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波疫情幸好因要教「James Joyce文學班」，個多月來都以讀《尤利西斯》作重心，人才不至太飄浮。課程剛完，卻又鬆一口氣。
《尤利西斯》實在難，邊看邊查，資料彷彿無底洞。快讀到腦霧了，想暫時放下，清空腦袋，有天到富德樓ACO閒逛，購得美國作家蘇列（Rebecca Solnit）《奧威爾的玫瑰》（Orwell’s Roses），由奧威爾一九三六年種在家中花園那幾朵玫瑰說起，借題發揮，包括蘇列到這花園的訪尋、花草樹木的生物學知識、她到哥倫比亞大型玫瑰工場採訪的經歷，人文與科學兩邊寫。
但《奧威爾的玫瑰》主線始終是奧威爾的人生及創作，可算另類傳記，尤重其種花、養羊、看蟾蜍等興趣，都很在地。奧威爾不喜歡宏大系統與理論，特意與妻子把所養小狗命名為Marx，以提醒自己沒讀過馬克思著作，到讀過些少，又厭惡到再無法直視小狗。
書一起首提及不同種類的樹木，就算不以五百歲為春，也往往比人長壽，見證目下一代一代人的舉措。我從未務農，少種植，怕蚊，對田園只有最田園式想像，但在鳥克蘭戰火未熄的背景下，偶然讀到這兩句還是感觸：“If war has an opposite, gardens might sometimes be it”。寸草不生。春風吹又生。接下寫花園也對題，因花園就是經culture過濾的nature。
本打算看些植物學東西，冷不防《尤利西斯》還是突然冒出。蘇列引用了奧威爾一九三三年給友人的一封信，前段說不好意思久未回覆，因打理花園致背痛，且被鋤頭誤傷，接下卻筆鋒一轉：“Have you read Ulysses yet?” 想起文學班上，有同學問起初為何會花精力讀《尤利西斯》，我回答因其影響力實在太大。像這裡，看來不相干如奧威爾，也會為這小說感焦躁。
我對奧威爾的書算熟悉，早知道他佩服喬哀斯。《尤利西斯》一九二二年在巴黎面世，在英國因淫褻被禁，遲至一九三六年才能出版。奧威爾此時讀的是違禁品，從朋友借來，讀後感有點出人意表，曾在信上說：“I rather wish I had never read it. It gives me an inferiority complex.” 寧願沒看，看了自卑。
奧威爾早年有兩本小說都多少受過喬哀斯影響，他讀《尤利西斯》時正在寫《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有多差？奧威爾後來要求他在生時不許重印。至於另一本《讓葉蘭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主角跟《尤利西斯》的Bloom一樣從事廣告，奧威爾後來的形容則是“ashamed”，可見悔恨之深。
奧威爾似知道此路不通，要走新路。這路不是比喻，且帶點偶然。他將《讓葉蘭飄揚》交給編輯Victor Gollancz時，這位有社會主義傾向、創辦“Left Book Club”的仁兄提議他，不如到英國東北煤礦紀錄工人生活。《奧威爾的玫瑰》第二章“Going Underground”別出心裁，一邊寫奧威爾如何走進地下煤礦做紀實報導，對階級和政治有更深入了解；但因煤多由植物而來，默默影響著人類歷史，像工業革命、污染、暖化等，所以她另一邊寫走進地下還有死去的植物，貫徹全書人事與自然兼寫的風格。
正是到英國北部採訪後，一九三六年，奧威爾移居英國南部小鎮威靈頓種下那些玫瑰，漸離先前那種典型現代主義小說，將採訪經歷寫成《通往維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變成他寫作上的轉捩點，《奧威爾的玫瑰》第三章順理成章名為“Bread and Roses”，來自美國一個政治口號，求溫飽之餘，也需尊嚴和美。想起蘇列後來引述了布萊希特幾句詩：
Ah, what times are these, when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trees is almost a crime
For it encompasses silence about so many injustices.
或謂在人類苦難前專注種花是退守甚或不道德的，奧威爾正曾因在文章寫花遭讀者投訴，覺得太資產階級，不夠政治。他卻反覆維護這些尋常樂趣，像其散文〈蟾蜍隨想〉（“Some Thoughts on the Common Toad”）其實就是篇〈蟾蜍頌〉：所謂爭取理想未來，也須包含閒情逸致，否則怎算得上理想？
但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走得更遠，去了西班牙做志願軍抵抗佛朗哥，見識更複雜的政治現實，所屬左派政團POUM受蘇聯清剿，一度被追殺，須與妻子逃離西班牙返，才發現史太林真面目，知道所謂同路人並不同路，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但此時編輯Victor Gollancz覺得對史太林的批評太敏感，不願出版，奧威爾需另找出版社，印了千五本，到十二年後他過身還未賣完。
到二戰將盡，奧威爾再由實變虛，轉寫政治寓言，時來運到，英美由親蘇轉為反蘇，《動物農莊》由無法出版變成暢銷書，《一九八四》扣緊剛成形的冷戰格局，奧威爾才成為今人所知那個奧威爾，而非某個次貨James Joyce或二流戰地記者。另一邊廂，《奧威爾的玫瑰》第四章題為“Stalin’s Lemon”，提及史太林不信達爾文演化論，迫害持此見之科學家，篤信能改造檸檬樹，將之種在其莫斯科大宅，與奧威爾花園那從容的玫瑰恰成對照。
話說回來，ACO放著《奧威爾的玫瑰》那張木枱，本是去年聖誕節清明堂與ACO合辦的選書活動。我跟清明堂老闆Albert只見過兩面，有次希望拿《寫嘢》到書店擺放派發，他欣然答應，印象中Albert喜歡奧威爾，清明堂雖已結業，卻不經意留下了一朵玫瑰。近日讀此書，心中常冒起八字：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圖：奧威爾與他的羊Mu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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