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之視野——《審判》的笑聲

過去幾年的十二月都為卡夫卡寫過文章，今年碰巧是他誕生一百三十周年，再接再厲，淺談《審判》，但主角卻不是卡夫卡。就算沒讀過，都大概對這小說有所聽聞：如果你一朝醒來，發現家中站着一個警察，說你已被逮捕，但你再三追問，仍無法知道罪狀為何、誰人告狀，你將有何反應？不知指控的內容，要證明自己清白就更徒勞。但你還是會盡力的，可能會找辯護律師。一旦進入法律程序，你便需接觸一套更嚴謹也更枯燥的語言，總是活在等待之中，讓冤枉、憤怒、恐懼、絕望，都有足夠時間流轉交迭。

卡夫卡臨死把包括《審判》在內的手稿，交給好友布洛德(Max Brod)，託他燒毀。布洛德沒跟從，因他早就讀過《審判》數章，覺得好極，見其尚未完稿，還為各章排序，於卡夫卡死後一年出版。

一九六二年，美國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將《審判》改編成電影。既恭謹，也改易，半分無愧於卡夫卡。電影的首尾莊嚴，中間卻穿插喜鬧跳脫的場景，悲欣交集。論其喜，同為導演的波丹諾維茲(Peter Bogdanovich)在This is Orson Welles一書，即記載了這宗軼事：波氏敬仰威爾斯，但不喜歡其《審判》。威爾斯說，那只因他看不出這電影是多麼有趣，於是一晚特意帶他到巴黎一場《審判》特別放映會，跟他一起重看。場內都是紳士女士，衣冠楚楚。電影開始，黑暗中，威爾斯與波氏邊看邊笑，身旁的人只好不斷示意請他們安靜點。波氏語帶譏諷地說：“Kafka and Welles were Serious Art”；刻意大寫。但太嚴肅，就欣賞不到《審判》的胡鬧了。

更吸引我的卻是電影之悲。在《審判》，威爾斯極擅於為空間營造氣氛，主角廁身的世界像個大迷宮，總是人影幢幢，時而壓迫，時而蒼涼。他從一處移身到另一處的過場段落全都好看，開門關門，便已闖進另一異域，觸目驚心。他初次返回公司的一幕更是精準：數百個人在井然分佈的辦公桌上同時打字，主角便在混成一片的打字聲中穿插過去。我們後來還發現，二樓還有一部大型電腦，似乎主宰整間公司的，正是這座機器。

卡夫卡原著沒提及電腦，這是威爾斯加插的。他把《審判》安放在自己的時代之中，所以電影中其他等待審訊的犯人，都令人想到集中營的畫面：夜裏，一座大雕像，全身被布遮蓋，依稀像張開雙手的耶穌。下面則是一群沒穿上衣、手拿號碼牌的老人，眼神空洞，等候發落。另一幕：巴黎奧塞車站中，被控告的一群人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站着等待。突然，一個守衛從二樓大聲喝斥。眾人仰望上方，一一脫下帽子。

卡夫卡是猶太人，在捷克成長，用德文寫作，一九二四年因病不能進食，餓死。要是他多活十幾年的話，下場可能會跟他三個妹妹一樣，要不被德軍遞解後消失，要不死在集中營。威爾斯把電腦和集中營的聯想放進《審判》，是藝高人膽大之舉，令電影更添悲涼。但我認為最重要之改易還是結局，因其悲劇意識，令結尾變得悲壯。

先說原著。尾二一章，講主角跟牧師在教堂中的論辯。卡夫卡把已在別處發表的短篇寓言〈法律門前〉(“Before the Law”)，放進牧師口中：一個從鄉郊來的人走到法律之門前面，希望內進。門口的守衛說，現在不可。大門敞開，鄉下人只好探身窺看。守衛說，自己雖有權力，卻只是眾多守衛中地位最低的一個，門後有門，守衛將一個比一個高級。鄉下人只能一直等待，中途試過賄賂守衛，守衛都收下，卻說只是免得鄉下人覺得自己做漏了事情，但仍不許他內進。許多年過去，鄉下人老了，視力衰退，臨死前問守衛：為何等了那麼多年，除了自己，並無他人來門前求進？守衛回答：這入口只是為你而設，而我現在便會把它關上了。

主角和牧師對這寓言有不同解讀，譬如被騙的究竟是等待的人還是守衛，以及自由意志等問題，本身就是個關於詮釋的故事。原著最後一章則寫主角之死：夜深，兩個人把主角帶到石礦場，脫去他的衣服，着他躺下，最後一人把刀插進主角心口，他死前說了一句「像隻狗！」，充滿羞恥。

威爾斯改編時，先把〈法律門前〉放在電影開頭，到末段又重出。主角在教堂遇上由威爾斯親身飾演的辯護律師。投影機將寓言的片段打在主角身上，他就成了那等待的人，威爾斯則用低沉的聲線讀出寓言，儼然成了那門口的守衛。主角在這場戲的態度明顯倔強起來，不再奢求幫助，也不甘心成為這荒謬世界的同流者。離開教堂前，牧師見他在暗黑的教堂摸着牆壁尋找出路，便問：“Can you see anything at all?” 這see只是「看見」嗎？抑或是「明白」？主角回答的一句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蘊藏深意：“Of course I am responsible.” 他究竟是為甚麼負責？是為那暗黑嗎？是為世界的荒謬嗎？是為他這曲折的遭遇嗎？還是為自己或許沒犯過的罪？

威爾斯在這幕的改動是重要伏筆。世界如何，播弄如何，我也一一承擔。離開教堂，主角便被兩個人帶到石礦場去。脫衣，躺下，那兩個人拿出刀來，不肯定誰應動手。但就在這裏，威爾斯完全背離卡夫卡，主角沒被白白插死，而是主動挑釁那兩個人。二人退卻，他便從石堆中站起來喊道：「你，你要動手殺我。來吧！來吧！」然後大笑。

二人走到高處，扔下一捆炸彈。主角笑得愈發激烈，還試圖把身旁的炸彈擲回去，未及，炸彈便在笑聲中爆發，火力之大跟要殺一個人絕不相稱，鏡頭影着煙霧騰升，莊嚴的配樂“Adagio in G minor”同時奏起。不是躺下的狗，而是自立的人，獨立於天地，再無畏懼，再無羞恥，在大笑與爆炸中化為灰燼。那簡直是壯美！

威爾斯自言，在二次大戰發生之後，接受不了在原著中應是猶太人的主角躺着死去。電影主角這承擔與大笑，令我想起關子尹先生在《語默無常》的一篇文章，名為〈說悲劇情懷〉。主角在死前為何大笑？那笑聲代表甚麼？關先生這段話，或可資參考：「長久以來，『笑』這種帶有辯證意味的複雜性格，一直是哲學家最喜歡思考的問題之一。在許多哲學家眼中，笑雖然是情感的產品，其意義卻往往超越了理性的思辨，用之於生命中艱難處境的安頓，亦往往比理性更能鞭辟入裏。如尼采以das Lächerliche去表達我們一般所謂的『荒謬感』，即宣告吾人可以藉着嘲諷命運裏的不幸(包括對一己不幸的自嘲)使不幸顯得渺小而得以紓解。」此句之下有注釋：「德文das Lächerliche來自lachen(笑)一詞，英文一般譯作absurd，字面的意思其實是laughable。」荒謬，就是可笑的。

