可令我們意識到平時不考慮的其他可能，不為重複過去，而志在把自己從中解放；是故改變未來的運動，也往往由重訴歷史開始。頓時想起，早前讀到哲學家紀泰（Raimond Gaita）的一段話：讀歷史，是為帶著批判精神與過去周旋，幫助我們跟現在保持距離，以免淪為自己時代的孩童。我們重視個人選擇和意願，常說要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不被外力左右，哈拉瑞說，實拜上世紀大盛的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所賜。但我覺得這裡寫得最草率的，是他說中世紀藝術有客觀標準，到現代則言人人殊，只講個人主觀感受就可以，並舉了杜象（Marcel Duchamp)的《泉》為例：「如人們覺得那尿兜是件美的藝術品，那他就是了。有什麼更高權威可說他們是錯的呢？」未免太過想當然，既易陷於相對主義的毛病，也抽空了《泉》的脈絡，一般既不會用美來詮釋他，「藝術品」也不是尿兜本身，而是他整個跟展覽評審周旋的想法。雖然愈來愈個人化確是歷史趨勢，但哈拉瑞這段話欠的，詭異地正是歷史感。

但個人意願和內在聲音，都真清晰無誤？這又回到演算法的問題了。既然人在許多情況都六神無主，日益借助外來的演算法，看來將成人類的趨勢。抑或如哈拉瑞談到美軍那叮噹法寶般的新發明「專注頭盔」時的一記回馬槍：容許混亂、疑惑和矛盾也是人可貴的能力，人生若所有決定都明確便利，說不定也比較慘淡？這想法很有趣，不是機械人夠不夠像人，而是人不能太像機械人，他的缺憾與哀愁，可能正是其人味之所在。

從前讀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短篇〈不朽者〉（"The Immortal”)，很記得他筆下人人長生不死的冰冷異境，既然無論如何不會死，又為何要伸手幫助跌進深井的人呢？兩相對照，有些我們今日珍重的美德，或正源於人的脆弱和有限。神人世界自會發展出另一套道德觀，不知道未來的「普通人」，會否給放在神人和數據主義掌控的主題公園中，又能否群起反抗？(數據主義一定小聲回答：不能。）

《明報》二0一六年十月廿三日

守書待兔﹣﹣訪「國風堂」馮錦源

因不敵昂貴租金，開業十三年，專賣文史書籍和語言教材的「國風堂」將於十月關門了，尚未知能否找到新舖繼續經營。書店在旺書西洋菜南街63號三樓，二樓專賣韓國化妝品，鬧哄哄；再上一層樓，又靜悄悄。店分兩邊，一邊專放語言學習書籍，其包羅萬有，老闆馮錦源笑言是冠絕全港，德法日韓等不用說，連阿拉伯文突厥文西夏文教材都有發售。

但書店的靈魂，似乎還在文史那邊，有大部頭經史典籍，也有治學入門書，愛新覺羅毓鋆的著作，則特別放在當眼處。馮錦源在臺大歷史系讀書時，曾另往毓鋆課堂上課。毓鋆是清室舊王孫，曾為溥儀宮中伴讀，後來一度於滿州國任職，四八年後往台灣私人講學。蔣勳為張輝誠的《毓老真精神》作序，言簡意深：「或許當時我們如此年輕，未經世事，還是很難懂得老師從政治失敗下來在一個小島上重新看待古人經典的心事吧。他常說的話是：『煤球都不會買，做什麼聖賢。』對於當時陶醉在文學哲學幻想裡的我應該是一警醒吧，我卻冥頑不能領悟。」

馮錦源應知此中真意。他說近幾年「國風堂」蝕錢是常態，故他邊賣書，邊在書店替學生補習，和另做保險經紀以作幫補。不妨聽聽他如何在香港看待古人經典。

馮：馮錦源

郭：郭梓祺

「國風堂」由來

郭：「國風堂」名字是你起的？

馮：是。可從開書店的淵源說起。我是讀文史出身的，預科時，老師帶我去過些旺角的二樓書店。後來因在投注站做兼職，走路上班會經過廣華街，發現有間廣華書店。

郭：聽過，但沒去過。

馮：不是你的年代了。那書店如雜貨舖一樣亂，一走進去，嘩。那時我才剛開始讀書，很多東西不懂，慢慢便跟葉老闆請教，他學問好，開始熟落，後來甚至可先拿書回家，出糧才付賬，大一大二的書就在那時看了，而且也生了開書局的興趣，因常常見他坐在藤椅上，不用做似的，哈哈。