卡夫卡的作品以荒謬見稱，威爾斯則靠超然一笑來回應世界的荒謬，從牢牢的踐踏中兔脫而出，以藝術昇華，釋放怨憤，馴服恐懼，故我認為威爾斯把自己的《審判》稱作「黑色喜劇」(Black comedy)，實是正言若反。他一定清楚電影的悲劇情懷。波丹諾維茲曾問他，戲中主角之死是否跟拒絕辯護律師有關，他說主角拒絕的，是失敗，然後特別提及Defiance一字，並在這「不屈」之後補充：“That’s mine”。這“That’s mine”，既可指此態度不屬於原著，也恰好歸納了威爾斯自己在電影路上的態度。威爾斯拍完《大國民》後，浮浮沉沉，中途還要去做演員和拍廣告來籌錢拍戲。真巧，他拍來拍去無法完成的電影，正是《唐吉訶德》，可算是他這「不屈」的最佳寫照。

如果威爾斯的《大國民》真被為後世過譽，那麼，他二十年後拍成的《審判》受到的輕視，就遠遠更不公平。《審判》的藝術地位實在《大國民》之上；論名著改編，具備他那視野者亦屈指可數。但世事偏偏如此，應哭之？笑之？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漫漶幽埋，煙消雲散——讀《地文誌》

友人家榆正在匈牙利升學，上月傳來電郵，引錄倉海君寫旺角學津書店的一段文字。他知我以前常看網誌「新春秋」，並覺得倉海君的文章最好；雖無著作，卻是香港第一流作家。要在海外的朋友告訴我香港的事，想來有點詭異。倉海君寫的倒好看，他說：「旺角學津書店我幾年一逛，不是為了買書，而是去照鏡，照照自己幾年間變化了多少，或變化了甚麼。學津無論燈光的情調、書的擺放，甚至是書本身都完全滯留在九十年代初，彷彿甚麼人在裏頭自殺死了，從此變成無人問津的凶宅，一切都來不及收拾，而時間就這樣凝固了。」學津應是香港少數還未消失而書又有一定保證的二手書店，他那以不變應萬變的能力，實在驚人。

這幾天在讀陳智德的新書《地文誌》。初讀卻像重讀，因不少文章都是他增補舊文而成，似曾相識。上卷寫如九龍城和調景嶺等地的舊聞和演變，他們在香港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方式，間中有點文史互證的味道，寫來尤重自己與這些地方的瓜葛，以及連帶而生的感情。下卷多寫經已湮滅的書店，他們已退休或過身的老闆；寫他及同道對書之珍重，以及書普遍之不被珍重。

上卷比下卷好看，因這樣寫香港各地，需要膽量和視野，容易失手，不得不更用心平衡，古今之間，人我之間，文章乃有更多可資思考之處。書中寫的多是地方和書店，讀來卻更像自傳。九龍城記童年。維園是文中反覆強調的「一九八二年，我十三歲」。北角可算他在先行者領路下學詩的一面，高山劇場是愛好音樂的一面，虎地是學術道路與人生際遇的另一面。旺角跟書相關，關係更密切長久，中段寫到，「沒有人會在旺角懷舊，確實不太適合；唯獨書店或有一些例外。」他提到學津等幾家舊書店時說：「有時在街上無處可往，也必到這些書店一家一家地流連，有時不為甚麼，就只想吸一下店內與書化生融合的空氣，憂傷時不致消沉下去。」

陳智德在書中〈前記〉，提及三本他從前在旺角碰見的書，對他都有啟蒙意義，其中一本是楊牧的《瓶中稿》。讀《地文誌》時我倒想起楊牧的《人文踪跡》，尤其是那反覆地說「所有文學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之〈自序〉，首段似可用以反映《地文誌》的特質，因楊牧說文學創作，過程總是充滿變數，「作者蓄意的理念和結構有時就於情節轉折，或意象呼應處不覺消失了，被另外一些事件，隱喻，或象徵所取代」。

  

《地文誌》開闔頗大，創作過程的種種調動變遷，大概不下於香港滄海桑田的城市景觀。舉首篇〈白光熄滅九龍城〉為例，文章便是從他收在詩集《低保真》末處的〈邊城聲光〉脫胎，同一篇文章，更早則收錄在「錄像文章」系列，名為〈過界〉。印象最深的，是他寫到昔日九龍城中學生愛到機場溫習，「因為座位多，又涼快，而且那最接近飛機的地方，反而是整個九龍城唯一聽不到飛機巨響的所在。」如此弔詭，又如此日常。今次在《地文誌》，陳智德則把原文放到最後，而從啟德機場最後一夜的畫面寫起，接着引錄侶倫五十年代寫九龍城的散文，前清與抗日期間來港避難的文人為宋王臺寫的詩詞，及郭麗容與董啟章的小說，中間跳到自己對九龍城的回憶，其記錄與分享的慾望之大，線索與筆觸的曲折之多，與十餘頁之篇幅並不相稱，卻不知有多少資料早經刪卻，多少意念旋起旋滅。我覺得他下次再改寫的話，上卷每篇文章，都可獨立成書。不斷改寫自己，去追逐香港的時空變化；才寫好，他又已經改頭換面了。但這渺小與枉然，卻像寫作本身。

由是想到楊牧在《人文踪跡》〈自序〉的末段：「人在他的行動範圍內，總因為有意或無意就留下一些沾染的圖形象飾，是我所謂具體而微的人文：無論是偶然寤覺的賸餘，如『開軒聊直望，曉雪河水壯』，或專注若西斯提尼聖堂穹窿的彩繪頂禮，終於留下來了，其餘大都在時間無聲的侵蝕之下，漫漶幽埋。則人文本是時空有限的產物，縱使在我們習慣的追逐裏，常以為它恆久；我們揣測其殘缺，譎幻，知道大致就像風聞的獸踪和鳥跡一樣，可辨識的就是未完成的，曾經屬於我的並不一定屬於我。」

寫作和閱讀固然可以喚起記憶，侶倫、前清探花陳伯陶、抗日文人陳居霖等人曾留下的文字，便因〈白光熄滅九龍城〉被憶記，構成敍事脈絡。漫漶的被認出，幽埋的被發掘。但讀書時卻不禁想像，如星一樣漸行漸遠直至永遠消失於人世的美好記錄和創作，加起來究竟有多浩瀚。筆之於書的尚且如此，不志在著述的人筆下的片言隻語又如何？書最少能發黃，被蟲蛀和壓碎；到了今天，在網絡上漂浮的好文章將來又是如何？連漫漶幽埋的條件都沒有，只要網誌過期，便像黑布一牽，白兔從此煙消雲散。

為此，我曾把我能找到的所有倉海君文章，全部列印出來，用膠圈訂成一冊。他的一篇二萬字文章〈吳興華：A Space Odyssey〉尤動人，短文則多活潑有睿智。讀到陳智德在下卷〈書和城〉說，「好書者的書一向難以用與書匹配的優雅方式放置」，我竟然記得，倉海君也寫過書櫃的問題，隨筆題為“La Vita Nuova”，查電腦發現那是但丁的詩《新生》，清理書櫃就像重構宇宙。文末寫到閱讀，頗能見其文風：「閱讀是自私到底的行為，欠缺反社會基因的人最好不要浪費時間，去溫習吧，你們沒必要閱讀。閱讀是『我』的終極實現，真實而冷酷的世界與之相較也不過是閃爍的殘影，遠不如強烈而熾熱的閱讀那麼真實。時間之外，傳說有一場華麗的宴會，而主持這場永恆盛宴的，是我；吐辭為經的哲人、出口成章的墨客，他們都一一從彼岸趕來，然後起舞，翩翩起舞。彼岸，也就是這裏；書房之中，時間之外。」