郭：那時候廣華的生意還可以？

馮：他也有其他業務，如幫一些機構訂報紙，我有時也幫他寄東西，他有時說「阿馮，幫我過對面郵局寄了那好不好」，我當然要說好。他那時常講笑，說將書店讓給我做，但我大學還未讀，哪裡有錢，但想開書局的源頭就從他而來了。

郭：他知你最終開了書店嗎？

馮：他很早走了。我在台灣讀到大四那年，他就癌病過身了。大學畢業後回港，我先在中學教書，後來因殺校等等又沒位，想來想去，自己那麼喜愛書，便跟幾個朋友開了「國風堂」。回到你的問題。那時文星還在，專賣文史哲書，我們想將範圍擴大些，也賣攝影和旅遊書等，總之想將國內的好書引入香港，又想到《詩經》的十五國風，便決定用「國風」。後面當然要加「堂」，夠響，「國風書局」就不好聽。

語文與歷史的關係

郭：專賣語文書有什麼原因嗎？

馮：我們讀歷史的，本來就著重外語，台灣中央研究院也有個「歷史語言研究所」，因很多時都需接觸其他地方的材料，如果你懂那種文字，就不用靠翻譯。

郭：你識得哪種外語？

馮：日文。因那時讀文史哲，日本人的著作很重要。後來也學過點德文，但都忘了，現在只會想辦法如何交租。

郭：哈哈。

馮：文人的悲哀。

郭：似乎是用語文書這邊，養起文史那邊，對嗎？文史書應很難賣。

馮：以前還好些。像我們這些有一定年紀的，要買的都已買了，況且好東西也出得不多。新一代不是無人感興趣，但畢竟人數少。有些家庭可能也不許可，那麼辛苦考入大學，讀歷史系？不是嘛，當然推他去讀其他科。所以我只是當興趣，捱到幾時便幾時。

說起外語，我以前在香港有位老師叫黄貴興，兩年前走了。他是越南華僑，懂梵文、巴利文、藏文、阿拉伯文、法文，和一些死語言如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厲害的是他並非學院出身，都靠自學，簡直是天才，如果他在學院，應及得上饒宗頤和季羨林。我跟他學了一會梵文，但後來工作太忙又放棄了。他原先在中環「春秋雜誌社」開班，後來在這裡也教了一段時間。

郭：你是怎識得他的？

馮：我夠膽說，論外語教材，這裡肯定是全港最齊，因我們很用心找書，連西夏文也有，自然會吸引同行，有些聊得來的，慢慢便成朋友，那時便這樣認識了黄貴興老師。他不為研究歷史，純粹對語言有興趣，平日還要在大公司上班，真不明白何來那麼多時間，有他一半功力就好了。

郭：有人訪問過他嗎？

馮：沒有。真是可惜。

等待有緣人

郭：現在文史書那邊情況又如何？你怎樣選書？

馮：都是等待有緣人。有些書我常入貨，因每隔一陣，就會遇到一兩個年青人對文史有興趣，我便介紹些入門書，免他們走彎路。而且讀歷史也不止是讀歷史，需要有些常識，如目錄學和文獻學，首先須知道中國學術的大勢，清楚究竟有些什麼書。我通常會介紹張舜徽的《中國史籍校讀法》，或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然後便看他自己的興趣，有心機看的話，我就推薦呂思勉那本。

郭：《中國通史》？

馮：對，真是好書。我年青時儲了呂思勉許多作品，很敗家，但慢慢都擺在書店放出去了，以前家中有過萬本書。陳垣和嚴耕望講治學心得那些，我也喜歡。後來就看陳寅恪，起初覺得很深，慢慢又開始儲他的書。