學津書店亦像站在時間之外，成為讓人駐足自照的止水。倉海君那段書店遊踪最後說：「結果我撿到一部發黃的張恨水小說，還有香港七十年代小說作家江之南，二三十年前這兩部書已經一直在等待，但他們美好的日子甚至在這書店出現之前，其實早就完了。這是我以前從來不看的書，他們用一種奇異的物的語言，近乎科學化地測量着我的轉變。時間就這樣過去了，而學津還照常營業，不管有沒有人。」但香港又真容許事物逃出時間的指掌嗎？城市空間負載不了記憶，書和書店日益見棄，只剩下新潮的懷舊和臨終的熱鬧，則此地的歷史感，和具體而微的人文，尚能寄身何處？都將漫漶幽埋？都將煙消雲散？

《明報》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另一種中日關係——讀《茶事遍路》

朋友曾笑說，日本人把「溫習」稱做「勉強」，其字面意義可謂傳神。想起來，這也是錯把《論語》「學而時習之」解作「學完可以常常溫習」的人最罔顧現實之處。除非天生異稟，否則為測驗考試而溫習，很難算是樂事，只好勉強為之。學了東西能適時實踐，才值得高興。

最近讀日本作家陳舜臣的《茶事遍路》，也跟中日文化的往還有關。我對茶一無所知，不是雷競璇先生介紹，也不會知道此書。中譯本由余曉潮和龍利方合譯，書題原封不動，保留日本漢字。起初以為「遍路」意指四處漫步，是對這隨筆一個形象化的描述。讀完書查資料，才知道別有所指。

陳舜臣今年八十九歲，原籍台灣，在日本神戶出生和成長，讀大學時與司馬遼太郎為同學，二戰後到台灣生活，數年後返日本定居，寫過大量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小說。《茶事遍路》是他寫茶的散文，前部以陸羽為中心，後部追溯包括大紅袍、鐵觀音、龍井等茶的源流和故事，偶然又從一片茶葉寫到世界大事。譬如說，中國人在虎門銷鴉片前的六十六年，北美人就在波士頓傾倒茶葉。二事都跟嗜茶的英國人有關，但美國人要比中國人好運，倒茶後三年便通過《獨立宣言》，脫離英國的統治。

因為底子厚，陳舜臣寫來總是左右逢源，優遊涵泳於歷史、詩詞與見聞之間。書的前部比後部寫得緊密，我覺得第二章〈陸羽生平〉尤佳，讀來不難發現他小說家的筆觸，甚具韻味。「陸羽生平」這種題目，落在庸才手中，要多枯燥有多枯燥。但在陳舜臣筆下，人人可見的原始材料，卻一變而成為了解陸羽《茶經》的關鍵。

陸羽相傳是棄子，由僧人收養，長大後以《周易》起卦，得〈漸〉卦上九，乃用爻辭中的「陸」為姓，「羽」為名，「鴻漸」為字。此章從陸羽的姓名開展，借陸羽自傳，勾勒其生活環境與茶之關連。陸羽在寺院成長，而唐代與佛門關係緊密，這都影響着茶在中國的命運。

陳舜臣接着逐一交代陸羽身邊的人，例如是對陸羽有提攜之恩的李齊物。李齊物被貶為竟陵太守後，還給李林甫追捕，不知何時送命，每日如履薄冰。寫的本是史事，陳舜臣此處卻為年輕的陸羽添補一筆，巧妙地把他的心情扣連到飲茶：「與太守隔茶相對的時候，陸羽應該也在思考着，二者當中誰更幸運的問題。飲着同樣的茶的兩個人，命運卻如此不同。」飲的是茶不是水，卻一樣是冷暖自知。簡單一個相對無言的畫面，就是陸羽每天思考茶事的場景。

然後，陳舜臣拉闊圖象，由李齊物引申到唐代其時之政局。李林甫為打壓政敵，每多推薦異族將軍為節度使，安祿山即是其一。這還不止。玄宗曾詔求通一藝者，試後登用。但李林甫忌才，結果如何？歷史總像蒼涼的玩笑，陳舜臣寫道：「李林甫全部使之落第，並向玄宗報告『野無遺賢』，可喜可賀。此次，杜甫、元結皆在試中。」

環環相扣，茶聖詩聖，原來都在同一艱難時局下過日子，必定各有領會。杜甫把失意提煉成詩，陸羽則將感懷轉代成茶之理想。有先前的鋪墊，結語引出《茶經》，便更易凸顯其特質：「陸羽寫作《茶經》的時候，正值安史之亂甫平之際。在經歷了大亂的陸羽看來，理想人物的形象是『精行儉德之人』。茶是給這樣的人飲用的，這是《茶經》的大前提。」

在芸芸眾生之中，為何《茶經》偏要說飲茶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如何才能將「精行儉德」讀得最必然和深刻，同時不失諸牽強？陳舜臣從陸羽自傳為此尋找根據，並把「精行儉德」這抽象之精神，化作陸羽對人生經歷之沉澱，順勢讀第三章〈儉德之人〉和第四章〈湖州刺史顏真卿〉，說服力便更強，有種步步進迫的感覺，這都可見陳舜臣佈局的功夫。

回到書題「遍路」二字，日文指的原來是「朝聖」，在日本最著名的要數「四國遍路」，朝聖者一身白衣，走遍四國八十八所與僧人空海有關的寺廟。碰巧，空海跟茶亦有淵源。空海在唐代到中國學習佛法，除了經書和佛像，離開時也把茶一併帶回日本，跟僧人永忠和最澄，同屬第一批將茶傳入日本的人。

為寫《茶事遍路》，陳舜臣也曾到中國採訪，並把朝聖路上的經歷放進書中，帶回日本。書譯做中文之後，他又在書前新增了一段〈致中國大陸讀者〉，自謂一直用中國式的思維創作，向日本讀者傳遞中國文化。在書中，陳舜臣三言兩語的文化觀察都精到，說起茶道，中國人自然不如日本人，隨便說句「禮失求諸野」意義不大，他在最後一章〈茶事拾零〉的歸納更準確：「與其說茶道在中國絕迹，不如說是未留下『形式』。茶道是將所謂『日常茶飯』中的『茶』非日常化，通過在現實中建立虛構的操作過程，重新思考人生。」陳舜臣如是徘徊於中日文化之間，可算以一人之力，建立另一種中日關係，學而能習，很不容易。

《明報》　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莊重的小說——重讀《紅格子酒舖》

三聯書店最近舉辦了一系列關於本土意識的講座，上月是第四講，由雷競璇先生講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他從當時的社會氣氛，例如輿論在六七暴動後對社會運動之猜忌，談到年青人其時之思想狀況、保釣運動的歷程等，配以照片和文獻，娓娓道來。重要的是，雷先生那時正讀大學，積極參與社運，由他來講，自多親身觀察與記憶，說來特別動聽。例如他從一幀黑白照中，認出了一位女同學，憶述她當年在七七維園大集會那天，如何為了避開警察的監視，把長布束在腰間當作裙子，到走進了維園才脫下，在上面寫大字，變成橫額。

聽時覺得，這長布的捲起與拉開，本身就是個跟回憶有關的意像，連帶也想起了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尤其是在七七集會被捕的葉萍。那晚回家，就開始重讀這小說。故事分十章，以葉萍、立梅、醒亞、但英這四個女子為重心，旁及她們身邊的人。時空來回穿插，從六十年代的文社和中文運動，寫到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八九民運，臨近九七政權易手等，前後跨越近三十年。

辛其氏不時是先預告各人的際遇，再回頭訴說她們沿路走來的曲折。她們聚腳之「紅格子酒舖」，便見證了不少悲歡離合，小說寫來樸實有情志，頗符辛其氏在〈再版後記〉的這段話：「寫作對我來說，純粹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心靈活動，有時寫得多，有時寫得少，慢是一定的，一張四百字原稿紙可以反反覆覆塗塗抹抹一星期。我志氣低，才情薄，近世眼花繚亂的各式文學理論更加望而生畏，唯一可取的是，下筆倒還莊重。」

  

初讀時覺得這「莊重」二字特別深刻，重讀小說，便不斷想這莊重所指為何。除了文風之乾淨，那似乎還關乎作者對書中人物和歷史之關懷；抽身品鑒各人生命之特質，也透現出她們身處時代的色彩。譬如書的前半部，便多寫返工廠、辦文社、讀周報、買橙色拳頭衫、投稿、寫信這些日常生活，由是重組當時的社會肌理。各人的得志與挫敗，去就聚散，都映襯在重重底色之上，有時火紅鮮艷，有時灰暗鬱悶，連接起來，便成一匹歷史長布。

舉一九七一年七七維園大集會為例，小說便寫出了投入社會運動之細微複雜處，並非支持和背棄這對立所能歸納，而能同情各人的掙扎。都是人來的，有不同身世，有七情六慾，何況還會互相影響。四人之中，當天醒亞和葉萍到場，立梅和但英沒去。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集會原定在當晚七時開始，但下午的氣氛已很緊張：警方當天藉傳媒預示將有拘捕行動，並勸籲家長管束子女，由五時起不要在維園及銅鑼灣一帶流連。 

平日家教甚嚴、行事規矩的醒亞之所以出現，既因擔心男友和記掛葉萍，辛其氏寫道，「還有一種她自己也覺得陌生的潛藏心底的蠢動，那裏面有叛逆與好奇的成分」。結果不太關心政治的醒亞，便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天現身維園。葉萍最終被捕時，慶幸醒亞沒被抓下，也想到沒到場的兩位朋友，寫來言簡意賅：「立梅與但英，此刻也許正為她操心，也許已上牀就寢，但在那樣一個嚴峻的時刻裏，她與她們並沒有相同的承擔，這在她們交叠的生命裏，無疑是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

立梅和但英為何沒去呢？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得不多，到第六章〈我們到維園去〉，才提到七七當日，但英跟葉萍說的一番話。她不去了：「依立梅的性情，她大抵也不會去，直面強權並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考驗，希望你能夠諒解」。有意思的是，此章中段雖從葉萍的視角，補寫七七集會場面之慌亂，但首尾卻以立梅為重心，回溯她跟維園的關係，寫她童年時如何到園中玩樂，以及跟爸爸在維園逛花市的經歷，都一片和樂。可以說得義憤的「我們到維園去」，落在立梅身上，卻是爸爸對女兒說的溫柔話。同一地方，同一句話，乃有更立體更廣闊的意義。

  

事過境遷，幾十年後，書中四主角都嘗過不少人生的苦頭，取向各有不同，「紅格子酒舖」亦早已結業。第七章〈來自遠方的躁動〉寫到八九民運期間，但英走進了政治風暴的核心，在北京採訪；葉萍已為人母，生活安穩而略見消沉，天天在收音機聽但英的報道，輾轉再度走上街頭：「葉萍終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一個雨天的早晨，堅定地派出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的第一張傳單，她對一位看着稠密的雨水發愁的母親輕聲說：『請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葉萍的女兒不如她少年時富激情，關心國家大事；她則以母親身份，在風雨聲中默默感染其他母親。

許迪鏘先生在辛其氏的小說集《漂移的崖岸》的後記說，雖知不應把帶有個人經歷影子的小說看作事實的反映，但他不能制止自己相信，《紅格子酒舖》裏的幾位女主角，是以辛其氏和她的幾位摯友為原型，故認為此書是「嘔出心血乃爾」。重讀《紅格子酒舖》確實也有此感覺。辛其氏雅淡地呈現幾個主角數十年間的際遇與變化，如實道出生活的繽紛與失落，以及那一點點無可奈何。世界潮流在變，人當然易受其影響；書中角色如是，寫書的人何嘗不是。能在變化萬千的寫作潮流之中，不為追趕誰人，而以一套不算起眼的方式密密襯色縫織七八載，為這地方留下一卷值得他日敞開重看的長布，我想，這就是莊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希尼的小詩

企鵝出版的英詩選集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篇首〈致讀者〉的起句寫得好：“The chief, if not the only end of poetry, Dryden said, is to delight."這delight當不同於一般感官的愉悅，而在美感，幾近一種「減一分太瘦、增一分太肥」的精準合度，縱使內容悲傷，亦無礙這恰到好處引發之愉悅。

新學年開學不久，異常忙碌，知道了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死訊，即時想起的，便是他的小詩“Mid-Term Break”。或許潛意識已在渴望假期，但這首描述一位少年人見證弟弟死亡的詩，實在含蓄精煉，符合“to delight"之旨。此詩收錄在希尼一九六六年的詩集Death of a Naturalist，全詩八段，頭七段每段三行，最後一段僅得一行。詩以第一身寫成，以下嘗試擷取詩句，扣連全詩。

第一二段說，我在上學途中，明明沒病，也沒詐病，卻要在醫療室由朝早呆坐到下午。等待時百無聊賴，只好數着下課的鐘聲。我大概尚未意識到“Counting bells knelling classes to a close”一句中，bells knelling和close都或是不祥之兆。到下午二時，終於有人駕車來接我回家，但那卻是鄰居，家人在哪裏？終於回家了，平日對喪事總能處之泰然的父親，竟然就在門前哭泣。一個大叔說“It was a hard blow”。我又怎能知道，那指父親受了嚴重打擊，抑或那是一記猛烈的撞擊？

到了第三四五段，家中嬰孩一如既往，繼續在叫、在笑、在搖，不受干擾，自得其樂。我進門即感尷尬，因為眾老人見我回來，竟然一一起立，跟我握手，身份與禮數一時對調。他們接着還說“sorry for my trouble”，這麼凝重的語氣，少年人哪裏消化得來。家中陌生人低聲傳話，知道我就是家中長子。母親不像父親嚎哭，只是“coughed out angry tearless sighs”，欲哭無淚。晚上十時，救護車來了，將傷口已經止血的屍體運回家中，讓親人守靈。