這兩三年賣書的確艱難。網購影響很大，因淘寶的「A貨」便宜，很多人不介意是否盜印。現在我便靠幫學生補習和另外做保險支持下去，書店不用蝕已很高興，也別要想人工。即是說，我們都是義工，只為有個地方，因為如果不開書局，又會覺得家裡實在有太多書，我太喜歡書了。

郭：都是熟客較多？

馮：對。有位熟客真好，私下捐了我二千元，很難得啊。有些人知道經營艱難，上來就特別多買兩本書，真是人間有情，使我知道做這行業還有意義。有時見一些年青人上來問問題，解答他時我會很開心，心想，真好了，又多一個喜歡文史，而且可幫他們走少點冤枉路，正如我那時得到廣華葉老闆指點，否則怎知應看什麼書？我讀中學時看到博益的袋裝書，有一本是《史記》，心想原來《史記》就是這麼小。哈哈，哪知有一百三十卷？

有時是客人上來，問我在看什麼書，見應該是好書，便叫我訂那幾本回來，再上來拿。

郭：那你最近在看什麼？

馮：都是很舊的書，如蔣伯潛講經學那些。

郭：我見《毓老講論語》不時提及蔣伯潛。

馮：因他教《四書》時是用蔣伯潛那注本。

上毓鋆的課

郭：那不如轉去談談你受學於毓鋆的經歷。

馮：應該是九零年，台灣有位歷史系同學告訴我的，只不斷說厲害。去台灣前我也沒聽過毓鋆，那時代香港應沒幾人知道他。

郭：上課前，他要先看看你，談幾句，才決定收不收嗎？

馮：已過了那階段，報名就收，在一幢私人樓的地下室上課，最記得沒有獨立枱，都是一排排。毓老出來，大家起立，鞠躬，那時他差不多八十歲，我一看，果然有大師風範，穿得很傳統，鬍子全白，卻很精神。我心裡想，三四十人的班房，阿伯你不需要咪嗎？然後他一開口就是純正的普通話，很大聲，容易聽，講《論語》「學而時習之」，說很多人亂解，之後用了三四晚，都只在說那章，尤其強調《論語》是要來用的。

郭：他那個「用」也有趣。記得蔣勳寫毓鋆希望他從政，他結果去了讀藝術，毓鋆知道就失望說：「玩物喪志」。不過讀《毓老講論語》，則覺得那個「用」不太清楚，好像沒有說下去。

馮：我覺得他有時說得很玄。怎麼說呢，我想他希望提示人不要單把《四書》當成學問，而真是關乎修身和做人原則。所以他也反對「國故」這稱呼，「故」的都死了，也就沒意義，還讀來做什麼？學問是要活的。但那時上了幾課之後，問題就來了：這麼有料的老人家，為何名不見經傳？當時受大學訓練影響，總以為猛人都出名。

郭：他那時有否用愛新覺羅做姓氏？

馮：我知他姓愛新覺羅，但他課上很少講自己背景，通常只會駡駡蔣介石，或批評一下當時台灣的情況。到這幾年，看到些學兄寫毓老的傳記，才知道那時他要低調，當然也因政治原因。九零年兩岸還未完全開放，好像到九五年毓老才回到東北找故居，卻發現已遭改建，變了一個政府部門。他之後便在遼寧成立了一個滿族研究院。聞說清華也曾想請他回去辦國學研究院，但他年紀太大，沒成事。

學而時習之

郭：上課有什麼經歷印象較深？

馮：記得有次他駡一些同學懶，然後牽扯到一些政治人物身上，最後太嬲，便說，今日沒心情，提早放學。哈哈。但也因為他，才知道「家學」這回事，那是皇家學問，他跟溥儀一起讀書，老師是陳寶琛和王國維等人，他的課開了我眼界，如他強調《論語》篇章的編排不可能是隨意的，以「學而時習之」開始也有原因。關於自己身世，好像只有一次聽過他講當年如何逃命，但他實在少提，何況他與偽滿州國有關連。