頭五段的句子幾乎是一行一句，節奏平穩。但到第六段，句式跟先前幾段不同，三行的句末都有凸出之字詞。翌日早晨，我上了房間，大寫的“Snowdrops”一字凸出在首行之末，似乎是我一眼在窗口看見的畫面。除了雪花蓮，這跨行連續句(enjambment)也寫蠟燭，聖潔、光亮、溫暖，都使床邊更加安然。“I saw him”凸出在第二行之末，過了一整天，我終於親眼看見弟弟了，下一行緊接說“For the first time in six weeks.”因我在學校寄宿，兄弟二人已有個半月沒相見。第三行末凸出的是“Paler now,”，再接進第七段的首行 “Wearing a poppy bruise on his left temple”。經眼的先是顏色：弟弟蒼白了，臉龐瘀傷卻如罌粟花般紅中帶黑。他現在，就躺在四尺長的盒子之中。“No gaudy scars, the bumper knocked him clear.”沒俗艷的傷口，車前橫鐵，把他撞得乾乾淨淨。頭七段每段三行，第八段只得一句，獨立出來，全詩收結更有力量：“A four-foot box, a foot for every year.”我着眼的不是弟弟，而是盒子。此情此景，我竟用上除數：弟弟四歲，一年一尺。空間時間，如是扣連。

因弟弟的死而急急回家，如此“Mid-Term Break”不要也罷。但這Break除了是上學的中斷，生活規律的中斷，大概還遙指生命的中斷。希尼此詩微妙之處，是用清淺的筆觸代入少年人的世界，寫出他感官與認知之不同步。這樣沉重的事情突然發生，打亂熟悉的身份和習慣，物像一一撲面而來，耳目的感官唯有一一接收；因為陌生，認知和情感遙遙落後，他大概未及反應，遑論傷心。這一先一後，令我想起伊戈頓(Terry Eagleton)在《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的後記的一句話：“Understanding is always in some sense retrospective”。當時總是惘然。

詩人要多敏銳，才能寫出主角這種當下的木然？全詩的表達恰到好處，正如那盒子的長度，竟與弟弟的年齡相匹配。悲傷的詩，卻因美感的提煉有另一種因準確而來的delight。初讀希尼的 “Mid-Term Break”時，還不知這是詩人的親身經歷，希尼弟弟在他讀寄宿中學時給汽車撞死，事隔多年，他才回頭捕捉當日景象。

但詩和詩人畢竟有各自的生命，希尼走了，享年七十四。這幾天重讀其詩，順帶也翻閱二○○六年的筆記簿。那年希尼到香港大學演講，我去了聽，印象中他頭髮花白，語氣祥和。我在筆記抄下的東西不多，卻很喜歡他說的這句話：“I am not confident; my poems are.”

《明報》　二○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按：原文誤把詩中 “Snowdrops”一字當成雪片，後見鍾國強先生於其網誌為文指正，方知這是「雪花蓮」，我卻一直望文生義，錯得一塌糊塗。讀書大意，對希尼不敬，深感懊悔。

伊斯坦堡

【上篇】

上月〈博物館與帕慕克〉一文刊出後三天，我到了伊斯坦堡，從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外的長街下山，走進帕慕克(Orhan Pamuk)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社會與藝術，真實與虛構，室外室內，若即若離。先說博物館，再說大街。

到達伊斯坦堡是清晨五時許，在地鐵站門外待了半小時，才有首班進城的列車。因在飛機上睡得不好，第一天不打算太過辛勞，在旅館放下行裝，吃點東西，便去觸發示威的格茲公園(Gezi Park)附近一看。一出德心車站，已見一排警察圍在已封閉的文化中心外面。公園一角的草地上有標語和相片，悼念在示威中喪生的人，偶然也會看見反政府的塗鴉，但除此以外相當平靜，零零散散有些不知是露宿者還是閒來無事的人，在草地上樹蔭下躺着睡覺，不遠處則是幾片工地。

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的臨時設施都已拆走，早前在網上有音樂家領群眾唱“Bella Ciao”之「共和紀念碑」下，則是兜售餵白鴿的麵包糠之婦人。碑上有幾處灰色的塗抹，手工馬虎，顯然是為急急遮蓋反政府之標語。

沿電車路走下山，正是伊斯坦堡最繁盛之大街Istikal Caddesi，慢步個多小時，便見右面有一路牌，指示到“Museum of Innocence”之方向。路牌不起眼，卻一見認得，因早前曾見一網上照片，一警察正在這路牌底下，舉槍向通往 “Innocence”之路射催淚彈；前後並置，頗有諷刺意味。走下去的小巷長而窄，再到平地處，已是另一氣氛安閒之社區，有幾家賣舊物的店舖。我在一茶檔喝茶稍稍歇息，後來才發現似乎全土耳其都用同一款茶杯，玻璃造，沒耳仔，一個透明小葫蘆似的，放在小碟子上，旁邊是一粒方糖，兩下就喝完。坐下不久便有貓繞在腳邊，這也是之後在土耳其常有的經歷。

再走不久，就認得深紅色的「純真博物館」。雖無朝聖之心，我還是帶了《純真博物館》，因為有書在手，就不用另付入場費。翻到書中印有門票的一頁，售票員在票上的圓圈，蓋上一隻紅色的蝴蝶。問他，來的人通常有書在手嗎？他答，你是今天第七位人客，之前六位都有。入口處有一女子正與訪客認真交談，我以為她是職員，後來知道不是。

甫入門，即見牆上的兩段引錄。我站着抄下第一段，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此話與博物館之構思，極為匹配。抄完就記起，小說開場其實正引用了這段夢入大觀園一般的話。

館不大，分四層，地面一層右邊有一個貼牆的大展箱，是小說中的女主角Fusun吸煙後遺下之煙頭，男主角Kemal將之一一收藏，分九年紀錄，展箱釘有煙頭四千餘支，每支列明日期，寫下與那煙頭有關之片言隻語。一樓是小說第一至五十一章之展箱，偶爾會有對物件的簡介，更多則是小說原文的引錄，觀看之間，有時會想起小說情節，有時則是隨意聯想。如看三十七號展箱，見一以小鐵鏈吊下來的白色塑膠圓柱體，便突然有種驚奇的感覺：為何一看而知，那就是舊日廁所水箱的拉水的把手？全無歧義，一眼認得，而且經已遠去。因為技術發展或品味改變，我們的廁所，早已不用這種高高在上的水箱，鐵鏈吊下來的把手自然一併消失。但物件引起這片刻的驚奇，大概就是帕慕克之關懷了。

逐層而上，二三樓是其他章數，有些展箱還未完成，用布簾封住。三樓還有帕慕克寫《純真博物館》之手稿，寫作經年，手稿數量亦多，一本本上下打開的A4筆記簿，底下放有一支支再無墨水的筆管。帕慕克在紙的兩面都寫了字，空白處有速寫，看他的散文集Other Colours時見識過他的畫風，頗可愛。因為版面有時太混亂，稿上也有帕慕克對打字員的提示。看手稿最大的感覺則是，書真是人寫出來的，尤其是這種欲為城市招魂的長篇小說，晨書暝寫，不知有幾多不為人知的刪塗，幾多無法記起的佳句，幾多個白白浪費的晚上，幾多個突然醒來的早晨。真是一件浩瀚的事情。