郭：我見龔鵬程懷疑他有意把經歷說得迷離些，說他有狡獪之嫌。

馮：可能是事都過去了，不願多提，也不方便提吧。

郭：讀《毓老講論語》，注解我不覺得特別好，倒記得他引伸開去的一些話，如他說溥心畬如何糊塗，或溥儀晚年常到故宮靜坐，賣票的開玩笑說：「皇上，買個票吧。」

馮：他不同時期講學的重點也有不同。《毓老講論語》較晚，《子曰論語》則早些，很像我上課時的筆記，講得也比較仔細。

郭：我想不少人跟我一樣，因為「國風堂」而知道毓鋆。

馮：對。我有個客人從來只讀英文書，我介紹他看毓老著作，之後他竟開始對經學感興趣。

這時代最需要什麼？不就是修養。活得久了，覺得孔子的話真有道理，但亂解就沒意思。第一句就是「學了東西得閒要回去溫習」，哪個小朋友會覺得有意思？首先，孔子講「學」必定是講學做人，不是讀書的學問，所以魯哀公問孔子哪個學生最好學，他答顏回。

郭：因為「不遷怒，不貳過」。

馮：就是，而不是因為他科科一百分。然後那「習」字，「鳥數飛也」，雀仔學飛，即要練習，要實踐。老師教你「助人為快樂之本」，適當時你真能實踐去幫人，心裡覺得高興，便是「悅」。最簡單是這樣解，至少不會錯。

文史的未來

郭：在香港讀歷史，開這樣的書店，有什麼感覺？覺得孤獨嗎？

馮：會的。對於學歷史我是這樣想，現行初中還有中史，但沒有學生喜歡讀，因為太死板，還在記人名、年份和事件。為何不可調轉，以人物為主？如說唐太宗，可否假設你是李世民，在那環境你會如何處理？你會否跟兄弟爭，抑或當時無法不爭？既不想負弒兄之名，又要自保，應該怎樣做呢？這樣，學生便會從待人處世開始去想，而且發現需要有其他知識，再看同學的答案，便可知道他性格大概如何。甚至可抽一段《新唐書》原文給他看，同時學點文言文。每朝代選一兩人就可以了，至少他會容易記得。

郭：不就是《史記》。荊軻多深刻。

馮：對了。你問我在香港開書店感覺如何，當然會覺得辛苦，會掙扎，你估我是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那樣？司馬遷不也問相同的問題？但始終想有個地方以書會友，捱不下去就沒話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但反過來，「道不同，不相為謀」。哈哈。現在的歷史教育，很難培養出人的歷史意識，多數只是懷一懷舊，茶餘飯後說一說。

開書店的確不容易。以前圖書行業還蓬勃時，你開書局不識書也不要緊，有錢就可以。情況是這樣的，出版社是上游，批發商是中游，書店是下游。以前書店可跟批發談好條件，總之有新書就給我，書店老闆不看書也可以。但現在因市道差，退書太多，物流費用大，批發便不會自己發新書給你，你要自己靠眼光去買，並且要有專長。網購興盛後，批發也收縮了，未來應該只有上游和下游。我相信書店還會存在，因人還是喜歡實體書，先拿上手翻翻，看看目錄，有些人便來我書店翻書，然後再回家上網訂。

另外我也有一個想法。我覺得文史哲將來可能會變成有錢人的學問，尤其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除非你家很有錢，否則很難容許你讀文史學系。

郭：但真有那麼重要嗎？學科跟社會地位有關，文史這些，識了好像也不特別威。

馮：就只是興趣。我認識一位年青人，對文史有興趣，但家境不太好，結果只好去讀法律系。他很掙扎，我只好笑著安慰他說，或者可研究法律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文史書其實愈出愈少，古籍出版社也少了許多家，有些書根本買不到，所以書也不斷升值。你現在要買一部陳垣的《勵耘書屋叢刻》，孔夫子網就過千元。

不過話說回來，能開書店實在快樂，可跟志同道合的人聊天，「這本好，你有沒有？」「那本你有呀，難得啊。」就是這樣，生活也不能只有S和兩直，你以為在經營人生，實則可能在糟蹋人生。

《明報》二0一六年九月四日

試觀此人－－重讀李零《喪家狗》

《論語》雖然年代古遠，中學課文〈論仁論君子〉又易塑造出一個開口就是格言的悶棍形象，但我覺得《論語》裡的時代質感，香港人其實不難明白，看似高深的用字也流進了日常用語中。梁振英治下的香港是「禮崩樂壞」。中聯辦肆無忌憚插手香港事務是「僭越」。對當下失望，自然容易把過去想得太過美好，孔子就是終日想著恢復周文。但這世界畢竟是我們唯一的世界，孔子雖欣賞隱者，卻始終未忘改變現實，哪怕受盡失敗和冷嘲。

早前見人傳閱「南昌海昏侯墓尋獲《論語》失落篇」的新聞，才知道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能引起人興趣，我想一來因為那是《論語》，沒細讀過也知道重要。二來「失落篇」這稱呼好像帶揭秘色彩，或如在床下底掃出最後一塊拼圖那樣滿足。三來可能因為如我一樣覺得考古學很有型，只是平時不易親近。三者加起來，使我想起李零。

李零精於考古、古文字、古文獻這「三古」學問，特點是在專著以外，還寫了幾本古籍入門書。手上的《喪家狗》是台灣版，封面富現代感，粉藍底，上下冊平排放，中間可拼出一隻樣子悽慘的大白狗－－那就是孔子了，四處流浪，無家可歸。這封面設計，可概括我讀李零著作的印象：跳脫，有新意，能把古書說得通俗，卻不落入鄙俗、媚俗，一意把古籍降格來取悅人，把道理說得像棉花糖。

海昏侯墓發現的是刻於竹簡的《論語》〈知道〉篇，屬《齊論》。《喪家狗》附錄〈《論語》是本什麼樣的書〉有簡單的背景介紹：《論語》在西漢有三個系統，在孔子故舊宅發現的《古論》用古文（戰國時代的魯國文字）抄寫，《魯論》和《齊論》則用今文（漢隸），後由張禹匯通，成為現在的《論語》。學者對《論語》成書和書中各篇曾有不少猜想，清代的崔述早就懷疑最後五篇的年代，後來如劉殿爵再加以發揮。全篇沒有「子曰」的〈鄉黨〉看來也奇怪，後人才有「《魯論》二十篇唯鄉黨無子曰，《周易》六四卦獨乾坤有文言」那副絕對。李零則不單從文字入手，更重視載體，借其竹簡知識，引考證謂《論語》不同五經般抄在大簡上，而是寫在八寸短簡，屬「袖珍本」，再以郭店楚簡比較，認為《論語》就是從那類語叢中摘錄選編的。

《論語》歷代有那麼多注釋，入門書要詳備很容易，難在精審，作者的判斷須有根據。李零常於一章後比對兩三種解說，選出較合情理和人性的讀法，駁斥許多為孔子形象工程而說的空話。我們都知道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馬棚著火後只問有否傷人而「不問馬」。但一般人很難想像，歷來學者曾就這兩句話花過多少筆墨，證明孔子其實也很重視女性和愛護動物。

李零講解《論語》，不時倚仗其文字學根底，偶爾也援引簡帛研究。如〈子路〉篇仲弓問孔子為政之道，孔子答的最後一項是「舉賢才」。仲弓追問，怎樣才知道誰是賢才呢？孔子答：「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一般解作：「選拔你所知道的，至於你不知道的賢才，別人難道還會埋沒他們嗎？」（楊伯峻譯）李零卻比對上博楚簡，推論末句「人其舍諸」是「人其舍之者」之誤，於是孔子的回答就不是反詰，而是並列的幾個直述句了，意思變成：「你應舉薦你熟悉的人，也應舉薦你不熟悉的人，以及被忽略的人。」李零把這形容為「兩千年的誤讀」，但我覺得今本的讀法問題不大，「其」據王引之說可訓「寧」，用於問句。心中只好並存二說。不過，若以香港時局引伸其義，則無論哪種解釋，梁振英都肯定做到了「舉賢才」，幾乎可宣告野無遺才：看看吳克儉局長就明白了，由他率領教育界，當然是「舉直錯諸枉」的典範。怎能不服？