但在館中最有趣的經歷，可算是看完展覽才開始的。從樓上走回地面，便到底層賣書和明信片的商店看看。店不大，只有一店長和我，問她城內示威之進展，她熱心講解。她說，經歷這兩個多月，大家都累透了，運動也進入另一階段。問她市民的態度，她先說因她支持運動，肯定有偏見；固然有反對或不關心的人，但就是不上街的，都曾固定地在晚上九時，走出露台，一起敲鐵匙以示支持，不少老人便是如此，整條街一時聲音雷動。荒謬的是，政府見此，竟呼籲人舉報這些敲鐵匙的人，罪名是噪音和滋擾之類，真有人因此被罰款。談了一會，雙腳太累，我就坐在她身旁的樓梯繼續談。商店的天花有兩層高，直通地面，故其他職員也從樓上探頭答話，或提提這位名為Nilay的店長一些英文字眼。

此時，原先在門口做訪問的女子也走下來了，問我關於博物館的問題，例如若然不知道小說，參觀還有意義嗎？我說，不至沒有，但一定少得多。她邊說邊抄，說了幾句，才知道這個叫Pinar的女子，原來不是職員，而是一個博士生，土耳其人，正在意大利讀書，因論文題目研究《純真博物館》，暑假就回來土耳其找資料，這段時間都在收集訪客的意見。說了幾句，又一女子走下來，名為Kiymet，是有份參與整個博物館計劃的藝術家，這幾天碰巧回館做事，高興地說，門口右邊的那個煙頭的展箱，就是她負責的，然後邊拿起店內有售的目錄冊The Innocence of Objects，邊為我講解。

三人和我繼續談，我也說了一些意見，如展箱間或有點重複，連帶也說起，其實來之前三天，才在香港一報章為《純真博物館》寫過文章。她們有點驚訝：“In Hong Kong?” 所以我之後說想為她們拍照時，她們便好奇地問，即是樣子會在香港出現？我也問了些不解之處，例如展品中何以沒有足球，因之前讀The Innocence of Objects時，知道常有小孩把球踢到博物館的後園，帕慕克說開幕時，便把其一放進展箱。

Kiymet即時回答，有啊，還是兩個，隨即翻開目錄冊，三十八號和七十三號兩個展箱便是。真有趣，因我心目中之足球，總是黑白那種，一時沒想起小孩子踢的，常常是橙橙黃黃的小膠波，也印證了何謂視而不見。那是下午二時許，四人都未吃飯，便一起去了就近的餐廳午膳繼續談，提及她們的背景，也說起抗爭的事，包括警察的暴力。之前有幾晚，因示威者從廣場一直向博物館方向逃走，警察追趕過來，她們便要在休館後留下多等個多小時才能離開。

Pinar跟我談起她的論文，說不同意我剛才訪問時說的，因其論文，正欲說明「純真博物館」是個可以完全脫離《純真博物館》而獨立存在的博物館，這個月來尤其有信心，因為有些訪客就算不知道小說，也因展品而讀出了城市的歷史，勾起了個人的回憶，人為了明白面前的東西，總會自製一些框架和敍述，所以反對我說，不知道小說的人會讀到較少東西。我的意見是，小說與博物館雖有各自的生命，但博物館其實不如小說之獨立，因博物館有明確的敍事，如一章章發展之設計，又大量引用小說原文，連帶似懂非懂地說起艾柯(Umberto Eco)一些文學理論。但未及解釋，其餘二人就說，帕慕克不久前才帶同艾柯參觀博物館。我說知道艾柯四月時到過伊斯坦堡與帕慕克對談，可惜網上錄影配了音，是我不懂的意大利文。但看過簡短文字稿，艾柯一貫風趣。

一起步行回去，與Pinar繼續在館外坐着談。臨行前她說，明年輪到帕慕克造訪意大利，跟艾柯對談，尚未向外公佈，但她已確知地點和日期，告訴了我。抄在筆記，有種好像知道秘密的喜悅，但也明知無緣前往。如是者，就過了在土耳其的第一個下午。

五天後，臨離開伊斯坦堡前的周六下午，我又再次從德心廣場開始，沿大街Istikal Caddesi一路走下，見聞又有不同。下回再續。

【下篇】

留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天是星期六，我又到了德心廣場。聞說周末晚上因假期關係，廣場會較熱鬧，警察也更緊張，會封閉部分地鐵站出入口。那天晚上，我將要乘夜車離開伊斯坦堡，故只能在下午到廣場看看。

周末下午，廣場人多，在「共和紀念碑」下賣麵包糠的人也由一個變成了四個。在底下坐了不久，就有人走過來靜靜兜售冒牌的名廠香水。走在繁華大街Istikal Caddesi，每隔幾分鐘就有警車和裝甲車在路中心經過，突然卻聽見遠處的一聲叫喊。

走近看，是三個年輕人，把報紙放在心口的人，在大街中心來回踱步，定時叫喊口號，高亢堅定。看起來像大學生，我走近問其中一人喊的是甚麼。他說，是叫人簽名要求總理埃爾多安(Erdogan)下台，收集簽名的攤位就在前面。我看了看報紙，又問他頭條說的是甚麼，連帶問他，繼續問問題會耽誤他嗎？他說，有更多外國人知道伊斯坦堡的現況也好，並謂他們有三個人派報紙，不要緊，便把我拉到街的一旁聊天。

這男子名叫Goksenin，是位考古學的碩士生。突然記起，便先問他德心廣場的「共和紀念碑」下給塗去的是甚麼？他說其中一句是詩，拿了我的筆記打算抄在上面，但瞄了瞄我在簿上畫的一個葫蘆立體，便笑說：“Ha, so you are drawing the cay.” Cay即茶，讀若搓，能使他認到我畫的東西，多少感到滿足。岔開一筆，旅行回港後，因請雷競璇先生做九龍城書節讀書會嘉賓，他說可討論其實頗有瑕疵的《茶的世界史》一書，便買了來看。書末附有〈茶的詞源考〉一文，說世上用來描述茶的名字可分te、cha和chai三類，然後逐一追溯其發展路線。英文的tea屬第一類te，中文的茶屬第二類cha。土耳其文的cay則屬第三類chai，盛行於歐亞大陸中心一帶。學者試圖解釋cha發展成chai之連繫，有說chai就是「茶葉」二字之壓縮，但其說不甚妥；亦有說chai與「齋」有關，看來更牽強。較可信的，則是chai乃受波斯語影響，經蒙古帝國傳遍歐亞大陸，唯後來聽雷先生說，第三類chai之分法實嫌多餘。

Goksenin把詩句抄在我畫的茶杯底下，語出土耳其詩人Turgat Uyar的 “Yokus Yola”。那晚回旅館上網查翻譯，詩題指的是“The Road Uphill”，頗符合德心廣場高峻的地勢。至於報紙頭條寫的，則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兩個月來，政府不斷誣衊抗爭，謂有幕後黑手在運動背後蠱惑人心，操控群眾。他們這群大學生卻認為，政府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操控傳媒，專橫暴力。問他詳情，他說，政府一直抺黑如高調支持示威的商人Ali Koc，指他煽風點火，因抗爭期間，他曾為示威者供應物資，並容許他們使用他位在廣場附近的酒店之廁所沖身。示威者被警察追捕，又能躲在酒店中。Goksenin笑言，警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走進大學捉人，卻不可走進酒店。我問，怎麼可能？他說，因那是私人物業，緊接的一句很有意思：“This is Turkey”。