李零對《論語》中的「仁」有精簡解釋：拿人當人，先拿自己當人，自愛，再推己及人，拿別人當人。他對孔子也如此，拿他當人，不因政治原因而尊之毀之：不是聖人，也不是要打倒要侮辱的「孔老二」。但因《喪家狗》十年前出版時正值孔子熱，一些人不知「喪家狗」一語的來源，一些人又奉孔子為神，故書出來時即引發過無謂批評，香港孔教學院的陳傑思就曾撰文，建議李零「從一個學者的良知出發，停止此書的重印及再版」。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偉大，但李零於序言已強調其孤獨感，舉世滔滔，始終不見知，不見用。最能展現這落泊和無奈的，往往是他受非難後的自辯自寛。不在其位就難發揮所長，孔子等待機會，躍躍欲試。〈陽貨〉篇兩次寫到「子欲往」，但孔子要幫的都是據地叛亂的可疑人物。率性的子路兩次都不高興，覺得老師有違平日教誨。孔子只好以葫蘆自比，謂不能只掛起來，中看不中吃。李零說：「這兩次的孔子動心，引發人們對孔子完美形象的爭議，前人曲為辯解，護其偉大，很可笑。」的確如此，因其中一種解釋，是孔子不過想藉此試探學生。李零另一段則點出其時諸侯、大夫、陪臣微妙的三角關係，孔子須在大、中、小壞蛋間周旋，結論是：「在一個沒有好人的世界裡，我們總想挑一個壞蛋當好人。就像一個無路可走的人，會拿任何一條路當出路。孔子的苦惱在這裡。」

孔子被隱者嘲弄後的自寬也相近，多見於〈微子〉篇。李零對隱者的形容是「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跟孔子剛剛相反。長沮、桀溺、接輿、荷蓧丈人等，每位三尖八角，角色、場景和對白設計都出色，有電影感。孔子終於離開了弟子的簇擁，接觸一個更怪異也更真實的世界。幾位隱者彷彿把世事都看透了，輪流嘲諷孔子營營役役悽悽惶惶。孔子回答的語氣好像常常是「你估我想這樣，但.......」。唯有繼續四處流浪，如同李零在〈自序〉的歸納：「不管他的想法對或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有時在街頭見人目光空洞，容易聯想到喪屍。想深一層，或許各有失落原鄉的隱衷，不是喪屍，是喪家。

《喪家狗》對《論語》的注解我不全都同意。例如〈先進〉「閔子侍坐」一章，分批形容了各弟子的特質後，先是一句「子樂」，下句是：「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李零說「子樂」是孔子對子路的譏笑，見他愣頭愣腦，恐怕會死於非命。這有點得牽強。審文理，「子樂」應是見門下學生有些莊重、有些隨和，各具才性，故安樂，然後方為子路擔心。附錄〈有助讀懂《論語》的古今參考書〉有益於後學，惜有小疵：年輕時與劉寶楠起誓各治一經的是劉文淇，文中誤「淇」為「祺」；文末提到外國人往往認為孔子平庸，李零說例如一張名為 “Confucius at the Office”的插圖就這樣嘲笑他，抄在黑板上的格言，只是「路上可能有霧，開車要小心」那種老生常談。查原圖，是 “The road may fork”，說的其實是路可能分岔，與霧無關。

我不肯定〈論仁論君子〉這類課文會否出於好意而害了孔子。從前被迫讀，只覺沉悶，且純當道德規條的話，說得高，要是做不到，人就更易變得虛偽。或因此，我對《論語》中純粹「子曰」加「道理」的段落感覺始終不大。李零卻自言整部《論語》，最喜歡「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章。他補充的一段話倒有意思：「人是非常脆弱的，常常不能左右環境，更無法跟命運較勁，無可奈何之下總是認敗認輸、屈服妥協，或承認現實，或逃避現實，求神問鬼，墮入空門。如果你在現實中感到無奈，又不想求神問鬼，怎麼辦？只有一條，就是收下這兩句話。它不是阿Q精神，也不是戰勝脆弱心理的方法，而是精神上的抵抗，即使沒有任何依賴和支援，也絕不向惡勢力低頭。」在這時空重讀此段，的確想起了有家歸不得的朱凱廸一家。請多保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六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