以 “This is Turkey” 來解釋眼前荒謬事物，我在土耳其聽了三次，語氣幾乎一模一樣。第二次，是在小城艾華力(Ayvalik)對出的愛琴海上。船開了不久，跟一土耳其人說了句近乎廢話的寒暄：「這裏水質真好」。怎知他反駁說，內港的水已不怎樣了，然後遙指一小島，說有人竟在那名為Cunda的小島和艾華力之間起了一條馬路，水流為之大受影響。「怎麼可能？」我問。他聳聳肩說：“This is Turkey”。第三次在棉花堡（Pamukkale)，在途上偶遇一個滑翔傘教練，有緣跟他從天俯視滿山的白色石灰岩溶洞。有些白如棉花，有些卻已乾涸變色。他說，土耳其人也是這十幾年才懂得保護自然環境，以前不用入場費時，還會有人來燒烤的。「怎麼可能？」他便說：“This is Turkey”。

Goksenin說完 “This is Turkey”，繼續說土耳其近幾年之政事民生，尤其不滿於傳媒的封閉。最經典的，自然是警察走進格茲公園清場時，國際的CNN電視台直播警察與示威者之衝突，而土耳其的CNN台卻在播放一齣企鵝紀錄片。Goksenin恐妨土耳其會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過程中走上回頭路，才號召市民要求總理下台。說話時，身旁不斷有警察的裝甲車在大街來回巡邏，Goksenin說警察個幾月來就是這樣不斷威嚇市民。簽名運動看來無望，他卻充滿信心。

就在此時，另一位原先在派報紙的女子也走了過來。她名叫Uren，讀土耳其文學，問起她對帕慕克之意見，她有點不以為然，覺得帕慕克立場親美，又支持土耳其攻打敍利亞。我只知道包括帕慕克等七位作家，曾聯署要求聯合國制裁和介入敍利亞，但對事情之認識極少，近日才因生化武器的新聞而稍為關心。說起帕慕克，Goksenin語氣也略鄙夷，說帕慕克對抗爭的立場飄忽，到後段才公開支持示威者。我不清楚帕慕克最初之取態，只讀過他在《紐約客》的一篇聲援文章，態度鮮明；以帕慕克跟土耳其政府的關係，也似無支持他的理由。但三個派報紙的人有兩個被我扯走了，不太自在，為免耽誤就沒追問下去。跟二人道別，再走不久就看到收集簽名的攤位，大字寫着 “Hukumet Istifa”，即“Government to Resign”。那又何止是土耳其人的獨有要求。

沿大街走下，到達歷史悠久的「加拉塔沙雷學校」(Galatasaray Lycee)外之空地，又有另一批警車駐守。附近站着一個老伯，身前身後掛了寫滿字的紙牌。見一年青人細看牌上文字，便問他寫的是甚麼。他解釋，老伯是「阿列維派」(Alevi)的信徒，屬伊斯蘭教中一獨立教派，希望爭取更多自由。這大學生唸政治，跟他邊走邊談，他說起整個抗爭結集了不同議題，壓抑了的要求同時爆發，但前提都是覺得自由正逐步縮減。他對「正義與發展黨」(AKP)愛恨交纏，執政這十一年來，生活確有不少改善，不過發展下去卻充滿隱憂，好像推翻了先前的軍政府，卻慢慢變成另一個軍政府。我結果忘了問他的名字，但他沿路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幾次政變的歷史，亦說起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鄙視，政要不時公開取笑他們，例如會說，他們本來都是土耳其人，但後來移居山上，不小心“Kurd”一聲誤踏雪堆之中，便成了庫爾德人。跟這大學生分別，我便在傍晚回到旅館。

我沒有以偏概全的意慾，更深知旅途上遇見甚麼人，全是偶然所致，所以遇到有想法又有所關懷的人，總覺得特別慶幸。那些人是沒必要給我遇見的，但沒有他們，我所知道的「純真博物館」和大街就全不一樣。不論是社會運動還是藝術，這幾個人都認真投入其中，對本國的歷史、文化、藝術都有認識，然後以各自的媒介探尋真理，輾轉就把信息傳播到香港的報章上，如同早前在德心廣場靜立和站着讀書的人群，與異邦人相借力相影響。

到達伊斯坦堡時是大清早，雖是夏日，早上還有點清涼。離開則是晚上，跟巴士一起上了輪船，在深宵渡過了靜謐的馬摩拉海(Sea of Marmara)。巴士關了引擎，車上的人都渾渾噩噩地走到船邊，或抽煙、或聊天、或遠望。月亮低懸，海上的月影拉得修長，始知挪威畫家蒙克(Edvard Munch)畫的月光倒影雖然詭異，卻原來相當寫實。如是者，就過了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個晚上。

〈上篇〉：《明報》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下篇〉：《明報》　二○一三年九月一日

附錄：博物館與帕慕克 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html

烏普薩拉

【教堂】

位在瑞典東南的鳥普薩拉(Uppsala)，有一座大教堂，中央地上有一石刻：

"Immortalem Atlantica Mortalem Hic Cippus Testatur."

拉丁文寫的是：「此石見證朽而不朽的阿特蘭堤斯。」幾行不起眼的刻字，果然早給日子磨得圓潤；瑞典人曾以為國土就是阿特蘭堤斯的想法，倒很新鮮。二○○三年去瑞典讀書，在八月為交流生而設的導賞團，就已聽胖胖的導遊講解過這塊石刻。但那時英文不好，細節總是跟不上。要到一年後臨離開烏普薩拉前兩天，才最後一次走進教堂，把刻字抄在日記。

教堂最初是一點光，遠遠就在機場往宿舍的巴士途上看見。烏普薩拉地勢平坦，教堂又是城中最高的建築，外來者一眼就能辨知城市的中心，由是也可推斷，千山萬水之後，終於都到了。八月的陽光平均而放肆地灑在地上，教堂尖頂的銅皮反光，恍如插在蛋糕上修長的蠟燭剛剛點火，雖然細小，卻有儀式一般的重量。

跟導遊走出教堂，也去了烏普薩拉不同名勝。一次，兩個同學聽講時走到樹蔭，導遊便打趣說：“You will regret it in November”。到了十一月，教堂已從原初的興奮，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是我在下課之後、上班之前的歇息取暖之處。

【何希】

八月到埗，先用一個月上瑞典文班。瑞典文與德文接近，一撮德國同學有時未待老師講解經已曉得。班上近半的美國同學，則會用很美國的方法學習，譬如把瑞典文字母ö，稱做“Mickey Mouse”，因像有圓臉和雙耳。瑞典文固然不易，但有時不懂的其實是老師和同學的英文。快問快答，跟不上也不敢問。但慢慢卻發現，聽不懂的除了自己，還有一個西班牙人。他的英文比我更差。

他的名字是Jorge，頭髮捲曲，眼神誠懇，鼻音濃重，會為很小的事情笑很久很久。我因發不到西班牙文那震動舌頭的R音，初時沒法讀準他的名字中間的轉折。他一遍遍愈來愈慢地重複，我一遍遍愈來愈慢地讀錯。但正是他這堅持，使我慢慢也轉用中文名介紹自己，要別人發準廣東話讀音。

瑞典文課是愈來愈無望了。我和他一天比一天鬆懈，也覺得既然有一年時間，要學的話總有其他方法學懂。最後一週，更是與他坐在最後一排，他教我讀西班牙足球員的名字，我則把他的名字譯成「何希」寫下送給他，教他玩「天下太平」。他都喜歡。

他讀生物，所以九月以後不曾一起上課。但因為大家一樣清貧，一樣想賺錢去旅行，就常在酒吧工作時相見。十一月後，無事可做的寒夜愈來愈多，他就常為我煮飯，或用他的電腦一起看Simpsons學英文，或在窗邊看着蕭颯的天色，聽他用口音很重的英文安慰地說：“In this kind of weather, I feel especially good at home”。宿舍已悄悄有了家的地位，變成家鄉以外的另一個家。有時候，我們也會站在他牆上一大幅世界地圖前手比指劃，於寒冬盼望春日，在四壁之內設計四散的旅行路線。當時固然不會知道，有些狂想最後竟成事實，例如在夏天，一起走到挪威那天涯海角一般的Lofoten。但那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說旅程之後，會「回烏普薩拉」了。此後，「回烏普薩拉」就不再是路線的考量，而是情感的寄託。十年了，再次踏足瑞典的話，總是回，不是去。

【啤酒】

米奇老鼠ö時常出沒，因為瑞典人實在喜歡啤酒：Öl。十月開始，我用在餐廳和酒吧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上學的六倍。我選讀的傳媒課極空閒，一星期只有三個朝早上課，加起來不過五小時，其他時間多是自己看書和討論。工作就忙碌得多。

烏普薩拉的學生會規模龐大，依瑞典的地域劃分，共有十三個，稱為Nation，都有各自的建築物，有些建成於十九世紀，積木一般精緻，內有風格和面積不一的餐廰和酒吧，有的更有自己的球會、圖書館甚至墓地。瑞典學生有的依籍貫加入，交流生則隨喜好選擇。

我加入的Varmland Nation，就在教堂旁邊。最初負責洗碗洗杯，後來做過廚房、侍應和酒吧。Öl是啤酒的正稱，但在酒吧則多叫“Stor Stark”，直譯的話，前者是「大」，後者是「強」，一杯半升。為使酒量強大的國民飲酒沒那麼方便，瑞典政府規定酒精只能在名為Systembolaget的指定地點出售。其他如超級市場等，只能賣低濃度的啤酒，同學笑言，飲到膀胱出事還未醉。於是週末的酒吧，就成了盡興之所。五時上班預備，一起吃飯，七時開門，一時關門。把所有杯碟收拾洗好，所有桌椅叠起打掃，再全層撞熱水洗地，約在二時完工。然後所有工作了一夜的人，又在大廳一起吃飯談天，有時三四時才離開。也有不知何故氣氛不大好的日子，大家匆匆吃完就各散東西。

最冷的時候下班就慘了。戶外是零下二十幾度，我的單車鎖是二手便宜貨，間歇給冰封，便須一直站着用手磨擦、用口吹風，深夜呆呆地在風中等待，感受存在的荒謬。再踏半小時單車回家，地面因積雪而滑溜，卻偶有明淨的星空把你牢牢停下。洗澡就寢已是五時，因為太累，醒來通常是同日下午三時，太陽經已落下，吃點東西，又去上班。冬天曾有那麼一段日子，上班上得頻密，碰巧天氣又差，十多天沒見過太陽，心情鬱悶，也更明白為何北歐的自殺率一到冬天就飆升，為何宜家傢俬的貨品色彩如此鮮艷，為何瑞典會有英瑪褒曼了。

【森林】

我是離開瑞典幾年之後才接觸藝術電影的。事後固然覺得浪費，因為烏普薩拉正是褒曼出生之地，看他晚年特意返回取景的《芬尼與亞歷山大》，單是喪禮一場教堂的一個空鏡，便引發了我不成比例的感動。

在烏普薩拉看過最深刻的一部戲，則是Valborg後一晚的偶遇。Valborg是瑞典重要節慶，在四月最後一天。原來真有大地回春這件事，又原來烏普薩拉真有那麼多人，都像驚蟄一樣，湧到圖書館前的草坡，或歡呼，或野餐，或肆無忌憚地從早上開始爛醉。按照傳統，瑞典人手持像海軍那種白帽子，新生的帽子雪白，頭髮雪白的帽子霉黃，幾代人，等待圖書館露臺的演說結束，一起揮動帽子告別寒冬。只有經歷過北歐的冬天，才會明白瑞典人為何如此敬重太陽。春天一到，只要有陽光的地方就有人，都如待在岸上的海豹一般，心無旁騖地躺着曝曬。

Valborg玩了一整天，翌日下午，又決定與何希及德國女子Frauke和美國女子Kristen，一起提早吃晚飯，然後帶同睡袋，踏單車進近郊的森林過夜。何希說，那麼高興，不如邊吃飯邊看電影，還興奮地說，有一部電影的情調極之適合。煮好飯，圍住電腦。一看，竟然是《德州電鋸殺人狂》！情節都忘了，我卻深深記得，我們笑了二十秒才能吃飯。

但對比起電影，森林實在是平和而充滿生機。我們一直向南走，到了大湖Mälaren的北端，理論上可從那裏游到首都斯德哥爾摩。因為沒帶帳篷，我們便在湖邊的觀鳥臺底下過夜。對岸是綿密的樹林，有雀鳥棲居，但入夜後都安靜下來，偶然才看見幾片飛翔的黑影。幾個人拾了些柴枝在路旁生火，拿出水果，圍着談天。火總是耐看的，不覺把面烘得灼熱，就離開走走，偶見草上有東西走過，不是殺人狂，而是一隻野兔，停停跑跑，夜裏只餘下一雙發光的眼。難忘一個男子踏單車在深夜經過，停了在火堆旁，用瑞典文說了簡單一句：「很美啊。」

【阿特蘭堤斯】

那美麗的火堆是十年前生的，也熄了十年。在湖邊因微冷而睡得不穩的一覺，則給四時半的日出吵醒；朦朧中，對岸的樹林彷彿整個在拍翼呼叫，渴望離地遠去。巧合地與Kristen同時起來，就一起站在岸邊看鳥，看日出，看湖上淡紅的倒映，感受陽光的溫暖。她今次說的是英文：It’s so beautiful。

十年了，我與何希早就斷了聯絡，雖然大家都一定知道這間斷不代表甚麼。碰巧上星期有天晚上，收編輯電郵，約稿寫旅行。不期然找出公文袋，重讀在烏普薩拉寫的四本日記。忘了是在哪套戲，還是自己拼湊出來的一句對白：“It is where I was young”。

再查資料，阿特蘭堤斯原來是由柏拉圖提出的，攻打雅典不果，一天之內就沉到深海。但一旦成為神話，就有了不朽這特質。我又想起了教堂的石刻：瑞典果然就是阿特蘭堤斯，我也總算明白不朽的意義。


《字花》　二○一三年七月／第四十四期

*二零一八年後記：

文中提及烏普薩拉大教堂地上有一塊關於阿特蘭堤斯的刻石，但2018年重訪烏普薩拉，

發現沒有，嚇出一身汗，不知哪刻聽錯、抄錯或記錯。想來基督教堂提及阿特蘭堤斯，本來就不合理。

附錄：〈艾美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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